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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汶川地震发生已经一月时间，惊魂甫定的国人在经历一场场心灵震撼之后，开始思考，重建汶川需要如何行动。
让我们从突变之初的高层、灾难中的民众以及地震后迅速集结的几十万志愿者这三大利益攸关者的行动力来寻找汶川重建的希望和方向。
由此，本刊三位特约撰稿人将从各自专业化的视角，给出他们的判断。他们是——
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陈海春教授；北京大学心理系谢晓非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钟开斌博士。
摆在人们面前的是，要将个人的魅力变为组织的魅力，要将一时的魅力变为长久的魅力，要将顶层的魅力变成基层的魅力。只有更多的基础领导者成为有魅力的领导者，只有人们的视线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基层领导者的身上，家园重建才能更有希望。
危机中的领导魅力
■陈海春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给灾区人民带来了灾难，在这场灾难中，中国各级政府领导者有效和出色的应对，赢得了国内外一致好评。如果从领导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高层领导在这场灾难中的领导行为和领导方式，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总书记：坚毅、镇定
胡锦涛总书记是这场抗震救灾战役的最高统帅，他以其镇定、坚毅的领导风格，始终掌控着抗灾全局。
5月12日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连夜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5月15日，常委会再一次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两次会议都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两次会议强调，灾区各级党委、政府和中央各有关部门一定要紧急行动起来，把抗震救灾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尽最大努力把地震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大力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百折不挠，共同夺取抗震救灾斗争的胜利。胡锦涛对解放军下达了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确保灾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解放军总参谋部立即发出指示，要求成都军区、空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胡锦涛主席的重要指示，迅速组织灾区驻军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最大限度减少损失。正是有了这些快速反应的10万铁军进入灾区，才使得被救出来的群众更多一些。
胡锦涛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是5月16日上午他来到四川绵阳，接替在第一线连续工作三天三夜的温家宝。在南郊机场上，胡锦涛走下舷梯后即快步来到温家宝面前，伸出双手与他长时间紧紧相握。胡锦涛和温家宝两人并肩前行的照片向世人昭示，党和国家领导层之间的信任、理解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之源。在机场的会议室里，胡锦涛向温家宝详细了解情况，旋即直奔受灾重地北川县。他说，抗震救灾工作已全面展开，正有力有序有效地进行，但面临的挑战仍然十分严峻，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而且时间非常紧迫。现在仍要把挽救人的生命作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同时要抓好伤员的救治，抓好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恢复，解决好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问题。
胡锦涛和温家宝以其独特的魅力折服了世界，也赢得了国人的认可。不仅如此，这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如此迅速且一致地团结在一起，所有的政治局常委都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外出访的政治局委员中断行程返回。
总理：真诚、动情
毫无疑问，温家宝总理是这次大地震中耀眼的中国领导人。正如外电所说：他平易近人而又不失真诚的风格在这次抗震救灾工作中得到了体现。让我们回放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灾难发生之后，温家宝在灾区的四个日夜。
当日下午4时，温家宝已经坐上了赶往灾区的专机，几个小时之后，他头戴安全帽，手拿扩音器，大步走过残垣断壁，安慰灾民。在震后挽救生命最宝贵的72小时中，66岁的温家宝，辗转9次视察7地灾情，召开六次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温家宝的思路非常清晰，反复强调一个中心工作，那就是“救人”，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他说：“现在第一位的工作是抓紧时间救人，多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就可能多抢救出一个被困者。”
从12日下午乘专机赶赴灾区，到16日下午返京，在电视屏幕上，这位穿着朴素、言语朴实的大国总理，以其真诚、动情的形象，赢得了人心，传递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对灾区和灾民的关怀。温家宝的讲话成为了经典：“我是温家宝爷爷，孩子们要挺住，一定会得救。”“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尽百倍努力，绝不会放松。”“房子裂了、塌了，我们还可以再修。只要人在，我们就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战胜这场重大自然灾害。”在破毁的山路上，他揽住遇救的小姑娘，慈祥地吻着她们的前额，并给她们让路；在看到灾后的惨况，他老泪纵横，嘴唇微颤，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心痛；在电令下属不惜任何手段，不惜任何代价深入受灾腹地救人时，他严词训斥，挂断电话。在一个可以较个性化表达观点的互联网时代，温家宝在网络上的人气飙升，无数网民用指尖表达着对总理的心疼，也表达了对国家领导人的敬意。
高层的魅力
从领导风格的角度来说，真诚、动情，坚毅、镇定，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国家领导人一种稳定性很强的人格魅力，那么，从情境理论来看，汶川地震中领导者的魅力更体现在能够因宜权变，创造性地解决危机。
创造性是指人们应用新颖的方式解决问题，并能产生新的、有社会价值的产品的心理过程。有创造性思维的人能够从多个角度看待和处理某一事物。面对这次危机，党中央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全力抑制危机扩散，疏导缓解公众恐慌，最大限度降低损失，尽早消除危机的危害。其突出的特点有四，一是快速性，二是公开性，三是开放性，四是先进性。温家宝总理河南调研刚一结束，才出机场又折返机场就是快速性的注脚，此外国务院相关部委都有人到灾害现场，几个大部领导者虽没有报名字，但电视里露面就知道谁来了；公开性不用多说，只与不久前缅甸发生的事情相比就足以让世人折服；开放性只要看看救援人员的国别就可见一斑；先进性是指陆空立体进入，装备今非昔比。
魅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是建立在领导者和追随者相互信赖，相互满意基础上的。它与时代性、创造性和人民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也是与时效性、感受性和接受性联系在一起的。从灾难发生最初的几天看，中央领导者树立了良好的魅力。不过，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无论从破坏性，还是从波及范围来说，四川汶川地震都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超过了唐山大地震。面对这场特大地震灾害，必须举全国之力，以救人为核心，克服重重困难，把抗震救灾工作进行到底。
汶川地震发生已经30多天了，当大额款项进入了灾区需要公正分配，当灾区人民生产生活需要更多的关注时，摆着人们面前的是：要将个人的魅力变为组织的魅力，要将一时的魅力变为长久的魅力，要将顶层的魅力变成基层的魅力。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只有更多的基础领导者成为有魅力的领导者，只有人们的视线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这些基层领导者的身上，受灾的人们才能受益，受灾的家园才能重建。
废墟上心灵重建
■谢晓非
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往往涉及大量的生命物质财产损失，并由此带来民众心理的巨大伤痛。基于这样的特征，民众理性毫无疑问会在一次次的危机中经受考验。突发性的危机让我们失去家园、失去亲友、失去肢体，给我们留下了无法言尽的伤痛。但是在地震的救援现场，我们看到的决不仅仅是眼泪，更有千万民众令人震撼的坚强。这种民众理性的光辉，是点亮未来家园重建的灯塔。
观点一：高度强化社会系统的作用，可以部分替代亲情系统的功能，这是我们重建心理家园的核心部分。
对SARS危机的研究，我们发现民众在危机中表现出的社会心理支持体系有三个层次：最核心是家庭成员关系，其次是周边的亲友关系，最外围是单位和社会等机构所提供的公共关系。绝大多数个体在危机中是按照这个结构寻求帮助和获得支持的。这一社会心理体系越完整，个体在危机中越有可能获得支持而从容地应对危机。然而，在地震中失去亲人的个体，他们缺失了应对危机最核心的部分，我们必须通过可能的途径，为他们提供任何可以替代的心理支持。
民众获取信息来源的两个主要渠道是相互独立的，亲友信息渠道中表现出明显的层次关系：首先，父母和配偶/恋人是个体风险情景中的第一层社会支持关系，其次是亲属和朋友；再其次才是同事/同学。这表明面临巨大威胁时，民众的心理支持层次基本上是以情感的亲疏来划分的。另外，民众对各种官方媒体表现出了极高的信任度，尤其以电视、报纸和电台为代表，这一点是个体亲情支持的有力补充。民众应对危机的社会心理支持系统应该有两个基本的部分，即亲情与社会系统。这两个部分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但各自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地震之后，很多同胞缺失了亲情的支持系统，这是在心理重建的过程中决不可以忽视的。从现有的条件来看，提供群体性的心理抚慰方式，比如，集体的心理辅导，集体性的学习和活动等，对于大多数成人，尤其是对儿童，能够更快地让他们从有同样经历同样需求的人那里获得同伴的支持，建立起一个他们更熟悉、更亲切、更平等的心理参照体系，从而有可能较快地起到替代亲情系统的作用。我个人认为，要特别谨慎地对待儿童的领养问题。地震中的孤儿，在一个有同样经历的儿童群体中成长，对于今后几十年的心理修复是非常重要的。当然，高度强化社会系统的作用，也可以部分替代亲情系统的功能，这是我们重建心理家园的核心部分。
当个体面临危机时，如果有适当的社会心理支持，个体应该能够更好地应对危机。但同时，个体在危机中寻求社会心理支持需要的强度本身能够折射出个体自身应对危机能力的强弱。实际上，越是需要社会心理支持的个体，更多表现出了从众行为和家庭依赖，而相应的心理焦虑程度也越高。对于那些需要社会心理支持的个体，能够在危机中获得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也应该特别注意不同个体的状况而区别对待。研究发现，如果个体的社会心理支持的需要非常强烈，它表明个体更有可能在危机中表现出高的心理焦虑。但是，如果个体同时也更积极地寻求亲情和官方多种渠道的支持，对正面信息的关注程度更高，更多地去参与自愿性的活动，从整体上讲，他们的应对策略也是正面和积极的。因此，对社会心理支持的需要本身并不等于心理恐慌。在危机中只要能够满足个体的社会心理支持的需要，就可能提供应对危机的保障。
观点二：在危机中适度关注事件信息但不应过度，这对于维护自己心理健康有积极的意义。
民众应对危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尽可能快地建立其有效的行为，我们发现，那些更多地与他人保持适度交流的个体有更好的心理状态。
在危机中搜索自己关心的信息，这是个体最自然的一种应对风险事件的反应。个体对所关心事件的无知状态，比如，对风险事件相关知识或对事件状况的无知，往往是导致个体焦虑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对信息的搜索可以帮助个体克服因为对事件的无知状态而带来的心理焦虑感。绝大多数民众在危机期间，对相关信息都非常关心，每天都会通过一定的渠道进行信息的收集和交流。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每日数次地对信息进行搜索，直观上说，个体搜索信息的次数代表了个体对信息需要的急切程度。因此，从个体对信息的搜索次数也可以了解某些个体心理状态的相关信息。这个数字表明当面临重大的风险事件时，个体每日搜索信息的次数是一个有价值的行为指标，每日搜索信息的多寡可以反应出个体在其它指标上的差异。在面对SARS时，虽然民众大都可以保持正常的关注水平，然而也有6.2%的民众每天关注的次数要超过20次，这种过度频繁地搜索可能因为个体时时刻刻处于风险事件的氛围中，因而成为个体心理焦虑的一大来源。与此相对的是，每日搜索信息在2次以下的个体所关注的焦点以及心理状态都更具建设性。因此，我们建议在地震发生后适度关注事件信息但不应过度，这对于维护自己心理健康有积极的意义。
另外，除了搜索信息，应对任何一种危机，建立一些恰当的行为是非常必要的，对于地震灾区的民众更是如此。如果我们可以通过渐进的方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承担一些公共性的事务，组织集体的学习或其它活动，帮助他人，参加信息传递与外围救援等。从中我们可以体会群体的温暖和力量，也能够重新找回自我价值。
观点三：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能够替代政府的角色，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有效操作：传媒和专家。
危机中的沟通必须将公众视为“中心”，我们将其称为“以受众为中心的风险沟通”。危机中的沟通应该始终围绕这个中心形成有效的沟通方式，从而满足民众在危机中的特定需求。
“以受众为中心的风险沟通”核心在于帮助民众建立理性的风险认知模式，其中主要涉及信息性质、渠道选择以及民众行为特点等要素；同时，风险沟通必然包涵沟通双方互动、信任以及社会心理支持等多项机制的调节和制约。政府在危机期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政府所公布的官方信息是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也是民众最信任的信息获取途径之一；其次，政府的举措也是所有信息中民众最为关注的一类。在应对一个大规模的社会风险事件的时候，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能够替代政府的角色，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有效操作：传媒和专家。
在危机过程中，各种媒体渠道，比如电视、报纸、网络等，以及沟通方式，比如故事性的新闻或概念性的新闻，都参与了对民众的认知干预，因此信息渠道对民众心理状态的影响是明显存在的。另外，专家的意见在风险沟通中比起非专业的信息更会得到信任和重视，尤其是在危机情景还模糊不清，个体应对心理反应模式结构还未形成的时候尤其如此。民众的心理恐慌常常源于对相关专业知识的缺乏，因此，基于专家的信息沟通是风险沟通中最重要的策略之一。
民众建立的社会心理支持体系可以区分为情感型和权威型。情感型是社会心理支持体系的基本内核，主要是由个体的家庭成员、亲属朋友等关系构成；而权威型对象能否起到干预个体心理状态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权威型对象做出的努力以及民众的认知、态度与行为特征。
研究发现“以受众为中心的风险沟通”方式涉及渠道问题、信息性质、知觉方式以及民众行为特点等多种要素；同时，风险沟通必然包涵沟通双方互动、信任以及社会心理支持等多项机制的调节和制约。在渠道保证的前提下，民众知觉到的信息越充分、越关注周围其他个体的行为、具有越强的自愿者意向，就会表现出对专家学者的评论、建议及预测等方面的信息更加信任，同时对政府在危机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评价也越高。
此次地震灾难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发挥了典范的作用，因此我们看到地震救援的工作，虽然艰苦但正在朝着既定方向前行。但是，我们应该特别意识到，大灾之后的民众心理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会是一个痛苦但也充满希望的过程。
志愿者行动观察
■钟开斌
由于我们尚缺乏权威的、全国性的、组织性的渠道来动员社会力量捐赠善款及其他形式的参与活动，众多志愿者组织变成一个个出人意料的“游击小分队”，群龙无首的“千手观音”难于拧成一股绳，整体合力没有得到完全充分的发挥。
汶川8级强烈地震发生后，政府救灾行动及时有效，志愿者组织也积极行动起来，成为抗震救灾中一支重要的救助力量。截至目前参与此次抗震救灾的情况来看，志愿者组织要想更好地参与和支持抗震救灾工作，应当努力在志愿性、组织性、技能性、多样性、持续性等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
志愿性。与政府自上而下救援相比，志愿者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救援是自下而上，可以成为政府力量的有效补充，与政府救援形成合力。正因为具有自下而上的特征，志愿者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抗震救灾必须建立在自愿、无偿和公益的基础上，而不能实施强制性行为。例如，捐赠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奉献爱心，不实行强迫强行的捐款或摊派。换言之，志愿者参与抗震救灾，是民众和志愿者贡献个人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在不为任何物质报酬的情况下而为抗震救灾工作提供各种形式的服务，具有个人化、人性化、志愿性的特征。虽然倡议民众在大灾面前发扬慈善为怀、乐善好施的优良美德，但对志愿者参与救援工作没有硬性的规定和要求。无论是捐钱捐物志愿献血，还是奔赴灾区救死扶伤、参与现场抢救，都是志愿者和社会公众个体的自愿选择，体现的是个体的志愿精神、服务意识和社会凝聚力。
组织性。社会力量参与抗震救灾必须本着协调有序的原则，建立志愿者协调管理中心，做到信息共享，统筹协调，合理分工。此次抗震救灾，志愿者过多和无组织的现象值得重视。由于我们尚缺乏权威的、全国性的、组织性的渠道来动员社会力量捐赠善款及其他形式的参与活动，众多志愿者组织变成一个个出人意料的“游击小分队”，群龙无首的“千手观音”难于拧成一股绳，整体合力没有得到完全充分的发挥。同时，在捐钱捐物献血之余，众多志愿者在缺乏统一组织的情况下纷纷赶赴灾区参与抗震救灾工作，由于缺乏统一调度，导致部分灾情信息不对称，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有的灾区人力、物力等资源饱和，而有些灾区则极缺各种援助，无法把最紧缺的物资送到最急需的地方。部分志愿者赶赴灾区甚至影响到救援工作的展开。大地震发生后，交通线就是生命线，必须保证便捷畅通。不过，在灾区现场，很多人自己包车或自行驾车去震中，有些人则在主要道路进行交通管制时绕道小路到达重灾区。虽然心意很好，可是对有组织、有经验的专业救助来说有可能是帮倒忙——例如，交通可能因为人为的原因堵塞，治安也有可能因为人为的原因扰乱。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坚持建立一个统一的志愿者服务中心，推动各种志愿者组织之间的合作交流，让这些组织能够平稳有序地参与到抗震救灾工作中。
技能性。地震现场应急救援和处置是一项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当前，我国老百姓和志愿者普遍缺乏地震常识和抗震救灾技能。例如，2005年江西九江地震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中，相当一部分不是地震直接导致的，而是对地震常识不足,恐慌、跳楼、惊吓等所导致。对参与现场处置和救援的志愿者来说，他们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在保证自身人身安全的情况下，为专业救援人员和抗震救灾后勤保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由于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缺乏必要的抗震救灾、医疗救护、心理援助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部分志愿者感觉到了繁忙的灾害现场不知道干什么好，“有劲使不上”。为此，赶赴灾区后，志愿者队伍必须接受政府部门的救灾统一指导，配合政府和解放军的救灾工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展工作。此外，大灾之后很可能有大疫，为了保证把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甚至不发生疫情，除了必要的懂知识、有经验的救援人员外，灾区的人员应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多样性。志愿者具有“小行动＋许多人＝大不同”的特征，范围广，类型多，具有专业服务、扎根基层、工作规范的优势，在很多时候能够发挥政府和公众个体所无法发挥的作用，成为政府抗灾救援的“左膀右臂”。它们在配合政府救助服务的同时，能够发挥特有的人才、资源、信息优势，不断拓宽救助渠道，形成立体化、综合性的救助体系，为灾区群众提供更多的个性化的服务和救助，满足灾区群众多样化的需求。大灾发生后，志愿者参与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并不是冲到灾区前线才算是贡献力量。例如，可以捐钱捐物献血献爱心，向社会发出抗震救灾倡仪，建立心理疏导站，设立避难所，个人腾出各自的房子供应难者，发布地震自救、避难服务等信息。也可以安抚灾区外的川籍民工和学生，开发抗灾救灾技术，开展地震急救知识科普志愿者宣传活动，集体抵制各种不好流言。也可以在后方义务劳动或是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与此同时，志愿救助者能主动关心那些不是媒体重点关注的灾区——部分灾区和灾民由于媒体没有报道，大量救灾物资不能及时到达那里，导致这部分灾区和灾民缺医少药。此外，志愿者组织具有很强的开放性，能够比较迅速地动员组织起来，迅捷有效地进行跨组织、跨地区甚至是跨国的交流与合作，吸纳各种多样化的资源。
持续性。抗震救灾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目前，抗震救灾工作由应急抢险转入全面恢复重建阶段，涉及疫病防治、心理治疗、孤儿安置、学校重建、经济恢复等多个方面。如何维系社会对抗震救灾工作的热情和支持，是个重要的问题。与应急抢险阶段相比，善后恢复与重建阶段持续周期长、过程比较平缓，悲情色彩较淡，人们在经历了大灾发生初期的热情捐助后也开始恢复平静，因而这个阶段更不容易得到社会关注。志愿者组织参与抗震救灾工作的长处在于持续关注，而不在于“赶集”一时凑热闹。在灾后恢复与重建阶段，志愿者可在物资调配和发送、疫病防治、心理治疗、孤儿安置、学校重建等领域作出贡献。
声誉性。此次强烈地震发生后，因对社会组织的公信力持有疑心，很多人（包括部分境外民众和团体）虽然对捐款捐物很有热情，但权衡再三还是不得不放弃或是寻找在他们看来认为是可靠的其他途径。尽管此次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社会捐赠热情非常高，捐款数量很大，但大家最关心的这些捐款怎么用，用于哪些方面，怎么保证这些救灾捐款能够发放到灾民手中。同时，也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募捐等方式进行诈骗活动，这既需要民政部强化规范和管理，也需要社会组织加强行业自律。
目前我国参与过各类志愿者活动的总人数已经达到8000万人，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志愿活动的实际效果却不令人特别满意。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指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义务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正如此次抗震救灾所表明的，在未来的应急处置和救援中，包括志愿者在内的政府体系外的各种社会力量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政府应急管理工作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让我们从突变之初的高层、灾难中的民众以及地震后迅速集结的几十万志愿者这三大利益攸关者的行动力来寻找汶川重建的希望和方向。
由此，本刊三位特约撰稿人将从各自专业化的视角，给出他们的判断。他们是——
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陈海春教授；北京大学心理系谢晓非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钟开斌博士。
摆在人们面前的是，要将个人的魅力变为组织的魅力，要将一时的魅力变为长久的魅力，要将顶层的魅力变成基层的魅力。只有更多的基础领导者成为有魅力的领导者，只有人们的视线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基层领导者的身上，家园重建才能更有希望。
危机中的领导魅力
■陈海春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给灾区人民带来了灾难，在这场灾难中，中国各级政府领导者有效和出色的应对，赢得了国内外一致好评。如果从领导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高层领导在这场灾难中的领导行为和领导方式，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总书记：坚毅、镇定
胡锦涛总书记是这场抗震救灾战役的最高统帅，他以其镇定、坚毅的领导风格，始终掌控着抗灾全局。
5月12日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连夜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5月15日，常委会再一次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两次会议都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两次会议强调，灾区各级党委、政府和中央各有关部门一定要紧急行动起来，把抗震救灾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尽最大努力把地震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大力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百折不挠，共同夺取抗震救灾斗争的胜利。胡锦涛对解放军下达了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确保灾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解放军总参谋部立即发出指示，要求成都军区、空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胡锦涛主席的重要指示，迅速组织灾区驻军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最大限度减少损失。正是有了这些快速反应的10万铁军进入灾区，才使得被救出来的群众更多一些。
胡锦涛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是5月16日上午他来到四川绵阳，接替在第一线连续工作三天三夜的温家宝。在南郊机场上，胡锦涛走下舷梯后即快步来到温家宝面前，伸出双手与他长时间紧紧相握。胡锦涛和温家宝两人并肩前行的照片向世人昭示，党和国家领导层之间的信任、理解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之源。在机场的会议室里，胡锦涛向温家宝详细了解情况，旋即直奔受灾重地北川县。他说，抗震救灾工作已全面展开，正有力有序有效地进行，但面临的挑战仍然十分严峻，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而且时间非常紧迫。现在仍要把挽救人的生命作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同时要抓好伤员的救治，抓好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恢复，解决好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问题。
胡锦涛和温家宝以其独特的魅力折服了世界，也赢得了国人的认可。不仅如此，这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如此迅速且一致地团结在一起，所有的政治局常委都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外出访的政治局委员中断行程返回。
总理：真诚、动情
毫无疑问，温家宝总理是这次大地震中耀眼的中国领导人。正如外电所说：他平易近人而又不失真诚的风格在这次抗震救灾工作中得到了体现。让我们回放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灾难发生之后，温家宝在灾区的四个日夜。
当日下午4时，温家宝已经坐上了赶往灾区的专机，几个小时之后，他头戴安全帽，手拿扩音器，大步走过残垣断壁，安慰灾民。在震后挽救生命最宝贵的72小时中，66岁的温家宝，辗转9次视察7地灾情，召开六次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温家宝的思路非常清晰，反复强调一个中心工作，那就是“救人”，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他说：“现在第一位的工作是抓紧时间救人，多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就可能多抢救出一个被困者。”
从12日下午乘专机赶赴灾区，到16日下午返京，在电视屏幕上，这位穿着朴素、言语朴实的大国总理，以其真诚、动情的形象，赢得了人心，传递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对灾区和灾民的关怀。温家宝的讲话成为了经典：“我是温家宝爷爷，孩子们要挺住，一定会得救。”“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尽百倍努力，绝不会放松。”“房子裂了、塌了，我们还可以再修。只要人在，我们就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战胜这场重大自然灾害。”在破毁的山路上，他揽住遇救的小姑娘，慈祥地吻着她们的前额，并给她们让路；在看到灾后的惨况，他老泪纵横，嘴唇微颤，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心痛；在电令下属不惜任何手段，不惜任何代价深入受灾腹地救人时，他严词训斥，挂断电话。在一个可以较个性化表达观点的互联网时代，温家宝在网络上的人气飙升，无数网民用指尖表达着对总理的心疼，也表达了对国家领导人的敬意。
高层的魅力
从领导风格的角度来说，真诚、动情，坚毅、镇定，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国家领导人一种稳定性很强的人格魅力，那么，从情境理论来看，汶川地震中领导者的魅力更体现在能够因宜权变，创造性地解决危机。
创造性是指人们应用新颖的方式解决问题，并能产生新的、有社会价值的产品的心理过程。有创造性思维的人能够从多个角度看待和处理某一事物。面对这次危机，党中央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全力抑制危机扩散，疏导缓解公众恐慌，最大限度降低损失，尽早消除危机的危害。其突出的特点有四，一是快速性，二是公开性，三是开放性，四是先进性。温家宝总理河南调研刚一结束，才出机场又折返机场就是快速性的注脚，此外国务院相关部委都有人到灾害现场，几个大部领导者虽没有报名字，但电视里露面就知道谁来了；公开性不用多说，只与不久前缅甸发生的事情相比就足以让世人折服；开放性只要看看救援人员的国别就可见一斑；先进性是指陆空立体进入，装备今非昔比。
魅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是建立在领导者和追随者相互信赖，相互满意基础上的。它与时代性、创造性和人民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也是与时效性、感受性和接受性联系在一起的。从灾难发生最初的几天看，中央领导者树立了良好的魅力。不过，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无论从破坏性，还是从波及范围来说，四川汶川地震都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超过了唐山大地震。面对这场特大地震灾害，必须举全国之力，以救人为核心，克服重重困难，把抗震救灾工作进行到底。
汶川地震发生已经30多天了，当大额款项进入了灾区需要公正分配，当灾区人民生产生活需要更多的关注时，摆着人们面前的是：要将个人的魅力变为组织的魅力，要将一时的魅力变为长久的魅力，要将顶层的魅力变成基层的魅力。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只有更多的基础领导者成为有魅力的领导者，只有人们的视线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这些基层领导者的身上，受灾的人们才能受益，受灾的家园才能重建。
废墟上心灵重建
■谢晓非
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往往涉及大量的生命物质财产损失，并由此带来民众心理的巨大伤痛。基于这样的特征，民众理性毫无疑问会在一次次的危机中经受考验。突发性的危机让我们失去家园、失去亲友、失去肢体，给我们留下了无法言尽的伤痛。但是在地震的救援现场，我们看到的决不仅仅是眼泪，更有千万民众令人震撼的坚强。这种民众理性的光辉，是点亮未来家园重建的灯塔。
观点一：高度强化社会系统的作用，可以部分替代亲情系统的功能，这是我们重建心理家园的核心部分。
对SARS危机的研究，我们发现民众在危机中表现出的社会心理支持体系有三个层次：最核心是家庭成员关系，其次是周边的亲友关系，最外围是单位和社会等机构所提供的公共关系。绝大多数个体在危机中是按照这个结构寻求帮助和获得支持的。这一社会心理体系越完整，个体在危机中越有可能获得支持而从容地应对危机。然而，在地震中失去亲人的个体，他们缺失了应对危机最核心的部分，我们必须通过可能的途径，为他们提供任何可以替代的心理支持。
民众获取信息来源的两个主要渠道是相互独立的，亲友信息渠道中表现出明显的层次关系：首先，父母和配偶/恋人是个体风险情景中的第一层社会支持关系，其次是亲属和朋友；再其次才是同事/同学。这表明面临巨大威胁时，民众的心理支持层次基本上是以情感的亲疏来划分的。另外，民众对各种官方媒体表现出了极高的信任度，尤其以电视、报纸和电台为代表，这一点是个体亲情支持的有力补充。民众应对危机的社会心理支持系统应该有两个基本的部分，即亲情与社会系统。这两个部分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但各自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地震之后，很多同胞缺失了亲情的支持系统，这是在心理重建的过程中决不可以忽视的。从现有的条件来看，提供群体性的心理抚慰方式，比如，集体的心理辅导，集体性的学习和活动等，对于大多数成人，尤其是对儿童，能够更快地让他们从有同样经历同样需求的人那里获得同伴的支持，建立起一个他们更熟悉、更亲切、更平等的心理参照体系，从而有可能较快地起到替代亲情系统的作用。我个人认为，要特别谨慎地对待儿童的领养问题。地震中的孤儿，在一个有同样经历的儿童群体中成长，对于今后几十年的心理修复是非常重要的。当然，高度强化社会系统的作用，也可以部分替代亲情系统的功能，这是我们重建心理家园的核心部分。
当个体面临危机时，如果有适当的社会心理支持，个体应该能够更好地应对危机。但同时，个体在危机中寻求社会心理支持需要的强度本身能够折射出个体自身应对危机能力的强弱。实际上，越是需要社会心理支持的个体，更多表现出了从众行为和家庭依赖，而相应的心理焦虑程度也越高。对于那些需要社会心理支持的个体，能够在危机中获得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也应该特别注意不同个体的状况而区别对待。研究发现，如果个体的社会心理支持的需要非常强烈，它表明个体更有可能在危机中表现出高的心理焦虑。但是，如果个体同时也更积极地寻求亲情和官方多种渠道的支持，对正面信息的关注程度更高，更多地去参与自愿性的活动，从整体上讲，他们的应对策略也是正面和积极的。因此，对社会心理支持的需要本身并不等于心理恐慌。在危机中只要能够满足个体的社会心理支持的需要，就可能提供应对危机的保障。
观点二：在危机中适度关注事件信息但不应过度，这对于维护自己心理健康有积极的意义。
民众应对危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尽可能快地建立其有效的行为，我们发现，那些更多地与他人保持适度交流的个体有更好的心理状态。
在危机中搜索自己关心的信息，这是个体最自然的一种应对风险事件的反应。个体对所关心事件的无知状态，比如，对风险事件相关知识或对事件状况的无知，往往是导致个体焦虑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对信息的搜索可以帮助个体克服因为对事件的无知状态而带来的心理焦虑感。绝大多数民众在危机期间，对相关信息都非常关心，每天都会通过一定的渠道进行信息的收集和交流。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每日数次地对信息进行搜索，直观上说，个体搜索信息的次数代表了个体对信息需要的急切程度。因此，从个体对信息的搜索次数也可以了解某些个体心理状态的相关信息。这个数字表明当面临重大的风险事件时，个体每日搜索信息的次数是一个有价值的行为指标，每日搜索信息的多寡可以反应出个体在其它指标上的差异。在面对SARS时，虽然民众大都可以保持正常的关注水平，然而也有6.2%的民众每天关注的次数要超过20次，这种过度频繁地搜索可能因为个体时时刻刻处于风险事件的氛围中，因而成为个体心理焦虑的一大来源。与此相对的是，每日搜索信息在2次以下的个体所关注的焦点以及心理状态都更具建设性。因此，我们建议在地震发生后适度关注事件信息但不应过度，这对于维护自己心理健康有积极的意义。
另外，除了搜索信息，应对任何一种危机，建立一些恰当的行为是非常必要的，对于地震灾区的民众更是如此。如果我们可以通过渐进的方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承担一些公共性的事务，组织集体的学习或其它活动，帮助他人，参加信息传递与外围救援等。从中我们可以体会群体的温暖和力量，也能够重新找回自我价值。
观点三：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能够替代政府的角色，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有效操作：传媒和专家。
危机中的沟通必须将公众视为“中心”，我们将其称为“以受众为中心的风险沟通”。危机中的沟通应该始终围绕这个中心形成有效的沟通方式，从而满足民众在危机中的特定需求。
“以受众为中心的风险沟通”核心在于帮助民众建立理性的风险认知模式，其中主要涉及信息性质、渠道选择以及民众行为特点等要素；同时，风险沟通必然包涵沟通双方互动、信任以及社会心理支持等多项机制的调节和制约。政府在危机期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政府所公布的官方信息是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也是民众最信任的信息获取途径之一；其次，政府的举措也是所有信息中民众最为关注的一类。在应对一个大规模的社会风险事件的时候，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能够替代政府的角色，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有效操作：传媒和专家。
在危机过程中，各种媒体渠道，比如电视、报纸、网络等，以及沟通方式，比如故事性的新闻或概念性的新闻，都参与了对民众的认知干预，因此信息渠道对民众心理状态的影响是明显存在的。另外，专家的意见在风险沟通中比起非专业的信息更会得到信任和重视，尤其是在危机情景还模糊不清，个体应对心理反应模式结构还未形成的时候尤其如此。民众的心理恐慌常常源于对相关专业知识的缺乏，因此，基于专家的信息沟通是风险沟通中最重要的策略之一。
民众建立的社会心理支持体系可以区分为情感型和权威型。情感型是社会心理支持体系的基本内核，主要是由个体的家庭成员、亲属朋友等关系构成；而权威型对象能否起到干预个体心理状态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权威型对象做出的努力以及民众的认知、态度与行为特征。
研究发现“以受众为中心的风险沟通”方式涉及渠道问题、信息性质、知觉方式以及民众行为特点等多种要素；同时，风险沟通必然包涵沟通双方互动、信任以及社会心理支持等多项机制的调节和制约。在渠道保证的前提下，民众知觉到的信息越充分、越关注周围其他个体的行为、具有越强的自愿者意向，就会表现出对专家学者的评论、建议及预测等方面的信息更加信任，同时对政府在危机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评价也越高。
此次地震灾难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发挥了典范的作用，因此我们看到地震救援的工作，虽然艰苦但正在朝着既定方向前行。但是，我们应该特别意识到，大灾之后的民众心理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会是一个痛苦但也充满希望的过程。
志愿者行动观察
■钟开斌
由于我们尚缺乏权威的、全国性的、组织性的渠道来动员社会力量捐赠善款及其他形式的参与活动，众多志愿者组织变成一个个出人意料的“游击小分队”，群龙无首的“千手观音”难于拧成一股绳，整体合力没有得到完全充分的发挥。
汶川8级强烈地震发生后，政府救灾行动及时有效，志愿者组织也积极行动起来，成为抗震救灾中一支重要的救助力量。截至目前参与此次抗震救灾的情况来看，志愿者组织要想更好地参与和支持抗震救灾工作，应当努力在志愿性、组织性、技能性、多样性、持续性等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
志愿性。与政府自上而下救援相比，志愿者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救援是自下而上，可以成为政府力量的有效补充，与政府救援形成合力。正因为具有自下而上的特征，志愿者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抗震救灾必须建立在自愿、无偿和公益的基础上，而不能实施强制性行为。例如，捐赠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奉献爱心，不实行强迫强行的捐款或摊派。换言之，志愿者参与抗震救灾，是民众和志愿者贡献个人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在不为任何物质报酬的情况下而为抗震救灾工作提供各种形式的服务，具有个人化、人性化、志愿性的特征。虽然倡议民众在大灾面前发扬慈善为怀、乐善好施的优良美德，但对志愿者参与救援工作没有硬性的规定和要求。无论是捐钱捐物志愿献血，还是奔赴灾区救死扶伤、参与现场抢救，都是志愿者和社会公众个体的自愿选择，体现的是个体的志愿精神、服务意识和社会凝聚力。
组织性。社会力量参与抗震救灾必须本着协调有序的原则，建立志愿者协调管理中心，做到信息共享，统筹协调，合理分工。此次抗震救灾，志愿者过多和无组织的现象值得重视。由于我们尚缺乏权威的、全国性的、组织性的渠道来动员社会力量捐赠善款及其他形式的参与活动，众多志愿者组织变成一个个出人意料的“游击小分队”，群龙无首的“千手观音”难于拧成一股绳，整体合力没有得到完全充分的发挥。同时，在捐钱捐物献血之余，众多志愿者在缺乏统一组织的情况下纷纷赶赴灾区参与抗震救灾工作，由于缺乏统一调度，导致部分灾情信息不对称，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有的灾区人力、物力等资源饱和，而有些灾区则极缺各种援助，无法把最紧缺的物资送到最急需的地方。部分志愿者赶赴灾区甚至影响到救援工作的展开。大地震发生后，交通线就是生命线，必须保证便捷畅通。不过，在灾区现场，很多人自己包车或自行驾车去震中，有些人则在主要道路进行交通管制时绕道小路到达重灾区。虽然心意很好，可是对有组织、有经验的专业救助来说有可能是帮倒忙——例如，交通可能因为人为的原因堵塞，治安也有可能因为人为的原因扰乱。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坚持建立一个统一的志愿者服务中心，推动各种志愿者组织之间的合作交流，让这些组织能够平稳有序地参与到抗震救灾工作中。
技能性。地震现场应急救援和处置是一项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当前，我国老百姓和志愿者普遍缺乏地震常识和抗震救灾技能。例如，2005年江西九江地震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中，相当一部分不是地震直接导致的，而是对地震常识不足,恐慌、跳楼、惊吓等所导致。对参与现场处置和救援的志愿者来说，他们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在保证自身人身安全的情况下，为专业救援人员和抗震救灾后勤保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由于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缺乏必要的抗震救灾、医疗救护、心理援助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部分志愿者感觉到了繁忙的灾害现场不知道干什么好，“有劲使不上”。为此，赶赴灾区后，志愿者队伍必须接受政府部门的救灾统一指导，配合政府和解放军的救灾工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展工作。此外，大灾之后很可能有大疫，为了保证把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甚至不发生疫情，除了必要的懂知识、有经验的救援人员外，灾区的人员应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多样性。志愿者具有“小行动＋许多人＝大不同”的特征，范围广，类型多，具有专业服务、扎根基层、工作规范的优势，在很多时候能够发挥政府和公众个体所无法发挥的作用，成为政府抗灾救援的“左膀右臂”。它们在配合政府救助服务的同时，能够发挥特有的人才、资源、信息优势，不断拓宽救助渠道，形成立体化、综合性的救助体系，为灾区群众提供更多的个性化的服务和救助，满足灾区群众多样化的需求。大灾发生后，志愿者参与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并不是冲到灾区前线才算是贡献力量。例如，可以捐钱捐物献血献爱心，向社会发出抗震救灾倡仪，建立心理疏导站，设立避难所，个人腾出各自的房子供应难者，发布地震自救、避难服务等信息。也可以安抚灾区外的川籍民工和学生，开发抗灾救灾技术，开展地震急救知识科普志愿者宣传活动，集体抵制各种不好流言。也可以在后方义务劳动或是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与此同时，志愿救助者能主动关心那些不是媒体重点关注的灾区——部分灾区和灾民由于媒体没有报道，大量救灾物资不能及时到达那里，导致这部分灾区和灾民缺医少药。此外，志愿者组织具有很强的开放性，能够比较迅速地动员组织起来，迅捷有效地进行跨组织、跨地区甚至是跨国的交流与合作，吸纳各种多样化的资源。
持续性。抗震救灾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目前，抗震救灾工作由应急抢险转入全面恢复重建阶段，涉及疫病防治、心理治疗、孤儿安置、学校重建、经济恢复等多个方面。如何维系社会对抗震救灾工作的热情和支持，是个重要的问题。与应急抢险阶段相比，善后恢复与重建阶段持续周期长、过程比较平缓，悲情色彩较淡，人们在经历了大灾发生初期的热情捐助后也开始恢复平静，因而这个阶段更不容易得到社会关注。志愿者组织参与抗震救灾工作的长处在于持续关注，而不在于“赶集”一时凑热闹。在灾后恢复与重建阶段，志愿者可在物资调配和发送、疫病防治、心理治疗、孤儿安置、学校重建等领域作出贡献。
声誉性。此次强烈地震发生后，因对社会组织的公信力持有疑心，很多人（包括部分境外民众和团体）虽然对捐款捐物很有热情，但权衡再三还是不得不放弃或是寻找在他们看来认为是可靠的其他途径。尽管此次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社会捐赠热情非常高，捐款数量很大，但大家最关心的这些捐款怎么用，用于哪些方面，怎么保证这些救灾捐款能够发放到灾民手中。同时，也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募捐等方式进行诈骗活动，这既需要民政部强化规范和管理，也需要社会组织加强行业自律。
目前我国参与过各类志愿者活动的总人数已经达到8000万人，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志愿活动的实际效果却不令人特别满意。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指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义务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正如此次抗震救灾所表明的，在未来的应急处置和救援中，包括志愿者在内的政府体系外的各种社会力量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政府应急管理工作的坚实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