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这个中国最洋化的都市里，市民的身体规训在全国应该算是最好的——越来越懂得如何排队，乘电梯要左行右立，开车不能随意按喇叭和掉头等等。我们日益接受越来越秩序、规训化的身体格式，并把这样的范式认为是洋气的。谁准备得越好，似乎越有资格投入到整个社会的大生产建设中去，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去面对以往的身体积习。
　　今年春天，我初次编导了一出名为“变形花园”的剧场作品，讲一个花园里住了几个老姑娘，她们每天最喜欢做的，就是围坐一起编故事。一个爱讲童话，一个讲道听途说来的，一个专讲自己的事。她们的故事大都这样开头“从前，有一个美丽的女孩”。作品在下河迷仓公演三场，有女孩看得多次落泪，也有男性完全搞不清楚在讲些什么。演员们和我一起经历许久的创作过程，她们都是在工作之余参与其中，相当辛苦。演完，现场得到很多观众的鼓励，但说实话我当时没有一丝兴奋，满脑子想的都是最初设想的戏应该是肢体语言更多，更为抽象的，为何出来的结果却是用较稳妥的讲故事方式？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和这些没有经过很多训练的演员合作是正确地选择吗？一直想要找演员来聊聊这事，但话到嘴边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半年后，有一次和草头（草台班的头）赵川聊起整个戏和我的想法。他不太明白我为什么这样消极。他觉得戏是成立的，因为无论你最初的想法如何，你最后是妥协也好，选择也好，戏突出了每个演员的自身特点，让她们都很有自信站在舞台上演绎角色。这样角色自然也是成立的。想了几天，我突然释怀，明白导演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要调动演员在舞台上的存在感，这样才能让观众进入并感同身受。特别当我们在运用肢体的方式表达时，演员身体的存在感是否强烈，和观众的沟通欲是否强烈，都会影响现场的传达。
　　很多年前，当台湾的戏剧导演王墨林说中国人没有身体感时，我还懵懂到底何为他口中的“身体感”。后来仔细观察，发现我们中国人的身体似乎真的是普遍僵硬。在小食店里，大家随意拖动拉动摇晃凳子凳脚发出刺耳声音；在大马路上走路也时常会伴有胳膊的摩擦或者鞋子的踩踏；地铁里，无论男女，大声打着电话，看电影不带耳机，翘二郎腿的比比皆是。我们的身体似乎还习惯于乡间地头这样辽阔空间的自由，而不太知道如何在到处都是人的逼仄都市里控制自己的行为。一方面，在上海这个中国最洋化的都市里，市民的身体规训在全国应该算是最好的——越来越懂得如何排队，乘电梯要左行右立，开车不能随意按喇叭和掉头等等。我们日益接受越来越秩序、规训化的身体格式，并把这样的范式认为是洋气的。谁准备得越好，似乎越有资格投入到整个社会的大生产建设中去，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去面对以往的身体积习。我把那种对周遭事物不敏感和过于自由的身体归结于农民式的土气和未教化的身体。但当我发现我们舌苔除了调料对食物的原味已不敏感、我们的耳膜对50分贝以上的噪音已充耳不闻、我们的眼睛已经适应了血腥色情的画面、我们鼻腔已被迫停止了呼吸好空气的自由，我们的手指在抚摸电脑键盘之外只对触摸麻将牌有兴趣，我们的身体在工作之余被按摩、购物、卡拉OK、肥皂剧和酒精蚕食时，我真的不能把这些都归结于“土气”，种种迹象更像是资本社会、消费社会用魅惑在我们身上的邪气，用现在流行的叫法就是雾霾。
　　而在日本这个讲到身体礼仪常常被作为正面例子的国度里，似乎现代性的身体规范又进入到另一种极端。化妆是一种礼貌，日本女人妆画得好是事实。传闻，日本有些丈夫一辈子从未见过自己妻子的真面目，我有些不太相信。有一回图便直乘从东京到京都的午夜巴士，十点上车后，乘客陆续开始睡觉。中途睡不着，回头看，朦胧间吓了一跳，以为遇上了731部队，整车的女孩都带着口罩在睡觉。是已经卸妆了？还是怕自己睡觉的丑态被别人看到？这是禁忌，还是日本女性的身体规训在此地悄悄现身？我信了那个传闻，也见识到另一种带着枷锁的身体。
　　几次在德国的短期接触中，发现德意民族另有一种拘束和禁忌。有一回，我和德国朋友A在莱比锡一条幽静的小路上信步交谈。突然发现前面的道被一群人堵上了——他们开着大声的音乐、喝酒抽烟，还有一位在面前那块涂鸦墙上肆意喷洒着颜料。我带着好奇，眼光肆意扫射着这些人，和他们点头示意，短时间享受着音乐。当我们穿行过他们后，我和A的话题没能再继续，她始终保持着沉默。许久才讲，刚才的场景让她不舒服，她觉得那块地方是属于他们的私人空间，所以尽量不看他们快速通过。我觉得很奇怪，明明是那帮小朋克占了公共空间，为何这样简单的通过会使得A那么在意。后来，另外的德国朋友告诉我，因为A来自德国北边的城市，所以才会相对保守。
　　之后有机会在莱比锡做户外表演，才知道原来中德彼此对公共空间的理解是那样的不同。一般普遍认为，公共空间是具有开放性质的，由公众自由参与和认同的公共性空间。然而在德国，“公共空间”这样的词汇，所具有的开放性因为没有特指，所以这样的开放依旧在每个人的心中定性为不开放。他们只有当那些区域被定性如“路”、“小径”、“沙坑”、“草坪”的时候，这些区域的功能才被肯定，比如“路——行走”、“沙坑——小孩玩耍”和“草坪——遛狗”等。当你的行为发生混淆时，首先最可能受到的是自我约束，而不是来自别人的异样目光。
　　相较于那样的保守，我们身体里土气的、农民似的基因反而带动我们对“路”、“草坪”、“沙坑”这些区域有着不同开发利用的想象力——一群在户外吃饭的年轻人，还抓紧时间在Wii上玩乒乓；五金店老板穿着内衣裤在店门口洗澡；老奶奶把小区的绿化开垦成自家的农田；三楼的老姑娘又拿出一双鞋放在公用的楼梯上……这一桩桩本该发生在家里的事，发生在农村的事，发生在游戏厅的事，被富有攻占意识的老上海人、新上海人全部拓展到自己屋里屋外的那几个平方里。上海城市家庭的居住面积都过于狭小，这样的客观原因造成他们的扩张意识，当事人和观者都不会因此大惊小怪。这种被逼迫后形成的身体和行为的自由，虽略带些许无奈，或被说成小农意识，但另一方面我们却能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种长期在恶劣环境中求生存的力量，逆势而为的乐趣。
　　说回身体，他们在如此使用公共空间时呈现出来的身体状态是清晰肯定的，因为只有用坚定的身体姿势展示你的存在感，你才能在不属于你的地皮上被看到、被放大，相继被承认，就像剧场中的演员一样。往大里说，什么是国家的存在感？国家的存在感是在被其他国家不断挑衅和摩擦中显现的。目前钓鱼岛争端、南海局势、航空识别区等一系列领空、领地争端，是否又激起了你强烈的大国意识？什么又是国家的身体感呢？往小了说，就是嫦娥登上月球一定要先插上一面绘有玉免的旗帜，并全球转播，不然谁知道嫦娥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