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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那篇文章，可能父亲都没有见过”
在郁黎民记忆中，父亲给予她最初的父爱还是外婆和母亲孙荃反复说给她听的。郁黎民在浙江富阳出生时，孙荃得了疟疾，缺奶，只得将她放在一个奶娘家抚养。1925年10月，郁达夫从外地回到富阳老家，便立马跑到奶娘家里看。奶娘家里有好几个孩子，根本无暇照顾好郁黎民，已经10个月的她瘦得像只小猫。
“可能因为我是女孩的缘故，我的境况家人也并未重视。”那天郁黎民在楼上啼哭不止，而奶娘在楼下烧水煮饭，并没理睬。见此情形，郁达夫解开皮袍子把女儿裹起来，在巷口喊了一顶轿子，一口气将郁黎民送至离城30多里的岳母家，还嘱咐岳母另请奶娘。就这样，郁黎民在外婆家待到6岁，上学了才回富阳。“那应该是我最初得到的父爱了”。
再次见到父亲，她说不清确切是什么时候，只知道自己高小毕业，父亲正好回家。“我那时候成绩很好，高小毕业就想继续读书，我看到爸爸回来就跟他说了我的想法。”可那时候郁达夫愣了下，答道：“女孩子没有必要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你还想读书可以去女子学校学点女孩子应该学的东西。”听了这话，郁黎民也没敢再继续争取。“没想到他骨子里还是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哩。”后来，郁黎民并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她在外婆的鼓励下，考上了浙西一中。
郁黎民在浙西一中上学的时候，日军全面侵华，学校搬至天目山，这时候郁达夫已经投身抗战，随后5年都没有他的消息。到了1942年，郁黎民思父深切，又加上家人紧张得不行，她便写了一篇《寻找父亲郁达夫》的文章，在《东南日报》发表。她想着父亲之前很多作品都发表在《东南日报》，看到该消息的人应该会给回复。“我还记得那篇文章的结尾：归来吧，爸爸，故乡何尝没有明媚的湖山，故乡也还有您的妻儿啊，富春江上往来的点点白帆，子女们正在等着您呢。”但这篇文章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人告诉她，父亲在那个时候已经出国，在新加坡一带联合华侨抗日。
1937年，郁达夫与王映霞在福州
1952年，郁达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郁黎民成了烈士家属。郁黎民听妹妹说她写信给郭沫若后，已经安排她在北京读书了，为了能给家里减轻点负担，郁黎民也给郭沫若写了封信。不久后，郭沫若回信，表示可以安排工作，但没必要去北京，可就地解决。“我父亲生前跟他是至交，他回信称呼我为世侄，后来我就成了学校的初中语文老师。”
1960年，孙荃从浙江富阳给郁黎民寄来一笔钱，是郁达夫的稿费，那时候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郁达夫选集》，孙荃将所得的稿费分成10份，郁达夫的8个子女每人一份，她拿两份。“第一次母亲给我寄了275元，收到了支票也同时收到了她的信件，可母亲没工作，我又将其中的200元寄了回去。”第二次稿费又寄了过来。在那个年代，这两笔钱相当于“巨款”，郁黎民又将钱如数寄给了母亲。这时候学校里有人说这钱是邹陔笙的“特务经费”，甚至有邻居称他们做鸡鸣狗盗之事。领导也找她谈话，她把事情原委说了出来，又将母親的信件给大家看，学校师生才知道郁黎民就是郁达夫的女儿。
因为父亲是郁达夫，郁黎民也遭遇到很多事。
20世纪60年代，有人开始说她是“三十年代反动作家”的女儿，再加上丈夫的历史原因，她的家险些破碎。学校领导找到她，要求她跟丈夫离婚，她坚信自己和丈夫都是清白的，拒绝了。
再后来，他们一家人被押回衡阳，跟其他人一起赶工分混口饭吃。郁黎民的小儿子邹敏那时候不过十一二岁，已经成为家中的劳动力。
邹敏直到1978年第二次高考才知道外公是郁达夫。1977年高考恢复，他超过重本线，因父母的问题没有被录取。第二年高考又超过重本线几十分，这时候郁黎民告诉他，他考的是文科，可能填写外公是郁达夫会有所帮助。“我填了后，以为会行个方便，没想到差点再次跟大学无缘。”邹敏当时填报的是湖南师范大学，那时候学校开了三次会讨论他的问题，最后以分数为标准录取了他。
“我试着理解、原谅、同情了他”
2000年，郁黎民的老伴去世，她开始提笔写自己的一生，试图以长女的身份来理解父亲。
在孙荃的回忆中，郁达夫出国前曾回到富阳老家，孙荃做了很多他爱吃的菜，但到了晚上，郁达夫在门口挂上“闲人止步”的牌子。在得知郁达夫遇害时，孙荃捶胸顿足，难受得无以复加，她那时候已经原谅了他，还下决心要将郁达夫的作品结集出版。后来郁达夫和王映霞的二儿子由侄女静民从福建带回家，她去看他，要把他带回来当自己的儿子养。当时郁达夫的二哥体谅她一个妇人带着3个儿女实在艰难，没答应这个请求。郁黎民也从那时候开始原谅、同情父亲，在知道父亲的事迹后，把父亲当成自己的骄傲。
郁达夫逝世20周年时，郁黎民第一次以诗歌形式来悼念父亲，后来“郁达夫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郁黎民作为家属代表发言，她第一次试着用自己的观点来解读父亲。她说：“先父殉难51年了，全国人民没有忘记他，故乡人民怀念他，因为烈士一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入人心。我常常想，纪念烈士最好的办法是学习继承烈士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怕泄露自己的身份和同志们的秘密，为了与敌人斗智斗勇，他戒掉了几十年嗜酒的习惯，每年岁首，例作遗言，随时准备迎接意外不幸而为国捐躯，他的生活是何等严肃，又何等清苦，最后，终于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祖国。”
郁达夫留下8个子女，其中孙荃为他生了3个孩子，王映霞生了3个孩子，印尼的何丽有生了2个孩子。1985年“纪念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遇难四十周年”的大会上，兄弟姐妹8人第一次见面。郁黎民感慨万千：“那时候我最小的妹妹，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个遗腹子，都已经40岁了。”
现在郁黎民书房的柜子装满了书籍，很多是父亲的，她喜欢父亲写的《迟桂花》《故都的秋》，她对《茑萝行》里的小脚妇人印象深刻，很多人说这是以她母亲孙荃为原型创作的，她淡淡地回答：“母亲是中国封建传统女性，在婚姻和家庭里她是牺牲者。”
在郁黎民记忆中，父亲给予她最初的父爱还是外婆和母亲孙荃反复说给她听的。郁黎民在浙江富阳出生时，孙荃得了疟疾，缺奶，只得将她放在一个奶娘家抚养。1925年10月，郁达夫从外地回到富阳老家，便立马跑到奶娘家里看。奶娘家里有好几个孩子，根本无暇照顾好郁黎民，已经10个月的她瘦得像只小猫。
“可能因为我是女孩的缘故，我的境况家人也并未重视。”那天郁黎民在楼上啼哭不止，而奶娘在楼下烧水煮饭，并没理睬。见此情形，郁达夫解开皮袍子把女儿裹起来，在巷口喊了一顶轿子，一口气将郁黎民送至离城30多里的岳母家，还嘱咐岳母另请奶娘。就这样，郁黎民在外婆家待到6岁，上学了才回富阳。“那应该是我最初得到的父爱了”。
再次见到父亲，她说不清确切是什么时候，只知道自己高小毕业，父亲正好回家。“我那时候成绩很好，高小毕业就想继续读书，我看到爸爸回来就跟他说了我的想法。”可那时候郁达夫愣了下，答道：“女孩子没有必要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你还想读书可以去女子学校学点女孩子应该学的东西。”听了这话，郁黎民也没敢再继续争取。“没想到他骨子里还是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哩。”后来，郁黎民并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她在外婆的鼓励下，考上了浙西一中。
郁黎民在浙西一中上学的时候，日军全面侵华，学校搬至天目山，这时候郁达夫已经投身抗战，随后5年都没有他的消息。到了1942年，郁黎民思父深切，又加上家人紧张得不行，她便写了一篇《寻找父亲郁达夫》的文章，在《东南日报》发表。她想着父亲之前很多作品都发表在《东南日报》，看到该消息的人应该会给回复。“我还记得那篇文章的结尾：归来吧，爸爸，故乡何尝没有明媚的湖山，故乡也还有您的妻儿啊，富春江上往来的点点白帆，子女们正在等着您呢。”但这篇文章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人告诉她，父亲在那个时候已经出国，在新加坡一带联合华侨抗日。
1952年，郁达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郁黎民成了烈士家属。郁黎民听妹妹说她写信给郭沫若后，已经安排她在北京读书了，为了能给家里减轻点负担，郁黎民也给郭沫若写了封信。不久后，郭沫若回信，表示可以安排工作，但没必要去北京，可就地解决。“我父亲生前跟他是至交，他回信称呼我为世侄，后来我就成了学校的初中语文老师。”
1960年，孙荃从浙江富阳给郁黎民寄来一笔钱，是郁达夫的稿费，那时候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郁达夫选集》，孙荃将所得的稿费分成10份，郁达夫的8个子女每人一份，她拿两份。“第一次母亲给我寄了275元，收到了支票也同时收到了她的信件，可母亲没工作，我又将其中的200元寄了回去。”第二次稿费又寄了过来。在那个年代，这两笔钱相当于“巨款”，郁黎民又将钱如数寄给了母亲。这时候学校里有人说这钱是邹陔笙的“特务经费”，甚至有邻居称他们做鸡鸣狗盗之事。领导也找她谈话，她把事情原委说了出来，又将母親的信件给大家看，学校师生才知道郁黎民就是郁达夫的女儿。
因为父亲是郁达夫，郁黎民也遭遇到很多事。
20世纪60年代，有人开始说她是“三十年代反动作家”的女儿，再加上丈夫的历史原因，她的家险些破碎。学校领导找到她，要求她跟丈夫离婚，她坚信自己和丈夫都是清白的，拒绝了。
再后来，他们一家人被押回衡阳，跟其他人一起赶工分混口饭吃。郁黎民的小儿子邹敏那时候不过十一二岁，已经成为家中的劳动力。
邹敏直到1978年第二次高考才知道外公是郁达夫。1977年高考恢复，他超过重本线，因父母的问题没有被录取。第二年高考又超过重本线几十分，这时候郁黎民告诉他，他考的是文科，可能填写外公是郁达夫会有所帮助。“我填了后，以为会行个方便，没想到差点再次跟大学无缘。”邹敏当时填报的是湖南师范大学，那时候学校开了三次会讨论他的问题，最后以分数为标准录取了他。
“我试着理解、原谅、同情了他”
2000年，郁黎民的老伴去世，她开始提笔写自己的一生，试图以长女的身份来理解父亲。
在孙荃的回忆中，郁达夫出国前曾回到富阳老家，孙荃做了很多他爱吃的菜，但到了晚上，郁达夫在门口挂上“闲人止步”的牌子。在得知郁达夫遇害时，孙荃捶胸顿足，难受得无以复加，她那时候已经原谅了他，还下决心要将郁达夫的作品结集出版。后来郁达夫和王映霞的二儿子由侄女静民从福建带回家，她去看他，要把他带回来当自己的儿子养。当时郁达夫的二哥体谅她一个妇人带着3个儿女实在艰难，没答应这个请求。郁黎民也从那时候开始原谅、同情父亲，在知道父亲的事迹后，把父亲当成自己的骄傲。
郁达夫逝世20周年时，郁黎民第一次以诗歌形式来悼念父亲，后来“郁达夫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郁黎民作为家属代表发言，她第一次试着用自己的观点来解读父亲。她说：“先父殉难51年了，全国人民没有忘记他，故乡人民怀念他，因为烈士一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入人心。我常常想，纪念烈士最好的办法是学习继承烈士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怕泄露自己的身份和同志们的秘密，为了与敌人斗智斗勇，他戒掉了几十年嗜酒的习惯，每年岁首，例作遗言，随时准备迎接意外不幸而为国捐躯，他的生活是何等严肃，又何等清苦，最后，终于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祖国。”
郁达夫留下8个子女，其中孙荃为他生了3个孩子，王映霞生了3个孩子，印尼的何丽有生了2个孩子。1985年“纪念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遇难四十周年”的大会上，兄弟姐妹8人第一次见面。郁黎民感慨万千：“那时候我最小的妹妹，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个遗腹子，都已经40岁了。”
现在郁黎民书房的柜子装满了书籍，很多是父亲的，她喜欢父亲写的《迟桂花》《故都的秋》，她对《茑萝行》里的小脚妇人印象深刻，很多人说这是以她母亲孙荃为原型创作的，她淡淡地回答：“母亲是中国封建传统女性，在婚姻和家庭里她是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