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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阿马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基础上，结合西藏生态自然资源、制度政策资源、人力资源将西藏贫困分为自然生态资源约束型贫困、制度政策供给不足型贫困、人力资本匮乏型贫困。生态退化及自然灾害频繁、落后的制度及制度创新滞后、农牧民人力资本匮乏是导致西藏农牧区贫困重要原因。
【关键词】西藏农牧区 生态环境 制度政策 人力资本 能力贫困
一、前言
传统理论习惯将贫困与低收入联系起来，而阿马蒂亚·森认为，应该以一种更为广阔的思维理解贫困，正如森所理解的，造成贫困的原因不仅仅是收入低，更是由于个人缺乏基本能力。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森告诉我们，采用权利分析来看待饥饿和饥荒时，是否拥有合法手段去支配食物是人们更重视的问题。只有当一个人充分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时，他才能够去支配食物。[1]可以这样理解，收入低并不是真正的贫困，缺乏创造收入的能力才是真正的贫困。即使贫困状态各不相同，但本质是一样的，即：缺乏某些权利或条件。[2]
二、西藏贫困的类型及致贫分析
（一）自然生态资源约束型贫困
由于西藏地广人稀，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以及国家对生态环境的大力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较内地保持了较好的状态。然而，随着近年来世界气候的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加剧，西藏生态环境出现了恶化的趋势，生态系统面临着危机，比如生态退化、自然灾难频繁等在近几年表现十分明显。据调查，1979年至1998年以来的20年时间里，受灾面积占粮食总播种面积的比例，最高达81.33%（1983年），最低为16.26%（1980年），平均为41.26%。由于全区特殊的地理和独特的高原气候的影响，在所有的自然灾难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量中，旱、涝、雪、雹、霜等气象灾害占90%以上。其中冬春牧区的雪灾和夏季农区的干旱，给西藏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自然灾难频繁，再加上农牧业基础十分薄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因此农牧业面临严峻的生产安全问题。[3]
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自然灾害对农牧业的打击是致命性的，生态恶化、资源匮乏、灾害频发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贫困又使得人们变本加剧地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以谋求生存和发展。过度开发——贫困——进一步掠夺式开发——更加贫困，如此陷入恶性循环之中，生态资源很难得以恢复，西藏农牧民也很难摆脱贫困。
（二）制度政策供给不足型贫困
在西藏农牧区贫困的诸多因素中，历史因素，即西藏民主改革以前长期的封建农奴制以及建立在这个制度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导致西藏农牧区贫困的重要原因。在封建农奴制的约束下，农牧民不但没有生产资料以及人身自由，甚至他们的思想意识也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控制，正是由于此，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制约。[4]我国内地，在1978年进行制度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度的优势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西藏的人民公社体制直到1984年才被宣告结束，并进入改革开放时期。[5]在分析西藏贫困的原因时，不得不考虑的很特殊的一点是西藏历史的政教合一制度，由于受到宗教的影响，西藏农牧民往往重视来世，轻视现世，对农牧业生产活动从来都不积极;并且在他们看来，除了传统的农牧业是正业，其他的一些产业都是“肮脏和污秽”的，这种重农牧轻工商的传统思想便是部分农户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6]
（三）人力资本匮乏型贫困
关于西藏人口的现状，一方面表现为人口增长的相对速度快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表现为人口素质较低，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压力。根据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人口的过快增长会使得人均收入低于应有的水平，会给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压力，增加了贫困发生可能性。但相比较而言，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西藏的人口素质更令人忧虑。1990年全自治区每万人拥有各种文化程度人数：大学生57.4人，比全国少147.8%;高中生212.2人，比全国少278.8%;初中生385人，比全国少2334.4，比全国少506.3%;小学生1859.7人，全国为3505.7人，比全国少的更严重;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西藏为44.4%，全国只有15.88%，文盲人数比全国高28.55%。全自治区人口中的先天呆愚型及各种畸形残疾人口竟达10万之多，占西藏总人口的4.5%以上。2000年每十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全国水平为大专及以上3611人，高中和中专11146人，初中33961人，小学35701人;西藏水平依次为1283人，3549人，6343人，30441人。西藏水平分别为全国水平的35.5%、31.8%、18.7%、85.3%。[7]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西藏的人力资本水平是相对低下的。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一方面会限制农牧民对新生产要素的需求程度和使用，从而农业生产率无法得到大幅提高，农牧民收入提高无法实现。另一方面，接受教育程度受限同样会对农牧民的观念产生束缚，由于传统小农思想的束缚，农牧民安分守己，情愿被束缚在土地上，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劳动力很难转移到非农产业或其他区域中，这无疑给反贫困制造了障碍。
三、反贫困路径分析
（一）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结合，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扶贫与生态保护相结合显得格外重要，只有当自然生态系统得到恢复与改善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进行，才能根除贫困。国家要加大对恢复与重建生态系统的投资力度，改善贫困者的生存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积极探索，进行制度政策创新
政府要以改革的精神拿出创新型的新思路，努力探索符合西藏实际的制度政策，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激发西藏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财富的创造，使农牧民摆脱贫困。
（三）加大对农牧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牧民素质
改善农牧民低素质的现状，需要推动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走智力扶贫之路。提高农牧民受教育程度，可以增加知识技能，转变陈旧的观念，这样可以提高自身谋发展的能力以摆脱贫困的境遇。
参考文献
[1]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61页.
[2]李继刚.西藏农牧区扶贫的长效机制建设[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3（3）.
[3]闵庆文，成升魁.西藏的贫困、生态与发展探讨[J].资源科学2001（5）.
[4]罗绒战堆.西藏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5]多杰才旦，江村罗布.西藏经济简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
[6]罗绒战堆.西藏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7]狄方耀，罗华.西藏经济学导论[M].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么菲菲（1990-），女，西藏民族学院财经学院，2013级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理论与问题研究。
【关键词】西藏农牧区 生态环境 制度政策 人力资本 能力贫困
一、前言
传统理论习惯将贫困与低收入联系起来，而阿马蒂亚·森认为，应该以一种更为广阔的思维理解贫困，正如森所理解的，造成贫困的原因不仅仅是收入低，更是由于个人缺乏基本能力。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森告诉我们，采用权利分析来看待饥饿和饥荒时，是否拥有合法手段去支配食物是人们更重视的问题。只有当一个人充分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时，他才能够去支配食物。[1]可以这样理解，收入低并不是真正的贫困，缺乏创造收入的能力才是真正的贫困。即使贫困状态各不相同，但本质是一样的，即：缺乏某些权利或条件。[2]
二、西藏贫困的类型及致贫分析
（一）自然生态资源约束型贫困
由于西藏地广人稀，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以及国家对生态环境的大力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较内地保持了较好的状态。然而，随着近年来世界气候的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加剧，西藏生态环境出现了恶化的趋势，生态系统面临着危机，比如生态退化、自然灾难频繁等在近几年表现十分明显。据调查，1979年至1998年以来的20年时间里，受灾面积占粮食总播种面积的比例，最高达81.33%（1983年），最低为16.26%（1980年），平均为41.26%。由于全区特殊的地理和独特的高原气候的影响，在所有的自然灾难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量中，旱、涝、雪、雹、霜等气象灾害占90%以上。其中冬春牧区的雪灾和夏季农区的干旱，给西藏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自然灾难频繁，再加上农牧业基础十分薄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因此农牧业面临严峻的生产安全问题。[3]
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自然灾害对农牧业的打击是致命性的，生态恶化、资源匮乏、灾害频发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贫困又使得人们变本加剧地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以谋求生存和发展。过度开发——贫困——进一步掠夺式开发——更加贫困，如此陷入恶性循环之中，生态资源很难得以恢复，西藏农牧民也很难摆脱贫困。
（二）制度政策供给不足型贫困
在西藏农牧区贫困的诸多因素中，历史因素，即西藏民主改革以前长期的封建农奴制以及建立在这个制度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导致西藏农牧区贫困的重要原因。在封建农奴制的约束下，农牧民不但没有生产资料以及人身自由，甚至他们的思想意识也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控制，正是由于此，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制约。[4]我国内地，在1978年进行制度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度的优势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西藏的人民公社体制直到1984年才被宣告结束，并进入改革开放时期。[5]在分析西藏贫困的原因时，不得不考虑的很特殊的一点是西藏历史的政教合一制度，由于受到宗教的影响，西藏农牧民往往重视来世，轻视现世，对农牧业生产活动从来都不积极;并且在他们看来，除了传统的农牧业是正业，其他的一些产业都是“肮脏和污秽”的，这种重农牧轻工商的传统思想便是部分农户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6]
（三）人力资本匮乏型贫困
关于西藏人口的现状，一方面表现为人口增长的相对速度快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表现为人口素质较低，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压力。根据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人口的过快增长会使得人均收入低于应有的水平，会给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压力，增加了贫困发生可能性。但相比较而言，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西藏的人口素质更令人忧虑。1990年全自治区每万人拥有各种文化程度人数：大学生57.4人，比全国少147.8%;高中生212.2人，比全国少278.8%;初中生385人，比全国少2334.4，比全国少506.3%;小学生1859.7人，全国为3505.7人，比全国少的更严重;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西藏为44.4%，全国只有15.88%，文盲人数比全国高28.55%。全自治区人口中的先天呆愚型及各种畸形残疾人口竟达10万之多，占西藏总人口的4.5%以上。2000年每十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全国水平为大专及以上3611人，高中和中专11146人，初中33961人，小学35701人;西藏水平依次为1283人，3549人，6343人，30441人。西藏水平分别为全国水平的35.5%、31.8%、18.7%、85.3%。[7]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西藏的人力资本水平是相对低下的。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一方面会限制农牧民对新生产要素的需求程度和使用，从而农业生产率无法得到大幅提高，农牧民收入提高无法实现。另一方面，接受教育程度受限同样会对农牧民的观念产生束缚，由于传统小农思想的束缚，农牧民安分守己，情愿被束缚在土地上，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劳动力很难转移到非农产业或其他区域中，这无疑给反贫困制造了障碍。
三、反贫困路径分析
（一）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结合，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扶贫与生态保护相结合显得格外重要，只有当自然生态系统得到恢复与改善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进行，才能根除贫困。国家要加大对恢复与重建生态系统的投资力度，改善贫困者的生存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积极探索，进行制度政策创新
政府要以改革的精神拿出创新型的新思路，努力探索符合西藏实际的制度政策，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激发西藏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财富的创造，使农牧民摆脱贫困。
（三）加大对农牧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牧民素质
改善农牧民低素质的现状，需要推动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走智力扶贫之路。提高农牧民受教育程度，可以增加知识技能，转变陈旧的观念，这样可以提高自身谋发展的能力以摆脱贫困的境遇。
参考文献
[1]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61页.
[2]李继刚.西藏农牧区扶贫的长效机制建设[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3（3）.
[3]闵庆文，成升魁.西藏的贫困、生态与发展探讨[J].资源科学2001（5）.
[4]罗绒战堆.西藏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5]多杰才旦，江村罗布.西藏经济简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
[6]罗绒战堆.西藏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7]狄方耀，罗华.西藏经济学导论[M].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么菲菲（1990-），女，西藏民族学院财经学院，2013级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理论与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