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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0月15日，挪威。一个女孩出现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作为“无国界医生”的成员接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身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医疗人道援助组织的一员，她和世界各地超过1万名同事及4万名志愿者分享了这一荣耀的时刻。
她叫刘蕴玲，中国香港人。在大学还未毕业时，她就已热衷于各种慈善活动，并成为无国界医生组织香港办事处的一名义工。谈到数不清的救援行动，记者总希望她多说说自己的“壮举”，但她谈到自己总是寥寥数语，更多的感慨总是围绕着他人。
在剧痛中搜寻亲人
2005年1月2日，印度尼西亚班达亚齐。恢复平静的海面如往日般美丽，无视那些被湮没的生命和他们曾经的幸福。转过身，背后就是被海啸毁灭的城市，只剩下废墟和随处漂浮着的尸体。刘蕴玲在忙着指挥分配各种救援物资，并和她的同事们在一间简陋的房屋里迅速搭建起临时医院。
她说：“以前参加的都是战后援助工作，破坏是人为的，所以可以逐步重建。但这次的灾难从天而降，医疗设施几乎被尽数摧毁，许多医务人员也在海啸中罹难，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2005年1月1日，刘蕴玲和另一位香港志愿者一同出发前往印尼首都雅加达。到达后，两人立即乘货机前往受灾最严重的亚齐省省府班达亚齐，机内还有大量医疗物资和数辆汽车。抵达时已是次日凌晨4时。虽然旅途劳累，但他们顾不上休息，立即展开救援。
海啸过后，班达亚齐只剩下两间医院能勉强维持运作。医院像掉进黑色泥塘里一样。楼道里，楼梯上，泥浆和着纱布、血水、药水，污水遍地横流。病人如潮水般被送来，但病床根本不够用，不少人只能躺在地上接受治疗。
“由于我们人手缺乏，许多当地幸存的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后来，和当地的义工聊天得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有亲友罹难。加入救援工作，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寻回自己的亲人，也可以暂时忘却悲痛。每天，这些当地人都会成群地去海边试图寻找幸存者，对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海比死亡更令人恐惧，但他们没有办法不坚强，因为如果连他们也崩溃了，那他们的家庭、那些老弱病残，以至整个班达亚齐都要塌下来了。
“有一天，我们在海边发现一个叫奥米的渔民，躺在泥沼里痛苦万分地挣扎。由于在海啸中受到猛烈撞击，他身上多处发生了粉碎性骨折，伤势很重，无法在当地治疗，我们希望马上送他去雅加达进行手术。”但是，他拒绝了。他的家人全部在海啸中失踪，于是他每天忍受着剧痛，在海边一遍遍搜寻，希望奇迹可以出现。
这种心情大家都能理解，但放弃治疗是不允许的。“我们至今没有发现你亲人的尸体，就代表他们还有生还的可能。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希望，而你也许还有万分之一。所以，不要放弃自己！如果他们还活着，肯定希望看到一个健康的你！”这番话出自另一个在海啸中失去所有亲人的“老乡”，同病相怜者的鼓励是那么令人安慰，奥米终于决定接受治疗。
志愿者们用竹片对奥米受伤的部位进行简单固定后，用直升机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手术。“很及时，再晚点他可能就没救了。”
恐惧会伴随一生
救援工作虽然艰苦，但最令刘蕴玲担心的，还是那些生还者。“经历了海啸的灾民，事后在脑海中还会不时出现当时的灾情画面，或是听到海啸及警报的声音。灾难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持续停留在幸存者的心中，他们会不断担心再次遭遇不幸，这种恐惧甚至会伴随他们的一生。”
说起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情形，刘蕴玲记忆犹新。“那是在苏丹，是我去过的条件最差的地方。”雨季时蚊蝇丛生、潮热难耐；旱季时气温可高达50多攝氏度，连呼吸都觉得困难。连年战乱留下了满目疮痍，还有数百万流离失所的难民。由于大部分医院也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许多人为了看一次病，要走几天的路程。
一天，刘蕴玲和同事们接治了一名10岁的儿童，他在战争中受了重伤，浑身是血。和他那因营养不良而无比瘦弱的身躯比起来，身上挂着的两支AK—47步枪显得如此庞大。
虽然最终被抢救过来，但他警惕和仇恨的眼神，让人心痛不已。成年人可以用愤怒的声音对战争提出控诉，孩子却只能以他们脆弱的身体和绝望的眼神，告诉人们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他们如何度过每一天。这些孩子，也许一出世就失去了父母，很小就必须学会在战乱中生存，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玩具，什么是游乐场。对于他们来说，能够活着已经足够幸运，即便是带着心理上的伤疤活着。
“无国界医生”在全球拥有大量的专业心理医生，每年要为数以万计受战争伤害的儿童提供心理辅导，以解除他们心中滋生的仇恨和恐惧，帮助他们克服自杀等念头。尽管如此，这种努力的效果仍然很微弱。“身体上的创伤比较容易医好，但心理上的创伤，也许需要经历几代人才能痊愈。”刘蕴玲无奈地表示。
世界永远有另一面
对于刘蕴玲的很多同龄人来说，战乱只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无国界医生在不同的地方工作，假如你对这些地方一无所知，你会认为他们都像旅游指南里形容得那么美好；直到亲眼目睹，才发现世界永远有我们看不到的另一面。”这些经验使刘蕴玲改变了很多，变得更成熟、更宽厚了。
对很多香港女孩来说，花1000多元钱买件衣服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加入无国界医生后，我就会想，100块钱也可以买件衣服，为什么我要花上1000多？”刘蕴玲的价值观发生了彻底改变。装扮已经变得不再重要，更多的时候，她会考虑这些钱可以“换算”成多少绷带、疫苗、药品、食物，可以让多少人重获新生……
刘蕴玲身边的朋友，也会对她的工作流露出崇敬之情，但却没有人跟随她的脚步。对此，刘蕴玲觉得，很多人心中都存有善念，他们面对苦难时会流下眼泪，却不一定愿意舍弃安逸的生活。“身体力行其实只在一念之间。许多人觉得，参加救援行动要放弃很多很多东西。但经过这些年的磨炼，我觉得自己得到的东西更多。看到那些接受过帮助的人生活有了改善，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让我觉得一切是那么值得。”
当记者问到，在这个日渐浮躁的时代，想对医务工作者说点什么时，刘蕴玲表示，现在的社会，健康仿佛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有钱的人可以买到，而没钱的人无权享用。医生的工作首先是一种人道的工作，应该对患者多一些的关爱，至少给他们一个看病的机会。
她说：“无论医疗条件如何，无论疾病能否治好，患者都有接受治疗的权利，这个权利，每个人是平等的。”
她叫刘蕴玲，中国香港人。在大学还未毕业时，她就已热衷于各种慈善活动，并成为无国界医生组织香港办事处的一名义工。谈到数不清的救援行动，记者总希望她多说说自己的“壮举”，但她谈到自己总是寥寥数语，更多的感慨总是围绕着他人。
在剧痛中搜寻亲人
2005年1月2日，印度尼西亚班达亚齐。恢复平静的海面如往日般美丽，无视那些被湮没的生命和他们曾经的幸福。转过身，背后就是被海啸毁灭的城市，只剩下废墟和随处漂浮着的尸体。刘蕴玲在忙着指挥分配各种救援物资，并和她的同事们在一间简陋的房屋里迅速搭建起临时医院。
她说：“以前参加的都是战后援助工作，破坏是人为的，所以可以逐步重建。但这次的灾难从天而降，医疗设施几乎被尽数摧毁，许多医务人员也在海啸中罹难，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2005年1月1日，刘蕴玲和另一位香港志愿者一同出发前往印尼首都雅加达。到达后，两人立即乘货机前往受灾最严重的亚齐省省府班达亚齐，机内还有大量医疗物资和数辆汽车。抵达时已是次日凌晨4时。虽然旅途劳累，但他们顾不上休息，立即展开救援。
海啸过后，班达亚齐只剩下两间医院能勉强维持运作。医院像掉进黑色泥塘里一样。楼道里，楼梯上，泥浆和着纱布、血水、药水，污水遍地横流。病人如潮水般被送来，但病床根本不够用，不少人只能躺在地上接受治疗。
“由于我们人手缺乏，许多当地幸存的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后来，和当地的义工聊天得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有亲友罹难。加入救援工作，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寻回自己的亲人，也可以暂时忘却悲痛。每天，这些当地人都会成群地去海边试图寻找幸存者，对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海比死亡更令人恐惧，但他们没有办法不坚强，因为如果连他们也崩溃了，那他们的家庭、那些老弱病残，以至整个班达亚齐都要塌下来了。
“有一天，我们在海边发现一个叫奥米的渔民，躺在泥沼里痛苦万分地挣扎。由于在海啸中受到猛烈撞击，他身上多处发生了粉碎性骨折，伤势很重，无法在当地治疗，我们希望马上送他去雅加达进行手术。”但是，他拒绝了。他的家人全部在海啸中失踪，于是他每天忍受着剧痛，在海边一遍遍搜寻，希望奇迹可以出现。
这种心情大家都能理解，但放弃治疗是不允许的。“我们至今没有发现你亲人的尸体，就代表他们还有生还的可能。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希望，而你也许还有万分之一。所以，不要放弃自己！如果他们还活着，肯定希望看到一个健康的你！”这番话出自另一个在海啸中失去所有亲人的“老乡”，同病相怜者的鼓励是那么令人安慰，奥米终于决定接受治疗。
志愿者们用竹片对奥米受伤的部位进行简单固定后，用直升机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手术。“很及时，再晚点他可能就没救了。”
恐惧会伴随一生
救援工作虽然艰苦，但最令刘蕴玲担心的，还是那些生还者。“经历了海啸的灾民，事后在脑海中还会不时出现当时的灾情画面，或是听到海啸及警报的声音。灾难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持续停留在幸存者的心中，他们会不断担心再次遭遇不幸，这种恐惧甚至会伴随他们的一生。”
说起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情形，刘蕴玲记忆犹新。“那是在苏丹，是我去过的条件最差的地方。”雨季时蚊蝇丛生、潮热难耐；旱季时气温可高达50多攝氏度，连呼吸都觉得困难。连年战乱留下了满目疮痍，还有数百万流离失所的难民。由于大部分医院也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许多人为了看一次病，要走几天的路程。
一天，刘蕴玲和同事们接治了一名10岁的儿童，他在战争中受了重伤，浑身是血。和他那因营养不良而无比瘦弱的身躯比起来，身上挂着的两支AK—47步枪显得如此庞大。
虽然最终被抢救过来，但他警惕和仇恨的眼神，让人心痛不已。成年人可以用愤怒的声音对战争提出控诉，孩子却只能以他们脆弱的身体和绝望的眼神，告诉人们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他们如何度过每一天。这些孩子，也许一出世就失去了父母，很小就必须学会在战乱中生存，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玩具，什么是游乐场。对于他们来说，能够活着已经足够幸运，即便是带着心理上的伤疤活着。
“无国界医生”在全球拥有大量的专业心理医生，每年要为数以万计受战争伤害的儿童提供心理辅导，以解除他们心中滋生的仇恨和恐惧，帮助他们克服自杀等念头。尽管如此，这种努力的效果仍然很微弱。“身体上的创伤比较容易医好，但心理上的创伤，也许需要经历几代人才能痊愈。”刘蕴玲无奈地表示。
世界永远有另一面
对于刘蕴玲的很多同龄人来说，战乱只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无国界医生在不同的地方工作，假如你对这些地方一无所知，你会认为他们都像旅游指南里形容得那么美好；直到亲眼目睹，才发现世界永远有我们看不到的另一面。”这些经验使刘蕴玲改变了很多，变得更成熟、更宽厚了。
对很多香港女孩来说，花1000多元钱买件衣服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加入无国界医生后，我就会想，100块钱也可以买件衣服，为什么我要花上1000多？”刘蕴玲的价值观发生了彻底改变。装扮已经变得不再重要，更多的时候，她会考虑这些钱可以“换算”成多少绷带、疫苗、药品、食物，可以让多少人重获新生……
刘蕴玲身边的朋友，也会对她的工作流露出崇敬之情，但却没有人跟随她的脚步。对此，刘蕴玲觉得，很多人心中都存有善念，他们面对苦难时会流下眼泪，却不一定愿意舍弃安逸的生活。“身体力行其实只在一念之间。许多人觉得，参加救援行动要放弃很多很多东西。但经过这些年的磨炼，我觉得自己得到的东西更多。看到那些接受过帮助的人生活有了改善，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让我觉得一切是那么值得。”
当记者问到，在这个日渐浮躁的时代，想对医务工作者说点什么时，刘蕴玲表示，现在的社会，健康仿佛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有钱的人可以买到，而没钱的人无权享用。医生的工作首先是一种人道的工作，应该对患者多一些的关爱，至少给他们一个看病的机会。
她说：“无论医疗条件如何，无论疾病能否治好，患者都有接受治疗的权利，这个权利，每个人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