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8年1月，在“地中海明珠”突尼斯迎来民主革命7周年纪念之际，该国却因多数消费品涨价四成以上，以及警民冲突致人死亡事件，而上演一波又一波的示威，一周内就有50余辆警车被毁、800多人被捕。媒体纷纷研判：突尼斯恐怕正在经历革命后的“七年之痒”。
这个曾因较和平的民主革命而收获无数赞誉，甚至包括诺贝尔和平奖的国家，为何其国民至今还在为生计示威游行？被西方学界与政界视为中东“药方”的“突尼斯模式”，是否已经寿终正寝？作为所谓“阿拉伯之春”始发地的突尼斯再现抗议风暴，会否掀起第二波中东革命潮？
有了自由，没了“面包”
7年前，突尼斯人在持续近一个月的大规模骚乱和警民冲突后，终于迫使执政24年的强人本·阿里于1月14日逃往沙特。革命成功后，突尼斯人确实得以自由言论、投票、建党结社、游行示威等，但在获得普遍自由的同时，很大一部分人却失去了“面包”。
本·阿里执政的前20年，大力吸引外资，突尼斯的经济增速平均接近5%；即便在他下台前两年，突尼斯的经济竞争力也曾名列非洲第一。但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重创了突尼斯的旅游业，使得依靠旅游业周边产业谋生的底层民众怨声载道，将怨恨转嫁于政府。
2018年1月12日，突尼斯爆发全国性抗议示威。
革命成功后，突尼斯换了三任总统、七任总理，历届政府过度沉迷于政治自由与民主程序，而忽视了制度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解决现实问题。近几年来，议会的争论聚焦于妇女权益、同性恋权益、是否禁止死刑、是否接纳中东难民等问题。虽然上述议题不可谓不重要，但仅仅关注此类问题，而将经济问题置于次要地位，在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后果日益严重。
后革命时代，突尼斯的东南部邻国利比亚，因2014年一次有争议的选举而陷入教俗两派内战，“伊斯兰国”趁机在利北部沿岸扩张，突尼斯国内也自此频发恐怖袭击。从2015年巴尔杜博物馆枪击事件、苏塞血案、总统卫队巴士袭击案，到2016年本加尔丹军营遇袭，突尼斯安全形势急转直下，从中东最和平的国家之一，演变为“伊斯兰国”的兵源大户。
作为非石油国家，突尼斯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外商投资和旅游的拉动。然而，与日俱增的恐怖主义威胁造成投资萎缩、游客锐减，重创了突尼斯的出口经济和支柱产业。截至2016年底，占全国GDP7%的旅游收入同比减半，70多家酒店倒闭，苏塞、哈马马特、杰尔巴岛等旅游胜地一片萧条。
在上述背景下，突尼斯经济急速下滑。2014年至2016年，全国GDP从476亿美元降至421亿美元。尽管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有意为突尼斯提供贷款，但要求突尼斯实施多项改革，并附加诸多苛刻条件。突尼斯经济从此陷入高通胀、高赤字与高失业并存的困境。当前，突尼斯约有62万失业大军，其中超过1/3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新年之际，突尼斯政府颁布2018年度财政法，导致物价与税赋齐涨，成为民众不堪承受的“最后一根稻草”。居住在首都附近小镇的38岁青年瓦利德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我们的确获得了自由，但我们比革命前更加饥饿了。”
“民主”政体岌岌可危
长期以来，北非小国突尼斯之所以引起西方学者的青睐，不仅因为其耀眼的迦太基历史和地中海南岸旖旎的风光，而且因为该国被视为最有可能实现自由民主的阿拉伯国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亨廷顿曾基于突尼斯世俗化较深、妇女地位和公民受教育程度高、中产群体庞大等特征，判断该国为较有希望加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阿拉伯国家。所谓“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突尼斯率先实现政权平稳过渡、建立民主政体，仿佛验证了此种理论。
然而，令西方始料不及的是，时至今日，突尼斯草创的“民主”政体危机四伏，似乎遭遇了“外生型民主注定不稳定”的诅咒。
说起来，突尼斯的民主化进程可谓“成也妥协，败也妥协”。革命以降，由于重建的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与保守派等主要政治势力“有话好商量”，避免了埃及、也门爆发政变的悲剧，更没有重蹈利比亚3年里两度爆发内战的覆辙。不过，一味追求“妥协”和“共识”，致使议会等民主机构逐渐成为政党寡头间的交易所，而非民众意愿的发声场。
以《革命清洗法》的废止与《行政和解法》的颁布为例，二者均为后革命时代主要政治势力之间达成的重要成果。前者意味著本·阿里时代的前朝官员有机会重返政坛，后者旨在赦免前政权涉嫌财务腐败与挪用公款的行为。在大量突尼斯人看来，此类决议违背了民主革命的初衷，表明复兴运动、呼声党等主要政党均已沦为利益集团的保护伞，而非联结民众社会与国家权力的桥梁和纽带。
更重要的是，2014年选举中获胜的呼声党，仍然将“复兴运动”纳入政府，意味着主要政党之间已形成统治联盟。由此一来，权力交接的过程或许能更为平和，但突尼斯的选举政治与政党政治则会呈现非竞争性趋势，从而大大降低了选民的投票热情。“西格玛咨询”最近公布的民调显示，在该国2011年后首次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或将有七成选民放弃投票。
除了政治精英化与保守化，突尼斯与诸多“民主”输入国一样，由于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尚未能对过快发展的民主政治提供相应的支持，出现了民主外壳与传统威权元素嫁接的局面。其重要表现在于庇护主义、裙带关系与私相授受的盛行。
近年来，由于民众信任危机与党派权力博弈，突尼斯内阁频繁更迭，而官员的遴选充斥着暗箱操作与潜规则。据当地媒体报道，2016年8月上任的总理优素福·查希德，是贝吉·凯德·埃塞卜西总统的远房亲戚。
在2017年9月11日组建的内阁中，国防部长阿卜杜勒﹣卡里姆·泽比迪和内政部长洛夫提·布拉姆，均与埃塞卜西总统及其创立的呼声党关系甚密；而上届政府中深陷“腐败门”的地区事务部长里达·穆阿克尔，以及负责政府与宪法机构、公民社会和人权关系的部长梅赫迪·本·加尔比亚，凭借与总统的亲密关系竟然得以留任。不仅如此，从任命其子哈菲兹·埃塞卜西为呼声党执行局主席到提名他进入议会，现年91岁的老总统将儿子扶上皇位之心已是昭然若揭。
这个曾因较和平的民主革命而收获无数赞誉，甚至包括诺贝尔和平奖的国家，为何其国民至今还在为生计示威游行？被西方学界与政界视为中东“药方”的“突尼斯模式”，是否已经寿终正寝？作为所谓“阿拉伯之春”始发地的突尼斯再现抗议风暴，会否掀起第二波中东革命潮？
有了自由，没了“面包”
7年前，突尼斯人在持续近一个月的大规模骚乱和警民冲突后，终于迫使执政24年的强人本·阿里于1月14日逃往沙特。革命成功后，突尼斯人确实得以自由言论、投票、建党结社、游行示威等，但在获得普遍自由的同时，很大一部分人却失去了“面包”。
本·阿里执政的前20年，大力吸引外资，突尼斯的经济增速平均接近5%；即便在他下台前两年，突尼斯的经济竞争力也曾名列非洲第一。但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重创了突尼斯的旅游业，使得依靠旅游业周边产业谋生的底层民众怨声载道，将怨恨转嫁于政府。
革命成功后，突尼斯换了三任总统、七任总理，历届政府过度沉迷于政治自由与民主程序，而忽视了制度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解决现实问题。近几年来，议会的争论聚焦于妇女权益、同性恋权益、是否禁止死刑、是否接纳中东难民等问题。虽然上述议题不可谓不重要，但仅仅关注此类问题，而将经济问题置于次要地位，在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后果日益严重。
后革命时代，突尼斯的东南部邻国利比亚，因2014年一次有争议的选举而陷入教俗两派内战，“伊斯兰国”趁机在利北部沿岸扩张，突尼斯国内也自此频发恐怖袭击。从2015年巴尔杜博物馆枪击事件、苏塞血案、总统卫队巴士袭击案，到2016年本加尔丹军营遇袭，突尼斯安全形势急转直下，从中东最和平的国家之一，演变为“伊斯兰国”的兵源大户。
作为非石油国家，突尼斯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外商投资和旅游的拉动。然而，与日俱增的恐怖主义威胁造成投资萎缩、游客锐减，重创了突尼斯的出口经济和支柱产业。截至2016年底，占全国GDP7%的旅游收入同比减半，70多家酒店倒闭，苏塞、哈马马特、杰尔巴岛等旅游胜地一片萧条。
在上述背景下，突尼斯经济急速下滑。2014年至2016年，全国GDP从476亿美元降至421亿美元。尽管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有意为突尼斯提供贷款，但要求突尼斯实施多项改革，并附加诸多苛刻条件。突尼斯经济从此陷入高通胀、高赤字与高失业并存的困境。当前，突尼斯约有62万失业大军，其中超过1/3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新年之际，突尼斯政府颁布2018年度财政法，导致物价与税赋齐涨，成为民众不堪承受的“最后一根稻草”。居住在首都附近小镇的38岁青年瓦利德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我们的确获得了自由，但我们比革命前更加饥饿了。”
“民主”政体岌岌可危
长期以来，北非小国突尼斯之所以引起西方学者的青睐，不仅因为其耀眼的迦太基历史和地中海南岸旖旎的风光，而且因为该国被视为最有可能实现自由民主的阿拉伯国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亨廷顿曾基于突尼斯世俗化较深、妇女地位和公民受教育程度高、中产群体庞大等特征，判断该国为较有希望加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阿拉伯国家。所谓“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突尼斯率先实现政权平稳过渡、建立民主政体，仿佛验证了此种理论。
然而，令西方始料不及的是，时至今日，突尼斯草创的“民主”政体危机四伏，似乎遭遇了“外生型民主注定不稳定”的诅咒。
说起来，突尼斯的民主化进程可谓“成也妥协，败也妥协”。革命以降，由于重建的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与保守派等主要政治势力“有话好商量”，避免了埃及、也门爆发政变的悲剧，更没有重蹈利比亚3年里两度爆发内战的覆辙。不过，一味追求“妥协”和“共识”，致使议会等民主机构逐渐成为政党寡头间的交易所，而非民众意愿的发声场。
以《革命清洗法》的废止与《行政和解法》的颁布为例，二者均为后革命时代主要政治势力之间达成的重要成果。前者意味著本·阿里时代的前朝官员有机会重返政坛，后者旨在赦免前政权涉嫌财务腐败与挪用公款的行为。在大量突尼斯人看来，此类决议违背了民主革命的初衷，表明复兴运动、呼声党等主要政党均已沦为利益集团的保护伞，而非联结民众社会与国家权力的桥梁和纽带。
更重要的是，2014年选举中获胜的呼声党，仍然将“复兴运动”纳入政府，意味着主要政党之间已形成统治联盟。由此一来，权力交接的过程或许能更为平和，但突尼斯的选举政治与政党政治则会呈现非竞争性趋势，从而大大降低了选民的投票热情。“西格玛咨询”最近公布的民调显示，在该国2011年后首次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或将有七成选民放弃投票。
除了政治精英化与保守化，突尼斯与诸多“民主”输入国一样，由于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尚未能对过快发展的民主政治提供相应的支持，出现了民主外壳与传统威权元素嫁接的局面。其重要表现在于庇护主义、裙带关系与私相授受的盛行。
近年来，由于民众信任危机与党派权力博弈，突尼斯内阁频繁更迭，而官员的遴选充斥着暗箱操作与潜规则。据当地媒体报道，2016年8月上任的总理优素福·查希德，是贝吉·凯德·埃塞卜西总统的远房亲戚。
在2017年9月11日组建的内阁中，国防部长阿卜杜勒﹣卡里姆·泽比迪和内政部长洛夫提·布拉姆，均与埃塞卜西总统及其创立的呼声党关系甚密；而上届政府中深陷“腐败门”的地区事务部长里达·穆阿克尔，以及负责政府与宪法机构、公民社会和人权关系的部长梅赫迪·本·加尔比亚，凭借与总统的亲密关系竟然得以留任。不仅如此，从任命其子哈菲兹·埃塞卜西为呼声党执行局主席到提名他进入议会，现年91岁的老总统将儿子扶上皇位之心已是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