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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佛教是日本重要的宗教，对日本文明演进、国家一统起到过关键作用。在饱受西方文化冲击的近现代，佛教在日本也不曾湮没。在中日文化交流频繁的大背景下，日本佛教与中国的佛学有着深厚的渊源。日本的佛教从中国引入，在日本有着深远的影响，并获得了本土发展。
关键词：中日佛教渊源；佛学东渐；日本佛教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71-01
中日交往在历史上有几次繁荣时期。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日本弥生、大和时代），中日文化交流频繁，汉光武帝曾赐给日本国王“汉委奴国王”金印。隋唐時期（日本飞鸟、奈良、平安时代），中日文化交流达到黄金时代。宋元明清时代（日本平安、镰仓、室町、江户时代），中日文化交流内容更加丰富。近代中日交流更具广泛性和群众性。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的渊源，恰是在这样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一、留学僧入华和佛学东渐
公元4至5世纪，佛教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在当地传播开来。公元538年，正值日本钦明天皇时期，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到日本进献了金铜佛像、幡盖以及佛经，中国的佛教正式传入了日本。
圣德太子时期，中日两国在佛教交流事业上取得了新发展。在他推行“新政”时期，中国正处于隋炀帝执政的繁荣时期。圣德太子派遣日本使节和僧人到达隋朝，谋求建立友好关系，从中国输入佛教及其他先进文化。直到宋元乃至以后，两国佛教文化交流一直没有中断过。
舒明天皇二年（630年）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年），日本遣唐使实际到达中国16次，大批的留学生和留学僧来中国学习儒学和佛学。
中国隋唐时代，日本处于飞鸟、奈良、平安时期，中国佛教宗派在此期间陆续传入日本。奈良时期的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这佛教六宗，都从中国经由朝鲜半岛直接或间接传入，成为日后日本佛教发展的奠基。
宋元两朝，临济宗和曹洞宗作为中国禅宗中最有代表性的两派，被日本引入，在幕府和武士阶层以及朝廷权贵的扶持下快速传播开来。
中日两国的佛学交流在明清时期直至近现代仍未中断。明朝，日本以进贡为名，与明朝进行勘合贸易，担任官职的几乎全是禅僧。明清时期，临济宗高僧隐元隆琦应邀到日本传播佛法，在临济宗和曹洞宗以外开创了黄檗宗，并将明清文化传播到日本。进入近代，日本引进西方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从而在佛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新的成果，这些成果相继传入中国，在中国的佛教和人文科学领域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从中国间接进入日本，直到近代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繁荣，这期间是日本不断遣使入华学习佛法的过程，也是中国佛学不断东渐的过程。
二、佛教入日后本土化发展
中国的佛学传入日本后对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逐渐本土化。
佛教最初传到日本时，得到大和朝廷中革新派的支持，他们主张引入大陆先进文化，因此最先信奉佛教。但保守派安于现状、固守传统，他们认为佛教是蕃神，与日本原有的神祗国神相冲突，因此竭尽全力阻挠佛教传播。但是不久之后革新派重新得势，控制朝政，开始着手恢复佛教。
六、七世纪后，引进中国先进文化成为日本缓解社会矛盾的当务之急。当时，圣德太子自小信奉佛教，接受儒家教育，他担任摄政后，最先建四天王寺，与大臣苏我马子奉召大兴佛教，从而掀起了信佛崇佛之风。他明确将佛教作为治国施教之本，要求臣民“笃敬三宝”。
645年，孝德天皇即位，开始了大化革新。日本朝廷为约束僧尼，仿照中国的僧官制度，设立了僧正、僧都等僧官，还颁布了《僧尼令》，把对佛教僧尼的管理纳入到国家的律令体制之内。
平安时期，最澄和空海到唐朝学习佛法，回到日本后他们仿照中国的天台宗和密宗首创日本天台宗及真言宗。这两个宗派发展成平安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佛教宗派。
镰仓时期，佛教日趋民族化，相继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如净土宗、真宗、时宗、日莲宗等。这些佛教宗派，是不曾到过中国的日本学僧顺应日本社会形势和广大民众的宗教心理需求，结合自己的教义体系而创设的。
佛教进入日本后经历了本土化的历程，也是中日佛教交流的新发展。到了近代甚至现代，中日佛教交流依然熠熠生辉。
三、近现代中日佛教的交流
明治以后，日本掀起欧化热潮，物质文明较之前更加进步，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和青年萌生了空虚、烦闷、迷茫的思想。一些学者呼吁回归到东方文明，因此对佛学和儒学的兴趣大为增加。
明治初年有过“废佛毁释”的行动，批判佛教中逃避现实、抵制科学的教义。到明治末年，一些知识分子反省之后，又提倡佛教、钻研佛学。如1899年，境野黄洋、加藤玄智、渡边旭海等人组织了佛教清徒同志会，推行新佛教运动。
日本佛教的各个宗派还分别在京都等地设立佛教大学以及佛学研究所，大规模、系统化翻译和出版中文的佛经和佛学著作。佛教经典成为了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日本翻译中国书籍中数量最大的一类，其中有好多大部头多卷本的译丛，如《国译大藏经》《国译禅宗丛书》《国译密教》《大正新修大藏经》等等。
近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是古代中日佛教友好往来的延续和升华。不仅弥补了历史上佛教交往的某些疏漏，也开创了佛教交流的新局面。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佛教文化更是渊源深厚。古往今来，无数名僧先贤往来于两国，吸收先进教义，传播弘扬佛法，共同推动着两国的友好合作和文明进步。对于中日佛教文化的历史渊源，两国佛教徒、学者、广大人民应当铭记于心，共同携手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
参考文献：
[1]郝润华，《鉴真评传》[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
[2]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8月.
[3]韦立新、任萍，《日本佛教源流》[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2月.
[4]杨曾文，《日本佛教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
作者简介：袁书敏（1993—），女，汉族，河北张家口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专业在读本科生。
关键词：中日佛教渊源；佛学东渐；日本佛教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71-01
中日交往在历史上有几次繁荣时期。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日本弥生、大和时代），中日文化交流频繁，汉光武帝曾赐给日本国王“汉委奴国王”金印。隋唐時期（日本飞鸟、奈良、平安时代），中日文化交流达到黄金时代。宋元明清时代（日本平安、镰仓、室町、江户时代），中日文化交流内容更加丰富。近代中日交流更具广泛性和群众性。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的渊源，恰是在这样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一、留学僧入华和佛学东渐
公元4至5世纪，佛教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在当地传播开来。公元538年，正值日本钦明天皇时期，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到日本进献了金铜佛像、幡盖以及佛经，中国的佛教正式传入了日本。
圣德太子时期，中日两国在佛教交流事业上取得了新发展。在他推行“新政”时期，中国正处于隋炀帝执政的繁荣时期。圣德太子派遣日本使节和僧人到达隋朝，谋求建立友好关系，从中国输入佛教及其他先进文化。直到宋元乃至以后，两国佛教文化交流一直没有中断过。
舒明天皇二年（630年）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年），日本遣唐使实际到达中国16次，大批的留学生和留学僧来中国学习儒学和佛学。
中国隋唐时代，日本处于飞鸟、奈良、平安时期，中国佛教宗派在此期间陆续传入日本。奈良时期的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这佛教六宗，都从中国经由朝鲜半岛直接或间接传入，成为日后日本佛教发展的奠基。
宋元两朝，临济宗和曹洞宗作为中国禅宗中最有代表性的两派，被日本引入，在幕府和武士阶层以及朝廷权贵的扶持下快速传播开来。
中日两国的佛学交流在明清时期直至近现代仍未中断。明朝，日本以进贡为名，与明朝进行勘合贸易，担任官职的几乎全是禅僧。明清时期，临济宗高僧隐元隆琦应邀到日本传播佛法，在临济宗和曹洞宗以外开创了黄檗宗，并将明清文化传播到日本。进入近代，日本引进西方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从而在佛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新的成果，这些成果相继传入中国，在中国的佛教和人文科学领域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从中国间接进入日本，直到近代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繁荣，这期间是日本不断遣使入华学习佛法的过程，也是中国佛学不断东渐的过程。
二、佛教入日后本土化发展
中国的佛学传入日本后对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逐渐本土化。
佛教最初传到日本时，得到大和朝廷中革新派的支持，他们主张引入大陆先进文化，因此最先信奉佛教。但保守派安于现状、固守传统，他们认为佛教是蕃神，与日本原有的神祗国神相冲突，因此竭尽全力阻挠佛教传播。但是不久之后革新派重新得势，控制朝政，开始着手恢复佛教。
六、七世纪后，引进中国先进文化成为日本缓解社会矛盾的当务之急。当时，圣德太子自小信奉佛教，接受儒家教育，他担任摄政后，最先建四天王寺，与大臣苏我马子奉召大兴佛教，从而掀起了信佛崇佛之风。他明确将佛教作为治国施教之本，要求臣民“笃敬三宝”。
645年，孝德天皇即位，开始了大化革新。日本朝廷为约束僧尼，仿照中国的僧官制度，设立了僧正、僧都等僧官，还颁布了《僧尼令》，把对佛教僧尼的管理纳入到国家的律令体制之内。
平安时期，最澄和空海到唐朝学习佛法，回到日本后他们仿照中国的天台宗和密宗首创日本天台宗及真言宗。这两个宗派发展成平安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佛教宗派。
镰仓时期，佛教日趋民族化，相继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如净土宗、真宗、时宗、日莲宗等。这些佛教宗派，是不曾到过中国的日本学僧顺应日本社会形势和广大民众的宗教心理需求，结合自己的教义体系而创设的。
佛教进入日本后经历了本土化的历程，也是中日佛教交流的新发展。到了近代甚至现代，中日佛教交流依然熠熠生辉。
三、近现代中日佛教的交流
明治以后，日本掀起欧化热潮，物质文明较之前更加进步，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和青年萌生了空虚、烦闷、迷茫的思想。一些学者呼吁回归到东方文明，因此对佛学和儒学的兴趣大为增加。
明治初年有过“废佛毁释”的行动，批判佛教中逃避现实、抵制科学的教义。到明治末年，一些知识分子反省之后，又提倡佛教、钻研佛学。如1899年，境野黄洋、加藤玄智、渡边旭海等人组织了佛教清徒同志会，推行新佛教运动。
日本佛教的各个宗派还分别在京都等地设立佛教大学以及佛学研究所，大规模、系统化翻译和出版中文的佛经和佛学著作。佛教经典成为了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日本翻译中国书籍中数量最大的一类，其中有好多大部头多卷本的译丛，如《国译大藏经》《国译禅宗丛书》《国译密教》《大正新修大藏经》等等。
近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是古代中日佛教友好往来的延续和升华。不仅弥补了历史上佛教交往的某些疏漏，也开创了佛教交流的新局面。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佛教文化更是渊源深厚。古往今来，无数名僧先贤往来于两国，吸收先进教义，传播弘扬佛法，共同推动着两国的友好合作和文明进步。对于中日佛教文化的历史渊源，两国佛教徒、学者、广大人民应当铭记于心，共同携手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
参考文献：
[1]郝润华，《鉴真评传》[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
[2]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8月.
[3]韦立新、任萍，《日本佛教源流》[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2月.
[4]杨曾文，《日本佛教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
作者简介：袁书敏（1993—），女，汉族，河北张家口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专业在读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