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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清理书柜，翻出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这是我在中学时代爱看的一本书，是著名作家周立波（1908—1979）的代表作。这本书不由使我想起当年有幸聆听这位大作家讲要读好“两本书”的故事。
1957年，我因病休学回家务农，在湖南慈利县某农业合作社担任会计，看到报纸上经常发表有农民作家刘勇的作品，这激发了我创作的冲动。当时我受小说《暴风骤雨》的影响，在生产之余，也异想天开地学写了篇题为《猫牛战》的小小说，写的是一个叫花猫的小女子和一个叫大牛的男人开展劳动竞赛的故事。
习作后来在常德地委机关办的《滨湖日报》副刊上发表，我兴奋异常，于是斗胆将样报和自我介绍信寄到时任湖南省文联主席的著名作家周立波手中。做梦也未想到，不到半个月，我就收到了他长达4页的回信，信中对我的作品既作了肯定也指出了不足。
20世纪50年代周立波回到家乡益阳农村和农民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
不久，我又给他寄去一部叫《河畔鲜花》的长诗。他亦不厌其烦，回信说，我不太懂诗，给你转交诗人任光椿老师，我相信任老师会给你回信的（果然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任老师热情真挚的回音，长诗由他推荐得以发表）。立波老师还在信中强调作者要读好“两本书”：一本是有益的文字书，当然包括古今中外名著，另一本是生活书。他的话，我似懂非懂，只希望有一天，能当面倾听他的教导，圆我一梦。第二年我终于盼来了这一天。
我是在1958年湖南省第二次文代会上与这位心仪已久的大作家相晤的。他身材瘦高，一副和善面孔，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但目光炯炯有神。大会代表共103人，分4个小组讨论周立波的报告，我被编入文学第四组，组长是柯蓝，副组长刘勇，两位均是我喜爱的作家（我名字由周保林变成柯云，也是因此而来）。我们这个组很特别，多是农民和湘西少数民族代表。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立波老师亲自指导这个组讨论，会上他着重讲到，一个作者、作家必须读好“两本书”的重要意义。一本是文字书，可通过精读、粗读的办法去领会其深意；另一本是生活书，也就是无字书。
也许立波老师见我同姓，恰好这次会上我又是周姓唯一的一个农村青年作者，他对我特好。休息时，将我叫到一间小屋内，给我开了个“特餐”，主要是讲深入生活的问题。他语重心长地说，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观察生活要心细，要独具慧眼。还给我举了很多例子。
有一次他在饭馆与几个乡下人同桌坐着吃饭，却有一胖一瘦两个汉子是蹲在椅子上吃饭的。周立波略带微笑指着胖子说：“你是篾匠师傅。”又指着瘦子说，“你是船工师傅。”两人同时一惊，异口同声说：“我们素不相识，难道你是神仙？”周立波笑着说：“这个道理很简单，篾匠和船工都是爱蹲的人，久而久之，成了习惯，所不同的是，篾匠的右手上有茧疤，一目了然嘛。”一句话把大家说得心服口服。
周立波告诉我，观察生活首先要扎扎实实地深入进去，古人云：“欲要取之，必先予之。”用农村朴素的话讲：“牵牛下水，六脚齐湿。”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第一手材料。他問我：“你平常是这样观察生活的吗？”我说：“我本身就处在沸腾的生活中，用不着这样吧！”他说：“那好，你能将左右周围的人逐一描绘出来吗？”我摇摇头。他用手推了推眼镜架说：“深入生活是一门极深的学问，必须扎扎实实，来不得半点虚伪马虎。”
为了让我提高写作水平，次年，由立波老师提名我到湖南文艺学院深造。课余时，立波老师专门抽时间对我又谈了读好“两本书”的问题，谈了写作技巧，谈了如何抓住细节刻画人物，对我启发极大。他特地强调，关在门内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更当不好作家。
当时周立波挂职在老家益阳桃花仑。有一次放假，他约我乘车到他老家的村子里去采访，他格外亲切，就像父亲带着孩子一样，一路上我俩无所不谈。当走到一群人围着的地方，他突然要我横穿过去，只见两个女人正在吵架，我们凑了个热闹，他看得聚精会神，直到两个女人吵完架后，我们才离开。他对我说，我一生最喜欢看人家吵架，因为人一发怒争吵，各种姿势都展现出来，尤其妇女，有的双手叉腰，有的吵一句拍一巴掌大腿，有的干脆搬个砧板，拿把菜刀，骂一声，剁一刀，似乎这样才解恨。这时我才明白难怪他看吵架也那么认真！他问我读过《红旗谱》 吗？我摇摇头。他说：“我给你送一本你好好领会，那里面人物形象刻画得十分逼真，特别杀年猪那一节，非常有趣。”回来后，他真的给我送了一本《红旗谱》。
他还告诉我，对生活除了细心外，还要多思多比较，以便悟出其中的道理。他再三叮嘱我平时身上带上一个小本子和笔，及时做好笔记。这个本本就是档案，需要时就去选用（这个好习惯，我一直保持到现在）。他说：“这叫作长期积累，偶然得之。”他反复告诫我：“生活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希望你从生活中提炼出真金！”
1960年，我由刘勇和柯蓝介绍加入中国作协湖南分会，立波老师为我高兴，写信向我祝贺和勉励，要我努力读好“两本书”，写出精品。
最后一次会面是在“文革”初期，他被打成“反革命”。1967年8月23日，慈利文化战线的造反派，将他从益阳老家揪来，通知全县业余作者都来参加“批斗文艺黑线骨干分子周立波大会”。我俩久别重逢，心情激动，见面即向他打招呼，他用手做暗示免了。这次由于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讲了一点仁慈，只是走了一个过场罢了，晚上他将看守周立波的任务交给我和另一个农民作者完成。真是天赐良机，我有幸与立波老师交谈到深夜。他告诉我，他的《山乡巨变》这部长篇小说，因写的家乡变化，里面几个中间人物的原型经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解读，说他恶毒丑化革命群众，如“亭面糊”找他讨个说法，说他侮辱贫下中农。临睡前，我向他透露打算写一篇纪实文稿《益阳三周》（周扬、周立波、周谷城），看来是泡汤了。他淡淡一笑。次晨我俩握手含泪而别，我轻声念道：“相见时难别亦难。”
孰料这次竟成师生永诀，我也成了文艺黑线人物，遭到批斗，漫长的岁月中我们既未通信更没相会，恩师于1979年仙逝。1984年我调入慈利县政协做文史工作，第一篇史稿就是迟到的《益阳三周》，文章发表后，被多家报刊转载。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立波老师要我认真读好“两本书”的谆谆教诲，一直萦绕在我脑海，激励我不忘初心，发奋去读那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像蜜蜂采花蜜一样，把生活写进自己的作品中。
1957年，我因病休学回家务农，在湖南慈利县某农业合作社担任会计，看到报纸上经常发表有农民作家刘勇的作品，这激发了我创作的冲动。当时我受小说《暴风骤雨》的影响，在生产之余，也异想天开地学写了篇题为《猫牛战》的小小说，写的是一个叫花猫的小女子和一个叫大牛的男人开展劳动竞赛的故事。
习作后来在常德地委机关办的《滨湖日报》副刊上发表，我兴奋异常，于是斗胆将样报和自我介绍信寄到时任湖南省文联主席的著名作家周立波手中。做梦也未想到，不到半个月，我就收到了他长达4页的回信，信中对我的作品既作了肯定也指出了不足。
不久，我又给他寄去一部叫《河畔鲜花》的长诗。他亦不厌其烦，回信说，我不太懂诗，给你转交诗人任光椿老师，我相信任老师会给你回信的（果然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任老师热情真挚的回音，长诗由他推荐得以发表）。立波老师还在信中强调作者要读好“两本书”：一本是有益的文字书，当然包括古今中外名著，另一本是生活书。他的话，我似懂非懂，只希望有一天，能当面倾听他的教导，圆我一梦。第二年我终于盼来了这一天。
我是在1958年湖南省第二次文代会上与这位心仪已久的大作家相晤的。他身材瘦高，一副和善面孔，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但目光炯炯有神。大会代表共103人，分4个小组讨论周立波的报告，我被编入文学第四组，组长是柯蓝，副组长刘勇，两位均是我喜爱的作家（我名字由周保林变成柯云，也是因此而来）。我们这个组很特别，多是农民和湘西少数民族代表。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立波老师亲自指导这个组讨论，会上他着重讲到，一个作者、作家必须读好“两本书”的重要意义。一本是文字书，可通过精读、粗读的办法去领会其深意；另一本是生活书，也就是无字书。
也许立波老师见我同姓，恰好这次会上我又是周姓唯一的一个农村青年作者，他对我特好。休息时，将我叫到一间小屋内，给我开了个“特餐”，主要是讲深入生活的问题。他语重心长地说，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观察生活要心细，要独具慧眼。还给我举了很多例子。
有一次他在饭馆与几个乡下人同桌坐着吃饭，却有一胖一瘦两个汉子是蹲在椅子上吃饭的。周立波略带微笑指着胖子说：“你是篾匠师傅。”又指着瘦子说，“你是船工师傅。”两人同时一惊，异口同声说：“我们素不相识，难道你是神仙？”周立波笑着说：“这个道理很简单，篾匠和船工都是爱蹲的人，久而久之，成了习惯，所不同的是，篾匠的右手上有茧疤，一目了然嘛。”一句话把大家说得心服口服。
周立波告诉我，观察生活首先要扎扎实实地深入进去，古人云：“欲要取之，必先予之。”用农村朴素的话讲：“牵牛下水，六脚齐湿。”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第一手材料。他問我：“你平常是这样观察生活的吗？”我说：“我本身就处在沸腾的生活中，用不着这样吧！”他说：“那好，你能将左右周围的人逐一描绘出来吗？”我摇摇头。他用手推了推眼镜架说：“深入生活是一门极深的学问，必须扎扎实实，来不得半点虚伪马虎。”
为了让我提高写作水平，次年，由立波老师提名我到湖南文艺学院深造。课余时，立波老师专门抽时间对我又谈了读好“两本书”的问题，谈了写作技巧，谈了如何抓住细节刻画人物，对我启发极大。他特地强调，关在门内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更当不好作家。
当时周立波挂职在老家益阳桃花仑。有一次放假，他约我乘车到他老家的村子里去采访，他格外亲切，就像父亲带着孩子一样，一路上我俩无所不谈。当走到一群人围着的地方，他突然要我横穿过去，只见两个女人正在吵架，我们凑了个热闹，他看得聚精会神，直到两个女人吵完架后，我们才离开。他对我说，我一生最喜欢看人家吵架，因为人一发怒争吵，各种姿势都展现出来，尤其妇女，有的双手叉腰，有的吵一句拍一巴掌大腿，有的干脆搬个砧板，拿把菜刀，骂一声，剁一刀，似乎这样才解恨。这时我才明白难怪他看吵架也那么认真！他问我读过《红旗谱》 吗？我摇摇头。他说：“我给你送一本你好好领会，那里面人物形象刻画得十分逼真，特别杀年猪那一节，非常有趣。”回来后，他真的给我送了一本《红旗谱》。
他还告诉我，对生活除了细心外，还要多思多比较，以便悟出其中的道理。他再三叮嘱我平时身上带上一个小本子和笔，及时做好笔记。这个本本就是档案，需要时就去选用（这个好习惯，我一直保持到现在）。他说：“这叫作长期积累，偶然得之。”他反复告诫我：“生活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希望你从生活中提炼出真金！”
1960年，我由刘勇和柯蓝介绍加入中国作协湖南分会，立波老师为我高兴，写信向我祝贺和勉励，要我努力读好“两本书”，写出精品。
最后一次会面是在“文革”初期，他被打成“反革命”。1967年8月23日，慈利文化战线的造反派，将他从益阳老家揪来，通知全县业余作者都来参加“批斗文艺黑线骨干分子周立波大会”。我俩久别重逢，心情激动，见面即向他打招呼，他用手做暗示免了。这次由于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讲了一点仁慈，只是走了一个过场罢了，晚上他将看守周立波的任务交给我和另一个农民作者完成。真是天赐良机，我有幸与立波老师交谈到深夜。他告诉我，他的《山乡巨变》这部长篇小说，因写的家乡变化，里面几个中间人物的原型经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解读，说他恶毒丑化革命群众，如“亭面糊”找他讨个说法，说他侮辱贫下中农。临睡前，我向他透露打算写一篇纪实文稿《益阳三周》（周扬、周立波、周谷城），看来是泡汤了。他淡淡一笑。次晨我俩握手含泪而别，我轻声念道：“相见时难别亦难。”
孰料这次竟成师生永诀，我也成了文艺黑线人物，遭到批斗，漫长的岁月中我们既未通信更没相会，恩师于1979年仙逝。1984年我调入慈利县政协做文史工作，第一篇史稿就是迟到的《益阳三周》，文章发表后，被多家报刊转载。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立波老师要我认真读好“两本书”的谆谆教诲，一直萦绕在我脑海，激励我不忘初心，发奋去读那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像蜜蜂采花蜜一样，把生活写进自己的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