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临床脓毒症继发感染的发病情况，构建"二次打击"动物模型，评价"二次打击"对机体损害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方法81只雄性SD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其中45只分为单纯脓毒症组及脓毒症继发肺炎4 d、7 d组，每组15只，用于观察生存情况；另外36只分为正常对照组，单纯脓毒症1、4、7 d组，脓毒症继发肺炎4 d、7 d组，每组6只，用于指标检测。采用盲肠结扎穿孔术（CLP）建立脓毒症模型；于CLP术后4 d或7 d分别经鼻腔注射肺炎链球菌（含菌量1×1010 cfu/mL）继发肺部感染构建"二次打击"模型。分别于相应时间点以及给菌后1 d处死大鼠，收集血液及脾脏组织，进行外周血菌落计数、脾脏细胞计数，检测血清生化指标及相关细胞因子水平，观察脾脏病理改变及细胞凋亡情况。
结果①与单纯脓毒症组同期比较，脓毒症继发肺炎4 d组大鼠存活数明显减少（只：4比11，χ2＝6.533，P＝0.011），而7 d组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只：9比11，χ2＝0.600，P＝0.439）。②单纯脓毒症组术后1 d外周血菌落计数、生化指标均明显升高，随后逐渐下降；术后4 d时脾脏免疫细胞计数已明显低于1 d〔树突细胞（DC）：（0.69±0.09）%比（0.87±0.31）%，CD4+ T细胞：（21.05±2.89）%比（24.84±4.59）%，CD8+ T细胞：（10.62±1.79）%比（13.40±1.31）%，均P<0.05〕，而调节性T细胞（Treg）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3.14±0.74）%比（2.87±1.08）%，P<0.05〕；术后7 d血生化指标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尿素氮（BUN）、血肌酐（SCr）较1 d明显下降〔ALT（U/L）：35.33±11.52比81.00±38.40，AST（U/L）：70.33±42.16比156.00±28.11，BUN（mmol/L）：5.30±2.27比9.13±4.04，SCr（μmol/L）：55.33±10.67比96.67±45.79，均P<0.05〕；血清促炎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IL-6、IL-1β）高峰出现在术后1 d〔TNF-α为（18.03±2.88）ng/L，IL-6为（10.37±4.20）ng/L，IL-1β为（102.44±51.46）ng/L〕，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高峰出现在术后4 d〔（1.76±0.71）μg/L〕；抗炎因子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和可溶性肿瘤坏死因子受体-Ⅰ（sTNFR-Ⅰ）于脓毒症后期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术后7 d TGF-β1为（0.90±0.56）ng/L，sTNFR-Ⅰ为（1.56±0.39）ng/L〕。苏木素-伊红（HE）染色显示，单纯脓毒症组CLP术后脾脏组织病理改变随时间延长逐渐加重，术后4 d脾脏凋亡细胞数明显高于术后1 d（个/HP：52.99±20.79比16.05±3.28，P<0.05）。③与单纯脓毒症组同期比较，脓毒症继发肺炎4 d组外周血菌落数明显增多（log cfu/mL：1.78±0.54比0.25±0.18，P<0.05），而7 d组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 cfu/mL：0.57±0.46比0.13±0.12，P>0.05）。脓毒症继发肺炎4 d、7 d组各脾脏免疫细胞计数及生化指标变化趋势与单纯脓毒症组相似，虽较单纯脓毒症组同期有所减少，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单纯脓毒症组同期比较，脓毒症继发肺炎4 d组HMGB1进一步减少（μg/L：1.17±0.74比1.76±0.71，P<0.05），脓毒症继发肺炎7 d组IL-1β进一步升高（ng/L：105.73±25.06比61.04±31.29，P<0.05），其余炎症因子水平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脓毒症继发肺炎4 d组脾脏凋亡细胞较单纯脓毒症组同期明显增加（个/HP：74.48±22.47比52.99±20.79，P<0.05），而7 d组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个/HP：28.70±4.13比30.43±14.55，P>0.05）。
结论CLP术后4 d继发肺炎"二次打击"模型较单纯CLP致脓毒症模型死亡大鼠明显增加，细菌清除力下降，免疫细胞数量减少且凋亡加重，这可能与病程中期机体存在的免疫麻痹有关。CLP术后7 d继发肺炎"二次打击"模型表现为宿主免疫功能重构，可能与免疫应答能力逐渐恢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