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杭州翠苑住着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画家，他陪侍过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又在欧洲迎接过中共的三位主要领导人；他拜师学画，与“第一夫人”宋美龄出自同一师门；他曾为加入德国国籍而奔忙，后来却又为放弃德籍、重新获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复籍证书”喜极而泣。
　　对这位画界奇人，早就有心访谒。恰巧我的朋友、早年担任西天目山管理局局长的谭维贵熟悉这位名叫胡天池的传奇画家，得以与这位慕名已久的画家晤面。
　　
　　几次绝处逢生
　　
　　胡天池1931年生于昌化河桥乡泥骆村，学名胡永昌。生母早年弃世，继母嗜赌，使早已败落的家境雪上加霜。一天，父亲发现藏在墙壁里的一包金银细软不翼而飞，怀疑是继室拿去赌了，而后母却说她的一只金戒指也不见了，硬说偷贼就是胡永昌。
　　天大的冤枉似晴天霹雳，十五六岁的永昌愤懑地奔出家门放声恸哭了两个钟头。他在痛苦中完全失去了理智，竟然萌生了跳河自尽到阴间去向生母、祖母哭诉冤情的念头。说来蹊跷，胡永昌正要抬脚跳水，身后似乎突然传来了祖母的呼唤：“永昌，我们回家吧！永昌，我们回家吧！”冥冥之中的呼唤，让小永昌头脑立时清醒过来。
　　1948年8月，不堪后母虐待的胡永昌怀揣父亲偷偷给他的230元钱离家出走，想跟随一直视为大哥的周昌龙到杭州谋生。然而“出师”不利，当只剩最后一顿饭钱之时，永昌忽听远处传来一声惊呼：“哟，这不是永昌吗？”
　　胡永昌抬头一看，竟是要好的中学同学门培春。门培春已经在杭谋到一份勤杂工作，在了解永昌的窘境之后说：“贡院前大操场上正在招宪兵，去试一试吧！”
　　结果周昌龙考取了，胡永昌则因年龄太小、体重偏轻被淘汰。周昌龙讲义气，恳求上司让胡永昌当了个“编外”勤务兵，几经周折胡永昌随军到了台湾高山县的花莲港。几个月后，永昌突然接到电报：父亲病故。当他急急回家奔丧、料理好父亲后事打算从上海再返台湾谋生时，不想上海正处于风雨飘摇、一片混乱之中，莫说区区一个青年无法搞到船票，就是身缠万贯者也一票难求。正当走投无路之时，一次偶遇又一次改变了胡永昌的命运。
　　这天胡永昌正在码头转悠，面前猛然停下一辆军车，车上装着上百只皮箱，在跳下车的一群人中，有一名军官挽着一个艳丽的年轻女子。机灵的胡永昌断定他们要登船逃往台湾，就连忙壮着胆对军官说“求求你把我带上！”军官仔细打量了这个灵敏、秀气的小伙子一番，竟然点头同意：“行，小鬼，一起上船吧！”
　　上了大客轮之后，胡永昌被安排在甲板上看皮箱，不料被几个从事“安全检查”的巡逻兵发现，如同拎小鸡一样把他赶下了船。
　　无限沮丧的胡永昌万般无奈，猛见船上出现一张熟悉面孔：“咦，军官太太。”胡永昌立即扯开嗓门拼命高呼：“太太，太太！快想办法让我上船！”不一会，一个秘书模样的军人拉着胡永昌重新登上了客轮。
　　
　　与“第一夫人”同一师门
　　
　　那军官姓罗，中将，曾任“平津警备司令”，桂系头领，到了台湾即遭冷落，年轻妻子弃他而去，百无聊赖中认胡永昌为义子。胡永昌改名胡昶，在义父资助下上中学读书，后来他成了阳明山专事接待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接待生。
　　阳明山原名草山，为台北郊区一大风景名胜，是蒋氏夫妇每日必到的“晨练”之地。只因怕被人奚落上草山是“落草为寇”，蒋便改“草山”为阳明山。每日清晨6时至8时，蒋氏夫妇山上游园散步，独享胜景。胡昶一干人背上椅子、带上茶水陪侍。一过上午8时，侍者全都自由了。胡昶自幼喜画，又颇有天资，很快考取了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在职进修班。在恩师邵幼轩等悉心教导下，胡昶画艺大进，仅三年时间就拿满了学分，取得了艺术系的毕业文凭。艺术系主任、岭南派大家黄君璧见胡昶成绩突出，特别吸收他到自己的“白云堂”开小灶，还格外施恩，让胡昶成为自己的入室弟子，赐艺名“天池”。
　　由于黄君璧后来又纳“第一夫人”宋美龄为弟子，这样，胡天池也就成了“第一夫人”的同门“学兄”。
　　
　　宋美龄业余第一爱好是绘画，原先师从郑曼青习画。郑曼青功底扎实，每次到士林官邸授课后，宋美龄都要留饭，还常让“总统”作陪。郑曼青口无遮拦，好论时政。一次几杯酒落肚又絮絮叨叨抨击起时政来，有几句触痛了蒋介石的神经，蒋介石恼了，“砰”地一声丢弃碗筷走了。郑曼青这才知道惹祸，不得不辞职远走纽约。
　　宋美龄想改请国画大师溥心指导，无奈这位清代皇裔坚持要“第一夫人”到自己家里授课，而且要举行跪拜仪式，宋美龄放不下尊贵架子只好作罢，于是改请黄君璧为师。由于胡天池先入师门，按照“先入山门为大”的门规，“第一夫人”就成了胡天池的“师妹”。
　　
　　 难忘旅欧卅年情
　　
　　1963年8月，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当上阳明山管理处主任的胡天池不愿再在阳明山呆下去了。几经辗转颠沛，一年多之后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安顿下来，在一家华侨饭店当美工设计师。在这里，他糅合西洋画和中国画的手法而绘制了一批受欢迎的绘画，与“中国通”满汉宁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又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尖子生”、“校花”孟剑侠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一时春风得意。
　　谁知好景不长，一年多之后他与孟剑侠劳燕分飞。妻子远走英国攻读博士后，胡天池哭别维也纳漂泊到瑞士乐参。在乐参，他因绘制一幅高2米多、长10多米的大壁画而声名鹊起，并在一次“个人展卖会”遇上了知音。他展出的60多幅山水、花鸟画被一位石油大亨包购。更出人预料的是，胡天池竟将卖画款2万多法郎全部捐给了瑞士孤儿院。一时间，瑞士国三种文字的报纸几乎同时报道了这个消息，“中国好人”、“中国画家胡昶”轰动了大半个欧洲。瑞士总统通过使馆工作人员找到胡天池，在自己家里会见了这位不同寻常的中国画家，还亲自陪他一起到瑞士孤儿院看望孩子们。总统夫人让孩子们为胡天池唱了一首赞歌。这一场面，让胡天池感动极了，他联想到自己少年时代孤儿一般的生活，不由得潸然泪下。
　　然而胡天池并未因名声大振而放弃追求，这时候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地方正在召唤着他，这就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方异国栖息地科隆。
　　科隆离联邦德国首都波恩仅10公里地，是一个比波恩还要繁华的都市。1973年夏天，胡天池被聘为科隆几所学校的中国画客座讲师，并在帝王大道上办起了欧洲第一家“中国画廊”。尽管西欧人对正宗的中国水墨画并不看重，但是凭借着在欧洲艺术市场上十年的滚打磨砺，胡天池仍能因势利导，通过绘售迷你画和卖古董、工艺陶瓷等多种手段，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特别是免费进驻科隆西郊的中国城“仙梦园”营业之后，“中国画廊”更是日进斗金。
　　起初，“中国城”老板舒米特请名气日隆的胡天池画两幅壁画：在忠孝堂画一幅《牡丹满堂春》，在客厅画《高山云海图》。前者浓淡相宜，工意糅陈而又疏密有致；后者场面壮阔，山河锦绣，空灵缥缈。舒米特十分满意，激动地紧紧拥抱着画家一迭连声：“太好了！太好了！”两幅壁画议定酬劳3.8万马克，舒米特却给了4万马克，并与胡天池签订协议，让胡天池在寸地寸金的“仙梦园”任挑五间店面，租金15年全免。
　　
　　生意兴旺，收入丰厚，胡天池不但购买了别墅、商业用房、汽车，还办起了一家饭店、一个陶瓷工艺厂，拥有了接济初入欧洲的中国人的能力。
　　一位华侨在工作中被火烧伤60%的皮肤，却输了赔偿官司。胡天池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华侨上诉，最终获得15万马克的赔偿金；一位游学比利时的成名画家断绝了生活来源，呼唤“胡大哥快来救我”，胡天池三次前去送钱赠款。当这位画家欲去美国举办画展时，胡天池又慷慨解囊；20多位在德务工的浙籍劳工生活拮据，胡天池每周一次用汽车连续赠送了几年的油、盐、柴、米……
　　1973年初春，台师大的花鸟画恩师邵幼轩陪同国画大师张大千游览欧洲，指名胡天池作向导。邵幼轩生于浙江东阳，是中国新闻名人邵飘萍的孙女，其父邵逸轩为一代国画宗师，曾与张大千同在北平艺专执教。亦侄亦生的邵幼轩陪张大千游欧，在近两周时间里胡天池竭尽所能，陪着一行七八人瞻仰科隆大教堂，徜徉帝王大道，泛舟莱茵河上，接着又陪张大千去瑞士购买名犬，去马赛会见艺术大师毕加索。过了几年，张大千应邀到科隆举办新作展，展后留下的50多幅佳作一直存放在胡天池处。当张大千1983年去世之后，胡天池悉数将画归还张氏后人，一时又被人传为佳话。
　　
　　“叶落归根”见真情
　　
　　1976年夏天，胡天池获取了德国国籍。加入外国籍是许多华侨追求的难事，费力、破财又费时。由于胡天池具有知名度，又有德国朋友帮助，所以毫不费力就拿到了德国户口簿。
　　公民宣誓那天，州长和法官满以为胡天池会兴高采烈，不料胡天池却手抹泪水。州长奇怪了：“不是很高兴吗？怎么会这样？”胡天池说：“我是中国人，背井离乡，毕竟还有故土，还有根。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中国人了，连思念故土的情感都要消失了，这能不悲哀吗?”
　　州长难以理解：“你是不是说，加入德国籍没有什么价值?”胡天池答道：“不!你们批准我入籍 ，我很感谢。但我不会终身保留德籍，到时将完璧奉还这本户口簿。”果然，当他手持德国护照回到杭州、昌化，亲眼看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当他与访欧的三位中共最高首脑见面之后，他再次锁定人生的终极目标：叶落归根，恢复中国国籍。
　　1996年，胡天池贱卖了别墅、厂房，毅然返回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定居。他在杭州翠苑购买一套住房，立马申请恢复中国籍，永远放弃德国籍。
　　2001年7月26日，公安部颁布0024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复籍证书》，批准胡天池复籍。领取证书的时候，胡天池热泪盈眶，浑身颤抖，真想跪下来感谢国恩。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一个丧失了国籍的儿子重新被祖国母亲接纳，这种幸福真的难以言表。多少人以为国外遍地黄金，哪知谋生的艰辛。即使你很有成就，在外国人眼里你仍然是流浪汉。所以，哪怕祖国再穷，儿子还是要‘叶落归根’，何况现在中国日益富强，令举世瞩目呢!”
　　胡天池如今正在西子湖畔平静而快乐地安享晚年，不时以绘画自娱，有朋来访，他总会情不自禁抒发一腔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