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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上，朱（德）、毛（泽东）会师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篇章。而陈正人、彭儒，一个在江西跟随毛泽东上山，一个在湖南随朱德上山，他们在井冈山喜结良缘，而后转战南北，风风雨雨半个世纪，白头偕老，这也是井冈山的一曲美丽动人的佳话。
彭儒，原名彭良凤，出生于1913年3月6日，是当今惟一还健在的井冈山时期的女红军。
（一）
彭儒是湖南宜章县碕石彭家人。她父亲彭寿是当地一位开明绅士。虽然家里只有不到十亩的田地，却一生乐善好施，办学校，学中医，替百姓们看病。特别是他政治开明，为支持、掩护子女们参加革命，房屋被国民党反动派烧掉，家产被没收，仍始终不渝。彭儒一家连堂兄弟姐妹有十多人参加了革命，可到解放时，她是惟一的幸存者，其余都牺牲了。
彭儒在她的兄弟姐妹中，年龄最小。1926年，她从家乡的承启学校毕业后，到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习。这所学校当时号称“湘南最高学府”，又称“湘南革命摇篮”。毛泽东1922年曾到这里演讲，开展建党工作。老一辈革命家蒋先云、黄静源、毛泽建、伍若兰、黄克诚、张际春、江华、陶铸、曾志等都在这里学习过。彭儒的哥哥彭晒、彭暌、彭琦等也都是这里的学生。1927年4月，彭儒在衡阳三师加入了共青团，积极地参加了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彭儒作为秘密交通员、宣传员，参加了1928年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宜章年关暴动。同年4月底，她跟随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5月4日，在宁冈砻市举行的庆祝两军会师大会上，彭儒登台跳起了“葡萄仙子”独舞，二哥彭琦与胡世俭还表演了双簧、二胡。
在井冈山斗争中，彭儒表现得勇敢泼辣。1928年端午节，红军在七溪岭与敌军遭遇，肖克脚负重伤，彭暌冒死把肖克背下，彭儒和吴仲廉（彭儒二哥彭琦的妻子）揣着手榴弹在阵地前向敌人喊话，瓦解敌人。后来红军29团受盲动主义影响冒进湘南遭到大败，损失惨重。彭儒的兄妹彭晒、彭堃、彭娟在耒水桥被冲散后，全部牺牲。彭儒随部队渡过了耒水，被迅速率31团前来救援的毛泽东接回井冈山。
（二）
红军占领遂川后，彭儒等人被派到遂川县委帮助搞宣传工作。就在这里，她认识了陈正人，产生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彭儒后来是这样记述她初次认识陈正人的情景的：
有一天，我们正在写标语，忽然看到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个子不高，宽宽的额头，一双黑黑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穿着一身农民穿的土布衣裤，挽着裤腿，赤着的双脚上沾着一些泥巴。他走过来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感谢我们对遂川县委工作的支持，并且问我们是哪个部队的。我们回答说：
“原来都是红军二十九团的，郴州失败后，编入了二十八团。”
他又问我们的名字，我们便一一作了介绍。他听完后笑着对我们说：
“你们不要累坏了，有什么困难就去找县委。”
说完便和几个老表边谈边笑地离开了。他走后，我们忙向别人打听，才知道他就是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同志。我们当时对他印象很好。一个县委书记，连鞋都没有穿，还打着赤脚走着。我当时就和刘琛说：
“可惜我们现在没有布，要是有布的话，可以连夜帮他做一双鞋子。”
1928年10月，在陈毅的关心下，彭儒被调到湘赣边界特委做妇女工作。再看彭儒自述吧：
此后，我和正人见面的机会多了。一天，我突然收到他的一封来信，信是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在一张粉红色礼札纸上的，表达了他对我的感情。因为是用文言文写的，我看不大懂，又十分不好意思，就去找贺子珍同志和我嫂嫂吴仲廉商量。她们都称赞正人同志，说他年轻、干练，工作能力很强，作风朴实，立场坚定。吴仲廉拉着我的手，摆出一副大姐姐的样子对我说：
“这个人很不错。人家写信给你，你又不回信；人家来看你，你又跑掉，这怎么行呢？你回他一封信吧。”
“这种信怎么写呀？……”我不好意思地说。
贺子珍同志也在旁边笑着极力赞成，仲廉还帮我起草了回信。就这样，经过一段接触后，我和正人在井冈山的茨坪结婚了。这时，正人同志才21岁，他正全身心地把自己的热情和精力倾注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就连结婚的这天，他还整天在王佐那里开会，直到很晚才回来。
我们结婚时，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床和被子，是借的傅穆姐姐他们夫妇的房子和床，更谈不上穿什么新衣服了。因为缺少房子，结婚后，我仍然和康克清同志住在一起。开始，我也没好意思把这件事告诉她。过了两天，正人同志来找我，克清同志觉得很奇怪。她说：
“这是怎么回事呵？”
正人高兴地告诉她：“我们不久前已经结婚了。”
克清同志装着生气的样子，轻轻地打了我一下，对着我说：
“你这个小鬼，怎么结了婚也不告诉我一声呢？”搞得我的脸都红了。
过后，遂川县委的同志们知道我们结婚后连被子都没有，就给我们送来了一条印花布的薄棉被。当时，在井冈山艰苦的斗争年月里，这样一条被子也是来之不易的啊！
（三）
1929年1月，红军主力向赣南进军，红五军与王佐部队及特委陈正人等同志留守井冈山。
1月13日，湘、粤、赣三省30多个团的敌军分六路向永新、宁冈、遂川、酃县攻来。山上红军不到千人，经七天七夜的浴血奋战，终因众寡悬殊和叛徒带路，井冈山失守了。在战斗中，彭儒领着担架队、宣传队，做救护和鼓动工作，还不断向敌军喊话。撤退时，一些部队打散了，彭儒撤到山下一个小村边，才遇上陈正人。陈正人、彭儒和王佐他们会合在一起，向山林里转移，和搜山的敌人周旋。晚上，躲在看山人住的草棚里，群众冒着危险给他们通风报信，还送来饭和开水。那年冬天，出奇寒冷，连下了40天大雪，山路全封死了。陈正人说：“我们不能在这里束手待毙，喂了野猪。要迅速去找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收容部队，坚持斗争。”
于是，他们找了一位青年农民带路，走乡串村，找到了荆竹山的乡长、党支部书记刘苗，联络群众，发动群众，逐渐组织了一些群众武装，收容了一些打散的部队，恢复了游击队。后来，宁冈中心县委书记、游击队长何长工得知陈正人还在井冈山坚持斗争，就派人把他们接回来。后又找到了特委刘天干、朱昌楷等人，逐渐恢复了特委工作。
1930年到1931年，陈正人先后任安福中心县委书记、北路行委书记，彭儒在北路行委做妇女工作。1931年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正人被选为七位常务主席之一，后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彭儒与贺子珍、康克清、周月华、曾碧漪、钱希钧六位妇女干部参加了大会工作。她们在大会上留下的一张照片，今天已成了极珍贵的历史文物。
1932年4月，彭儒调任福建省汀州市委组织部长，后又代理市委书记。这期间，陈正人因病在汀州福音医院治疗休养。因受王明路线打击排挤的毛泽东也在福音医院养病，他经常向彭儒询问汀州的群众工作、妇女工作情况，给彭儒出点子，要她想办法搞好经济工作。
1933年，组织上派彭儒到设在瑞金沙洲坝的苏区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彭儒被调到苏区中央局妇委任妇委委员兼秘书。这年秋天，她被派到下肖区当扩红突击队长，与王首道共同努力，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被奖给了一顶带红星的八角帽。1934年10月，中央局通知已调任江西长胜县委宣传部长的彭儒，要她马上返回瑞金，随部队行动。她不知何事，后见到吴仲廉才知道红军要大转移了，彭儒是通知可以参加长征的。而此时的陈正人作为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同伙”，受到打击，不允许随部队长征，也不准彭儒告诉他一声。
可长征刚开始两天，过于都河后，彭儒开始打摆子发高烧。董必武、徐特立都来看望她，董老劝她留下，但彭儒不肯，知道被留下是有问题，又怕找不到组织。董老安慰她说，回去可以找到党组织，陈毅还在那里，陈正人也留在苏区。就这样，彭儒被抬回于都，后来找到了陈正人他们。
在国民党军队的大肆“围剿”下，中央苏区形势越来越紧张。陈毅对他们说，中央局决定陈正人由彭儒陪同转移去白区养病。他还派了一个排的红军战士护送陈正人、彭儒及周以栗突围去白区，可中途被打散，周以栗牺牲了，陈正人、彭儒又退了回来。1935年4月，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向外突围，陈正人、彭儒随独立三团行动。他们在渡于都河时遭阻击，后又不断被敌人尾追，战斗不断，部队减员严重，所剩战士不多了，彭儒不幸在安远附近被俘。彭儒与其他被俘红军战士过去不在一起，互不认识，彭儒一直坚持说自己是普通老百姓，给红军洗衣服的。而敌军是广东陈济棠的部队。正巧彭儒大哥彭瑛时在广东，听到彭儒被俘消息后，即托人写了保释信，把彭儒保释出来，接到广州家中。
陈正人再次退回苏区后，又化装成茶叶贩子，历经千辛万苦，经广东梅县、汕头转入香港。他想起彭儒大哥彭瑛在广州，便去信联络，赶去广州与彭儒会合。那时，广州白色恐怖也很严重，陈正人便躲在郊外番禺一农场里。彭瑛认为这终究不是办法，于是毅然辞职，全家与陈正人、彭儒一起回到宜章县碕石彭家。
1936年西安事变后，化名胡思义做乡村教师的陈正人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一消息，即决心前去找党组织。彭瑛变卖家产，供陈正人出行。陈正人到西安找到了党组织，周恩来又给了百元盘缠，让彭儒也赶去西安。彭瑛于是亲自送彭儒到西安与陈正人会合。
1937年6月，陈正人与彭儒来到延安，毛泽东设家宴招待他俩。毛主席说：“你们这些留在苏区的同志，能冲破艰险，战胜敌人，来到延安，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但是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它的党员，它的干部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你们看，你们不是又回到这里来了嘛！”
（四）
彭儒到达延安后，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任党委委员。9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科长。后来她随陈正人到新疆迪化，准备去苏联治病。不久，陈正人病情好转，而新疆政局不稳，中央又接他们回到延安。
在延安整风期间，康生等人搞起什么“抢救运动”，把许多从白区来参加革命的，或在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被俘过或离开过组织一段时间的人，统统作为审查对象，大搞逼供信。彭儒在1935年被俘过一个短暂时间，那时就被“抢救”、逼供得不得了，几天之内，彭儒头发就变白了。她始终没有说违心的话，坚持说自己没有暴露身份，是哥哥取保救出来的。后来毛泽东制止了康生等人的错误作法，组织上为彭儒作出了客观、公正、正确的政治结论，中央党校负责人彭真还亲自向彭儒赔礼道歉。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彭儒带着一对孩子与陈光的妻子、孩子，一起从延安出发，途径张家口、承德、山海关、抚顺，到达梅河口。
到达东北后，彭儒先在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工作。1946年6月，她任吉林延吉市委组织部长，在那里参加了土改运动，受到朝鲜族贫苦农民的欢迎。1947年4月，中共吉林省委决定在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设立高级研究班，培训军队营以上、地方区以上干部，彭儒被任命为总支委员。后来中共吉林省委组建妇委，彭儒和危秀英、王一知一起担任常委。针对吉林妇女受到多重的民族、阶级的压迫问题，他们提出“跳出锅台和炕头，参加生产，参加支援前线”的口号，培养了一批妇女工作干部。1949年初，吉林省委创办省委党校，彭儒调省委党校任总支委员。党校举办了多期基层干部培训班，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干部。
1949年6月，江西解放后，陈正人任第一任江西省委书记，彭儒被任命为江西省总工会组织部长，后又任省总工会副主席兼党组副书记。她在紧张工作之余，协助搜寻、接待红军时期留下来的红军后代、烈士遗孤，同时，也派人找回了自己在苏区时生育的放在农民家抚养的三个子女。
1952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洪都机械厂筹建了，彭儒调任厂党委副书记。不久，因陈正人调中央工作，她也随调北京，先后任全国总工会干校机关党委副书记，农业部监察室副主任，农垦部政治部副主任、人事和宣教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党委书记，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党委书记，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驻水产部监察组副组长等职。她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上，都认真负责，主动深入群众、关心下级工作和生活情况，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工作兢兢业业，生活艰苦朴素，获得广大群众一致好评。1960年，她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五）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彭儒受到冲击。一些人揪住1935年她曾被俘一事不放，内查外调，想把她整倒。但他们找不出任何问题，只好把她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直到陈正人含冤去世，她还在干校劳动，等她赶回北京，陈正人人已不在了，竟未能见到最后一面。
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彭儒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后来还担任了审理林彪、“四人帮”的“两案”办副主任。她曾亲自提审过江青等人。想当年在延安彼此都认识，现在一个成了提审官，一个却是阶下囚，江青不知该有何感想。
1979年5月，中央第一次安排一批老干部前往日本访问，由廖承志、粟裕带队。妇女老同志有曾志、彭儒、钟月林、朱仲丽、薛明、郝治平、林月琴、张洁清、林佳楣等。他们乘坐“中日友好之船”，从海上去访问日本。这样一批开国元老及家属子女第一次访问日本，引起国际广泛关注，成为中日友好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
1982年9月，彭儒出席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中纪委专职委员，后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上，彭儒主动请退离休。1987年，她仍被邀请列席了党的十三大。这年8月1日，彭儒应邀出席了庆祝建军60周年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亲切地对她说：“你是我们工农红军中最早的女战士，以后年年建军节我们都要邀请你。”
直到今日，94岁的彭儒仍然健康、愉快地生活着。她还在不久前接受过《毛泽东传》作者菲力普·肖特为法国电视台制作的采访和意大利《晚邮报》记者法比奥的采访。
2006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何勇和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专程前往彭儒的家中看望了她。曾庆红还回忆了1949年彭儒从吉安乡下把他接出来，教他打开水龙头，有生第一次用自来水洗澡的情景。大家都深情地祝福她：
“祝您健康、长寿！彭妈妈！”
彭儒，原名彭良凤，出生于1913年3月6日，是当今惟一还健在的井冈山时期的女红军。
（一）
彭儒是湖南宜章县碕石彭家人。她父亲彭寿是当地一位开明绅士。虽然家里只有不到十亩的田地，却一生乐善好施，办学校，学中医，替百姓们看病。特别是他政治开明，为支持、掩护子女们参加革命，房屋被国民党反动派烧掉，家产被没收，仍始终不渝。彭儒一家连堂兄弟姐妹有十多人参加了革命，可到解放时，她是惟一的幸存者，其余都牺牲了。
彭儒在她的兄弟姐妹中，年龄最小。1926年，她从家乡的承启学校毕业后，到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习。这所学校当时号称“湘南最高学府”，又称“湘南革命摇篮”。毛泽东1922年曾到这里演讲，开展建党工作。老一辈革命家蒋先云、黄静源、毛泽建、伍若兰、黄克诚、张际春、江华、陶铸、曾志等都在这里学习过。彭儒的哥哥彭晒、彭暌、彭琦等也都是这里的学生。1927年4月，彭儒在衡阳三师加入了共青团，积极地参加了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彭儒作为秘密交通员、宣传员，参加了1928年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宜章年关暴动。同年4月底，她跟随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5月4日，在宁冈砻市举行的庆祝两军会师大会上，彭儒登台跳起了“葡萄仙子”独舞，二哥彭琦与胡世俭还表演了双簧、二胡。
在井冈山斗争中，彭儒表现得勇敢泼辣。1928年端午节，红军在七溪岭与敌军遭遇，肖克脚负重伤，彭暌冒死把肖克背下，彭儒和吴仲廉（彭儒二哥彭琦的妻子）揣着手榴弹在阵地前向敌人喊话，瓦解敌人。后来红军29团受盲动主义影响冒进湘南遭到大败，损失惨重。彭儒的兄妹彭晒、彭堃、彭娟在耒水桥被冲散后，全部牺牲。彭儒随部队渡过了耒水，被迅速率31团前来救援的毛泽东接回井冈山。
（二）
红军占领遂川后，彭儒等人被派到遂川县委帮助搞宣传工作。就在这里，她认识了陈正人，产生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彭儒后来是这样记述她初次认识陈正人的情景的：
有一天，我们正在写标语，忽然看到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个子不高，宽宽的额头，一双黑黑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穿着一身农民穿的土布衣裤，挽着裤腿，赤着的双脚上沾着一些泥巴。他走过来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感谢我们对遂川县委工作的支持，并且问我们是哪个部队的。我们回答说：
“原来都是红军二十九团的，郴州失败后，编入了二十八团。”
他又问我们的名字，我们便一一作了介绍。他听完后笑着对我们说：
“你们不要累坏了，有什么困难就去找县委。”
说完便和几个老表边谈边笑地离开了。他走后，我们忙向别人打听，才知道他就是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同志。我们当时对他印象很好。一个县委书记，连鞋都没有穿，还打着赤脚走着。我当时就和刘琛说：
“可惜我们现在没有布，要是有布的话，可以连夜帮他做一双鞋子。”
1928年10月，在陈毅的关心下，彭儒被调到湘赣边界特委做妇女工作。再看彭儒自述吧：
此后，我和正人见面的机会多了。一天，我突然收到他的一封来信，信是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在一张粉红色礼札纸上的，表达了他对我的感情。因为是用文言文写的，我看不大懂，又十分不好意思，就去找贺子珍同志和我嫂嫂吴仲廉商量。她们都称赞正人同志，说他年轻、干练，工作能力很强，作风朴实，立场坚定。吴仲廉拉着我的手，摆出一副大姐姐的样子对我说：
“这个人很不错。人家写信给你，你又不回信；人家来看你，你又跑掉，这怎么行呢？你回他一封信吧。”
“这种信怎么写呀？……”我不好意思地说。
贺子珍同志也在旁边笑着极力赞成，仲廉还帮我起草了回信。就这样，经过一段接触后，我和正人在井冈山的茨坪结婚了。这时，正人同志才21岁，他正全身心地把自己的热情和精力倾注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就连结婚的这天，他还整天在王佐那里开会，直到很晚才回来。
我们结婚时，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床和被子，是借的傅穆姐姐他们夫妇的房子和床，更谈不上穿什么新衣服了。因为缺少房子，结婚后，我仍然和康克清同志住在一起。开始，我也没好意思把这件事告诉她。过了两天，正人同志来找我，克清同志觉得很奇怪。她说：
“这是怎么回事呵？”
正人高兴地告诉她：“我们不久前已经结婚了。”
克清同志装着生气的样子，轻轻地打了我一下，对着我说：
“你这个小鬼，怎么结了婚也不告诉我一声呢？”搞得我的脸都红了。
过后，遂川县委的同志们知道我们结婚后连被子都没有，就给我们送来了一条印花布的薄棉被。当时，在井冈山艰苦的斗争年月里，这样一条被子也是来之不易的啊！
（三）
1929年1月，红军主力向赣南进军，红五军与王佐部队及特委陈正人等同志留守井冈山。
1月13日，湘、粤、赣三省30多个团的敌军分六路向永新、宁冈、遂川、酃县攻来。山上红军不到千人，经七天七夜的浴血奋战，终因众寡悬殊和叛徒带路，井冈山失守了。在战斗中，彭儒领着担架队、宣传队，做救护和鼓动工作，还不断向敌军喊话。撤退时，一些部队打散了，彭儒撤到山下一个小村边，才遇上陈正人。陈正人、彭儒和王佐他们会合在一起，向山林里转移，和搜山的敌人周旋。晚上，躲在看山人住的草棚里，群众冒着危险给他们通风报信，还送来饭和开水。那年冬天，出奇寒冷，连下了40天大雪，山路全封死了。陈正人说：“我们不能在这里束手待毙，喂了野猪。要迅速去找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收容部队，坚持斗争。”
于是，他们找了一位青年农民带路，走乡串村，找到了荆竹山的乡长、党支部书记刘苗，联络群众，发动群众，逐渐组织了一些群众武装，收容了一些打散的部队，恢复了游击队。后来，宁冈中心县委书记、游击队长何长工得知陈正人还在井冈山坚持斗争，就派人把他们接回来。后又找到了特委刘天干、朱昌楷等人，逐渐恢复了特委工作。
1930年到1931年，陈正人先后任安福中心县委书记、北路行委书记，彭儒在北路行委做妇女工作。1931年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正人被选为七位常务主席之一，后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彭儒与贺子珍、康克清、周月华、曾碧漪、钱希钧六位妇女干部参加了大会工作。她们在大会上留下的一张照片，今天已成了极珍贵的历史文物。
1932年4月，彭儒调任福建省汀州市委组织部长，后又代理市委书记。这期间，陈正人因病在汀州福音医院治疗休养。因受王明路线打击排挤的毛泽东也在福音医院养病，他经常向彭儒询问汀州的群众工作、妇女工作情况，给彭儒出点子，要她想办法搞好经济工作。
1933年，组织上派彭儒到设在瑞金沙洲坝的苏区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彭儒被调到苏区中央局妇委任妇委委员兼秘书。这年秋天，她被派到下肖区当扩红突击队长，与王首道共同努力，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被奖给了一顶带红星的八角帽。1934年10月，中央局通知已调任江西长胜县委宣传部长的彭儒，要她马上返回瑞金，随部队行动。她不知何事，后见到吴仲廉才知道红军要大转移了，彭儒是通知可以参加长征的。而此时的陈正人作为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同伙”，受到打击，不允许随部队长征，也不准彭儒告诉他一声。
可长征刚开始两天，过于都河后，彭儒开始打摆子发高烧。董必武、徐特立都来看望她，董老劝她留下，但彭儒不肯，知道被留下是有问题，又怕找不到组织。董老安慰她说，回去可以找到党组织，陈毅还在那里，陈正人也留在苏区。就这样，彭儒被抬回于都，后来找到了陈正人他们。
在国民党军队的大肆“围剿”下，中央苏区形势越来越紧张。陈毅对他们说，中央局决定陈正人由彭儒陪同转移去白区养病。他还派了一个排的红军战士护送陈正人、彭儒及周以栗突围去白区，可中途被打散，周以栗牺牲了，陈正人、彭儒又退了回来。1935年4月，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向外突围，陈正人、彭儒随独立三团行动。他们在渡于都河时遭阻击，后又不断被敌人尾追，战斗不断，部队减员严重，所剩战士不多了，彭儒不幸在安远附近被俘。彭儒与其他被俘红军战士过去不在一起，互不认识，彭儒一直坚持说自己是普通老百姓，给红军洗衣服的。而敌军是广东陈济棠的部队。正巧彭儒大哥彭瑛时在广东，听到彭儒被俘消息后，即托人写了保释信，把彭儒保释出来，接到广州家中。
陈正人再次退回苏区后，又化装成茶叶贩子，历经千辛万苦，经广东梅县、汕头转入香港。他想起彭儒大哥彭瑛在广州，便去信联络，赶去广州与彭儒会合。那时，广州白色恐怖也很严重，陈正人便躲在郊外番禺一农场里。彭瑛认为这终究不是办法，于是毅然辞职，全家与陈正人、彭儒一起回到宜章县碕石彭家。
1936年西安事变后，化名胡思义做乡村教师的陈正人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一消息，即决心前去找党组织。彭瑛变卖家产，供陈正人出行。陈正人到西安找到了党组织，周恩来又给了百元盘缠，让彭儒也赶去西安。彭瑛于是亲自送彭儒到西安与陈正人会合。
1937年6月，陈正人与彭儒来到延安，毛泽东设家宴招待他俩。毛主席说：“你们这些留在苏区的同志，能冲破艰险，战胜敌人，来到延安，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但是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它的党员，它的干部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你们看，你们不是又回到这里来了嘛！”
（四）
彭儒到达延安后，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任党委委员。9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科长。后来她随陈正人到新疆迪化，准备去苏联治病。不久，陈正人病情好转，而新疆政局不稳，中央又接他们回到延安。
在延安整风期间，康生等人搞起什么“抢救运动”，把许多从白区来参加革命的，或在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被俘过或离开过组织一段时间的人，统统作为审查对象，大搞逼供信。彭儒在1935年被俘过一个短暂时间，那时就被“抢救”、逼供得不得了，几天之内，彭儒头发就变白了。她始终没有说违心的话，坚持说自己没有暴露身份，是哥哥取保救出来的。后来毛泽东制止了康生等人的错误作法，组织上为彭儒作出了客观、公正、正确的政治结论，中央党校负责人彭真还亲自向彭儒赔礼道歉。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彭儒带着一对孩子与陈光的妻子、孩子，一起从延安出发，途径张家口、承德、山海关、抚顺，到达梅河口。
到达东北后，彭儒先在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工作。1946年6月，她任吉林延吉市委组织部长，在那里参加了土改运动，受到朝鲜族贫苦农民的欢迎。1947年4月，中共吉林省委决定在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设立高级研究班，培训军队营以上、地方区以上干部，彭儒被任命为总支委员。后来中共吉林省委组建妇委，彭儒和危秀英、王一知一起担任常委。针对吉林妇女受到多重的民族、阶级的压迫问题，他们提出“跳出锅台和炕头，参加生产，参加支援前线”的口号，培养了一批妇女工作干部。1949年初，吉林省委创办省委党校，彭儒调省委党校任总支委员。党校举办了多期基层干部培训班，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干部。
1949年6月，江西解放后，陈正人任第一任江西省委书记，彭儒被任命为江西省总工会组织部长，后又任省总工会副主席兼党组副书记。她在紧张工作之余，协助搜寻、接待红军时期留下来的红军后代、烈士遗孤，同时，也派人找回了自己在苏区时生育的放在农民家抚养的三个子女。
1952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洪都机械厂筹建了，彭儒调任厂党委副书记。不久，因陈正人调中央工作，她也随调北京，先后任全国总工会干校机关党委副书记，农业部监察室副主任，农垦部政治部副主任、人事和宣教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党委书记，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党委书记，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驻水产部监察组副组长等职。她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上，都认真负责，主动深入群众、关心下级工作和生活情况，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工作兢兢业业，生活艰苦朴素，获得广大群众一致好评。1960年，她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五）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彭儒受到冲击。一些人揪住1935年她曾被俘一事不放，内查外调，想把她整倒。但他们找不出任何问题，只好把她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直到陈正人含冤去世，她还在干校劳动，等她赶回北京，陈正人人已不在了，竟未能见到最后一面。
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彭儒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后来还担任了审理林彪、“四人帮”的“两案”办副主任。她曾亲自提审过江青等人。想当年在延安彼此都认识，现在一个成了提审官，一个却是阶下囚，江青不知该有何感想。
1979年5月，中央第一次安排一批老干部前往日本访问，由廖承志、粟裕带队。妇女老同志有曾志、彭儒、钟月林、朱仲丽、薛明、郝治平、林月琴、张洁清、林佳楣等。他们乘坐“中日友好之船”，从海上去访问日本。这样一批开国元老及家属子女第一次访问日本，引起国际广泛关注，成为中日友好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
1982年9月，彭儒出席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中纪委专职委员，后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上，彭儒主动请退离休。1987年，她仍被邀请列席了党的十三大。这年8月1日，彭儒应邀出席了庆祝建军60周年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亲切地对她说：“你是我们工农红军中最早的女战士，以后年年建军节我们都要邀请你。”
直到今日，94岁的彭儒仍然健康、愉快地生活着。她还在不久前接受过《毛泽东传》作者菲力普·肖特为法国电视台制作的采访和意大利《晚邮报》记者法比奥的采访。
2006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何勇和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专程前往彭儒的家中看望了她。曾庆红还回忆了1949年彭儒从吉安乡下把他接出来，教他打开水龙头，有生第一次用自来水洗澡的情景。大家都深情地祝福她：
“祝您健康、长寿！彭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