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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斌,29岁。山东博兴汉子。现在北京经营一家属于自己的雕塑工作室。十三年前,就跨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投奔京城里有个雕塑工队的本家叔叔。当时的他,和京城里无数个民工一样,除了希望,一无所有。
袁文斌:“剪票口一出来,感觉到北京站以前的特别多的霓虹灯,大城市大都会嘛,这就是北京,太好了。”
然而,一走进叔叔的工队所在地通县,刚兴奋不久的袁文斌开始失望了。
袁文斌:“这不是农村吗,还不如我们县城,刚开始感觉挺好的,最后怎么是这样呢。”
通县位于北京的东郊,当然不能同袁文斌看到的繁华市区相比。而叔叔的雕塑工队正是在这个偏僻的地方,袁文斌渴望城市的心感到一阵失落。安排工作时,从没接触过雕塑的袁文斌被分为小工,从给人端盆洗盆和泥巴开始做起。一个月只有一百块钱。
袁文斌:“那时候我16、17岁正是能吃的时候,几个月下来以后,觉得自己兜里的钱也不多了,叫到外边的自由市场买了蒜,几毛钱一斤,或者是自己买几个馒头。”
生活艰苦可以不说,别人的白眼让袁文斌心里更难受。当时,工队里领班的大工怕袁文斌学会手艺抢自己饭碗。
袁文斌:“他不让我学上石膏,当时年轻吗,一气之下说了一句很傲的话,我说我不可能翻石膏,我一定要跟老师一样,我要玩泥巴。”
一个不让学,一个偏要学。做雕塑必须先要会焊架子,袁文斌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电焊。
袁文斌:“当时看了一下午,晚上眼睛就疼,睡不着觉,眼睛里面像灌了铁沙子一样,趴在床上,弓着腰,两只手捂着眼睛,流了一晚上的泪。”
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 刘少国:“我们叫眼里面有活。比方说,雕塑做了一个多小时的,北方比较干燥,他就马上给你喷水,保持泥塑的湿润性。 ”
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 刘少国:“这个时候我跟他讲,你可能需要到美院去学一学。”
袁文斌:“我觉得必须要上学了,你干小工一辈子有什么出息。来到北京了要圆自己的梦。”
喜欢上雕塑的袁文斌梦想着通过上艺术院校进修来改变命运。于是,95年中央工艺美院里的雕塑制作专业招进修生时,20岁的袁文斌坐不住了。
袁文斌:“白天晚上有活人家不加班,我也加班,因为我觉得我要上学,我要多挣钱呀。
可进修的学费,又怎能是一个小民工能够轻易拿出的?”
袁文斌:“我自己攒了七八百元钱,再说我还有从老家一起来的,我就跟他们借了点不到1500元钱。不够,学费是3500元钱。”
无奈之下,袁文斌只有向叔叔张口借钱,但叔叔并不赞同他的想法。
袁文斌:“当时从小庄坐382(公交车)。车票是八毛多钱,他坐在前面,我没钱,我以为他能给我买票呢,到下车的时候,人家售票员把我喊住了要查票,他只有买他的一张票。车上人觉得咱穿的破烂的,是农村的孩子,人家都是蔑视的眼光看你……”
袁文斌:“我觉得钱非常重要,在大城市里没有钱寸步难行。所以说我上学的愿望更强烈了。”
只有靠自己,袁文斌不再开口向任何人借钱。可是眼看离招生期限快到了,剩下的1000多怎么办呢?袁文斌只能豁出去了。
袁文斌的昔日工友 木海勇:“他准备上学,没有钱上学,然后去卖血。”
袁文斌:“马上再有两三天就不招生了,我很着急,正好学校有义务献血,我就自告奋勇说我去。听说能拿1200,那对我可是钱呀。”
仗着年轻力壮,袁文斌用卖血的钱凑够了学费。
袁文斌:“血站那边给了我们吃的,两个鸡蛋,一个面包,一包榨菜,那是我在北京吃的最好的。”
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 刘少国:“后来才知道,事后听说他卖血这个事,我当时,有点复杂,有点难受。应该可以想想别的办法,跟我们讲一讲,大家可以帮一帮。”
就这样,不甘心只做民工的袁文斌靠自己迈进了梦寐以求的艺术学府。学校的住宿费太贵,他就和叔叔商量,住到工队的工棚里,课余时间用打工换每个月200块钱的房租。开始了半公半读的生活。可叔侄的感情却依然没有缓和,只有另一个叔叔的关心带给他一丝温暖。
就这样,日子穷苦而平静地过去。三年进修快要结束了,98年毕业时的那个秋天,23岁的他在一次同学聚会上遇到了现在的妻子,新疆姑娘胡媛。甜蜜的爱情给他6年的流浪生活带来少有的温暖,但同时也消磨了他创业的锐气。
袁文斌:“毕业以后,心气很高了,小活儿不愿意干,大活呢接不着。”
袁文斌的妻子 胡媛:“状态比较低沉,主要的经济来源都靠我。”
三个月之后,袁文斌再也呆不住了。他开始动手,靠给自己和妻子做雕像来打发日子。
这半年的现实生活大大打击了袁文斌的心高气傲。他开始频繁地打电话找生意,联系学校的老师和客户。不管大小,只要能挣钱。终于,99年的春天,老师给他介绍了毕业后的第一单生意,舞剧《大漠敦煌》剧组的一批道具。
胡媛:“我们当时都很高兴。袁文斌他肯定比我还高兴,他觉得可以接活,养家糊口了。”
袁文斌:“价格也不高,两三万。”
为了省去60块钱一天请小工的费用,妻子辞去工作,给丈夫干起了小工。
胡媛:“三天之后我就辞职了然后全身心投入工作。”
袁文斌:“一个女孩子,就干这种卖力气的活,反正心里更不舒服。”
两人相依为命,认真地做完了第一笔生意。拿到工钱后,夫妻俩高兴地买了第一部家电——14寸的小电视。2000年,两人在北京通县开了自己的一家小工作室。而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和无数住宅小区的出现,袁文斌看到了雕塑在城市环境建设中的巨大潜力。
袁文斌:“我做的雕塑是跟城市雕塑结合的,跟环境结合的。市场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
并且他开始大胆采用在雕塑中很少出现的砂岩材料来代替石雕。
与市场的主动配合,对雕塑材料的熟悉和大胆尝试,再加上美院进修时练下的手艺,使袁文斌在雕塑市场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客户。01年他的工作室雇了七个小工,运作开始走上正轨。平均年收入几十万。今年8月份,他又接了一笔生意,2004年长城国际巨星演唱会,客户订制了200个布置会场的兵马俑,制作时限是10天。价钱是20万。可他说,这不算大生意。 成家,立业,今天的袁文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不再漂泊,不再是那个贫穷的少年。十三年,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袁文斌:“剪票口一出来,感觉到北京站以前的特别多的霓虹灯,大城市大都会嘛,这就是北京,太好了。”
然而,一走进叔叔的工队所在地通县,刚兴奋不久的袁文斌开始失望了。
袁文斌:“这不是农村吗,还不如我们县城,刚开始感觉挺好的,最后怎么是这样呢。”
通县位于北京的东郊,当然不能同袁文斌看到的繁华市区相比。而叔叔的雕塑工队正是在这个偏僻的地方,袁文斌渴望城市的心感到一阵失落。安排工作时,从没接触过雕塑的袁文斌被分为小工,从给人端盆洗盆和泥巴开始做起。一个月只有一百块钱。
袁文斌:“那时候我16、17岁正是能吃的时候,几个月下来以后,觉得自己兜里的钱也不多了,叫到外边的自由市场买了蒜,几毛钱一斤,或者是自己买几个馒头。”
生活艰苦可以不说,别人的白眼让袁文斌心里更难受。当时,工队里领班的大工怕袁文斌学会手艺抢自己饭碗。
袁文斌:“他不让我学上石膏,当时年轻吗,一气之下说了一句很傲的话,我说我不可能翻石膏,我一定要跟老师一样,我要玩泥巴。”
一个不让学,一个偏要学。做雕塑必须先要会焊架子,袁文斌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电焊。
袁文斌:“当时看了一下午,晚上眼睛就疼,睡不着觉,眼睛里面像灌了铁沙子一样,趴在床上,弓着腰,两只手捂着眼睛,流了一晚上的泪。”
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 刘少国:“我们叫眼里面有活。比方说,雕塑做了一个多小时的,北方比较干燥,他就马上给你喷水,保持泥塑的湿润性。 ”
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 刘少国:“这个时候我跟他讲,你可能需要到美院去学一学。”
袁文斌:“我觉得必须要上学了,你干小工一辈子有什么出息。来到北京了要圆自己的梦。”
喜欢上雕塑的袁文斌梦想着通过上艺术院校进修来改变命运。于是,95年中央工艺美院里的雕塑制作专业招进修生时,20岁的袁文斌坐不住了。
袁文斌:“白天晚上有活人家不加班,我也加班,因为我觉得我要上学,我要多挣钱呀。
可进修的学费,又怎能是一个小民工能够轻易拿出的?”
袁文斌:“我自己攒了七八百元钱,再说我还有从老家一起来的,我就跟他们借了点不到1500元钱。不够,学费是3500元钱。”
无奈之下,袁文斌只有向叔叔张口借钱,但叔叔并不赞同他的想法。
袁文斌:“当时从小庄坐382(公交车)。车票是八毛多钱,他坐在前面,我没钱,我以为他能给我买票呢,到下车的时候,人家售票员把我喊住了要查票,他只有买他的一张票。车上人觉得咱穿的破烂的,是农村的孩子,人家都是蔑视的眼光看你……”
袁文斌:“我觉得钱非常重要,在大城市里没有钱寸步难行。所以说我上学的愿望更强烈了。”
只有靠自己,袁文斌不再开口向任何人借钱。可是眼看离招生期限快到了,剩下的1000多怎么办呢?袁文斌只能豁出去了。
袁文斌的昔日工友 木海勇:“他准备上学,没有钱上学,然后去卖血。”
袁文斌:“马上再有两三天就不招生了,我很着急,正好学校有义务献血,我就自告奋勇说我去。听说能拿1200,那对我可是钱呀。”
仗着年轻力壮,袁文斌用卖血的钱凑够了学费。
袁文斌:“血站那边给了我们吃的,两个鸡蛋,一个面包,一包榨菜,那是我在北京吃的最好的。”
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 刘少国:“后来才知道,事后听说他卖血这个事,我当时,有点复杂,有点难受。应该可以想想别的办法,跟我们讲一讲,大家可以帮一帮。”
就这样,不甘心只做民工的袁文斌靠自己迈进了梦寐以求的艺术学府。学校的住宿费太贵,他就和叔叔商量,住到工队的工棚里,课余时间用打工换每个月200块钱的房租。开始了半公半读的生活。可叔侄的感情却依然没有缓和,只有另一个叔叔的关心带给他一丝温暖。
就这样,日子穷苦而平静地过去。三年进修快要结束了,98年毕业时的那个秋天,23岁的他在一次同学聚会上遇到了现在的妻子,新疆姑娘胡媛。甜蜜的爱情给他6年的流浪生活带来少有的温暖,但同时也消磨了他创业的锐气。
袁文斌:“毕业以后,心气很高了,小活儿不愿意干,大活呢接不着。”
袁文斌的妻子 胡媛:“状态比较低沉,主要的经济来源都靠我。”
三个月之后,袁文斌再也呆不住了。他开始动手,靠给自己和妻子做雕像来打发日子。
这半年的现实生活大大打击了袁文斌的心高气傲。他开始频繁地打电话找生意,联系学校的老师和客户。不管大小,只要能挣钱。终于,99年的春天,老师给他介绍了毕业后的第一单生意,舞剧《大漠敦煌》剧组的一批道具。
胡媛:“我们当时都很高兴。袁文斌他肯定比我还高兴,他觉得可以接活,养家糊口了。”
袁文斌:“价格也不高,两三万。”
为了省去60块钱一天请小工的费用,妻子辞去工作,给丈夫干起了小工。
胡媛:“三天之后我就辞职了然后全身心投入工作。”
袁文斌:“一个女孩子,就干这种卖力气的活,反正心里更不舒服。”
两人相依为命,认真地做完了第一笔生意。拿到工钱后,夫妻俩高兴地买了第一部家电——14寸的小电视。2000年,两人在北京通县开了自己的一家小工作室。而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和无数住宅小区的出现,袁文斌看到了雕塑在城市环境建设中的巨大潜力。
袁文斌:“我做的雕塑是跟城市雕塑结合的,跟环境结合的。市场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
并且他开始大胆采用在雕塑中很少出现的砂岩材料来代替石雕。
与市场的主动配合,对雕塑材料的熟悉和大胆尝试,再加上美院进修时练下的手艺,使袁文斌在雕塑市场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客户。01年他的工作室雇了七个小工,运作开始走上正轨。平均年收入几十万。今年8月份,他又接了一笔生意,2004年长城国际巨星演唱会,客户订制了200个布置会场的兵马俑,制作时限是10天。价钱是20万。可他说,这不算大生意。 成家,立业,今天的袁文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不再漂泊,不再是那个贫穷的少年。十三年,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