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美国既是国家体系中的行为体，也是文中所分析的美国帝国体系的一部分。中国与日本深深地置身于美国的帝国体系之中，而且以不同的方式与美国和美国的帝国体系联系在一起。日本始终坚持国家经济战略和国际安全战略，而中国遵循着国际经济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日本和中国的均势正在转变，政治群体使具有渗透性的亚洲也明确地依赖于美国帝国体系中。笔者认为，亚洲仍继续是一个在美国帝国体系中具有相当重要性的渗透性地区，中日之间日益强化的竞争状态为关国的帝国体系提供了政治基础。
【机 构】
：
美国康乃尔大学政府系国际关系研究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
笔者感谢此次会议的组织者乌夫·赫德陶福特（Ulf Hedetoft）教授准许此论文以中文版的形式发表.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美国既是国家体系中的行为体，也是文中所分析的美国帝国体系的一部分。中国与日本深深地置身于美国的帝国体系之中，而且以不同的方式与美国和美国的帝国体系联系在一起。日本始终坚持国家经济战略和国际安全战略，而中国遵循着国际经济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日本和中国的均势正在转变，政治群体使具有渗透性的亚洲也明确地依赖于美国帝国体系中。笔者认为，亚洲仍继续是一个在美国帝国体系中具有相当重要性的渗透性地区，中日之间日益强化的竞争状态为关国的帝国体系提供了政治基础。
其他文献
自九一一事件以来，人们往往认为新保守主义成为了布什政府的主要外交理念，但事实上，新保守主义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影响已处于边缘地位，而保守民族主义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作者旨在通过比较新保守主义和保守民族主义两者的共性和差异，试图挖掘出布什政府当前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并由此阐明保守民族主义何以压倒新保守主义而成为主导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思想，从而为分析美国外交的未来走向提供客观、理性的标准。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必然要求战略指导的重心适时相应地做出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指导重心由维护生存利益向维护发展利益转变。要有效地维护国家发展利益，需要我们从国家利益日益拓展的新现实出发，从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新现实出发，精心筹划。与此相适应，把对外战略的基点由以往基于应付“共同威胁”转向基于寻求“共同发展”，这是符合时代潮流的选择。近年来中国所主张与实践的“新安全观”正是这种对外战略新思维、新基点的生动体现。此外，作者还讨论了建构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问题。
作者试图在中关关系的讨论中建立一个相对量化的分析框架，指出影响中关关系的因素基本可以归纳为3种，分别是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和美国国内政治。作者试图以这3种基本因素为基础建立一个观察中关关系的三维坐标，旨在能使研究化繁为简，又更具有对应性。
作者以13种核心期刊在7年间发表的建构主义文章为样本，结合同期出版的相关译著、专著，通过分析研究指出：建构主义在中国快速发展，出现了50人以上、以青年人为主的研究队伍。作为新兴的学术群体，他们表现出较好的理论学养和方法论意识，写出了一些相对规范、有一定深度的学术文章，在追踪前沿上基本实现了与国外的同步。此外，也探讨了作者们存在的问题：理论创新不足，经验研究上还没有出现比较突出的作品。中国作者下一步可能出新之处是经验研究。学术刊物导向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应有更多的学术刊物为作者提供更大的空间，以促成这一流派
作者回顾了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这个次领域与国际关系学几十年来的互动。作者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虽然没有能够为国际关系学创造自己的理论，但是自身有着多样化的理论和方法。鉴于当前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相对落后，作者建议，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应该更多地融入到国际关系学这个大学科中去，这不仅有益于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而且也会推动国际关系学的发展。
近几年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的英文刊China and World Economy（《中国与世界经济》）在成为国际性优秀学术期刊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2005年6月，China and World Economy被美国经济协会主办的《经济学文献期刊》收入其JEL引文索引系统：自2006年起，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学派就已经诞生并开始不断发展了，但学界对其关注甚少。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学界开始关注英国学派，并对其独特的理论内容、研究方法和发展历史等进行了有价值的系统研究。由于巴瑞·布赞提出系统重塑英国学派的主张，其被公认为英国学派新的领军人物。文章在阐述巴瑞·布赞重塑英国学派观点的基础上，主要分析了英国学派理论发展上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并简要阐述了巴瑞·布赞重塑英国学派的深层意义。
目前，有两种观察国际体系的视角，一种是威斯特伐利亚视角，认为全球化并未使体系发生面向新体系的本质变革，变化是形式上的，主要是体系构成单位内部发生的变化，而且仅仅是权力分配结构同质性程度上的问题而已；另一种是超越威斯特伐利亚视角，认为国际体系中的历史性变迁导致其转型，即在全球化作用下，世界已经开始从基于军力和单边行动的国际无政府状态，逐渐转向多边合作共治和自主解决问题相结合的全球社会的早期状态。这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悖论：关国超强霸权的指向与全球化所代表的历史大趋势。前一种趋势给中关关系带来了两重性，遏制与围
中国外交目标实际上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知，中国外交目标的设定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在设定目标的过程中，自我认识必须参考他者认识，内向思考与外向思考相结合，在此基础上，从国家利益出发得出合乎客观的主观认识。中国外交目标的认知与判断，具体体现为关于发展目标、政治目标、安全目标和文化目标的认知与判断，国家利益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作为一种主观认识，中国外交目标的设定是一种价值选择，它主要取决于中国对客观环境、自身国力的主观判断。
当中国由一个冷战时期的新兴国家演变为后冷战时期的崛起中大国时，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经历了许多变化。以1989年为分界点，作者考察了该领域在中国国际政治角色变换这一背景下新的研究议程。新的研究议程包括国内因素、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多边外交以及台湾问题等。作者指出，尽管新的研究议程已经出现，但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中仍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延续性。这种内在的延续性表明了对中国国际行为进行比较研究、把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并入到国际政治这个更大学科中去的潜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