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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是王安忆继《小鲍庄》、《三恋》后第三次创作的高峰。本文题为“解读”，意从创作主旨、写作框架、语言风格三方面解读这部小说。
一、城市·女性
城市与女性成为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一个生长点，这是因为，城市和女性似乎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城市在发展，女性亦在成长。王安忆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她在一篇关于上海女性的文章中曾说：“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１］《长恨歌》写的正是这样一个关于上海和女性的故事，“这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２］
首先，作家在第一部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为我们勾画了上海的全景图。它包括了上海的建筑、精神和人，但无论是什么，都是上海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1.弄堂“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弄堂是上海绝对的存在，是最大多数普通市民的居所，“是城市建筑的主体和上海市民文化的主要载体”［３］，因此，在这一节，王安忆不但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托出了作品人物的立足点——那些和弄堂有密切联系的社会的中间阶层，因为这些人任何时候都是城市里的绝大多数，他们生生不息，永无止境，所以他（她）们是城市精神的当然代表，他们就是城市，城市就是他們；同时她更“昭彰”了弄堂在上海的地位：如果说街道和楼房是上海的支架，那么弄堂就是上海的血肉，它构成了上海的形体。
2.流言流言总是鄙陋的。它有着粗俗的内心。它们其实是用最下等的材料制造出来的……但也唯有这些下等的见不得人的材料里，会有一些真东西……流言其实都是沉底的东西……然而，这城市里的真心，却唯有到流言里去找的。无论这城市的外表有多华美，心里却是一颗粗鄙的心，那心是寄在流言里的，流言是寄在上海的弄堂里的。它的特点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它不仅是上海弄堂不可或缺的生活，更是弄堂居民一种真实的精神状态。弄堂生活是“声”与“色”的组合，吃着饭，说着流言，就是弄堂人的声、色。流言是这声、色的一部分，是弄堂的典型特色。
3.闺阁“闺阁”在上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最能代表上海的精神的王琦瑶们居住的地方，自然也就有了它的独到之处：它是看一点用一点，极是虚心好学，却无一定之规。它是白手起家和拿来主义的。贞女传和好莱坞情话并存，阴丹士林旗袍下是高跟鞋，又古又摩登。这样的闺阁，无疑是上海最真实的写照。
4.鸽子“鸽子是这城市的精灵。”它们高高在上，俯视着上海“天空下的那一座水泥城，阡陌交错的弄堂，就像一个大深渊，犹如蚁的生命在作挣扎。空气里的灰尘，歌舞般的飞着，做了天地的主人”。如果说“弄堂”“流言”“闺阁”是作家由整体到局部的刻画上海的弄堂，那么“鸽子”就是对弄堂的再次描摹，这就更强调了弄堂在上海超然的、无与伦比的地位，同时也让我们清楚明白地认识到《长恨歌》写的是上海这座城市。
5.王琦瑶“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一句话点明了她的身份，王琦瑶和弄堂、流言、闺阁、鸽子一样是上海身体里的一部分。王琦瑶代表了一个类型，她是王琦瑶们共同幻化而成的灵体。这一节表明了王琦瑶只是上海的一个重要组成，但也暗示了王琦瑶对于上海的意义。
王安忆如此大费周章的写了这看似浪费笔墨的一章五节，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读者明白她写的是“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４］。这与《红楼梦》的结构安排相类似，这一章五节可谓全书的纲，表明了作家的创作目的。
其次，作家从“片厂”开始，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旧日的上海小姐王琦瑶，伴随她的每一次出场，作家都不厌其烦地勾画她周围的人、物、景，相对的，却很少写王琦瑶的行为。因此，与其说王琦瑶是人物形象，不如说它是上海这座城市的象征。王琦瑶在我们眼中始终是一个飘忽的影子，是一抹上海的魂。我们不知道她的出身，而只知道她“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我们也不知道她的长相，而只知道她“好看”，是“沪上淑媛”，是“给自家人享用，真正代表大多数的三小姐”。
可以说，“这部小说即是由人物的命运和一系列以城市为主体的散文、随笔连缀而成”［５］。第一部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自不必说，第二部的“平安里”写的也是上海的弄堂，而第三部的“薇薇的时代”，则是作家对七十年代“已走了样”的上海的一番细致描写，从物到景到人，作家浓墨重彩的勾画了上海的诸多变化，这进一步凸显了“城市”的地位。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部小说是城人并重的，城即是人，人即是城，是通过一个女人写活了一个城市，人是城市的魂。
《长恨歌》的城市是一个女性视域之中的城市，上海被拟人化为一个阴柔的存在。它的弄堂、流言、闺阁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漫溢着浓重的‘女人气’，都有着肌肤之亲的诱惑和触手可及的温暖”［６］。这样的上海如果没有王琦瑶的存在，将不具任何意义，是王琦瑶让上海活了起来，她是这上海的精魂。这时也就可以明白王安忆所描写的“闺阁”，它是女性化的上海的突出表现。
此外，王琦瑶到邬桥的一段，看似离开了上海，重人而轻城，而实际上却是把上海置于一个与人物对等的地位，写出了人与城的不可分离。“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是心痛，上海真是叫人相思……它简直像情人对情人，化成石头也是一座望夫石，望断天涯路的”，这里的上海是个拟人化的存在，是叫王琦瑶“长相思不能忘”的“情人”，离开它，王琦瑶有着“将一颗心劈成两半”的孤独，因此，当她的上海的心被阿二勾起时，她将势必回归。“当上海最初的灯光，闸北污水厂的灯光，出现在黑夜里头，王琦瑶忽然间热泪盈眶。”王琦瑶流泪，不仅是因为她有着回到家乡的喜悦，更是因为她有着灵魂回到肉体的归属感。
城市和女人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说《长恨歌》写女人是手段，写城市才是目的也好，说以女人代表城市或女人是城市的影子也好，总之，写这个城市就不得不写这个女人，这个城市和这个女人已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长恨歌》写的是城市和女人的故事。
二、时间之维
《长恨歌》的城市和女人是结构在时间的网中的。“就在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流动时间与固结时间的对比张力中，王安忆拉开了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并由此凸现了时代的变更与永恒，人生的变迁与虚无。”［7］
小说之初，王安忆就写道：“四十年的故事都是从去片厂这一天开始的”，“四十年”这一时间的跨度，将小说的人、物、景都圈在了里面，而后作家着重描述的几个特定的年份，即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时间框架：一九四五年底的上海，是花团锦簇的上海，那夜夜歌舞因了日本投降而变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电影圈是一九四六年的上海的一个进步圈，革命的力量已有纵深的趋势。王琦瑶住进爱丽丝公寓是一九四八年的春天。这是一九五七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一九六○年的春天是个人人谈吃的春天。程先生是一九六六年夏天最早一批自杀者中的一人。一九七六年的历史转变，带给薇薇她们的信息，也是生活美学范畴的。八十年代初期，这城市的时尚，是带些埋头苦干的意思。
这是物理时间形成的经纬，小说中还有着相对静止的心理时间织成的网。一九四六年竞选上海小姐，一九四八年爱丽丝公寓的等待，一九五七年平安里民居的四人小天地……在文本世界里，王琦瑶都是在自己阶段性的轨道上循环着前行，这时的时间就是相对静止的，是一个时间形成的封闭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时间是让人感觉不到的。
同时，《長恨歌》中还有许多时间性的场景和声音，构成了另一张虚幻的时间网。上海的弄堂、弄堂里的流言、粉红缎的旗袍、古木衣柜等，都打着时间的烙印，散发着历史的气息；爱丽丝公寓的铃声、弄堂里隐隐的钟声、小街上卖桂花糖粥的敲梆声，都是时间的先行官，一声一声催促得紧；尤其是墙上的光影，让人觉得时间分明是历历在目的。王琦瑶就生活在这样的时间的网中，她因此而分外懂得时间的分量：“有谁比王琦瑶更晓得时间呢？别看她日子过得昏天黑地，懵里懵懂，那都是让搅的。窗帘起伏波动，你看见的是风，王琦瑶看见的是时间，地板和楼梯脚上的蛀洞，你看见的是白蚂蚁，王琦瑶看见的也是时间。星期天的晚上，王琦瑶不急着上床睡觉，谁说独守孤夜，她是载着时间漂呢！”
因此，《长恨歌》可以说是时间引发的悲剧。所谓“长恨”，是对时间流逝的“恨”，也是对一段特定的上海历史的终结的“恨”，一段特定的上海生活、上海风情乃至上海市民精神及其生存方式随着主人公王琦瑶的死亡而宣告终结，消失在时间的洪流中。
三、流言之声
王安忆为《长恨歌》量身制作了其独特的小说语言，使《长恨歌》具有了某种“流言”的性质。
这首先表现在，小说中穿插了大量的以城市为主题的散文、随笔，以及大量的脱离了情节的分析，使得小说没有了一定的“规矩”，甚至使情节出现了停滞不前。如第一部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王琦瑶”、“爱丽丝公寓”，第二部的“平安里”，第三部的“薇薇的时代”等，都是对上海的肖像描写。它们与情节的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却又是“肖像描写”所必需的笔墨，作家如此安排，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细腻传神的城市素描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立于情节中并不显突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作家同时于情节外设置了深刻而精彩的辨析，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缓慢的故事节奏而导致的沉闷。如作家在第二部的“此处空余黄鹤楼”中的分析：“……无论这城市有多少空房子，总有足够的人再将它们填满。这城市的人就像水一样，见空就钻。在这里你永远不会有足够的空闲去哀悼逝去的东西，挤都来不及呢。不过那是将一百年作一年，一年作一天那么去看事物的，倘若只是将人的一生填进去，确实不够塞历史的牙缝。倘若要哀悼，则可哀悼一生。但那哀悼纵然有一百年，第一百零一个念头，也就烟消云散……”这里王安忆参透了生命的意义，不是追求在时间的旷野里的永恒，而是追求在时间的刹那里的存在。
《长恨歌》的“流言”特色还表现在王安忆潜心于从小处落笔，写小感觉、小风波、小事件以及小人物，使小说有了一种“如水泻地，无孔不入”的感觉。小说的主人公王琦瑶虽是一位昔日的上海小姐，然而却只是“三小姐”，是给自家人享用的日常的图景。当昔日的辉煌归于沉寂，她身边的一切，包括人、物、景就都是“小”的，但也正是这“小”才是真正代表大多数的，带我们走进了真正的城市生活。
“这城市的真心，却唯有到流言里去找得。”王安忆正是借着这些“流言”，写出了城市的真心，写出了真正的上海风情。
综上所述，王安忆的《长恨歌》无疑是成功之作。城市和女人的主题是近年来小说创作的新趋向，作家对时间的深思引人发醒，“流言”式的小说语言令人称叹。可以说，《长恨歌》无论在创作主旨、写作框架，还是在语言风格上都是领先于潮流，暗示了小说发展的某种趋势。
参考文献：
［1］王安忆.上海的女性.海上文坛，1995年第9期.
［2］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作家，1995年第10期.
［3］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4］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作家，1995年第10期.
［5］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小说作家作品研究，第67页.
［6］王季锋.《长恨歌》：王安忆“民间”意识本位还原.洛阳师专学报，1998年8月第17卷，第4期.
［7］程箐，肖亮.时间之维与生命之思——王安忆《长恨歌》.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五期.
一、城市·女性
城市与女性成为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一个生长点，这是因为，城市和女性似乎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城市在发展，女性亦在成长。王安忆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她在一篇关于上海女性的文章中曾说：“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１］《长恨歌》写的正是这样一个关于上海和女性的故事，“这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２］
首先，作家在第一部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为我们勾画了上海的全景图。它包括了上海的建筑、精神和人，但无论是什么，都是上海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1.弄堂“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弄堂是上海绝对的存在，是最大多数普通市民的居所，“是城市建筑的主体和上海市民文化的主要载体”［３］，因此，在这一节，王安忆不但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托出了作品人物的立足点——那些和弄堂有密切联系的社会的中间阶层，因为这些人任何时候都是城市里的绝大多数，他们生生不息，永无止境，所以他（她）们是城市精神的当然代表，他们就是城市，城市就是他們；同时她更“昭彰”了弄堂在上海的地位：如果说街道和楼房是上海的支架，那么弄堂就是上海的血肉，它构成了上海的形体。
2.流言流言总是鄙陋的。它有着粗俗的内心。它们其实是用最下等的材料制造出来的……但也唯有这些下等的见不得人的材料里，会有一些真东西……流言其实都是沉底的东西……然而，这城市里的真心，却唯有到流言里去找的。无论这城市的外表有多华美，心里却是一颗粗鄙的心，那心是寄在流言里的，流言是寄在上海的弄堂里的。它的特点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它不仅是上海弄堂不可或缺的生活，更是弄堂居民一种真实的精神状态。弄堂生活是“声”与“色”的组合，吃着饭，说着流言，就是弄堂人的声、色。流言是这声、色的一部分，是弄堂的典型特色。
3.闺阁“闺阁”在上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最能代表上海的精神的王琦瑶们居住的地方，自然也就有了它的独到之处：它是看一点用一点，极是虚心好学，却无一定之规。它是白手起家和拿来主义的。贞女传和好莱坞情话并存，阴丹士林旗袍下是高跟鞋，又古又摩登。这样的闺阁，无疑是上海最真实的写照。
4.鸽子“鸽子是这城市的精灵。”它们高高在上，俯视着上海“天空下的那一座水泥城，阡陌交错的弄堂，就像一个大深渊，犹如蚁的生命在作挣扎。空气里的灰尘，歌舞般的飞着，做了天地的主人”。如果说“弄堂”“流言”“闺阁”是作家由整体到局部的刻画上海的弄堂，那么“鸽子”就是对弄堂的再次描摹，这就更强调了弄堂在上海超然的、无与伦比的地位，同时也让我们清楚明白地认识到《长恨歌》写的是上海这座城市。
5.王琦瑶“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一句话点明了她的身份，王琦瑶和弄堂、流言、闺阁、鸽子一样是上海身体里的一部分。王琦瑶代表了一个类型，她是王琦瑶们共同幻化而成的灵体。这一节表明了王琦瑶只是上海的一个重要组成，但也暗示了王琦瑶对于上海的意义。
王安忆如此大费周章的写了这看似浪费笔墨的一章五节，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读者明白她写的是“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４］。这与《红楼梦》的结构安排相类似，这一章五节可谓全书的纲，表明了作家的创作目的。
其次，作家从“片厂”开始，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旧日的上海小姐王琦瑶，伴随她的每一次出场，作家都不厌其烦地勾画她周围的人、物、景，相对的，却很少写王琦瑶的行为。因此，与其说王琦瑶是人物形象，不如说它是上海这座城市的象征。王琦瑶在我们眼中始终是一个飘忽的影子，是一抹上海的魂。我们不知道她的出身，而只知道她“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我们也不知道她的长相，而只知道她“好看”，是“沪上淑媛”，是“给自家人享用，真正代表大多数的三小姐”。
可以说，“这部小说即是由人物的命运和一系列以城市为主体的散文、随笔连缀而成”［５］。第一部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自不必说，第二部的“平安里”写的也是上海的弄堂，而第三部的“薇薇的时代”，则是作家对七十年代“已走了样”的上海的一番细致描写，从物到景到人，作家浓墨重彩的勾画了上海的诸多变化，这进一步凸显了“城市”的地位。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部小说是城人并重的，城即是人，人即是城，是通过一个女人写活了一个城市，人是城市的魂。
《长恨歌》的城市是一个女性视域之中的城市，上海被拟人化为一个阴柔的存在。它的弄堂、流言、闺阁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漫溢着浓重的‘女人气’，都有着肌肤之亲的诱惑和触手可及的温暖”［６］。这样的上海如果没有王琦瑶的存在，将不具任何意义，是王琦瑶让上海活了起来，她是这上海的精魂。这时也就可以明白王安忆所描写的“闺阁”，它是女性化的上海的突出表现。
此外，王琦瑶到邬桥的一段，看似离开了上海，重人而轻城，而实际上却是把上海置于一个与人物对等的地位，写出了人与城的不可分离。“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是心痛，上海真是叫人相思……它简直像情人对情人，化成石头也是一座望夫石，望断天涯路的”，这里的上海是个拟人化的存在，是叫王琦瑶“长相思不能忘”的“情人”，离开它，王琦瑶有着“将一颗心劈成两半”的孤独，因此，当她的上海的心被阿二勾起时，她将势必回归。“当上海最初的灯光，闸北污水厂的灯光，出现在黑夜里头，王琦瑶忽然间热泪盈眶。”王琦瑶流泪，不仅是因为她有着回到家乡的喜悦，更是因为她有着灵魂回到肉体的归属感。
城市和女人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说《长恨歌》写女人是手段，写城市才是目的也好，说以女人代表城市或女人是城市的影子也好，总之，写这个城市就不得不写这个女人，这个城市和这个女人已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长恨歌》写的是城市和女人的故事。
二、时间之维
《长恨歌》的城市和女人是结构在时间的网中的。“就在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流动时间与固结时间的对比张力中，王安忆拉开了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并由此凸现了时代的变更与永恒，人生的变迁与虚无。”［7］
小说之初，王安忆就写道：“四十年的故事都是从去片厂这一天开始的”，“四十年”这一时间的跨度，将小说的人、物、景都圈在了里面，而后作家着重描述的几个特定的年份，即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时间框架：一九四五年底的上海，是花团锦簇的上海，那夜夜歌舞因了日本投降而变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电影圈是一九四六年的上海的一个进步圈，革命的力量已有纵深的趋势。王琦瑶住进爱丽丝公寓是一九四八年的春天。这是一九五七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一九六○年的春天是个人人谈吃的春天。程先生是一九六六年夏天最早一批自杀者中的一人。一九七六年的历史转变，带给薇薇她们的信息，也是生活美学范畴的。八十年代初期，这城市的时尚，是带些埋头苦干的意思。
这是物理时间形成的经纬，小说中还有着相对静止的心理时间织成的网。一九四六年竞选上海小姐，一九四八年爱丽丝公寓的等待，一九五七年平安里民居的四人小天地……在文本世界里，王琦瑶都是在自己阶段性的轨道上循环着前行，这时的时间就是相对静止的，是一个时间形成的封闭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时间是让人感觉不到的。
同时，《長恨歌》中还有许多时间性的场景和声音，构成了另一张虚幻的时间网。上海的弄堂、弄堂里的流言、粉红缎的旗袍、古木衣柜等，都打着时间的烙印，散发着历史的气息；爱丽丝公寓的铃声、弄堂里隐隐的钟声、小街上卖桂花糖粥的敲梆声，都是时间的先行官，一声一声催促得紧；尤其是墙上的光影，让人觉得时间分明是历历在目的。王琦瑶就生活在这样的时间的网中，她因此而分外懂得时间的分量：“有谁比王琦瑶更晓得时间呢？别看她日子过得昏天黑地，懵里懵懂，那都是让搅的。窗帘起伏波动，你看见的是风，王琦瑶看见的是时间，地板和楼梯脚上的蛀洞，你看见的是白蚂蚁，王琦瑶看见的也是时间。星期天的晚上，王琦瑶不急着上床睡觉，谁说独守孤夜，她是载着时间漂呢！”
因此，《长恨歌》可以说是时间引发的悲剧。所谓“长恨”，是对时间流逝的“恨”，也是对一段特定的上海历史的终结的“恨”，一段特定的上海生活、上海风情乃至上海市民精神及其生存方式随着主人公王琦瑶的死亡而宣告终结，消失在时间的洪流中。
三、流言之声
王安忆为《长恨歌》量身制作了其独特的小说语言，使《长恨歌》具有了某种“流言”的性质。
这首先表现在，小说中穿插了大量的以城市为主题的散文、随笔，以及大量的脱离了情节的分析，使得小说没有了一定的“规矩”，甚至使情节出现了停滞不前。如第一部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王琦瑶”、“爱丽丝公寓”，第二部的“平安里”，第三部的“薇薇的时代”等，都是对上海的肖像描写。它们与情节的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却又是“肖像描写”所必需的笔墨，作家如此安排，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细腻传神的城市素描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立于情节中并不显突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作家同时于情节外设置了深刻而精彩的辨析，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缓慢的故事节奏而导致的沉闷。如作家在第二部的“此处空余黄鹤楼”中的分析：“……无论这城市有多少空房子，总有足够的人再将它们填满。这城市的人就像水一样，见空就钻。在这里你永远不会有足够的空闲去哀悼逝去的东西，挤都来不及呢。不过那是将一百年作一年，一年作一天那么去看事物的，倘若只是将人的一生填进去，确实不够塞历史的牙缝。倘若要哀悼，则可哀悼一生。但那哀悼纵然有一百年，第一百零一个念头，也就烟消云散……”这里王安忆参透了生命的意义，不是追求在时间的旷野里的永恒，而是追求在时间的刹那里的存在。
《长恨歌》的“流言”特色还表现在王安忆潜心于从小处落笔，写小感觉、小风波、小事件以及小人物，使小说有了一种“如水泻地，无孔不入”的感觉。小说的主人公王琦瑶虽是一位昔日的上海小姐，然而却只是“三小姐”，是给自家人享用的日常的图景。当昔日的辉煌归于沉寂，她身边的一切，包括人、物、景就都是“小”的，但也正是这“小”才是真正代表大多数的，带我们走进了真正的城市生活。
“这城市的真心，却唯有到流言里去找得。”王安忆正是借着这些“流言”，写出了城市的真心，写出了真正的上海风情。
综上所述，王安忆的《长恨歌》无疑是成功之作。城市和女人的主题是近年来小说创作的新趋向，作家对时间的深思引人发醒，“流言”式的小说语言令人称叹。可以说，《长恨歌》无论在创作主旨、写作框架，还是在语言风格上都是领先于潮流，暗示了小说发展的某种趋势。
参考文献：
［1］王安忆.上海的女性.海上文坛，1995年第9期.
［2］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作家，1995年第10期.
［3］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4］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作家，1995年第10期.
［5］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小说作家作品研究，第67页.
［6］王季锋.《长恨歌》：王安忆“民间”意识本位还原.洛阳师专学报，1998年8月第17卷，第4期.
［7］程箐，肖亮.时间之维与生命之思——王安忆《长恨歌》.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