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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研究专家宋燕鹏博士和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助理教授陈爱梅博士，分别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两人成为了合作伙伴和好朋友。近日，由马来西亚霹雳州非伊斯兰事务局赞助，以陈爱梅为主要作者，宋燕鹏为责任编辑，双方合作出版了《南洋华踪：马来西亚霹雳怡保岩洞庙宇史录与传说》一书。由于各自的专长，他们打造了“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国学术合作组合，其中也不乏趣事。两人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分享了他们的故事。
从2万册线装书开始的合作
“他很用心，研究也做得好。马来西亚的朋友都很喜欢他的诚恳。诚恳到什么程度呢？或许因为一件事情，马来西亚学术圈接纳了他。”陈爱梅向本刊记者分享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2012年宋燕鹏刚到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发现了大学里的东亚图书馆有很多中文线装书，学习中国古代史出身的他感到很兴奋。翻看的时候了解到这批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目录，宋燕鹏就向管理员自荐整理目录。此后宋燕鹏每天都泡在图书馆，把这些书的书名、刊印时间、有没有价值、有什么印章等信息都记录在目录里，遇到有什么看不懂的印章，就通过网络请教于中国国内的朋友，一个一个字辨别清楚。在半年时间里，他整理出了2万册线装书的目录。
做目录的时候，宋燕鹏发现有些书是晚清民国槟城名人后人捐赠的，有些是明朝和清朝留下的，都很有研究价值。于是，他以整理线装书中的重要发现为线索写了篇文章，并在马来西亚最大的中文报纸《星洲日报》刊载。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阵轰动，马来亚大学的领导当时感慨地说：“我们的大学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居然要让外国人来告诉我们。”于是，马来亚大学特地建了一个恒湿恒温图书室，请宋燕鹏挑出最具价值的十种线装书，放到这个图书室中保存。
因为研究上的兴趣相投，当时在马来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陈爱梅带领宋燕鹏到吉隆坡的国家档案局和国家图书馆找英殖民时期的档案和中文旧报纸，开始了他们的“首次合作”。之后，他们还一起开车到各地看庙找碑文，为日后《南洋华踪》的出版合作种下因缘。
回忆起这段为2万册线装书做目录的日子，宋燕鹏眼中泛着学者特有的光彩，他说：“出于长期保护图书之需，中国的很多书籍原版都电子化了，已经不能亲自见到、摸到原书了。而在这半年时间里，我亲自见到、摸到原书的数量是在中国一辈子都不可能企及的。”在普通人看来是枯燥的事情，在宋燕鹏眼里却是难得的机会。研究印章的时候，要追溯马来西亚和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了很多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长期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宋燕鹏开始深入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他认为这其实也是中国历史在海外的一个延续。
中马合作 干活不累
“很多一开始不了解情况的马来西亚朋友看到宋燕鹏在马来西亚媒体上发表的文章都以为这是出自马来西亚人之手，工作做得很扎实、地道。”陈爱梅介绍道。宋燕鹏笔耕不辍，常在当地媒体发表文章。后来在报刊上的一次学术讨论中又引发了一阵轰动。一位马来西亚学术界资深前辈写了一本关于马六甲华人的书，擅长籍贯研究的宋燕鹏发现里面提及的很多中国籍贯都弄错了，便写成文章，单纯地作为学术探讨。论文未正式刊登就引起马来西亚学术界的讨论：一种声音认为这是对研究者的不尊重；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敢于以真才实学，实践学术求真的精神，值得鼓励。经过此事之后，当地许多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者常常向宋燕鹏咨询有关中国籍贯方面的问题。
不光是中国籍贯，宋燕鹏对广东、福建和广西的原乡资料以及中国史料等的资源掌握亦十分丰富。“这些对做好马来西亚华人研究都非常重要。”陈爱梅如此说道。而在宋燕鹏眼里，陈爱梅也是一位非常理想的合作伙伴：“她不仅懂中文、英文、马来文，还懂福建话、广东话、客家话、潮州话等各种马来西亚华人原乡的方言，这在做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方面是一种极大的优势。通过陈博士我还认识了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可以从他们那里快速地获得某些信息。”
最近宋燕鹏和陈爱梅以及另外两名学者共同做马来西亚广东华侨移民史研究，这是中国广东省的一个重大社科项目。4个人对马来西亚进行了分区域研究，宋燕鹏主要负责长期关注的槟城和马六甲，陈爱梅负责霹雳州、雪兰莪州、森美兰州、吉打州和玻璃市州，其他两位学者则负责马来西亚其他地区的研究。宋燕鹏说：“有本土的学者参与，才会有更精细的研究。”
除了与宋燕鹏的合作，陈爱梅2015年还与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合作研究婆罗洲（加里曼丹岛），借此机会接触到了此前少有涉足的东马。陈爱梅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下，中国开始加大对东南亚的研究力度，马来西亚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她作为研究者受益颇多，像参与的这两个与中国合作的课题，既加深、开拓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又得到了经费的支持走访马来西亚各地，以便能收集更多的一手资料，以及了解马来西亚各地不同的文化。
在一些固定的学术合作项目以外，陈爱梅常常受邀参加中国国内的学术会议，有更多机会追溯马来西亚华人原乡，“这对研究马来西亚华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陈爱梅说，新加坡的华人研究已经很精致了，但马来西亚华人基础研究还要加强。除了马来西亚的华人聚居地槟城的华人研究做得比较深入，其他地区还有很多空白，这也说明了马来西亚这一块儿的研究充满了希望，有很强的可塑性。陈爱梅谈到，在马来西亚，曾经以中文研究为主的学者是难以找到学术平台的，他们中很多人到中国台湾念书就再没回到马来西亚。随着马来西亚私立大学的开放，以中文研究为主的学者有了立足之地。陈爱梅感叹道：“不管是从马来西亚国内环境的变化，还是中马关系、‘一带一路’的推进来看，如今对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者来说是非常好的时代。”
追溯在马华人历史 任重而道远
陈爱梅从小在马来西亚槟城长大，槟城在20世纪上半叶有“小上海”之称，州内约有一半的人口是华人，尤其是她所居住的槟岛，华人比率更高。那里还保留着韵味十足的中国文化和风貌。陈爱梅的祖父年轻的时候就从中国来到马来亚，一直希望能在去世前回中国海陆丰地区看一看。她说，记得小时候飞机票非常贵，全家人的愿望就是存钱让祖父回中国。后来祖父终于如愿。多年以后，陈爱梅在祖父的遗物中发现了手抄族谱，于是申请科研经费，回到自己的原乡陆丰做调研。
为什么选择研究马来西亚华人？陈爱梅的答案是要寻找“我是谁？”“我从哪里来？”陈爱梅在中国台湾大学读本科，毕业后在台北工作过，曾在“中研院”史语所文物馆当助理、导览，回马来西亚以后在马来亚大学历史系念硕士、博士。“在整个过程中，我都在寻找我自己。”陈爱梅说，马来西亚华人历史在当地国民教育体制的历史课本中微乎其微，了解华人历史的华人都十分罕见。祖父的离世让她感触很深，随着第一代华人的离开，他们的印记和故事也在消逝。陈爱梅对马来亚大学历史系一位华人教授的一句话印象十分深刻：“如果我们自己不研究马来西亚华人歷史，还会有谁来做？”在拉曼大学中文系任教，陈爱梅会鼓励学生收集侨批（华侨华人写回中国的信件），整理自己的家族史、地方史。陈爱梅认为，构建属于华人的历史非常重要，但她也明白这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不做失根的一群，历史的建构任重而道远。
联系编辑：284946458@qq.com
从2万册线装书开始的合作
“他很用心，研究也做得好。马来西亚的朋友都很喜欢他的诚恳。诚恳到什么程度呢？或许因为一件事情，马来西亚学术圈接纳了他。”陈爱梅向本刊记者分享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2012年宋燕鹏刚到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发现了大学里的东亚图书馆有很多中文线装书，学习中国古代史出身的他感到很兴奋。翻看的时候了解到这批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目录，宋燕鹏就向管理员自荐整理目录。此后宋燕鹏每天都泡在图书馆，把这些书的书名、刊印时间、有没有价值、有什么印章等信息都记录在目录里，遇到有什么看不懂的印章，就通过网络请教于中国国内的朋友，一个一个字辨别清楚。在半年时间里，他整理出了2万册线装书的目录。
做目录的时候，宋燕鹏发现有些书是晚清民国槟城名人后人捐赠的，有些是明朝和清朝留下的，都很有研究价值。于是，他以整理线装书中的重要发现为线索写了篇文章，并在马来西亚最大的中文报纸《星洲日报》刊载。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阵轰动，马来亚大学的领导当时感慨地说：“我们的大学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居然要让外国人来告诉我们。”于是，马来亚大学特地建了一个恒湿恒温图书室，请宋燕鹏挑出最具价值的十种线装书，放到这个图书室中保存。
因为研究上的兴趣相投，当时在马来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陈爱梅带领宋燕鹏到吉隆坡的国家档案局和国家图书馆找英殖民时期的档案和中文旧报纸，开始了他们的“首次合作”。之后，他们还一起开车到各地看庙找碑文，为日后《南洋华踪》的出版合作种下因缘。
回忆起这段为2万册线装书做目录的日子，宋燕鹏眼中泛着学者特有的光彩，他说：“出于长期保护图书之需，中国的很多书籍原版都电子化了，已经不能亲自见到、摸到原书了。而在这半年时间里，我亲自见到、摸到原书的数量是在中国一辈子都不可能企及的。”在普通人看来是枯燥的事情，在宋燕鹏眼里却是难得的机会。研究印章的时候，要追溯马来西亚和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了很多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长期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宋燕鹏开始深入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他认为这其实也是中国历史在海外的一个延续。
中马合作 干活不累
“很多一开始不了解情况的马来西亚朋友看到宋燕鹏在马来西亚媒体上发表的文章都以为这是出自马来西亚人之手，工作做得很扎实、地道。”陈爱梅介绍道。宋燕鹏笔耕不辍，常在当地媒体发表文章。后来在报刊上的一次学术讨论中又引发了一阵轰动。一位马来西亚学术界资深前辈写了一本关于马六甲华人的书，擅长籍贯研究的宋燕鹏发现里面提及的很多中国籍贯都弄错了，便写成文章，单纯地作为学术探讨。论文未正式刊登就引起马来西亚学术界的讨论：一种声音认为这是对研究者的不尊重；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敢于以真才实学，实践学术求真的精神，值得鼓励。经过此事之后，当地许多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者常常向宋燕鹏咨询有关中国籍贯方面的问题。
不光是中国籍贯，宋燕鹏对广东、福建和广西的原乡资料以及中国史料等的资源掌握亦十分丰富。“这些对做好马来西亚华人研究都非常重要。”陈爱梅如此说道。而在宋燕鹏眼里，陈爱梅也是一位非常理想的合作伙伴：“她不仅懂中文、英文、马来文，还懂福建话、广东话、客家话、潮州话等各种马来西亚华人原乡的方言，这在做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方面是一种极大的优势。通过陈博士我还认识了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可以从他们那里快速地获得某些信息。”
最近宋燕鹏和陈爱梅以及另外两名学者共同做马来西亚广东华侨移民史研究，这是中国广东省的一个重大社科项目。4个人对马来西亚进行了分区域研究，宋燕鹏主要负责长期关注的槟城和马六甲，陈爱梅负责霹雳州、雪兰莪州、森美兰州、吉打州和玻璃市州，其他两位学者则负责马来西亚其他地区的研究。宋燕鹏说：“有本土的学者参与，才会有更精细的研究。”
除了与宋燕鹏的合作，陈爱梅2015年还与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合作研究婆罗洲（加里曼丹岛），借此机会接触到了此前少有涉足的东马。陈爱梅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下，中国开始加大对东南亚的研究力度，马来西亚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她作为研究者受益颇多，像参与的这两个与中国合作的课题，既加深、开拓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又得到了经费的支持走访马来西亚各地，以便能收集更多的一手资料，以及了解马来西亚各地不同的文化。
在一些固定的学术合作项目以外，陈爱梅常常受邀参加中国国内的学术会议，有更多机会追溯马来西亚华人原乡，“这对研究马来西亚华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陈爱梅说，新加坡的华人研究已经很精致了，但马来西亚华人基础研究还要加强。除了马来西亚的华人聚居地槟城的华人研究做得比较深入，其他地区还有很多空白，这也说明了马来西亚这一块儿的研究充满了希望，有很强的可塑性。陈爱梅谈到，在马来西亚，曾经以中文研究为主的学者是难以找到学术平台的，他们中很多人到中国台湾念书就再没回到马来西亚。随着马来西亚私立大学的开放，以中文研究为主的学者有了立足之地。陈爱梅感叹道：“不管是从马来西亚国内环境的变化，还是中马关系、‘一带一路’的推进来看，如今对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者来说是非常好的时代。”
追溯在马华人历史 任重而道远
陈爱梅从小在马来西亚槟城长大，槟城在20世纪上半叶有“小上海”之称，州内约有一半的人口是华人，尤其是她所居住的槟岛，华人比率更高。那里还保留着韵味十足的中国文化和风貌。陈爱梅的祖父年轻的时候就从中国来到马来亚，一直希望能在去世前回中国海陆丰地区看一看。她说，记得小时候飞机票非常贵，全家人的愿望就是存钱让祖父回中国。后来祖父终于如愿。多年以后，陈爱梅在祖父的遗物中发现了手抄族谱，于是申请科研经费，回到自己的原乡陆丰做调研。
为什么选择研究马来西亚华人？陈爱梅的答案是要寻找“我是谁？”“我从哪里来？”陈爱梅在中国台湾大学读本科，毕业后在台北工作过，曾在“中研院”史语所文物馆当助理、导览，回马来西亚以后在马来亚大学历史系念硕士、博士。“在整个过程中，我都在寻找我自己。”陈爱梅说，马来西亚华人历史在当地国民教育体制的历史课本中微乎其微，了解华人历史的华人都十分罕见。祖父的离世让她感触很深，随着第一代华人的离开，他们的印记和故事也在消逝。陈爱梅对马来亚大学历史系一位华人教授的一句话印象十分深刻：“如果我们自己不研究马来西亚华人歷史，还会有谁来做？”在拉曼大学中文系任教，陈爱梅会鼓励学生收集侨批（华侨华人写回中国的信件），整理自己的家族史、地方史。陈爱梅认为，构建属于华人的历史非常重要，但她也明白这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不做失根的一群，历史的建构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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