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时，我从幼稚园转入到湖北省立第四小学，当时和我玩得最好的小伙伴赵文淑，既是我幼稚园和小学同学，又是同住一条街的好邻居。不过我们两家情况大不相同，我是个孤儿，靠外婆和姨母抚养，而她父亲是一家洋行的高级职员，家里住房很宽敞，而且有一件令我十分羡慕的一般家庭都没有的稀罕物——外面是木壳的淡黄色的收音机。据说是外国老板送给她家的。广播的节目除新闻外，大多是京剧和抗日歌曲，如《九一八小调》、《松花江上》、《保家乡》、《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
　　那时，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战争逼进中原，武汉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形势日趋紧张，这时我听到收音机里传出的歌声和口号声：保卫大武汉，武汉老百姓团结起来，大武汉是我们的。这气壮山河的怒吼声和歌声通过广播传出来，深深地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不久，赵文淑一家迁到桂林逃难去了。但从她家收音机里传出的那惊天动地的、武汉人民誓死保卫家园的广播声及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武汉沦陷前创作的《保卫大武汉》的歌曲却永远在我耳边回荡。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中国音乐研究所工作的同学黄爱民送我一套《冼星海专辑》，我高兴极了，终于在专辑的第三本中找到冼星海创作的两首保卫大武汉的歌曲。这使我进一步了解到冼星海在武汉时的战斗生活和创作情况：1937年深秋，人民音乐家冼星海随上海救亡演剧二队来武汉，住在汉口江汉二路景福路口一栋普通民房里。他负责编剧二队的音乐工作。武汉是当时的抗日中心，文化界、音乐界的许多名人也集中到了武汉。冼星海在这里筹备全国歌咏会的相关工作。他不辞劳苦地奔走于许多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给群众教歌、当指挥及上音乐普及课，或者宣传演讲，培养了不少歌咏活动骨干，组织建立起了几十个歌咏团队，使抗日救亡音乐活动蓬勃开展。武汉三镇到处都响起了抗日的歌声，正如星海在1937年10月写的《救亡歌咏在武汉的希望》这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武汉的救亡运动近来非常普遍，这是由于武汉一班领导者的努力所致。希望即将举行的歌咏大会能使武汉歌咏队更团结更积极地去广播，将来的效果是有的，不管那效果是大是小，工作是怎样艰苦，我们要从经验中去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总干部，使救亡歌咏成为一种普通的力量！因而可以招致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也有同一的共鸣！”冼星海在文章的最后特别强调“……救亡歌咏运动随着时代迫切的需要而开展了，它具有伟大雄厚的力量，这力量可以慰藉前方的勇士，也可以巩固后方民众的团结，同胞们！这是我们争取自由的日子，我们要把救亡音乐当作武器，在斗争中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任务。”
　　冼星海从1937年10月来到武汉至1938年离开武汉奔赴延安的这一年时间里，创作了一百多首歌曲，很多都是大家熟悉的名曲，如《祖国的孩子们》、《游击军》、《江南三月》、《在太行山上》、《数棉衣》、《到敌人后方去》等，直到武汉临近沦陷前，冼星海还在1938年的5月和8月底分别创作了《保卫大武汉》和《保卫东方的马德里》这两首慷慨激昂的歌曲，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坚强性格和誓死保卫家园的意志和决心。
　　（作者为武汉广播电台资深音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