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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成为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又是一位共产党员还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政府的“官方作家”摘取西方文学的最高殊荣，犹如一枚炸弹，在全球炸出了一片文学与政治的争论，褒贬浪潮此起彼伏。
反对者质疑莫言获奖实际上“功夫在诗外”，甚至批评诺奖委员会嘉奖中国官方作家，是基于政治因素上的考量。莫言自己则强调：诺奖授予他“是文学的胜利，不是政治的胜利。”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人的荣誉，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是颁发给个人而非国 家。”在被记者问到对中国新闻审查的看法时，莫言说自己不喜欢任何形式的限制和检查。他说自己申请签证要受到检查，坐飞机出国要被检查，甚至得摘掉裤带脱掉鞋子接受检查，但莫言说这些检查是必要的。由此，莫言说到新闻审查的必要性。他认为新闻审查中国和外国都有，只不过新闻检查的尺度和方法不同而已。他说只希望新闻审查有更高的标准，不违背真相的内容不应该被审查，造谣和诬蔑都应该被审查。面对瑞典记者提问，莫言否认自己说过躲避新闻审查有利于写出好作品的话，他说那是媒体报道有误。但他表示：“我要说句真心话，如果一个作家认为自由状态下必定能写出伟大的作品，那是幻想；反过来，作家在不自由或不太自由的状态下必定写不出好作品，也是假话。”莫言说，自由与否关键在于作家内心是否自由，看作家自己是否能够超越政治、超越阶级而写作。
此次莫言“诺奖效应”对于文坛、媒体乃至政坛的震撼，是以往西方作家获奖时所不能比拟的，纷纷攘攘的热闹中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方势力皆高调地站出来表态甚至政治站队。笔者倒是觉得，此时此刻，仔细品味莫言诺奖加身后的诸多“语录”，尤其显得意味深长、可圈可点。
笔者拜读莫言著作，除了佩服莫言“走钢丝的能耐”外，再就是觉得他的黑色幽默以及对于社会现实的揭露和鞭鞑，甚至超越了某些所谓“体制外”的自由作家。就算莫言是“戴着镣铐跳舞”，作家本人的一些作为也看似是在“迁就现实”，但莫言绝对是以其作品说话的一流作家，他是用小说来说真话。莫言的小说题材敏感、反思尖锐、特立独行、语言犀利、想象狂野、叙事磅礴、智慧非凡。
莫言获诺奖，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莫言说：“我相信，有很多批评我的人是没有看过我的书的。如果他们看过书，就会明白我当时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冒着巨大的压力来写的。我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向来是非常凌厉的，非常严肃的。我在八十年代写的《酒国》、《十三步》、《丰乳肥臀》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我认为的一切不公正的现象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所以，如果仅仅认为我没有上大街去喊口号，仅仅以为我没有在什么样的声明上签名，就认为我是一个没有批判性的作家，是一个官方的作家，这种批评毫无道理。”莫言形容自己生活中是一个懦弱的好人，他说自己甚至连坐出租车都怕司机给他“甩脸子”。有记者询问他，你对出租车司机都恐惧，怎会有勇气写出最残酷的社会现实并呈现给读者最本真的东西？莫言回答说，在现实生活中越是懦弱、无用的人，越可以在文学作品里表现得特有本事。文学就是把生活中不敢做、做不到的事情在作品里面做到了。
莫言语录，好个意味深长。
在诺贝尔奖获奖者的历史上，萨特是法国共产党员，肖洛霍夫是前苏共党员，智利诗人聂鲁达是南美共产党员，他们的作品都是公认的传世经典。台湾作家龙应台对莫言获奖的感言是：对权力的抗议有很多种，有的是“细水长流”，有的则是“风风火火”。为此，龙应台呼吁“最宽大的空间”和“最宽容的文化”，而不是要求每个人都是同个模式、同种选择。莫言在其长篇小说《酒国》里，为人物丁钩儿写了一句墓志铭：“在混乱和腐败的年代里，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亲兄弟。”12月7日，莫言在瑞典发表演讲时对于外界的非议和质疑，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说到前苏联作家与诺奖的情缘，简直就是一部苏联历史回忆录。20世纪俄罗斯先后诞生过5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们是：普宁、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其中只有一人即萧洛霍夫得到官方的认可，并于194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对比之下，其他4位文学家则受到当权者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曾长期被囚禁于西伯利亚前苏联劳改营。而《日瓦哥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诺奖经历，更是一出文化专制下的悲剧。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当年即颁发《出版令》，禁止不同政见的刊物出版。1922年成立文学和出版社管理总局，全面展开对新闻、出版及文艺作品的意识形态检查。回顾苏联历史上控制人民思想意识的机构先后有：捷尔任斯基始创的特别委员会（契卡），后有格帕乌（政治管理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苏联的文艺政策实行的是胡萝卜加大棒，歌功颂德者，可以享受优越的政治地位及生活待遇，持不同政见者则被关押或流放。
思想、言论和出版备受压力之下，苏联知识界，逢迎权势者有之；爱惜羽毛者有之；扛枷锁起舞者有之；挥刀自宫者有之。在苏联70年的统治时代，数不胜数的自由思想的载体——知识精英，被迫流亡海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1955年在小说《日瓦戈医生》写成之后，寄给了苏联的《新世界》杂志编辑部。但编辑部很快退回了原稿，并附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你的小说的精神是对社会主义的仇恨……首先是你对十月革命头10年的看法，旨在说明这场革命是个错误，而对支援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参加革命是场无可挽回的灾难，并且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帕斯捷尔纳克，并不觉得自己的作品犯下了如编辑部所指责的错误。1956年6月，他把手稿寄给意大利的一位出版商。对方为这部思想深邃的作品所震撼，马上用意大利语翻译出版。随即小说的英译本和法译本也在欧美各国风行一时，全世界发出了一片赞叹。人们普遍认为在《战争与和平》之后，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在精神上为一个如此广阔和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代，作出如此精彩的概括与写照，《日瓦戈医生》是一部不朽的史诗。1958年，鉴于《日瓦戈医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世界性影响，瑞典文学院再次考虑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几经周折，终于获得通过。但为了淡化时局的影响，获奖理由并没有直接提及这部小说，只说表彰他在“当代抒情诗创作和继承发扬俄罗斯伟大叙事文学传统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这里的“叙事文学传统”，即指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帕氏获悉自己得奖后，很快致电瑞典文学院，表达了其喜悦之情：“无比激动和感激，深感光荣、惶恐和羞愧。”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变得十分微妙。莫斯科《真理报》撰文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一时间气氛犹如黑云压顶，那些从未读过这部小说的人，也开始批判起帕斯捷尔纳克。紧接着在11月4日，苏联政府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如果帕氏出席颁奖大会并不再回国，苏联政府对他绝不挽留。帕斯捷尔纳克对事态的发展始料未及，只得提前在10月29日宣布拒受诺贝尔文学奖，并再次致电瑞典文学院：“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怪。”为保留自己的国籍，在塔斯社发表声明的第二天，作家发表了致《真理报》编辑部的公开信，表达了他对祖国难以割舍的血缘之情，说自己生在俄罗斯，长在俄罗斯，爱着俄罗斯，要他离开祖国到别的地方去是不可思议的。接着作家又按官方的口吻进行了检讨：“《新世界》编辑部曾警告过我，说这部小说可能被读者理解为，旨在反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现在我很后悔，当时竟没有认清这一点……我仿佛断言，一切革命从一开始在历史上就注定是非法的，十月革命也是这种非法的事件之一，它给俄罗斯带来灾难，使俄罗斯的精英和知识分子遭到毁灭。”
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家加缪曾评论说，《日瓦戈医生》这一伟大的著作，是一部充满了爱的著作，它并不反苏，而是具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英国几十名作家联名表态：《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动人的个人经历的见证，而不是一本政治档案。小说之所以在理解上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分歧，可能主要是由于帕斯捷尔纳克坚持个性化写作的结果。他不服从于任何政治观念，只追求以自己的理性判断来反映个人的生活，因而被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教条下的苏联政府所不容。帕斯捷尔纳克的委曲求全终于起了作用，加上世界舆论的帮忙，他得以留在自己的祖国，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小村庄里，直至1960年5月30日病逝。
对于一个看重人格的知识分子来说，他的检讨无疑开始了一场慢性自杀的过程。“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如何转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帕斯捷尔纳克如是说。
好作家就是好作家！诺奖以作品为本，授予文学声誉卓著的作家，是其勇敢的决定。莫言、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都是笔者敬仰的文学大师，诺奖授予共产党员作家莫言、肖洛霍夫、聂鲁达、萨特；抑或授予前苏联体制的异见人士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以及......那些不被某些当权者认可的人物，恰显示出诺奖是褒奖获奖者个人，而非褒奖政府和国家，更不是政治立场的站队。恰如莫言获奖感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人的荣誉，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是颁发给个人而非国家。这正是诺奖的价值。
莫言虽然视诺奖为“个人的荣誉”，可是，莫言老家的父母官劝说莫言父亲同意修缮莫言故居时却发号施令：“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了。”莫言诺奖加身后的另一个花絮是，“诺奖不值一套房”的热议。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当被问到巨额奖金打算怎么用时，莫言表示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莫言又说：“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元一平方米，750万元也就是120多平方米。”对莫言的这一买房计划，地产界富商潘石屹也通过微博调侃莫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莫言，有北京户口吗？”
笔者与莫言曾有一面之缘，那是2005年莫言荣获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记得那晚莫言演讲的内容之一是：他是一位喜欢讲真话的人。为此莫言举例说，小时候在家乡看过台海那边飘过来的传单，当村里的干部说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当年的小管谟业（莫言本名）曾站起来反驳说，人家传单上的房子可漂亮了。后来就因为他屡屡讲真话“犯事”，干脆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莫言”。他当初的写作动机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吃饱饭，因为当年在他家乡劳动改造的一位右派作家，其被批判的一条罪状就是：这个人很反动，天天吃饺子。小管谟业询问长辈，若他将来写出小说发表，是否也能吃上饺子。香港公开大学为莫言颁发荣誉学位后在中环葡萄牙会所设了招待晚宴，散席后，笔者与莫言及一位香港教授在会所门外三人谈。记得当时莫言曾说内地的商品房实际确凿的面积有多大是个“谜”，地产商公布的所谓房子面积实际上有弯弯绕。时隔数年，诺奖加身的莫大师仍“纠结”房子，笔者忍俊不禁。
反对者质疑莫言获奖实际上“功夫在诗外”，甚至批评诺奖委员会嘉奖中国官方作家，是基于政治因素上的考量。莫言自己则强调：诺奖授予他“是文学的胜利，不是政治的胜利。”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人的荣誉，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是颁发给个人而非国 家。”在被记者问到对中国新闻审查的看法时，莫言说自己不喜欢任何形式的限制和检查。他说自己申请签证要受到检查，坐飞机出国要被检查，甚至得摘掉裤带脱掉鞋子接受检查，但莫言说这些检查是必要的。由此，莫言说到新闻审查的必要性。他认为新闻审查中国和外国都有，只不过新闻检查的尺度和方法不同而已。他说只希望新闻审查有更高的标准，不违背真相的内容不应该被审查，造谣和诬蔑都应该被审查。面对瑞典记者提问，莫言否认自己说过躲避新闻审查有利于写出好作品的话，他说那是媒体报道有误。但他表示：“我要说句真心话，如果一个作家认为自由状态下必定能写出伟大的作品，那是幻想；反过来，作家在不自由或不太自由的状态下必定写不出好作品，也是假话。”莫言说，自由与否关键在于作家内心是否自由，看作家自己是否能够超越政治、超越阶级而写作。
此次莫言“诺奖效应”对于文坛、媒体乃至政坛的震撼，是以往西方作家获奖时所不能比拟的，纷纷攘攘的热闹中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方势力皆高调地站出来表态甚至政治站队。笔者倒是觉得，此时此刻，仔细品味莫言诺奖加身后的诸多“语录”，尤其显得意味深长、可圈可点。
笔者拜读莫言著作，除了佩服莫言“走钢丝的能耐”外，再就是觉得他的黑色幽默以及对于社会现实的揭露和鞭鞑，甚至超越了某些所谓“体制外”的自由作家。就算莫言是“戴着镣铐跳舞”，作家本人的一些作为也看似是在“迁就现实”，但莫言绝对是以其作品说话的一流作家，他是用小说来说真话。莫言的小说题材敏感、反思尖锐、特立独行、语言犀利、想象狂野、叙事磅礴、智慧非凡。
莫言获诺奖，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莫言说：“我相信，有很多批评我的人是没有看过我的书的。如果他们看过书，就会明白我当时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冒着巨大的压力来写的。我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向来是非常凌厉的，非常严肃的。我在八十年代写的《酒国》、《十三步》、《丰乳肥臀》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我认为的一切不公正的现象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所以，如果仅仅认为我没有上大街去喊口号，仅仅以为我没有在什么样的声明上签名，就认为我是一个没有批判性的作家，是一个官方的作家，这种批评毫无道理。”莫言形容自己生活中是一个懦弱的好人，他说自己甚至连坐出租车都怕司机给他“甩脸子”。有记者询问他，你对出租车司机都恐惧，怎会有勇气写出最残酷的社会现实并呈现给读者最本真的东西？莫言回答说，在现实生活中越是懦弱、无用的人，越可以在文学作品里表现得特有本事。文学就是把生活中不敢做、做不到的事情在作品里面做到了。
莫言语录，好个意味深长。
在诺贝尔奖获奖者的历史上，萨特是法国共产党员，肖洛霍夫是前苏共党员，智利诗人聂鲁达是南美共产党员，他们的作品都是公认的传世经典。台湾作家龙应台对莫言获奖的感言是：对权力的抗议有很多种，有的是“细水长流”，有的则是“风风火火”。为此，龙应台呼吁“最宽大的空间”和“最宽容的文化”，而不是要求每个人都是同个模式、同种选择。莫言在其长篇小说《酒国》里，为人物丁钩儿写了一句墓志铭：“在混乱和腐败的年代里，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亲兄弟。”12月7日，莫言在瑞典发表演讲时对于外界的非议和质疑，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说到前苏联作家与诺奖的情缘，简直就是一部苏联历史回忆录。20世纪俄罗斯先后诞生过5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们是：普宁、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其中只有一人即萧洛霍夫得到官方的认可，并于194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对比之下，其他4位文学家则受到当权者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曾长期被囚禁于西伯利亚前苏联劳改营。而《日瓦哥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诺奖经历，更是一出文化专制下的悲剧。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当年即颁发《出版令》，禁止不同政见的刊物出版。1922年成立文学和出版社管理总局，全面展开对新闻、出版及文艺作品的意识形态检查。回顾苏联历史上控制人民思想意识的机构先后有：捷尔任斯基始创的特别委员会（契卡），后有格帕乌（政治管理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苏联的文艺政策实行的是胡萝卜加大棒，歌功颂德者，可以享受优越的政治地位及生活待遇，持不同政见者则被关押或流放。
思想、言论和出版备受压力之下，苏联知识界，逢迎权势者有之；爱惜羽毛者有之；扛枷锁起舞者有之；挥刀自宫者有之。在苏联70年的统治时代，数不胜数的自由思想的载体——知识精英，被迫流亡海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1955年在小说《日瓦戈医生》写成之后，寄给了苏联的《新世界》杂志编辑部。但编辑部很快退回了原稿，并附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你的小说的精神是对社会主义的仇恨……首先是你对十月革命头10年的看法，旨在说明这场革命是个错误，而对支援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参加革命是场无可挽回的灾难，并且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帕斯捷尔纳克，并不觉得自己的作品犯下了如编辑部所指责的错误。1956年6月，他把手稿寄给意大利的一位出版商。对方为这部思想深邃的作品所震撼，马上用意大利语翻译出版。随即小说的英译本和法译本也在欧美各国风行一时，全世界发出了一片赞叹。人们普遍认为在《战争与和平》之后，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在精神上为一个如此广阔和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代，作出如此精彩的概括与写照，《日瓦戈医生》是一部不朽的史诗。1958年，鉴于《日瓦戈医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世界性影响，瑞典文学院再次考虑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几经周折，终于获得通过。但为了淡化时局的影响，获奖理由并没有直接提及这部小说，只说表彰他在“当代抒情诗创作和继承发扬俄罗斯伟大叙事文学传统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这里的“叙事文学传统”，即指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帕氏获悉自己得奖后，很快致电瑞典文学院，表达了其喜悦之情：“无比激动和感激，深感光荣、惶恐和羞愧。”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变得十分微妙。莫斯科《真理报》撰文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一时间气氛犹如黑云压顶，那些从未读过这部小说的人，也开始批判起帕斯捷尔纳克。紧接着在11月4日，苏联政府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如果帕氏出席颁奖大会并不再回国，苏联政府对他绝不挽留。帕斯捷尔纳克对事态的发展始料未及，只得提前在10月29日宣布拒受诺贝尔文学奖，并再次致电瑞典文学院：“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怪。”为保留自己的国籍，在塔斯社发表声明的第二天，作家发表了致《真理报》编辑部的公开信，表达了他对祖国难以割舍的血缘之情，说自己生在俄罗斯，长在俄罗斯，爱着俄罗斯，要他离开祖国到别的地方去是不可思议的。接着作家又按官方的口吻进行了检讨：“《新世界》编辑部曾警告过我，说这部小说可能被读者理解为，旨在反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现在我很后悔，当时竟没有认清这一点……我仿佛断言，一切革命从一开始在历史上就注定是非法的，十月革命也是这种非法的事件之一，它给俄罗斯带来灾难，使俄罗斯的精英和知识分子遭到毁灭。”
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家加缪曾评论说，《日瓦戈医生》这一伟大的著作，是一部充满了爱的著作，它并不反苏，而是具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英国几十名作家联名表态：《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动人的个人经历的见证，而不是一本政治档案。小说之所以在理解上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分歧，可能主要是由于帕斯捷尔纳克坚持个性化写作的结果。他不服从于任何政治观念，只追求以自己的理性判断来反映个人的生活，因而被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教条下的苏联政府所不容。帕斯捷尔纳克的委曲求全终于起了作用，加上世界舆论的帮忙，他得以留在自己的祖国，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小村庄里，直至1960年5月30日病逝。
对于一个看重人格的知识分子来说，他的检讨无疑开始了一场慢性自杀的过程。“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如何转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帕斯捷尔纳克如是说。
好作家就是好作家！诺奖以作品为本，授予文学声誉卓著的作家，是其勇敢的决定。莫言、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都是笔者敬仰的文学大师，诺奖授予共产党员作家莫言、肖洛霍夫、聂鲁达、萨特；抑或授予前苏联体制的异见人士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以及......那些不被某些当权者认可的人物，恰显示出诺奖是褒奖获奖者个人，而非褒奖政府和国家，更不是政治立场的站队。恰如莫言获奖感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人的荣誉，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是颁发给个人而非国家。这正是诺奖的价值。
莫言虽然视诺奖为“个人的荣誉”，可是，莫言老家的父母官劝说莫言父亲同意修缮莫言故居时却发号施令：“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了。”莫言诺奖加身后的另一个花絮是，“诺奖不值一套房”的热议。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当被问到巨额奖金打算怎么用时，莫言表示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莫言又说：“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元一平方米，750万元也就是120多平方米。”对莫言的这一买房计划，地产界富商潘石屹也通过微博调侃莫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莫言，有北京户口吗？”
笔者与莫言曾有一面之缘，那是2005年莫言荣获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记得那晚莫言演讲的内容之一是：他是一位喜欢讲真话的人。为此莫言举例说，小时候在家乡看过台海那边飘过来的传单，当村里的干部说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当年的小管谟业（莫言本名）曾站起来反驳说，人家传单上的房子可漂亮了。后来就因为他屡屡讲真话“犯事”，干脆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莫言”。他当初的写作动机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吃饱饭，因为当年在他家乡劳动改造的一位右派作家，其被批判的一条罪状就是：这个人很反动，天天吃饺子。小管谟业询问长辈，若他将来写出小说发表，是否也能吃上饺子。香港公开大学为莫言颁发荣誉学位后在中环葡萄牙会所设了招待晚宴，散席后，笔者与莫言及一位香港教授在会所门外三人谈。记得当时莫言曾说内地的商品房实际确凿的面积有多大是个“谜”，地产商公布的所谓房子面积实际上有弯弯绕。时隔数年，诺奖加身的莫大师仍“纠结”房子，笔者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