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刘贺—惊心动魄的二十七天》（以下简称《二十七天》）杀青后，总算松了一口气。撰写此书，是我创作生涯中一个艰难的选择，也是一次漫长的“西汉文化苦旅”。
　　提起我与“海昏”的缘分，还得从70年代初说起。1973年冬，我曾以记者身份深入鄱阳湖慨口（古地名，据说海昏侯刘贺当年常坐在此遥望北方长安，怀念故地）采风，整理过一篇题为《昌邑王》的民间传说。那个“口头文学”仅一两千字，谈不上什么“文学价值”，却是我头一次接触海昏侯的见证，使我知道西汉有个传奇人物，他的名字叫“刘贺”。当时听完也就过去了，没把它当作一回事，至今回忆起来倒挺有意思，特别是当时拍下我与船老大、渔家孩子合影的三张黑白照片，尤其珍贵，保留至今。
　　近十几年来，我以研究、创作江西、南昌地域历史文化为主。2015年西汉大墓惊世发现，引起了我浓厚兴趣与高度关注，我放弃另一题材长篇小说的写作，海昏侯便再次出现在我的视线里，纳入我近几年的重点创作规划。于是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于2015年12月写出了约六页的《刘贺大事年表》。
　　为历史人物刘贺翻案
　　众所周知，《汉史》及汉朝的主流与士族对刘贺其人是贬斥的：“利令智昏”、“荒淫无度”。海昏侯古墓大批出土文物，却使我对刘贺这个人物有了新的认识，对刘贺的精神与生死灵魂有进一步理解，得出了《汉书》对刘贺评价有误的历史性结论。
　　当然，在刘贺当27天皇帝的前前后后，他确实做过一些荒唐事：如他少年任性，骄纵贪玩，公子哥儿气十足；年轻时充当继子被迎入长安，主持先帝丧事，毫无伤心之色，称什么“嗓子痛，不能哭”，以及赴长安主持先帝丧事，从昌邑国携带二百余臣仆入宫；昭帝驾崩尸骨未寒又擅自动用乐器；受玺登基后的“27日内频繁下诏1127件”等等。
　　可当我带着“刘贺究竟是个什么人”疑问，深入研究、思考过刘贺或与刘贺相关史料之后，却发现刘贺阳光的一面：他接受过《诗经》《论语》《孝经》教育，从小喜爱读书、懂音乐，躬行节俭，仁慈爱人。性格单纯、直率、乐观，如昌邑王府中尉王吉多次严厉批评从不记恨，反而赏给他五百斤牛脯、五石（担）酒；大将军、大司马霍光戒备森严，准备废黜他时，刘贺全蒙在鼓里，竟准备入殿“上朝”，却被侍卫堵在门外：刘贺莫明其妙应了声，“慢些来，干吗吓唬人！”那神态、口气，简直就像个孩子；当皇太后宣布刘贺被废时，刘贺不卑不亢，不怨不怒，只应了个“可”字，豪放不羁，昂然离去。
　　我同情刘贺。他五岁丧父、十岁丧母，从小失去了父母之爱。因此我写《二十七天》，始终把握一点：以守护自然本性与生命尊严为基础，写的是刘贺的人生、爱情与传统道、德、仁、义的和谐。我认为刘贺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他仁人君子，爱国爱家，本质是好的。因此，我写《二十七天》不持偏见，不予浮夸，而是以“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既写史书记载的历史人物，亦有虚构的艺术形象，以合情合理推翻汉史对刘贺“利令智昏”、“荒淫无度”的结论，极尽全力还原一个真实的刘贺。
　　也许是我对刘贺有一种特殊的钟爱，撰写此书的那段时间，呕心沥血，欲罢不能。有时通宵达旦仍无倦意。在我伏案笔耕的240多个日日夜夜，几乎每天都写至凌晨一两点钟。我在床边案头放着“边想边写”备忘录，还有堆积如山的《汉书》《资治通鉴》《新建县志》《南昌县志》等原始文献史料，有时一觉醒来，史书典故如春风扑面，触发沉浮于梦中的一两个灵感火花，便立即抓住记录在案，睡过一个“回笼觉”后，又继续呆坐于电脑前琢磨、推敲、续写。为使作品精益求精，为扩大与海昏侯相关古墓知识，我又于2016年8月携带本书杀青稿深入宁夏银川参观、调查“西夏陵”史迹，剖析中国古墓文化谜团，使《二十七天》相关史料准确无误，以史为镜，力求重塑一个真实的刘贺。
　　若干历史小说创作的体会
　　《二十七天》是我续《八大山人》《王勃》之后第三部长篇，都是挖掘江西、南昌地域文化的历史小说。重温旧梦，怀古伤今，回顾总结，继续朝前。在本书的思想艺术追求上，我力求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关注主人公的生死命运，尽力把浓墨重彩放在刘贺身上，撰写了他从出生至死亡34年的不幸遭遇，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了他与朝廷重臣霍光的宫延政权的角逐，写了刘贺与其几位夫人的纯真爱情，还有全书上至皇上、皇后、太子、重臣、刺史、文官、武将、乡坤、诗圣、贤达，下至农夫、小贩、僧尼、贫妇、游侠、隐士、郎中、艄公、官奴、乞丐、恶少、盗贼等五六十个人物群像，以表现他们的精神气质和情感。
　　二是尽力以史为证，将主人公刘贺人物个性、命运，定位在悲喜剧色彩上。这一点，并非我随心所欲，也并非个人爱好，而是我从我分析若干史料之后的发现与结论。在我的视线里，西汉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表面“力推刘贺当皇帝”，其实是把他当做“傀儡”；而刘贺虽也想当皇帝，但在刘贺心目中，“当不当皇帝”也无所谓，只不过若坐在皇位上，“更潇洒、更好玩”而已。因此，刘贺天性就是个喜剧式人物。我根据悲剧、喜剧的美学理论，在把握这一点上力求做到：一、刘贺虽被霍光排斥、打击甚至陷害，却高出宫廷之上，使刘贺及其周围角色，能在滑稽调笑中洋相百出，讽刺那些奸臣强势的愚蠢；二、让悲喜剧自然交融，“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李渔语）；三、笑完之后发人深省，给人以某一种人生启示。
　　三是重现西汉宏大纪事的社会缩影，尽力使之成为南昌西汉大墓的“纸质历史博物馆”。本书描述了西汉未央宫、孔庙、上林苑、园林等人文景觀、生态环境，旨在烘托人物个性、推动情节发展。同时阐述了汉武帝“独尊儒家”、巫蛊案、渭河神仙会议、农业、手工业生产、西汉地方的丝绸之路、西域战争、风土人情、地理地貌、戏剧音乐，以及西汉地方风味小吃、民间传说等人文景观。
　　四是把西汉大墓出土文物，诸如鱼雁灯、连枝灯、铜漏壶、孔子立镜、铜镜、马蹄金、龟纽玉印章等，全部纳入人物故事之中，让文物“复活”。 　　五是尝试重构中国历史小说的叙事传统。在这部作品结构与“叙事法”上，我尽量脱开文学商业化的模式，既坚持“严正历史”立场，又吸取当代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青睐的叙事手法，如我破了《三国演义》“七虚三实”之戒，既尊重史实，书中引用每个人文典故均有根有据，又采用意识流表现手法的叙事模式，通过刘贺生命临终前一天的十二个时辰回忆展开故事，使作品人物与时间成为小说结构的经纬线。纪录了刘贺从幼稚、成熟，醒悟直至生命终点的人生过程，从主人公的成长阶梯悟出人生哲理，引导读者“以史为镜，思考当今”。
　　六是以史实为依据改写历史。本书通过主人公刘贺34个春秋的人生经历，及其发生在他身边惊心动魄的人与事，从不同角度印证之前史书所载“豫章郡”为“荒蛮之地”的历史误断。
　　七是寓言、诗化。对小说的人物、事件或细节抒情化，意象化，在简短篇幅中表达宏远的人物场景，并从中悟出人生哲理，从而情节发展更鲜活丰满。
　　八是叙事手法上，采用中西相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全书共12回、49节，每一节都留下一悬念。把西方故事片断化与中国传统小说章回体结合在一起，以“且看下回分解”使情节环环紧扣，做到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贴近当代读者阅读习惯。
　　九是本着历史小说“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大胆进行艺术虚构，以增强小说的可读性。
　　一个意外的收获
　　在创作《二十七天》的过程中，我还意外的有了一个收获。
　　我从事过儿童文学创作，并为孩子们撰写过一些儿童文学作品。我一直在思考着：如何让我们的青少年读者，通过品读西汉历史人物刘贺，引导他们走出一心迷恋“名星”、“网红”的阴影与浮躁，做一个有思想、有追求的真正大英雄。在撰写《二十七天》的同时，我酝酿着另一部海昏侯题材的动漫小说《海昏魔镜》，大致有思考如下：
　　第一，如何为孩子创作一批极富中国特色的优秀动漫作品。
　　综观全球动漫品发展趋势，随着大数据新时代的到来，动漫产业日益成为广阔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广阔天地。1998年，美国一部动画电影《花木兰》搬上了大银幕，在全球动漫界引起轰动。我品赏《花木兰》之后，感情极为复杂：除对于《木兰辞》竟然被美国迪斯尼打造得如此精良、大气、生动而高兴之外，心里多少有些酸楚味—《花木兰》题材本来是中国的，卻被美国人夺走了。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同时，回顾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有多少优秀民间传说、神话可以改编，重新创作打造成动漫经典啊！诸如“盘古与烛龙神”、“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牛郎织女”等等。
　　第二，经分析、思考，我认准了《海昏魔镜》打造成动漫精品的五点优势：
　　一是题材优势。从题材角度来说，北有兵马俑，南有海昏侯。海昏侯墓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2015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万众瞩目，震撼世界；二是独创优势。截至目前，中外并无一部以中国出土文物历史题材的经典动漫。我相信，“魔镜”无论在题材、主题立意，还是总体构思与人物故事、制作风格诸方面，均与传统作品不同；三是传统优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中国与全球文化主流方向，“魔镜”释放正能量恰好扎根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复兴之路》中说：“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魔镜”的思想内容，恰好切在这个闪光点上。
　　中国题材与中国元素已引起好莱坞影视界乃至全球动漫圈子的关注，超越以往任何时期，《海昏魔镜》恰好顺应中国传文化热的潮流。
　　感谢生活！感谢上帝—我亲爱的读者！
　　我是喝赣江水长大的。说到底，之所以如此用心撰写《八大山人》《王勃》《二十七天》乃至《海昏魔镜》等等，其灵感与力量来自于故园。故乡是我观察世界的基础，是我取之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蹉跎岁月，逝如流水。对镜一照，鬓角斑白，日渐衰老矣。
　　然而，我有个“长寿秘诀”：即让自己的灵魂游走于昨日、今天与未来各种纷繁的的碰撞中，寻找真、善、美的人性和谐，不断产生灵感的火花，不断赋予自己人生的价值，并在反省中超越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