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北京户口已不再是“皮鞋”和“草鞋”的分界线。但自5月以来，因为幼升小政策的变化，周围那些高学历高智商在首都打拼的非京籍家长，即使坐拥价值数百万的房产，也难掩内心的烦恼和焦虑。
　　最近一段时间，《财经国家周刊》等多家媒体就北京幼升小推出系列深度调查，2014年北京幼升小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打破了以往政策惯性，站在了义务教育入学改革的拐点上。凭心而论，本轮多项改革措施值得肯定，比如取消共建生，再如启用信息服务平台、用技术手段限制择校等。但在所有改革措施中，非京籍儿童入学门槛的加高，成为议论乃至诟病的焦点。
　　事实上，针对非京籍儿童入学提出的“五证”要求始于2011年，并非新增规定。只是以前尺度把握较松，今年不仅缺一不可，且各区县多有细则，极大提升了审核门槛。比如，丰台、东城、朝阳、通州各区，要求务工就业证明、实际居住证明和暂住证必须都在本区。再如，丰台、西城、海淀要求父母双方的暂住证必须都在本区。以通州为例，很多家住本区的家长未必在通州工作和缴纳社保。这些规定令一些家长措手不及，以至于被认为是北京控制外来人口的一种手段。
　　北京的战略定位以及各种资源的紧张，决定了人口政策必将走向“降载”、“瘦身”路线。2013年末，北京常住人口近2115万人，而根据政府规划，在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应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为此北京出台各种政策，但对非京籍儿童入学提出更严格要求，则多收有点始料未及。
　　公道地说，这也提醒了非京籍的家长们要有点知规守规的自我保护意识。比如，有的在京工作居住几年了，一直“忘了”办暂住证，结果分区划片招生有暂住证登记时间的条件，结果让一些“无证”家长措手不及。
　　2014年，北京市有16万人参加小学入学信息采集，其中非京籍人数超过1/3。2010年以来，北京市入学适龄儿童每年平均递增2万人，年均增长约为20%以上。其中，非京籍儿童增长更快。原因是1990年代以后，北京流动人口在规模不断增大的同时，也发生结构性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一是流动人口从“单身外出”改为“举家迁徙”；二是非户籍人口中，高学历的“小白领”比重明显提升。由此，非京籍小学生所占比重从2001年的11.3%提高到2012年的39.65%。
　　那么，现有的改革措施是否真正符合设计者的初衷呢？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说，有关部门想分流的其实是那些所谓“搭便车”的群体，比如两个外地老太太带着七八个孩子来北京读书。可事实证明，许多被挡在门槛外的人，并不是“搭便车”的，孩子的父母也不是有关部门想要“疏导”的“低端劳力”，他们中间甚至包括一些毕业后留京工作多年、稳定缴纳社保、已在京置业的各界高端人才。
　　类似幼升小政策带来的现实并非北京独有。小而言之，这反映的是现阶段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与相对缺乏，往大了说则是深化改革中必须经历的利益再分配。改革不可能让所有人都皆大欢喜，同时，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义务教育阶段的政策修订都不能以适龄儿童失学为代价。改革需要付出成本，更需要底线思维和决策者的智慧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