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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南族民歌源远流长，在少数民族人民的群居生活和生产劳动中缓缓孕育，历经岁月磨砺，直到文化开放包容的今天。正因为对歌唱之美的不懈追求，使毛南族民歌承载了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并厚积薄发，投射于歌唱的字里行间之中。在民族唱法异军突起的新时代，毛南族民歌与其结合存在着可能性与必然性。二者之间在音乐本体、文化意蕴及社会功能方面均有着相通之处。通过对于美的认知和雕砌，势必会使毛南族民歌获得良好的发展，凭借着民族唱法的融汇，使更多人喜爱和传唱。
[关键词]审美视角;毛南族民歌;民族唱法;融合发展
毛南族的族称来源于汉文史籍中的“茅滩”“冒难”或“毛南”，最早显见于宋代文献记载中。作为中华族群中的一脉，在漫长的历史更迭中偏安一隅，形成了独立的生活习俗和语言特质。直到1986年，本着民族自愿的原则，国务院将其更名为“毛南族”，获得了平等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利。毛南族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尤其对道教文化青睐有加，并由此形成了包括手工艺、烹饪、舞蹈、民歌在内的各种文化活动，在族群内广泛普及与传承。其中，毛南族民歌缘起于古代歌谣，依据劳动形态和生活感触形成了劳动歌、苦歌、儿歌和风俗歌等，抒发情感、调剂生活、寄予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为使毛南族民歌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除了保持其艺术本貌，还需使其融入更為通俗和具有社会共识性的民族唱法之中，这也是民族声乐与广西少数民族风格演唱技法的融合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为思考毛南族民歌在当代文化环境下的创新发展问题，在探讨可行性的过程中，基于音乐美学和欣赏审美层面的思考显得尤为重要。
一、音乐本体层面：“美”是毛南族民歌与民族声乐作品创作的共识
“美”是人类对于音乐文化的共同向往。《毛大序》有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歌唱是人类语言的一种升华，也是在社会交际活动中通过模仿和学习而获得的技能。当然，歌唱艺术的创作和演绎，由于文化环境的差异，在最终的形态方面必然体现出天壤之别。中西方音乐文化在艺术体例与表现方式上大相径庭，即便在中国音乐文化内部，也由于地理、历史、气候、语言等综合因素，显现出纷繁的姿态。毛南族民歌在原生态的生长环境中，潜移默化之间被注入了民族风俗和文化性格，真实且突出地反映着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情感与审美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千条江河，终归大海”。毛南族民歌在历经千年流转之后，最终可汇集于当代民族唱法系统的包容之中，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在于创作伊始阶段，二者便早已达成了基于审美认同的共性愿景。
毛南族民歌的创作美学可见于宏观和微观双重层面。从宏观视角来看，创作灵感的缘起使其对天地万物和生活百态有着强烈的表现欲，并由此形成了类型化的创作风格。比如：创世起源之歌是毛南族对于宇宙起源和人类开创的一种美好幻想，对生命的来源进行着意象化的阐释表达，借此为生命注入能量。在《创世歌》《天地歌》《女娲歌》等一系列作品中，毛南族人民根据道家教义的内容，结合部族内流传的传说，对世间万物进行着细致的解析说明，并由此形成对无形力量的认知;又如：民族历史之歌是对民族来源及祖辈辛劳开疆拓土的一种讲述与歌颂。毛南族地处偏僻、人口稀少，之所以能够世代繁衍，完全仰仗着勤劳勇敢和无私无畏的拼搏精神，为此，在此类歌曲《覃三九》和《太师六官》等作品中，形象生动地描述着其祖先征服自然、抗击暴权、勤劳耕耘的历史。这些歌曲不仅拥有敬畏的礼赞，也将许多文化内涵注入到歌词内容中。用以启蒙后代，传承文明。除此之外，还有《古歌·创世歌》《仪式歌·欢吉辰》《仪式歌·上梁歌》等表现信仰观念和自然崇拜的歌曲类型，以及在社会交际中数量占据绝对比重的爱情歌曲。丰富多彩的作品类型萌生于毛南族生活中的体味和感知，也使其在艰苦的生活中得到心灵的慰藉。
从微观层面来看，毛南族民歌的创作虽为原生态形式，但并不原始或粗浅，对于创作技法和文辞应用的考究，使其显现出美轮美奂的艺术魅力。比如：在主调特性明确的毛南族民歌中，重叠和重复的技法得以充分运用。《苦情歌》中先后连用了十余个“如果”，《可恨天翻地不转》中有关爱情词句的反复应用，使歌唱内容深入人心，加深了对歌曲主题的彰显，也使情感更加浓郁。排比句的句式结构在毛南族原生态民歌中十分常见，诸如“过去有剪没有布，过去有钱没有箱，过去有米没有磨”这样的排比句，不仅是歌词内容的信息量增大，也使歌曲在合辙押韵方面体现出微妙之感。此外，诸如双关语和反义词等修辞方法，充分与歌曲旋律结合，朗朗上口。
众所周知，民族唱法脱胎于民族传统民歌和声乐演唱观念，它来源于人民之中，是对传统文化的良好继承。其演唱形式多种多样，风格鲜明。在朴实的语言风格和真挚的情感中，充分彰显民族文化的精神价值。自建国之后，中国的民族声乐便开始孕育和探索，80年代一批青年歌手的异军突起，不仅使民族唱法在短暂的时间内深入人心，更有一众优秀佳作随之诞生。从民族声乐作品的创作来看，其艺术体例基本保持了中国传统民歌的审美诉求，集中显示出地域和民族的特性，其作品中有着东北音乐的诙谐豪爽，西北音乐的苍凉悲怆，江南音乐的悠扬婉转。与此同时，对于各少数民族音乐的改编和重塑过程中，也同样将采风过程中的硕果精心保存，并体现出少数民族音乐独有的调式调性、节奏节拍和内涵精神。在以准确捕捉和传递歌唱之“美”为目标的艺术创作中，显然无论是毛南族民歌或现当代民族声乐作品的创作，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民族声乐创作可视为在毛南族民歌本貌基础上进行的改良，其目的是为了使歌唱表达更加通俗易懂，有利于社会传播辐射。比如：在广西卫视首播的毛南族新歌《日子越过越红火》，由石顺义作词、孟勇作曲，用更为丰富和时尚的配器进行编曲，体现出毛南族风情与当代审美价值观的高度融合，令人沉醉。
二、歌唱意蕴层面：毛南族民歌为民族声乐提供了一种美的表达方式 歌唱是声音的艺术。早在战国时期，《列子·汤问》就曾有云：“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欐，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可见，无论哪个时代，人们对于歌唱之美均有着共同的追求。毛南族民歌在传唱过程中同样形成了特色化的歌唱表达，除了在语言层面上的特有发声和咬字方式，还体现于声腔运用和意境勾勒之中。中国的传统民歌类型多样，在漫长的时代变迁中也形成了歌唱中特有的声音表现力。比如：朝鲜族民歌对于假声的运用，蒙古族民歌中特有的“呼麦”和“长调”，侗族大歌中节奏明快的复调织体和不协和音程排布，这些特色化的声音形象，均来自于长期积淀中民族所特有的审美品位。作为当代民族声乐唱法的创新和汇聚，势必会在民族声乐智慧和结晶的浓缩中汲取充分养料，体现出传统民歌的价值和特性。
以毛南族民歌而言，在歌唱审美方面体现着以下两层独立特征：一方面，在音韵的诠释方面，毛南族民歌表现在声音、旋律和韵律的结合方面。由于先天的族群特性，毛南族人民的嗓音清甜、声音嘹亮，对于歌唱中声音音色的控制性和传递拓展有着精细考究的控制力。在歌唱中，大多采用真声演唱的方式。为体现民族风情，歌唱中时常会加入“罗梅、嗬、呢、哩”等虚词衬字，在平衡唱词内容的条件下，也将风趣、乐观、热情的性格特质得以表达。应用于仪式活动和民俗生活中的席上歌及酒歌，旋律轻快、节奏自由，歌唱口语化意味浓重，具有深沉的意味。而在山歌调类型的歌唱中，则明顯悠扬许多。叙事性和对唱性歌曲显示出对声音共鸣的要求，余音在山谷中回荡，也形成错落有致的泛音结构。另一方面，毛南族民歌的歌唱意境同样独特。在日常应用中，毛南族民歌的演唱大多有特定的曲式模式，依曲填词的方式充分体现出歌者的智慧和随机应变能力。当然，婉转的曲调中渗透着真情实意，在歌词内容中也往往借景抒情，含蓄表达着内心的情绪情感。由于近现代许多毛南族原生态民歌采用汉族语言歌唱，这也为其向民族唱法的转型和融合提供了便利条件。
民族唱法的开创，源自于老一辈艺术家对中西方声乐艺术的思考、总结和革新，作为一种年轻的歌唱表现形式，它一方面体现出在咬字吐字方面的清晰和气息运用方面的灵活多变;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西方美声唱法对于声腔应用的科学性以及在音域方面的拓展。这不仅解决了真假声结合的问题，也使歌唱声音甜美，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审美接受。在毛南族民歌演唱与民族唱法的结合方面，前者无疑提供了一种更具原生态形制的表现方式，以歌唱的共性美感特点来拓宽民族唱法的艺术内涵。而作为后者的民族唱法，如要对“民族”一词做到完整的包容与诠释，就势必要对毛南族民歌的演唱进行包容，在审美层面借鉴其歌唱的形态、行为、意识，并脚踏实地的吸收其歌唱艺术的精髓所在，以使毛南族人民对新民歌具有审美认同感。新时代的今天，民族唱法的演变在不断地与时俱进，“新民歌”的出现也证实了民族唱法本身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可以随审美需求而不断转变。毛南族民歌以别样的声音特性，为民族唱法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发展渠道，也激发着民族声乐的勃勃生机。
三、社会功能层面：毛南族民歌使民族唱法回归生活本貌之美
中国民歌的发展流转在历史环境中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汉民族民歌多以“传播促传承”的方式，凭借着人口数量优势和分布广泛的特点，将民歌艺术放置在相近的文化区域内生长。比如：北方地区所盛传的秧歌音乐和舞蹈形态，东到山东沿海、西至陕北高原、北达吉林延边，均存在着同类型的音乐风格。这种发展方式的优点在于，即便某一地域的类型化民歌出现了衰落或绝迹，也会因为其它地域同类音乐的发展而获得世代繁衍。与之不同的是，少数民族民歌则通常会选择以“传承促传播”的方式流传。由于特有的音乐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少数民族民歌与外界的交流甚少，无形中形成了点状的“文化孤岛”形态。族群或村寨内部的传承多以师传徒、父传子、母传女的方式进行。作为文化生活和交际中的重要一环，少数民族民歌在各种活动、劳动甚至交友、择偶方面均有着重要的角色。在极端条件下，不会歌唱就会丧失许多生存基本的权利，这也督促其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严谨展开，久而久之成为了一种习惯。毛南族民歌便生长于这样以“传承促传播”的文化环境中，历经岁月变迁，逐渐将民歌镶嵌在民俗文化的各个角落，承担着重要的功能性。
在传统文化环境中，毛南族民歌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传播知识是最原始和实用性的功能。在通讯不发达的农耕社会，毛南族人民通过劳动号子、山歌和俚俗歌的形式传递各种生产生活知识，通过押韵的歌词内容，方便记忆并在部落中世代承袭;仪式性功能在信奉道教文化的毛南族中，显然是不可缺少的。在各种民族节日中，作为祭祀、祈福、消灾以及各种婚丧嫁娶活动中重要的辅助项目，时常通过群体性歌唱的方式达成目的。此外，毛南族民歌的社交功能、求偶功能、抒情功能同样在专属领域得到有力释放，形式多样，并伴有舞蹈和器乐伴奏。
随着封闭的族群生活模式被彻底打破，当代毛南族民歌的传统功能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与汉族民歌及其它少数民族民歌在社会功能层面的“合流”。这便使毛南族民歌与民族唱法之间产生了结合的共识和对等。一方面，在以媒体传播为主要渠道的当代音乐演绎环境中，娱乐消遣的功能是最为主流的。作为人民群众在工作之余的一种休闲方式，民歌曲调优美、内容多样，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另一方面，当代音乐文化也具有审美、教化和弘扬主旋律精神的功能。无论哪个少数民族的民歌，都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格调，即便在其通过民族唱法进行重塑之后，歌唱技术与配器等外在形态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但这并丝毫不会影响其核心特性和新社会功能的拓展。反而在转换之后的毛南族民歌，更加有利于大众的接受和向全社会的普及，势必能够借民歌融合与改良的契机，在保障自身发展延续的同时，发挥更为强大的功能性，使其艺术之美得到更多人的喜爱。
不可否认，“美”是毛南族民歌生生不息的源泉，也是其与民族唱法融合过程中紧密衔接的桥梁。正因当代艺术家对于歌唱之美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才成就了二者之间的同生共长。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毛南族民歌必然会借民族唱法之力，引发更多社会大众的关注与热爱，使悠久美好的毛南族文化发扬光大。
[关键词]审美视角;毛南族民歌;民族唱法;融合发展
毛南族的族称来源于汉文史籍中的“茅滩”“冒难”或“毛南”，最早显见于宋代文献记载中。作为中华族群中的一脉，在漫长的历史更迭中偏安一隅，形成了独立的生活习俗和语言特质。直到1986年，本着民族自愿的原则，国务院将其更名为“毛南族”，获得了平等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利。毛南族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尤其对道教文化青睐有加，并由此形成了包括手工艺、烹饪、舞蹈、民歌在内的各种文化活动，在族群内广泛普及与传承。其中，毛南族民歌缘起于古代歌谣，依据劳动形态和生活感触形成了劳动歌、苦歌、儿歌和风俗歌等，抒发情感、调剂生活、寄予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为使毛南族民歌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除了保持其艺术本貌，还需使其融入更為通俗和具有社会共识性的民族唱法之中，这也是民族声乐与广西少数民族风格演唱技法的融合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为思考毛南族民歌在当代文化环境下的创新发展问题，在探讨可行性的过程中，基于音乐美学和欣赏审美层面的思考显得尤为重要。
一、音乐本体层面：“美”是毛南族民歌与民族声乐作品创作的共识
“美”是人类对于音乐文化的共同向往。《毛大序》有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歌唱是人类语言的一种升华，也是在社会交际活动中通过模仿和学习而获得的技能。当然，歌唱艺术的创作和演绎，由于文化环境的差异，在最终的形态方面必然体现出天壤之别。中西方音乐文化在艺术体例与表现方式上大相径庭，即便在中国音乐文化内部，也由于地理、历史、气候、语言等综合因素，显现出纷繁的姿态。毛南族民歌在原生态的生长环境中，潜移默化之间被注入了民族风俗和文化性格，真实且突出地反映着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情感与审美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千条江河，终归大海”。毛南族民歌在历经千年流转之后，最终可汇集于当代民族唱法系统的包容之中，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在于创作伊始阶段，二者便早已达成了基于审美认同的共性愿景。
毛南族民歌的创作美学可见于宏观和微观双重层面。从宏观视角来看，创作灵感的缘起使其对天地万物和生活百态有着强烈的表现欲，并由此形成了类型化的创作风格。比如：创世起源之歌是毛南族对于宇宙起源和人类开创的一种美好幻想，对生命的来源进行着意象化的阐释表达，借此为生命注入能量。在《创世歌》《天地歌》《女娲歌》等一系列作品中，毛南族人民根据道家教义的内容，结合部族内流传的传说，对世间万物进行着细致的解析说明，并由此形成对无形力量的认知;又如：民族历史之歌是对民族来源及祖辈辛劳开疆拓土的一种讲述与歌颂。毛南族地处偏僻、人口稀少，之所以能够世代繁衍，完全仰仗着勤劳勇敢和无私无畏的拼搏精神，为此，在此类歌曲《覃三九》和《太师六官》等作品中，形象生动地描述着其祖先征服自然、抗击暴权、勤劳耕耘的历史。这些歌曲不仅拥有敬畏的礼赞，也将许多文化内涵注入到歌词内容中。用以启蒙后代，传承文明。除此之外，还有《古歌·创世歌》《仪式歌·欢吉辰》《仪式歌·上梁歌》等表现信仰观念和自然崇拜的歌曲类型，以及在社会交际中数量占据绝对比重的爱情歌曲。丰富多彩的作品类型萌生于毛南族生活中的体味和感知，也使其在艰苦的生活中得到心灵的慰藉。
从微观层面来看，毛南族民歌的创作虽为原生态形式，但并不原始或粗浅，对于创作技法和文辞应用的考究，使其显现出美轮美奂的艺术魅力。比如：在主调特性明确的毛南族民歌中，重叠和重复的技法得以充分运用。《苦情歌》中先后连用了十余个“如果”，《可恨天翻地不转》中有关爱情词句的反复应用，使歌唱内容深入人心，加深了对歌曲主题的彰显，也使情感更加浓郁。排比句的句式结构在毛南族原生态民歌中十分常见，诸如“过去有剪没有布，过去有钱没有箱，过去有米没有磨”这样的排比句，不仅是歌词内容的信息量增大，也使歌曲在合辙押韵方面体现出微妙之感。此外，诸如双关语和反义词等修辞方法，充分与歌曲旋律结合，朗朗上口。
众所周知，民族唱法脱胎于民族传统民歌和声乐演唱观念，它来源于人民之中，是对传统文化的良好继承。其演唱形式多种多样，风格鲜明。在朴实的语言风格和真挚的情感中，充分彰显民族文化的精神价值。自建国之后，中国的民族声乐便开始孕育和探索，80年代一批青年歌手的异军突起，不仅使民族唱法在短暂的时间内深入人心，更有一众优秀佳作随之诞生。从民族声乐作品的创作来看，其艺术体例基本保持了中国传统民歌的审美诉求，集中显示出地域和民族的特性，其作品中有着东北音乐的诙谐豪爽，西北音乐的苍凉悲怆，江南音乐的悠扬婉转。与此同时，对于各少数民族音乐的改编和重塑过程中，也同样将采风过程中的硕果精心保存，并体现出少数民族音乐独有的调式调性、节奏节拍和内涵精神。在以准确捕捉和传递歌唱之“美”为目标的艺术创作中，显然无论是毛南族民歌或现当代民族声乐作品的创作，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民族声乐创作可视为在毛南族民歌本貌基础上进行的改良，其目的是为了使歌唱表达更加通俗易懂，有利于社会传播辐射。比如：在广西卫视首播的毛南族新歌《日子越过越红火》，由石顺义作词、孟勇作曲，用更为丰富和时尚的配器进行编曲，体现出毛南族风情与当代审美价值观的高度融合，令人沉醉。
二、歌唱意蕴层面：毛南族民歌为民族声乐提供了一种美的表达方式 歌唱是声音的艺术。早在战国时期，《列子·汤问》就曾有云：“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欐，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可见，无论哪个时代，人们对于歌唱之美均有着共同的追求。毛南族民歌在传唱过程中同样形成了特色化的歌唱表达，除了在语言层面上的特有发声和咬字方式，还体现于声腔运用和意境勾勒之中。中国的传统民歌类型多样，在漫长的时代变迁中也形成了歌唱中特有的声音表现力。比如：朝鲜族民歌对于假声的运用，蒙古族民歌中特有的“呼麦”和“长调”，侗族大歌中节奏明快的复调织体和不协和音程排布，这些特色化的声音形象，均来自于长期积淀中民族所特有的审美品位。作为当代民族声乐唱法的创新和汇聚，势必会在民族声乐智慧和结晶的浓缩中汲取充分养料，体现出传统民歌的价值和特性。
以毛南族民歌而言，在歌唱审美方面体现着以下两层独立特征：一方面，在音韵的诠释方面，毛南族民歌表现在声音、旋律和韵律的结合方面。由于先天的族群特性，毛南族人民的嗓音清甜、声音嘹亮，对于歌唱中声音音色的控制性和传递拓展有着精细考究的控制力。在歌唱中，大多采用真声演唱的方式。为体现民族风情，歌唱中时常会加入“罗梅、嗬、呢、哩”等虚词衬字，在平衡唱词内容的条件下，也将风趣、乐观、热情的性格特质得以表达。应用于仪式活动和民俗生活中的席上歌及酒歌，旋律轻快、节奏自由，歌唱口语化意味浓重，具有深沉的意味。而在山歌调类型的歌唱中，则明顯悠扬许多。叙事性和对唱性歌曲显示出对声音共鸣的要求，余音在山谷中回荡，也形成错落有致的泛音结构。另一方面，毛南族民歌的歌唱意境同样独特。在日常应用中，毛南族民歌的演唱大多有特定的曲式模式，依曲填词的方式充分体现出歌者的智慧和随机应变能力。当然，婉转的曲调中渗透着真情实意，在歌词内容中也往往借景抒情，含蓄表达着内心的情绪情感。由于近现代许多毛南族原生态民歌采用汉族语言歌唱，这也为其向民族唱法的转型和融合提供了便利条件。
民族唱法的开创，源自于老一辈艺术家对中西方声乐艺术的思考、总结和革新，作为一种年轻的歌唱表现形式，它一方面体现出在咬字吐字方面的清晰和气息运用方面的灵活多变;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西方美声唱法对于声腔应用的科学性以及在音域方面的拓展。这不仅解决了真假声结合的问题，也使歌唱声音甜美，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审美接受。在毛南族民歌演唱与民族唱法的结合方面，前者无疑提供了一种更具原生态形制的表现方式，以歌唱的共性美感特点来拓宽民族唱法的艺术内涵。而作为后者的民族唱法，如要对“民族”一词做到完整的包容与诠释，就势必要对毛南族民歌的演唱进行包容，在审美层面借鉴其歌唱的形态、行为、意识，并脚踏实地的吸收其歌唱艺术的精髓所在，以使毛南族人民对新民歌具有审美认同感。新时代的今天，民族唱法的演变在不断地与时俱进，“新民歌”的出现也证实了民族唱法本身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可以随审美需求而不断转变。毛南族民歌以别样的声音特性，为民族唱法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发展渠道，也激发着民族声乐的勃勃生机。
三、社会功能层面：毛南族民歌使民族唱法回归生活本貌之美
中国民歌的发展流转在历史环境中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汉民族民歌多以“传播促传承”的方式，凭借着人口数量优势和分布广泛的特点，将民歌艺术放置在相近的文化区域内生长。比如：北方地区所盛传的秧歌音乐和舞蹈形态，东到山东沿海、西至陕北高原、北达吉林延边，均存在着同类型的音乐风格。这种发展方式的优点在于，即便某一地域的类型化民歌出现了衰落或绝迹，也会因为其它地域同类音乐的发展而获得世代繁衍。与之不同的是，少数民族民歌则通常会选择以“传承促传播”的方式流传。由于特有的音乐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少数民族民歌与外界的交流甚少，无形中形成了点状的“文化孤岛”形态。族群或村寨内部的传承多以师传徒、父传子、母传女的方式进行。作为文化生活和交际中的重要一环，少数民族民歌在各种活动、劳动甚至交友、择偶方面均有着重要的角色。在极端条件下，不会歌唱就会丧失许多生存基本的权利，这也督促其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严谨展开，久而久之成为了一种习惯。毛南族民歌便生长于这样以“传承促传播”的文化环境中，历经岁月变迁，逐渐将民歌镶嵌在民俗文化的各个角落，承担着重要的功能性。
在传统文化环境中，毛南族民歌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传播知识是最原始和实用性的功能。在通讯不发达的农耕社会，毛南族人民通过劳动号子、山歌和俚俗歌的形式传递各种生产生活知识，通过押韵的歌词内容，方便记忆并在部落中世代承袭;仪式性功能在信奉道教文化的毛南族中，显然是不可缺少的。在各种民族节日中，作为祭祀、祈福、消灾以及各种婚丧嫁娶活动中重要的辅助项目，时常通过群体性歌唱的方式达成目的。此外，毛南族民歌的社交功能、求偶功能、抒情功能同样在专属领域得到有力释放，形式多样，并伴有舞蹈和器乐伴奏。
随着封闭的族群生活模式被彻底打破，当代毛南族民歌的传统功能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与汉族民歌及其它少数民族民歌在社会功能层面的“合流”。这便使毛南族民歌与民族唱法之间产生了结合的共识和对等。一方面，在以媒体传播为主要渠道的当代音乐演绎环境中，娱乐消遣的功能是最为主流的。作为人民群众在工作之余的一种休闲方式，民歌曲调优美、内容多样，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另一方面，当代音乐文化也具有审美、教化和弘扬主旋律精神的功能。无论哪个少数民族的民歌，都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格调，即便在其通过民族唱法进行重塑之后，歌唱技术与配器等外在形态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但这并丝毫不会影响其核心特性和新社会功能的拓展。反而在转换之后的毛南族民歌，更加有利于大众的接受和向全社会的普及，势必能够借民歌融合与改良的契机，在保障自身发展延续的同时，发挥更为强大的功能性，使其艺术之美得到更多人的喜爱。
不可否认，“美”是毛南族民歌生生不息的源泉，也是其与民族唱法融合过程中紧密衔接的桥梁。正因当代艺术家对于歌唱之美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才成就了二者之间的同生共长。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毛南族民歌必然会借民族唱法之力，引发更多社会大众的关注与热爱，使悠久美好的毛南族文化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