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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政才
帝王夺取天下好比摘人参果，你想吃，他想吃，大家都想吃，于是大家都想争取优先权。得了天下，做了皇上，就好比人参果到口。可是这果子今生今世也吃不完，它还可供子嗣世代享受。如此说来，人生易老而人参果不老，打天下的帝王君主不可能长命不衰，那么这使帝王享用不尽的王位就得传给后代儿孙。可古代帝王妻妾成群，儿孙也就多，而王位只有一个，到底传给谁，这一点不同帝王各有标准，但最要紧的，一是要传给自己最喜欢的、自己认为最可靠的人，二是要传给有能力保住这位子的人。为此，帝王们为这传位问题同样需要运筹算计。
人世间有各色人等，或有文韬，或有武略，然而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皇位继承人，那选择的标准恐怕主要是政才。比如魏武帝曹操，起初最爱小儿子曹冲。这曹冲也确实聪颖早慧，他7岁用船称象，语惊四座。9岁时巧用计谋，救了御马官一条性命，也史上留名。可惜神童早逝，这使父亲曹操大伤其心。曹冲死后，魏武帝曾一度把立嗣之心转移到文才颇盛的曹植身上。可曹植终因缺乏“深自砥砺”的工夫和“矫情自饰”的韬略，眼瞅着这太子宝座被哥哥曹丕不费吹灰之力给抢走了。想来以曹操的聪明和机诈，不会识不破曹丕的小小把戏，但曹操心里十分清楚，曹植虽然文才过人，可他的桀骜不驯和潇洒倜傥绝对守不住那众人觊觎的王位。曹操从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中得出一个结论：要想稳坐天下，必不可少的就是乔装打扮自己，要比别人做事更隐蔽，更多几个心眼。这是曹操对儿子的政才要求，而曹丕就具备这样的条件。
与曹操立嗣选择的坚定明确相比，汉高祖刘邦实在有点相形见绌。嫡长子刘盈的软弱儒文，刘邦比谁看得都清楚，作为一个创业皇帝，他本也知道自己需要怎样的接班人，所以他打心里喜欢与他性格相同的赵王如意，而不喜欢曾一度打算废掉的太子刘盈。但由于他的态度不如曹操明确，手段也不如曹操强硬，再加上吕后竭尽全力阻挠，致使刘邦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这一问题处理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常常使后人扼腕叹息。试设想，如果当初刘邦当机立断改立赵王如意，疏远外戚吕氏，那后来吕后的肆意专权和吕氏的篡权作乱还会发生吗？可是历史没办法假设，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
棋看两步
稍懂弈道的人都明白，下棋时每落一子至少要看到下面的两步以上。同理，有远见的帝王为皇室的长治久安考虑，在立嗣问题上常常想得很多，他们不仅虑及子辈，而且对孙辈也常常打定算盘，晋武帝司马炎就是如此。司马炎的儿子司马衷是个白痴，智商极低，在皇帝位子上闹出不少笑话。历史上最有名的是，臣下向他报告说某地因遭荒年百姓多被饿死，他却反问百姓“何不食肉糜”。这样的皇帝一遇政事便束手无策，那是可想而知的。但这白痴父亲却有个聪明过人的儿子，叫司马遹。一次宫中失火，晋武帝司马炎登高观望，年仅5岁的司马遹硬拉着皇帝爷爷躲入房中，说：“救火时仓猝之间，秩序混乱，皇上不可轻易暴露，要防备不测之事发生。”这话出自一个5岁小儿之口，可真是天生的皇帝坯子。司马炎就是考虑到傻儿子继位之后便是这个聪明的孙子继位，所以，为长远计，就决定由司马衷做皇位继承人。但是，司马炎死后，司马衷的妻子贾氏心狠手辣，由于司马遹非贾氏所生，所以贾氏先下手为强，捏造罪名，陷害司马遹致死。此后诸侯讨伐贾后，致使晋朝酿成连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西晋倾覆，晋武帝司马炎的计划未能实现。贾后干政，葬送西晋，这是晋武帝始料不及的。但他越过子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更远的孙子身上，也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了。
明太祖朱元璋与晋武帝司马炎出于同样的想法，只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孙辈的想法直截了当地予以实施了。朱元璋把帝位越过包括燕王朱棣在内的众多儿辈，直接传给了孙子朱允炆，很明显这一举动不是因为一时爱憎，而是为长远打算和考虑的。尽管朱允炆仅在位4年就被燕王推翻，没能用事实证明太祖与常人立嗣方法不同的正确性，但我们仍不得不正视古代帝王为永保江山，由司马炎、朱元璋们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思路的成败由多种因素构成，而思路本身却是一个永在的事实。
品行第一
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隋文帝杨坚对立嗣问题的考虑更加周到，顾忌也更多。首先，杨坚自觉地不与宫妃们生儿育女，只是有计划地和独孤皇后生有五子。五子虽出同母，但杨坚坚持长幼有序的规矩，先立长子杨勇为太子。后来见杨勇个人生活上不像自己那么检点，后宫多女宠，就果断改立“不近女色”、生活俭朴的次子杨广为太子。当然，隋文帝杨坚的不近女色是有他个人苦衷的。据载，杨坚称帝后曾爱上后宫中一位佳丽。杨坚召幸过几次，后来这消息传到独孤皇后耳朵里，一次独孤皇后趁杨坚不在时派人杀掉了这位薄命女。杨坚事后得知，他悲不自胜，单骑驰出宫门，径向荒郊野外跑去。后经尾随而来的大臣高干、杨素等人苦苦相劝，杨坚才在“我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的喟叹声中重返皇宫。物极必反，有为有志者常能做出一生中最不愿做的事情，日后杨坚的轻恋情、重社稷就是这样一个情结。经过这次情感磨炼，杨坚在日后统一天下的很长时间里，始终保持着克己俭朴的个人生活准则。自然，选立太子他也坚持以此为重要尺度，废杨勇改立杨广时，他就是这么考虑的。隋炀帝杨广身后为万人唾骂，是家喻户晓的荒淫无道的坏皇帝典型，但在他被立为太子的时候，杨广不仅不近女色，厚以待人，生活节俭，而且天赋甚高，文笔极好，统兵将将无所不能。他不满20岁时就做了行军元帅，指挥由六合一方面的军队，节制其他各方面军事长官，连宿将杨素都受他管辖。人是受各方面条件制约和影响的，隋炀帝也不例外。文帝杨坚选立杨广为继承人，无疑是经过反复考虑的。隋炀帝后来断送隋王朝，并不能因此就断定杨坚择非其人，隋文帝在立嗣问题上仍然显示出他不同于常人的心术。
立嗣问题上，古代帝王们常常把品行放在第一位，这在我们这个道德冠天下的国度里实在是不争的事实。此种事实完全应该当做一般现象对待，所以例子便不用多举了。
排除宗室之外的威胁
皇帝选立太子，对入选对象有种种要求，因为这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基业问题。但立嗣也往往受各种条件制约，有心计的老皇帝不仅注意太子本人的自身条件，而且对太子身边的顾命大臣也要选配得当。一个好汉三个帮，将来太子要掌管天下，身边的忠臣良将智多星虽不能少，但对有可能对幼主造成威胁的也必预先除之而后快。像唐太宗李世民，起初把长子李承乾立为太子，谁知李承乾继承娘舅突厥氏的粗鲁野蛮的种性，剽悍不驯，他在几乎所有场合都穿突厥服，行突厥礼，说突厥语，行为放荡不羁。后来竟发展到勾结叔叔李元昌等人密谋造反，事发后被贬为庶人，徙往边地黔州。除李承乾外，唐太宗喜欢的另一个儿子是李泰。贞观二年，唐太宗封李泰为越王，扬州大都督，十一年加封为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之后，唐太宗又给过李泰许多荣誉。照常理发展，在李承乾被废后，李泰的立嗣当不成问题。可李泰虽然聪明英武，但耐心差了点儿，没等到帝位到手，就犯罪被贬为东莱郡王。两次立嗣失败，对唐太宗打击颇大，于是由刚强转柔弱，这次他改立的是以宽仁著称的九子李治。 以太宗的为人，他所喜欢的应是“英果类我”者，而李治的懦弱在立嗣之后不久就被太宗发现了。但经李治的舅父、老臣长孙无忌的劝说，李治最终还是做稳了太子。太宗不再易储，又要稳保帝业，所以他就不能不在辅佐大臣身上下工夫。想来想去，觉得宠臣李世绩工于心计又忠于朝廷，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李世绩即《隋唐演义》里的徐茂公，原名徐世绩，曾是瓦岗军首领翟让的部下，翟让被杀后转隶于李密。后来李密投降大唐，徐世绩再次跻身做了唐室的顺臣。他之所以被唐太宗看作是辅佐李治的最佳人选，这与他本人善察时变大有关系，比如他能洞察李氏父子的为人特点，并且很好地处理自己与新旧主人的各种关系。李氏父子对他不但不疑，反赐姓李，倍加重用。李世民厚待李世绩，当然也有他自己的算计。他知道太子李治于李世绩无任何恩义，况且李治生性怯懦，没有铁鞭驭马的气派和胆识，而历史上旧主谢世权臣谋反的先例有的是。唐太宗李世民也生怕自己归天后，软弱的李治驾驭不了功高望重的李世绩，所以，李世民去世前就先自把李世绩贬斥放逐了。按照李世民的想法，这是为太子坐稳江山而必须扫清的一个障碍。
爱屋及乌
皇帝选储立嗣时，皇后与皇帝的关系因素也十分重要。像东汉光武帝刘秀，易储前先易皇后，易皇后成为下一步易储的一个明确信号。原来，光武帝刘秀在起兵反莽的第二年，就娶了家乡有名的美女阴丽华。之后，刘秀被绿林军首领刘玄派往河北安抚收编地方武装，遭到自称是皇室后裔王朗的通缉。刘秀为败王朗，前往争取占据真定的真定王刘扬。刘扬乃是汉景帝的七世孙，且拥兵10万。但刘扬向刘秀提出条件，就是刘秀与其外甥女郭圣通成婚，他才肯出兵。为大业着想，刘秀只好娶了郭圣通。郭圣通也真争气，第一胎就给刘秀生了个儿子。母以子贵，再加上刘扬的势力强大，刘秀称王后，正式册封郭圣通为皇后，立郭所生儿子刘疆为太子。而阴丽华只能屈居为贵人。之后，阴丽华也为刘秀生了儿子，取名刘阳。这一下就使刘秀心中的天平不得不发生倾斜，因为他本来就喜欢阴丽华，再加上刘阳明显比刘疆有才干，刘秀渐渐滋生了易储的念头。
皇帝的举手投足，周围人看得十分清楚。刘疆本人也意识到了面临的危机，他整日忧心忡忡，难以自安，而郭皇后更是想不明白，她认为要不是舅舅刘扬，你刘秀能做上皇帝？心里想的难免表现出来，这时刘秀就趁机以“怀势怨怼，数违教令，不能抚循他子，训长异室”为由，废除了郭圣通，改立阴丽华为后。
很明显，刘秀醉翁之意不在酒，手下大臣自然明白。皇家教习郅恽对刘秀的意思心领神会，他先提议加封郭圣通次子刘辅为中山王，增加中山王的封地，淡化一下“废后”的实际意图。之后又苦口婆心地劝谏刘疆：“久处疑位，上违孝道，下近危殆”，“《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太子宜因左右诸皇子引愆退身，奉养母氏，以明圣教，不背所生”。刘疆听了郅恽的分析，只好接二连三主动向父皇申请让位，并托请他人劝说皇上。刘秀在表演了一番推让不允之后，就表示接受请求，于建武十九年改封刘疆为东海王，立刘阳为皇太子。
帝王夺取天下好比摘人参果，你想吃，他想吃，大家都想吃，于是大家都想争取优先权。得了天下，做了皇上，就好比人参果到口。可是这果子今生今世也吃不完，它还可供子嗣世代享受。如此说来，人生易老而人参果不老，打天下的帝王君主不可能长命不衰，那么这使帝王享用不尽的王位就得传给后代儿孙。可古代帝王妻妾成群，儿孙也就多，而王位只有一个，到底传给谁，这一点不同帝王各有标准，但最要紧的，一是要传给自己最喜欢的、自己认为最可靠的人，二是要传给有能力保住这位子的人。为此，帝王们为这传位问题同样需要运筹算计。
人世间有各色人等，或有文韬，或有武略，然而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皇位继承人，那选择的标准恐怕主要是政才。比如魏武帝曹操，起初最爱小儿子曹冲。这曹冲也确实聪颖早慧，他7岁用船称象，语惊四座。9岁时巧用计谋，救了御马官一条性命，也史上留名。可惜神童早逝，这使父亲曹操大伤其心。曹冲死后，魏武帝曾一度把立嗣之心转移到文才颇盛的曹植身上。可曹植终因缺乏“深自砥砺”的工夫和“矫情自饰”的韬略，眼瞅着这太子宝座被哥哥曹丕不费吹灰之力给抢走了。想来以曹操的聪明和机诈，不会识不破曹丕的小小把戏，但曹操心里十分清楚，曹植虽然文才过人，可他的桀骜不驯和潇洒倜傥绝对守不住那众人觊觎的王位。曹操从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中得出一个结论：要想稳坐天下，必不可少的就是乔装打扮自己，要比别人做事更隐蔽，更多几个心眼。这是曹操对儿子的政才要求，而曹丕就具备这样的条件。
与曹操立嗣选择的坚定明确相比，汉高祖刘邦实在有点相形见绌。嫡长子刘盈的软弱儒文，刘邦比谁看得都清楚，作为一个创业皇帝，他本也知道自己需要怎样的接班人，所以他打心里喜欢与他性格相同的赵王如意，而不喜欢曾一度打算废掉的太子刘盈。但由于他的态度不如曹操明确，手段也不如曹操强硬，再加上吕后竭尽全力阻挠，致使刘邦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这一问题处理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常常使后人扼腕叹息。试设想，如果当初刘邦当机立断改立赵王如意，疏远外戚吕氏，那后来吕后的肆意专权和吕氏的篡权作乱还会发生吗？可是历史没办法假设，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
棋看两步
稍懂弈道的人都明白，下棋时每落一子至少要看到下面的两步以上。同理，有远见的帝王为皇室的长治久安考虑，在立嗣问题上常常想得很多，他们不仅虑及子辈，而且对孙辈也常常打定算盘，晋武帝司马炎就是如此。司马炎的儿子司马衷是个白痴，智商极低，在皇帝位子上闹出不少笑话。历史上最有名的是，臣下向他报告说某地因遭荒年百姓多被饿死，他却反问百姓“何不食肉糜”。这样的皇帝一遇政事便束手无策，那是可想而知的。但这白痴父亲却有个聪明过人的儿子，叫司马遹。一次宫中失火，晋武帝司马炎登高观望，年仅5岁的司马遹硬拉着皇帝爷爷躲入房中，说：“救火时仓猝之间，秩序混乱，皇上不可轻易暴露，要防备不测之事发生。”这话出自一个5岁小儿之口，可真是天生的皇帝坯子。司马炎就是考虑到傻儿子继位之后便是这个聪明的孙子继位，所以，为长远计，就决定由司马衷做皇位继承人。但是，司马炎死后，司马衷的妻子贾氏心狠手辣，由于司马遹非贾氏所生，所以贾氏先下手为强，捏造罪名，陷害司马遹致死。此后诸侯讨伐贾后，致使晋朝酿成连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西晋倾覆，晋武帝司马炎的计划未能实现。贾后干政，葬送西晋，这是晋武帝始料不及的。但他越过子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更远的孙子身上，也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了。
明太祖朱元璋与晋武帝司马炎出于同样的想法，只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孙辈的想法直截了当地予以实施了。朱元璋把帝位越过包括燕王朱棣在内的众多儿辈，直接传给了孙子朱允炆，很明显这一举动不是因为一时爱憎，而是为长远打算和考虑的。尽管朱允炆仅在位4年就被燕王推翻，没能用事实证明太祖与常人立嗣方法不同的正确性，但我们仍不得不正视古代帝王为永保江山，由司马炎、朱元璋们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思路的成败由多种因素构成，而思路本身却是一个永在的事实。
品行第一
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隋文帝杨坚对立嗣问题的考虑更加周到，顾忌也更多。首先，杨坚自觉地不与宫妃们生儿育女，只是有计划地和独孤皇后生有五子。五子虽出同母，但杨坚坚持长幼有序的规矩，先立长子杨勇为太子。后来见杨勇个人生活上不像自己那么检点，后宫多女宠，就果断改立“不近女色”、生活俭朴的次子杨广为太子。当然，隋文帝杨坚的不近女色是有他个人苦衷的。据载，杨坚称帝后曾爱上后宫中一位佳丽。杨坚召幸过几次，后来这消息传到独孤皇后耳朵里，一次独孤皇后趁杨坚不在时派人杀掉了这位薄命女。杨坚事后得知，他悲不自胜，单骑驰出宫门，径向荒郊野外跑去。后经尾随而来的大臣高干、杨素等人苦苦相劝，杨坚才在“我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的喟叹声中重返皇宫。物极必反，有为有志者常能做出一生中最不愿做的事情，日后杨坚的轻恋情、重社稷就是这样一个情结。经过这次情感磨炼，杨坚在日后统一天下的很长时间里，始终保持着克己俭朴的个人生活准则。自然，选立太子他也坚持以此为重要尺度，废杨勇改立杨广时，他就是这么考虑的。隋炀帝杨广身后为万人唾骂，是家喻户晓的荒淫无道的坏皇帝典型，但在他被立为太子的时候，杨广不仅不近女色，厚以待人，生活节俭，而且天赋甚高，文笔极好，统兵将将无所不能。他不满20岁时就做了行军元帅，指挥由六合一方面的军队，节制其他各方面军事长官，连宿将杨素都受他管辖。人是受各方面条件制约和影响的，隋炀帝也不例外。文帝杨坚选立杨广为继承人，无疑是经过反复考虑的。隋炀帝后来断送隋王朝，并不能因此就断定杨坚择非其人，隋文帝在立嗣问题上仍然显示出他不同于常人的心术。
立嗣问题上，古代帝王们常常把品行放在第一位，这在我们这个道德冠天下的国度里实在是不争的事实。此种事实完全应该当做一般现象对待，所以例子便不用多举了。
排除宗室之外的威胁
皇帝选立太子，对入选对象有种种要求，因为这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基业问题。但立嗣也往往受各种条件制约，有心计的老皇帝不仅注意太子本人的自身条件，而且对太子身边的顾命大臣也要选配得当。一个好汉三个帮，将来太子要掌管天下，身边的忠臣良将智多星虽不能少，但对有可能对幼主造成威胁的也必预先除之而后快。像唐太宗李世民，起初把长子李承乾立为太子，谁知李承乾继承娘舅突厥氏的粗鲁野蛮的种性，剽悍不驯，他在几乎所有场合都穿突厥服，行突厥礼，说突厥语，行为放荡不羁。后来竟发展到勾结叔叔李元昌等人密谋造反，事发后被贬为庶人，徙往边地黔州。除李承乾外，唐太宗喜欢的另一个儿子是李泰。贞观二年，唐太宗封李泰为越王，扬州大都督，十一年加封为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之后，唐太宗又给过李泰许多荣誉。照常理发展，在李承乾被废后，李泰的立嗣当不成问题。可李泰虽然聪明英武，但耐心差了点儿，没等到帝位到手，就犯罪被贬为东莱郡王。两次立嗣失败，对唐太宗打击颇大，于是由刚强转柔弱，这次他改立的是以宽仁著称的九子李治。 以太宗的为人，他所喜欢的应是“英果类我”者，而李治的懦弱在立嗣之后不久就被太宗发现了。但经李治的舅父、老臣长孙无忌的劝说，李治最终还是做稳了太子。太宗不再易储，又要稳保帝业，所以他就不能不在辅佐大臣身上下工夫。想来想去，觉得宠臣李世绩工于心计又忠于朝廷，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李世绩即《隋唐演义》里的徐茂公，原名徐世绩，曾是瓦岗军首领翟让的部下，翟让被杀后转隶于李密。后来李密投降大唐，徐世绩再次跻身做了唐室的顺臣。他之所以被唐太宗看作是辅佐李治的最佳人选，这与他本人善察时变大有关系，比如他能洞察李氏父子的为人特点，并且很好地处理自己与新旧主人的各种关系。李氏父子对他不但不疑，反赐姓李，倍加重用。李世民厚待李世绩，当然也有他自己的算计。他知道太子李治于李世绩无任何恩义，况且李治生性怯懦，没有铁鞭驭马的气派和胆识，而历史上旧主谢世权臣谋反的先例有的是。唐太宗李世民也生怕自己归天后，软弱的李治驾驭不了功高望重的李世绩，所以，李世民去世前就先自把李世绩贬斥放逐了。按照李世民的想法，这是为太子坐稳江山而必须扫清的一个障碍。
爱屋及乌
皇帝选储立嗣时，皇后与皇帝的关系因素也十分重要。像东汉光武帝刘秀，易储前先易皇后，易皇后成为下一步易储的一个明确信号。原来，光武帝刘秀在起兵反莽的第二年，就娶了家乡有名的美女阴丽华。之后，刘秀被绿林军首领刘玄派往河北安抚收编地方武装，遭到自称是皇室后裔王朗的通缉。刘秀为败王朗，前往争取占据真定的真定王刘扬。刘扬乃是汉景帝的七世孙，且拥兵10万。但刘扬向刘秀提出条件，就是刘秀与其外甥女郭圣通成婚，他才肯出兵。为大业着想，刘秀只好娶了郭圣通。郭圣通也真争气，第一胎就给刘秀生了个儿子。母以子贵，再加上刘扬的势力强大，刘秀称王后，正式册封郭圣通为皇后，立郭所生儿子刘疆为太子。而阴丽华只能屈居为贵人。之后，阴丽华也为刘秀生了儿子，取名刘阳。这一下就使刘秀心中的天平不得不发生倾斜，因为他本来就喜欢阴丽华，再加上刘阳明显比刘疆有才干，刘秀渐渐滋生了易储的念头。
皇帝的举手投足，周围人看得十分清楚。刘疆本人也意识到了面临的危机，他整日忧心忡忡，难以自安，而郭皇后更是想不明白，她认为要不是舅舅刘扬，你刘秀能做上皇帝？心里想的难免表现出来，这时刘秀就趁机以“怀势怨怼，数违教令，不能抚循他子，训长异室”为由，废除了郭圣通，改立阴丽华为后。
很明显，刘秀醉翁之意不在酒，手下大臣自然明白。皇家教习郅恽对刘秀的意思心领神会，他先提议加封郭圣通次子刘辅为中山王，增加中山王的封地，淡化一下“废后”的实际意图。之后又苦口婆心地劝谏刘疆：“久处疑位，上违孝道，下近危殆”，“《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太子宜因左右诸皇子引愆退身，奉养母氏，以明圣教，不背所生”。刘疆听了郅恽的分析，只好接二连三主动向父皇申请让位，并托请他人劝说皇上。刘秀在表演了一番推让不允之后，就表示接受请求，于建武十九年改封刘疆为东海王，立刘阳为皇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