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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教育，也就是公民教育，是每个出生在这个国度里的人都有权接受的教育。国民教育以培养合格的公民为基本目标。合格的公民就是懂得基本的公共准则，学做一个文明人，学做一个公民。
公民是一个政治中性的概念，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概念。这个概念也只能从法律和政治哲学方面理解。根据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公民有人身自由的权利、人格尊严的权利、政治自由的权利、选举权利与被选举权利、婚姻自主的权利、受教育权利、财产所有与继承权利，等等，也同样具有与此相关的公民义务。充分地了解，并能正确而合理地履行这些权利和义务，就是合格的公民。这些法律的要求落实在国民教育中，却又是需要解释的。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这个目标与宪法要求是一致的。但是，这个目标多被人从政治要求方面做了解释，如有理想，就一定是共产主义理想；守纪律，就是事事听话。在这种思路主导下，邓小平同志的面向四个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也就只会从狭隘的方面去理解了。國民教育的普遍性要求就变成了先进性要求，把一个中性的概念变成了明显倾向性概念。实践证明，这不利于培养合格公民。
上述倾向，产生了三个结果：一是受教育者的知识片面化；二是集体造假；三是教育内容的庸俗化。
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人接受了很多年的国民教育，甚至已经取得了博士学位，满腹经纶，却缺乏基本的公民教养，如不知道尊重人，不知道礼貌与礼让，脑子里没有法律这根“弦”，不知道公共场合应遵守规则，不会穿衣服，甚至不知道冲厕所等。或许这个人具有崇高的理想、爱国热情、集体主义精神、坚定的政治立场、专业理论，在家里知道孝敬父母，在工作中会顺从领导，但是，他不懂得做人的基本的道理，没有人格，行为不守规则。相反，在西方国家里，尽管许多人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在公共生活中不仅有教养，遵守公共道德，行事有风度，相互尊重，还具有艺术方面的素养。所以，中国留学生在外学习的第一课便是如何懂得基本的公共准则，学做一个文明人，学做一个公民。有人问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先生在美国学习、工作的最大收获是什么，他回答说：“我在美国三十年，收获很多，但最大收获是学会了尊重人。”他的回答令人深思。在我们这个号称五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没有教会人懂得尊重人，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在我们这个处处讲究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却要在异国他乡学习做公民。可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撇开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不说，在国内的许多大都市里，年青人受教育的程度已经不算低，可是我们文明程度却不那么高，这促使我们不能不反省我们的国民教育。
由于我们的教育始终在给学生“灌输”理想，在整个的文科教材中，充满了原则在先的“观点”和“论断”，学生不是从陈述的事实中学会判断，学会理解和思想，而是只要学会背诵，只要被动地接受，考试中不许有任何超出标准答案的个人发挥。比如一道政治考试题：“你如何理解‘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答案是有标准的。如果学生真有“理解”，那可能就不给分。有一道语文题要学生解释“超越语言”，有一个学生解释道：“心灵上的理解。”这个答案很不错，但是标准答案是“语言所不能表达的”，结果这个学生的这道题得了0分。还有，英语中的肯定性回答，本来有许多种方式，可是标准答案只有一个“Certainly”，一个学生答了“Sure”便得不到分，所以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一个学生因为课外阅读量大，反而在考试中处于劣势，因为对一个问题，他需要从脑子里储存的多种词汇中找出课本上才有的标准答案，否则就拿不到分。这并不是哪一个阅卷教师有什么不对，而是教育体制的问题。众口同声与千篇一律，看起来很整齐，水平很高，其实其中有弊。长期坚持这样的教育，可能会导致学生虚伪、不诚实，因为本来是要他们发挥的，他们却只能根据“标准”造一套假话，真话反而不能说出来，这种情形在语文作文中表现充分。上海的一个高中学生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无论从道德养成还是作文水平本身的要求来看，‘求真’都应是写作的先决条件。可在这里据说是唯一可能发挥创造性领域里，题目、结构、表达方式都已经被限定了。你刚要舒展筋骨，就已经被框架套住；接下来你将从事糊纸灯笼的工作，只要把框架表面填满就行，也甭管这里头是否空洞无物。……今年高考作文弄虚作假的普遍性，难道不是在平常的语文教育中就做好了铺垫吗？”
同样，在选材上，学生只能做有政治觉悟、有思想境界的文章，不能写出对身边发生的事情的真实感受。这就是我所说的“集体造假”。在日常的行为中，学生为了要表现“积极向上”，而要故意学会一些政治术语，以博得教师的欢心。目前，在我国普遍存在的小孩说大人话的现象，不是健康的。学生说出超过其年龄和实际知识水平的话，就是假话。我们说要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不是学生说出来的话听起来健康，却把真实的一面遮蔽起来。学生只有敢于说真话，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才是健康的。
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无论从对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民众思维还是社会进步的推动上都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媲美的。这是中国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进化的浩大工程的起点，在这一时期，我们终于可以摆脱悲情，开始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我们的孩子也已经可以开始自信地面对这个世界，故必须进行公民教育。
公民是一个政治中性的概念，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概念。这个概念也只能从法律和政治哲学方面理解。根据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公民有人身自由的权利、人格尊严的权利、政治自由的权利、选举权利与被选举权利、婚姻自主的权利、受教育权利、财产所有与继承权利，等等，也同样具有与此相关的公民义务。充分地了解，并能正确而合理地履行这些权利和义务，就是合格的公民。这些法律的要求落实在国民教育中，却又是需要解释的。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这个目标与宪法要求是一致的。但是，这个目标多被人从政治要求方面做了解释，如有理想，就一定是共产主义理想；守纪律，就是事事听话。在这种思路主导下，邓小平同志的面向四个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也就只会从狭隘的方面去理解了。國民教育的普遍性要求就变成了先进性要求，把一个中性的概念变成了明显倾向性概念。实践证明，这不利于培养合格公民。
上述倾向，产生了三个结果：一是受教育者的知识片面化；二是集体造假；三是教育内容的庸俗化。
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人接受了很多年的国民教育，甚至已经取得了博士学位，满腹经纶，却缺乏基本的公民教养，如不知道尊重人，不知道礼貌与礼让，脑子里没有法律这根“弦”，不知道公共场合应遵守规则，不会穿衣服，甚至不知道冲厕所等。或许这个人具有崇高的理想、爱国热情、集体主义精神、坚定的政治立场、专业理论，在家里知道孝敬父母，在工作中会顺从领导，但是，他不懂得做人的基本的道理，没有人格，行为不守规则。相反，在西方国家里，尽管许多人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在公共生活中不仅有教养，遵守公共道德，行事有风度，相互尊重，还具有艺术方面的素养。所以，中国留学生在外学习的第一课便是如何懂得基本的公共准则，学做一个文明人，学做一个公民。有人问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先生在美国学习、工作的最大收获是什么，他回答说：“我在美国三十年，收获很多，但最大收获是学会了尊重人。”他的回答令人深思。在我们这个号称五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没有教会人懂得尊重人，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在我们这个处处讲究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却要在异国他乡学习做公民。可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撇开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不说，在国内的许多大都市里，年青人受教育的程度已经不算低，可是我们文明程度却不那么高，这促使我们不能不反省我们的国民教育。
由于我们的教育始终在给学生“灌输”理想，在整个的文科教材中，充满了原则在先的“观点”和“论断”，学生不是从陈述的事实中学会判断，学会理解和思想，而是只要学会背诵，只要被动地接受，考试中不许有任何超出标准答案的个人发挥。比如一道政治考试题：“你如何理解‘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答案是有标准的。如果学生真有“理解”，那可能就不给分。有一道语文题要学生解释“超越语言”，有一个学生解释道：“心灵上的理解。”这个答案很不错，但是标准答案是“语言所不能表达的”，结果这个学生的这道题得了0分。还有，英语中的肯定性回答，本来有许多种方式，可是标准答案只有一个“Certainly”，一个学生答了“Sure”便得不到分，所以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一个学生因为课外阅读量大，反而在考试中处于劣势，因为对一个问题，他需要从脑子里储存的多种词汇中找出课本上才有的标准答案，否则就拿不到分。这并不是哪一个阅卷教师有什么不对，而是教育体制的问题。众口同声与千篇一律，看起来很整齐，水平很高，其实其中有弊。长期坚持这样的教育，可能会导致学生虚伪、不诚实，因为本来是要他们发挥的，他们却只能根据“标准”造一套假话，真话反而不能说出来，这种情形在语文作文中表现充分。上海的一个高中学生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无论从道德养成还是作文水平本身的要求来看，‘求真’都应是写作的先决条件。可在这里据说是唯一可能发挥创造性领域里，题目、结构、表达方式都已经被限定了。你刚要舒展筋骨，就已经被框架套住；接下来你将从事糊纸灯笼的工作，只要把框架表面填满就行，也甭管这里头是否空洞无物。……今年高考作文弄虚作假的普遍性，难道不是在平常的语文教育中就做好了铺垫吗？”
同样，在选材上，学生只能做有政治觉悟、有思想境界的文章，不能写出对身边发生的事情的真实感受。这就是我所说的“集体造假”。在日常的行为中，学生为了要表现“积极向上”，而要故意学会一些政治术语，以博得教师的欢心。目前，在我国普遍存在的小孩说大人话的现象，不是健康的。学生说出超过其年龄和实际知识水平的话，就是假话。我们说要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不是学生说出来的话听起来健康，却把真实的一面遮蔽起来。学生只有敢于说真话，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才是健康的。
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无论从对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民众思维还是社会进步的推动上都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媲美的。这是中国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进化的浩大工程的起点，在这一时期，我们终于可以摆脱悲情，开始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我们的孩子也已经可以开始自信地面对这个世界，故必须进行公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