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工作很复杂”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就指出，最早提出“知青插队”的是邓小平，是在60年代初那样困难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
　　为何走不通了？
　　首先就是农民对“知青”不满意。我国人口本来就有80%在农村，农民已经感到劳动力过剩了，再让他无条件地安置城镇青年，他们会真心欢迎吗？
　　其次就是“知青”本人和其家庭的不满意。
　　再次就是城镇对口单位不满意。政府要求各单位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支持子女下乡，还要抽调得力干部带队带领“知青”下乡，并要抽出资金、物资或技术力量，无偿支援对口安置地区，使各企事业单位不堪重负。
　　最后是政府也不满意。每年政府要花一大笔经费来安置“知青”下乡，特别是1973年起提高安置经费标准后，国家财政平均每年拨款8.2亿元。如此高额拨款，不仅未能让“知青”安心在农村，而且还不能使各方面满意。
　　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10年经历，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步履艰难地走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粉碎“四人帮”后，人们企盼有个合理的说法与解决的办法。
　　为了统一认识，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1977年12月12日至1978年1月13日，国务院“知青办”召开了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这是“文革”结束以来有关上山下乡工作的第一次大型会议。会议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顾秀莲主持，采取只出题、不回答的方式，主要听取地方的意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永贵等接见了与会代表，李先念、陈永贵等还在会上听取了代表们的意见。
　　但是，社会上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个敏感而棘手的问题议论颇多。有些人认为上山下乡是“四人帮”搞的，有的“知青”说：过去表示到农村去扎根，是上了“四人帮”的当，今后还是要争取回城。有些原来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的青年此时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社会上还有这样的议论，说现在“宣传少了，典型倒了，扎根不提了，政策要变了，知青办要撤了，上山下乡快收场了”。从事“知青”工作的干部，普遍感到围绕这项工作的“冷风大，谣传多”，压力大，思想混乱。社会上的种种议论，也反映到了座谈会上，有的与会者提出了对上山下乡工作应怎样估计的问题：“四人帮”插手“知青”战线，工作中又有不少问题，究竟主流是什么？有人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底是为了什么”的问题。还有的人简直是大胆之至，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一个“怪胎”。
　　座谈会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要不要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
　　二是招工政策引起的思想波动，有传说国家不从下乡“知青”中招工了，致使许多“知青”不满，认为听党的话上山下乡吃亏了;有的“知青点”干脆把饭锅门窗给砸了，要找社队干部算账去;还有的回城集体上访。
　　三是在清查运动中，有些地方政策界限不清，打击面过宽。有的地方一提起“知青”就认为都是“长刺长角”的，一说整顿“知青”，就想整青年。
　　四是管理“知青”工作的干部普遍感到压力大。
　　对于座谈会反映的情况，当时从领导思想到社会舆论，对“知青”问题的看法都很难拿出有把握的分析来，一些领导人也不敢贸然表态。
　　不管怎样，当时的“知青”政策还是如陈永贵所说：“当前的‘知青’工作很复杂，不会有大的变动，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大家不要泄气，要鼓劲，把‘知青’工作抓上去。这个工作不只是一个劳动力安排问题，首先是个政治问题。”
　　人们的思雄方式还没有从极“左”思潮的长期禁锢中解放出来，座谈会上的种种离经叛道的看法就只能被统一到“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上，所谓的“怪胎论”也受到国务院负责人的严厉批评。
　　1978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对这次座谈会的召开进行了报道，同时还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对“文革”以来的“再教育”运动做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1977年的年末，各地继续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71.6万人，在乡的下乡“知青”还有863.8万人。
　　“上山下乡农民不欢迎”
　　在云南边疆，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同解放军的关系比较好，但是他们并不爱“知青”。确实，“知青”也没有什么可爱的：不是满头乱发，就是剃光“白沙”（光头），加上偷鸡摸狗，甚至强买东西，谁喜欢？另外，当时知青农场的开荒给西双版纳的环境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毁林开荒动辄是“万亩大会战”，几个山头一推而光;然后是烧荒，火光冲天而起，怎不天怨人怒！
　　真正把“知青问题”纳入到城镇就业轨道上来的是邓小平。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主张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且在同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会议上，宣告了“文革”正式结束，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两个凡是”错误口号的影响，没能及时纠正“文革”中在“知青问题”上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
　　1978年3月28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1亿人，平均每人不到1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样做。
　　邓小平的这一想法无疑是对“知青问题”的一个大胆突破，体现了政治家的伟大气魄。
　　就在这个时候，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亲自主持定稿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邓小平等中央多数领导人的引导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在这场讨论中，上山下乡这一禁忌话题第一次被理论界破除。于光远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直截了当地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应该承认这是10多年错误做法造成的。邢贲思在《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报告中也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每年国家要花10多亿元，包括各种各样的补助、耗费，花这么多钱，结果到了农村还跟农民争粮吃，农民并不欢迎。 　　理论界的这些犀利的抨击，在社会上激起层层波澜，特别在“知青”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11月份，一名已经返城的“北京知青”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迎接祖国美好的春天》，大字报主要就“文革”以来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经济规律是一客观的规律。对于经济规律的遵守与否，是检验一个革命者是否承认实践第一的试金石。
　　人们还记得12年前震撼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吧？这个上山下乡运动，说近了，是国家经济衰退，不得已安排劳动力的权宜之计;说远了，是对历史进程，对经济规律的一种倒行逆施。
　　了解一些历史发展的人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伴随着农民的大量破产而前进的。我们的教科书上把这一发展说成是对农民、对历史的犯罪。但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辨证地来看，这只是产妇临产之前不可避免的阵痛。资本主义这个婴儿正是在这一阵痛之后脱胎于母腹——封建社会。当然，我们不会走让农民破产的老路。然而，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工人是经济规律的体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我国，提高工业化水平，加强农业机械化，解放农村大量劳动力，是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必由之路。
　　违反经济规律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11月23日，刚刚恢复出版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重要文章，将这场关于“知青问题的大讨论”推向了高潮。它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第一次把“知青”下乡的真相公开袒露在世人面前。
　　显然，这次全国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正是基于邓小平把上山下乡纳入城镇就业轨道这一设想，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解决知青工作问题”有了正确的方向。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对许世平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渐减少下乡，以致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你们的责任是讲明这种可能性。“知青”安置去向，要主要着眼于城市。建议你们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但仍要下去一些人，下去要改进方法，少搞分散插队，多搞集体安置。
　　7月4日至10日，国务院“知青办”召集京、津、沪三市“知青办”主任座谈，研究了城市如何广开门路、逐步做到多留少下的问题。三市认为经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
　　7月19日，华国锋也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摘自东方出版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实》  作者：周亚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