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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恐怖的美国“野人”传说中三位中国学生挺身而出
我国出洋留学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初，青年学子远赴西洋求学，开眼界长见识，纯属民间行为，与官方无涉。第一代留学生容闳、黄胜、黄宽原是澳门马礼逊教会学校学生。1847年1月5日校长布朗因病归国，希望能带3至5名中国学生留美。此事得到香港基督教会几名教友资助，向每位留美生提供两年留学经费与赡家费。但当布朗校长宣布此事时，40余名学生默然无声，只有贫家子弟容闳等三人起立。因为，当时国人对海外几无所知，而且听说中国孩子到了海外，美国“野人”会剥掉他们的人皮换上狗皮，弄成四不像，再送去展览。容闳等三人亦非大智大勇，怀揣疑虑踏上征途，只希望学点西艺可赚钱养家。
他们乘坐美国阿立芬特兄弟公司“女猎人”号运茶帆船到达美国东海岸，先人中学，再人麻省孟松学校——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大学预备学校。1848年秋，黄胜因病回国，容闳与黄宽则学完了算术、生理、心理、哲学、文学等全部课程。1850年，香港教会资助到期，黄宽接受香港教会继续资助，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1857年以名列第三的成绩毕业，归国后行医于粤。容闳既未接受香港教会进一步资助，亦未接受孟松学校为贫困优秀生设立的资助(以必须当传教士为条件)，他在美国某妇女团体的资助下，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获文学学士，同年11月从纽约搭乘“欧里加”货船回国，成为赫赫有名的“留洋第一人”。这就是中国首批留学生的留洋经过。
归国后，容闳更深刻地认识到中西方所存在的各方面差异，更清楚中国朝野闭塞自大的危险，于是自肩使命，竭力向清廷鼓吹选派青少年留学西洋。一开始，容闳寄望于似乎信仰天主的洪秀全，1860年11月赴南京拜访干王洪仁玕，但洪秀全根本不感兴趣，只顾忙着对付围城清军。容闳也看出太平天国的潜在危机，认为“太平军的行为，没有造福中国的能力”，谢绝了封赏与挽留。1867年，容闳正式向清廷建议分4年选派120名幼童浮海留美。这一建议由江苏巡抚丁日昌转呈军机大臣文祥，旋因文祥逝世而搁置。
1870年，容闳说服了湘军将领曾国藩，由容闳本人具体落实选派事宜。1871年9月3日，曾国藩、李鸿章呈折奏请选派幼童留美。9月5日，总理衙门会合曾国藩、李鸿章进行商议，拟定“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奏呈太后，9月9日即获批准。1872年至1875年，招收16岁以下120名少年，分4批留美。这是清政府第一批派出的官费留学生，最小者10岁，最大者16岁。之所以将年龄定于12～16岁，乃是15年后回国，“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选中者大部分来自东南沿海，广东一省即有84名，占了70％，其中多半又为容闳老家香山籍，可谓“泽被乡梓”。此外，江苏22名、浙江8名、安徽3名、福建2名、山东1名。
清政府在上海设立预备学校招生，挑选的条件十分严格：家庭出身背景、本人品行长相、智慧聪颖，甚至包括姓氏名字。若言行粗鄙者，责令家长尽快调教更改。故而留美幼童名字似乎个个出自温文尔雅的书香门弟。
说来今人难以相信。尽管官方提供的留学条件十分优厚——负责留学期间所有开销，包括毕业后在美游学两年的花费，学成归国由总理衙门量才录用，不必担心日后身份，先走西学之路，归来再回正规仕途，但招生居然十分困难，最初几无人报名。留美幼童李恩富1886年在美国出版《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记述了当时国人对这次招生的真实反应：“几乎没有哪家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一个远得根本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国家，而且时间是如此之长。更主要的是，那个国家据传说住的是一些尚未开化的野蛮人。”尽管清政府刻意要求选拔学生“不分满汉”，仍不见一八旗子弟报名，120名幼童中亦无汉人高官子弟。
首批留美生目标远大，学习刻苦认真，抵美后五六年都从中学毕业，有的甚至升入大学，部分学生用10年时间完成了原计划需15年的课程。《纽约时报》评日：“中国幼童机警好学、聪明智慧，像由古老亚洲帝国来的幼童那样能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业有成，我们美国子弟是无法达到的。”但此时出现“不同声音”，守旧官员百般挑剔。1880年12月，留学事务局第四任监督、翰林吴子登到华盛顿向驻美公使陈兰彬处告状：“外洋风俗流弊甚多，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陈兰彬也认为容闳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剪短发穿西服，不行三拜九叩之礼，奏告清廷：“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
此时洋务派中坚曾国藩已死，李鸿章犹豫，恭亲王奕诉退缩。尽管容闳上书申辩，美国总统格兰特专信拦阻，但本来就不认同西洋文化的清廷，一旦感到留美生思想倾向有西化危险，还是毫不犹豫立即下令全部撤回。94位留学幼童被迫于1881年分3批撤回，功亏一篑。留美幼童虽有60余人进入哈佛、耶鲁、哥伦比亚、麻省理工等著名学府，然仅2人读到大学毕业取得学士学位，即詹天佑与欧阳赓。
留学生回到上海，被一队水兵送往上海道台后面的“求知书院”，一一审查后，分派各地充住翻译，月饷不过4两银子。94人中有41人分配到海军系统的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大沽鱼雷局等。1884年8月23日中法马尾海战，“留美幼童”6人参战，4人牺牲。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许多“留美幼童”得到任命，成为中国最早的新式海军军官。1894年甲午海战，北洋海军中的“留美幼童”或死或伤或俘或黜，李鸿章等人耗费数十年心血组建的北洋水师毁于一旦。
回国初期，这批“留美幼童”还不显山露水，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20年后就情况不同了。1900年，容闳称：“今此百十名学生，强半列身显要，名重一时。”再据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精确统计，这批留美生24人职事行政外交、20人服役海军、30人从事铁路电报、9人采矿、5人执教、7人经商。从职务上，内阁总理1人(唐绍仪)、外交总长1人(梁敦彦)、外交次长1人、海军次长1人、舰队司令1人、海军将领1人、铁路局长3人、工程师6人、大学校长2人。除詹天佑之外，知名度较高的还有邮传副大臣梁如浩、驻英公使刘玉麟、驻德公使梁诚、詹国安、袁世凯幕僚蔡廷干、蔡绍基等。20世纪初，慈禧不得不倡言变法，袁世凯顺理成章地起用“留美幼童”，从整理财政税收到发展铁路电信，从训练新式军队到建立现代警察，“留美幼童”一时聚集天津。袁世凯与张之洞还争夺过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最终袁世凯将詹天佑留在北洋，使他建造出了闻名的京张铁路。可见，首批留美生全都活跃在“上层建筑”，直接推助中国最初的现代化建设。 1876年，淮军将领李鸿章亦派7人赴德学习陆军。1877年，福州船政局也派30名学生赴英学习海军和造船，其中出了一批声名赫赫的人物——严复(著名思想家、翻译家)、萨镇冰(康济舰长、海军总长)、刘步蟾(北洋水师总兵兼定远舰长)、林泰曾(北洋水师总兵兼镇远舰长)、方伯谦(济远舰长)、林永升(经远舰长)、沈寿昌(济远舰大副)、陈金揆(致远舰大副)等。应该说，在向西方学习的起跑线上，我们与日本处于同一起点。当时，日本亦派了一批英俊青年到英、德等国学习海军。1894年决定命运的甲午海战，中日海军指挥官均为当年的留欧学生。但清廷急功近利，只学习西方军事，不学习最根本的经济与文化，使我对欧美的学习仅观其表不识其内，即只停留于“坚船利炮”的表面，未能深入政治文化层面。与严复同期赴欧的中国驻法使馆随员马建忠(巴黎政治学院文科硕士)认为：欧洲“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然这种声音当时太微弱，不可能为清廷接受。而日本却于1868年发动“明治维新”，从政治文化源头上向西方学习——收回封建领地，取消身份等级、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破除封建旧文化。德相俾斯麦预言：“日本渐兴，中国渐弱。”
甲午之后，维新运动高涨，全面向西方学习成为一时潮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洋留学作为一项国策被提出来。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鼓吹：“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一方面为了革除科举，一方面也十分惊讶日本得以迅速崛起的明治维新，不到30年就已跻身世界六强。维新派人士极力主张留日，认为这样可以直接从日本学到已经东方化的“现成货”，不必再耗时耗力去消化吸收人家西方的东西。维新人士认定明治维新乃是人家日本学习西方的直接成果，只要能把那些维新的东西学来，抄近路走捷径，我们也能迅速强大。人家欺侮并打败了我们，我们还能到人家那里去学习，拜敌为师，固然说明当时的知识界实在有点着急，但也同时说明当时朝野胸襟较为宽大，能够看到人家的长处。
正式揭开留学大潮序幕
1896年5月，新任驻日钦差大臣裕庚带领13名学生抵日，正式揭开留学大潮序幕。不过，当时国人仍然大多不愿出洋，千好万好家里最好，安土重迁的影响根深蒂固，很少有人愿意出国冒险。只有那些开过眼界的经商者才敢于出洋，才敢于去学《镜花缘》里的林之洋。直到20世纪初，即1902年—1910年，迭经戊戌变法失败、庚子之难、辛丑条约的刺激，才逐渐形成了第一次留学高潮。维新派人士称：“庚子大创而后，我国亟亟于培养人才，其派遣出洋者，趾错于道。”尤其1905年废止科举，留学人士身价倍增，留洋大潮更为腾踊，自费生急增暴涨，进士、举人亦纷纷东渡。1905年，陕西藩台樊增祥选派50名秦籍学生去日本留学。当时有句名言：人才东渡正纷纷。1902年4月，鲁迅得官费而留日，月津贴36元。
据不完全统计，留日人数1901年300人，1902年1058人，1904年1400人，1905年8000人，1906年13000人，1907年8000人，1908年4896人，1909年5174人，1910年4600人，共计46428人，已达到20世纪80年代留美人数总和。其中著名者有秋瑾、徐锡麟、沈钧儒、陶成章、陈其美、陈叔通、蒋介石、张群、阎锡山、程潜、李叔同、吴稚晖、张季鸾、苏曼殊、江亢虎、戴季陶、王国维、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欧阳予倩、陈仪、夏丐尊、杜国庠、张君劢、张东荪、鲁迅、周作人，包括五四时期著名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及后来的大汉奸汪精卫、周佛海、殷汝耕等。
随着留日高潮的掀起，留美人数也从1900年的10余人，增至1905年的30余人、1910年的500余人、1911年的650人。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已遍布英美德法比日等国，尤以一衣带水的日本为众。其时，留日生中知名人物有邵飘萍、陈望道、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丰子恺、周扬、夏衍、胡风、楼适夷、冯乃超、贾植芳等。
湘人舒新城在其《中国近代留学史》中引述当时一份文献，指出留日学生的激增，主要是“路近、文同、时短、费省”，以及留学生头衔与国内政局不稳六大原因。此外，留日不用护照，毋须签证，一张船票就可东渡，十分方便也是重要原因之一。1920年，东渡日本，轮船3等舱，火车3等座，一共只要几十元。随着庚款退还，日本也设立了中国留学生的庚款补助金。留学生郭沫若追求安娜(佐藤富子)时，甚至想以每月33元的官费维持两人的学医费用。张光人(胡风)1931年留学日本庆应大学，得自庚款补助金的半额公费。1930年，中国学生留日再掀高潮，关键因素在于当时中日物价对比。上海乃东方经济最发达地区，日本则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沪上一月生活费，东京则可过上两个月。费孝通在《留英记》里说：“最便宜的是留东洋，一年也得五六百块白洋。要留西洋就得五六千。如果要取得个洋博士学位，至少也得两三年，没有千把万把白洋，只好望洋兴叹了。”据许多中国近代留学史著作，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虽多，真正读完大学的并不多，以速成生、普通生、特约生为主。而且，留日生家境贫寒者占相当比例。毕竟读书是苦差事，不是有钱就可以读下来的。某军阀之子，20多岁就当上市长，一年让辖地百姓换三次门牌，每换一次，大洋一元，一年搜刮一二百万，然后带上翻译留美，让翻译顶着他的名上学、做论文、拿文凭，而自己整天花天酒地嬉游。这是一个侧面的记载。
第一次留学大潮直接推动了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在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有领军人物无一不是留洋归来的学生。因为最最重要的革命思想是从外国输入的，即鲁迅所说的：“借新声于异邦。”既然是一场“输入式”革命，那么首先从国外“偷”得火种者，自然占了先机拔得头筹。鲁迅1902年4月到达日本，同年11月陶成章、许寿裳即在东京组织了百余人的浙江同乡会，出版《浙江潮》月刊。鲁迅后来还加入江浙革命党人的“光复会”。因此，没有第一次留学大潮，没有一批首先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青年学生，也就不可能有后面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其时留学生很少学成不归。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继续执行选派留学生制度。1916年，北京教育部派出的官费留学生分别为：欧洲182人、美国131人、日本1084人。再据日人松本龟次郎《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记载：“1913至1914年，留学生人数颇多，最少也有五六千人，仅仅次于日俄战争前后的最盛时期。”但由于这批留学生经过严格选拔，确实可谓“一时之选”。如1912年广东公开招考留日生，千余报名者竞争区区30个名额。
本来，留美颇不容易，毕竟大洋彼岸实在太远，到底在西半球。1904年，清廷外务部及学务大臣制定了留 学西洋的章程，选拔15岁～25岁精通西语的青年出国深造。如马寅初就是1901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1905年毕业后被选中赴美国耶鲁大学，1907年底成行，入耶鲁大学矿冶系，1908年转学经济，获得硕士学位后，再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1914年获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执教于北大。
民国初，留美人数之所以增长较快，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美国政府接受一位传教士的意见，于1909年开始退还庚款，并指定用于资助中国学生留美。应退还的美庚款总额为1200万元(约为美庚款总额半数)，可选送37批共2050名学生赴美。按计划，前四年每年派送100名，以后的33批，每批为50名。1908年清政府首次公开招考庚款留美生，报考者600余名，录取47人，1909年赴美。1911年，清政府建立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专门培养留美生。1912年，该校又考选100名学生留美。1913年，按各省庚款原承担额，江苏省因得赔款较多，摊得清华预备学堂11个名额，而赴南京的应考者达200余人。据统计，1917年中国留美生共1170人，其中官费生约200人，自费生约600人，庚款生共370人。远渡重洋，费用不菲，能达到这一数额已不算少了。第二次留学大潮始于留法运动
第二次留学大潮是五四时期的留法。留法运动始于1912年，由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发起。其间，1912年～1913年、1919年～1920年两度形成高潮。第一次称为“留法俭学”，后一次称为“留法勤工俭学”。但一战前赴法的人数不多。一战爆发后，法国发动战争动员，需求骤增，劳力奇缺，招募了10万(一种说法为15万)华工，主要从事最下等的运送与埋葬死尸。无论如何，奇缺的劳工市场为勤工俭学带来契机。留法学生经济上断了接济，十分方便就能上工厂找到工作，工作条件与报酬相当不错，充足的工资可维持其求学。
更重要的是当时中法货币的汇率：一战前中国墨西哥银元与法郎兑价为1:2.5。1919年凡尔赛和约签订后，一银元则可兑七八法郎，1920年更飚升至15法郎。其时，在巴黎生活月需300法郎，不过中国的30块钱(约合20银元)。这点钱就是在上海，一个学生也是不够的。
一战后的德国因是战败国，其主位货币马克急剧贬值。然而，对中国留学生来说，汇率顺差自然是大好机会，朱德等人就是于此时留德的。其时，只要能筹集到数百至一千银元，就可以在柏林或其它德国城市留学数年。而且只要上德国驻华领事馆去办签证，德国领事还会热情地备席宴请，主动帮着写介绍信为你“引路”，既示友好又资鼓励。因为，你上他们国家去留学，等于为他们国家送钞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教育创汇，岂能不高兴?法国政府以退还“庚款”的名义，办了中法里昂大学，专门吸收中国留学生。
然因法郎贬值在先，加上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早已发起“留法俭学会”，1916年又联络部分法国人士成立“华法教育会”(蔡元培任会长)，提出“勤于作工，俭于求学”的宗旨，使留法成为组织行为。他们在保定育德中学、北京大学、蠡县三处设立预备班，重点课程为法语及数学、制图等。“华法教育会”还在京沪穗湘等地设立分会。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到达马赛后，也由“华法教育会”安排食宿，发放最初的维持费——每月数百法郎，再帮着解决工作。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张申府、张若名、郭隆真等197名中国学生从上海搭乘波尔多斯号轮船前往法国。1921年元旦到达巴黎的张申府，被蔡元培聘为华法教育会的教员，月薪800法郎。60年后，张申府回忆起来仍然十分动情：“这是很不错的了，尤其是和那些勤工俭学的学生相比，他们的收入连这一半也不到。”
故此时中国留学生的去向主流，仍然流向法国。20岁的郑超麟入学巴黎近郊的圣日尔曼中学，学费，膳宿费、洗衣和沐浴费每月总共不过150法郎。后来因经济拮据，郑超麟迁至巴黎远郊的墨兰，月耗缩至100法郎。经济最困难时，郑超麟上一橡胶厂打工，每天10法郎，每月可得240法郎，每月伙食费不过90法郎，且已吃得很好。1919年，梁启超赴欧考察，人住最舒适昂贵的柏林旅馆，日租金50马克，亦仅合中国一块银元。1919年5月，徐悲鸿、蒋碧微夫妇在巴黎，一汤一鱼一点心，面包无限供应，外加四分之一瓶的红葡萄酒，仅用3法郎75生丁，仅合中国法币2.5角。
由于战争夺走大量法国男子的生命，青壮丁死亡约150万人，社会性别比率严重失调，男性稀少奇缺。同时，性差比严重失调，造成大量战争寡妇与待婚少女。赴法华人只要稍有收入，便可娶到此前远在天边的法国小姐。蒋碧微在回忆录中说：“外国留学生到巴黎，要是想娶一位法国太太的话，那应该是很容易的事。”
依托这样的背景，清末重臣李鸿藻第三子李石曾(煜瀛)还在法国留学期间，就开始组织留法运动——交涉入境、接洽打工、联络学校等。吴稚晖回国后在报上发表谈话，宣传鼓动勤工俭学思想。据他们估计，因法郎汇价低落，即使不打工，每年有600银元也足够在法国读书了。由于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的策划鼓动，各省子弟闻风跟进，留法大潮逐渐涌动。1919年～1920年形成空前热潮，这两年中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青年共17批达1670余人。
中法货币巨大的汇差，使得五四运动后掀起的仿欧习美之潮落到实处，各地掌握实权的新派人物也愿意吃小亏占大便宜——花一点小钱送当地子弟留法而收买人心。如福建龙岩学子郑超麟便由“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以半官费方式遣法留学。陈炯明令其辖区每县选派2名学生留法勤工俭学，每名学生由地方公费每年补贴300元。陈炯明在漳州旧道台衙门为各县送上来的30多名留法预备生开欢送会，拍照留念，请吃大菜，很是热闹了一番。后来陈炯明退闽回粤，定下的留法官费却一直未被废止。郑超麟之父每年仍从县衙支领300元官费，且只给儿子寄过一次钱，以后就将这笔钱补贴家用了。当然，也有真诚支持的。如在毛泽东、蔡和森的提倡下，得到熊希龄、章士钊、杨怀中等人友情赞助，仅仅一个湖南省就在1919年—1920年问有300余人赴法，一个小小的新民学会走了18人，占成员的三分之一。
据统计，官费、半官费、自费、勤工俭学四大类形式的留法学生，总人数约4000余人。除甘肃省外，各省都有弟子，最多的是川籍、湘籍与粤籍。这批留法生不少人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中坚，其中著名的有：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李立三、蔡和森、向警予、王若飞、李富春、聂荣臻、赵世炎、李维汉、陈延年、陈乔年、蔡畅、徐特立、何长工、傅钟、刘伯坚、许德珩、李慰农、罗学瓒等。其他各路名人还有曾琦、张继、张申府、刘清扬、郑毓秀、李仲三、邵洵美、朱家骅、刘大悲、徐悲鸿、张道藩、张厉生、曾昭抡、张季才、杨度的两位公子杨公庶、杨公召等，稍后还有 巴金、艾青、戴望舒、李金发等。此外，还有后来的托派骨干罗汉。当然，还有一些不甚光彩的人物，如白色恐怖中沦为叛徒的任卓宣。
1920年入秋以后，留法大潮逐渐衰微。虽然法国各地学校欢迎中国学生，但法国工厂却不再开放大门。停战两年后，元气稍复，经济已不景气，工厂正要裁人，哪里还有位置容纳外籍劳工?经济决定一切，能够一年拿出600大洋支持子女留法的中国家庭，毕竟少数。对众多贫家学子来说，如能考上官费留学，不啻于中了旧时的举人、进士，一下子就脱贫了。1912年，广东梅县塾师之子张资平以最后一名的身份考上留日生，100港币的治装费救了他的大急用，可以去买手表、皮鞋、金丝边眼镜。抵日后，每月又有37，5日元的津贴，立马进入中产阶层，过上体面生活。当时日币与中国货币的汇价约是0.95:1左右，相差不大。而张资平的老父，以秀才身份辛辛苦苦守塾一年，最多也只有70余元的进账。当时日本一位每周上六小时功课的教师，还在教务处兼着头等杂役一类的书记，月薪也只不过12日元。
1927年，国民党上台后，一方面连年战争经费日绌，一方面对近代民主取逆向之态，实行文化专制政策，限制出国留学，致使中外文化交流势头大减。1929年—1946年，教育部派出的公费留学生仅1344名，平均每年派出不足75人。1939年，中英庚款董事会只招考留英公费生24名，每一学科一般只录取1名。同时，也由于欧美等国家对中国货币汇率提高，一美金要抵2块中国法币，1930年一美金要换3块银元，留学生费用留欧留美年需2000美金。1939年周一良留美，搭乘美国邮船，二等舱四人一舱，每人200美金。“一个名教授，月薪三百多，一年不吃不用，也只勉强维持一个留美生半年的费用，何况一般人。”这一时期自费留学生总数为8180人，仅为1905年留日学生之数。
就上述两次留洋大潮的效果来看，第一次大潮的归来者参与了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酝酿与发动工作，并成为中坚力量；第二次大潮的归来者不少则参与了大革命与后来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至于两次留洋大潮的远期效果，更是难以估量。真正应了一句现代名谚：教育第一，人才第一。事实上，没有这两次留学大潮，也就没有中国20世纪一系列的现代化改革运动。从留学生归国后所处的服务部门来看，英美生大多集中于高校与外交口，留日生则集中于军政界。文学界更是留学生的集中地，左翼作家多为留日生，“新月”派则多为英美生。可见，留学生对全社会有着难以估衡的渗透作用。
罗素对中国留美政策的综合效果置评：“中国由此受益匪浅，而美国则得到了中国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友谊，美国由此取得的利益更是无法计算。大家都清楚这种做法对双方都有益，但英国没有半点仿效的迹象。”“受新教育的学生日益增多，他们的眼光和抱负令人钦佩。或许再过十年，其势力就足以改造中国。”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我国出洋留学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初，青年学子远赴西洋求学，开眼界长见识，纯属民间行为，与官方无涉。第一代留学生容闳、黄胜、黄宽原是澳门马礼逊教会学校学生。1847年1月5日校长布朗因病归国，希望能带3至5名中国学生留美。此事得到香港基督教会几名教友资助，向每位留美生提供两年留学经费与赡家费。但当布朗校长宣布此事时，40余名学生默然无声，只有贫家子弟容闳等三人起立。因为，当时国人对海外几无所知，而且听说中国孩子到了海外，美国“野人”会剥掉他们的人皮换上狗皮，弄成四不像，再送去展览。容闳等三人亦非大智大勇，怀揣疑虑踏上征途，只希望学点西艺可赚钱养家。
他们乘坐美国阿立芬特兄弟公司“女猎人”号运茶帆船到达美国东海岸，先人中学，再人麻省孟松学校——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大学预备学校。1848年秋，黄胜因病回国，容闳与黄宽则学完了算术、生理、心理、哲学、文学等全部课程。1850年，香港教会资助到期，黄宽接受香港教会继续资助，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1857年以名列第三的成绩毕业，归国后行医于粤。容闳既未接受香港教会进一步资助，亦未接受孟松学校为贫困优秀生设立的资助(以必须当传教士为条件)，他在美国某妇女团体的资助下，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获文学学士，同年11月从纽约搭乘“欧里加”货船回国，成为赫赫有名的“留洋第一人”。这就是中国首批留学生的留洋经过。
归国后，容闳更深刻地认识到中西方所存在的各方面差异，更清楚中国朝野闭塞自大的危险，于是自肩使命，竭力向清廷鼓吹选派青少年留学西洋。一开始，容闳寄望于似乎信仰天主的洪秀全，1860年11月赴南京拜访干王洪仁玕，但洪秀全根本不感兴趣，只顾忙着对付围城清军。容闳也看出太平天国的潜在危机，认为“太平军的行为，没有造福中国的能力”，谢绝了封赏与挽留。1867年，容闳正式向清廷建议分4年选派120名幼童浮海留美。这一建议由江苏巡抚丁日昌转呈军机大臣文祥，旋因文祥逝世而搁置。
1870年，容闳说服了湘军将领曾国藩，由容闳本人具体落实选派事宜。1871年9月3日，曾国藩、李鸿章呈折奏请选派幼童留美。9月5日，总理衙门会合曾国藩、李鸿章进行商议，拟定“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奏呈太后，9月9日即获批准。1872年至1875年，招收16岁以下120名少年，分4批留美。这是清政府第一批派出的官费留学生，最小者10岁，最大者16岁。之所以将年龄定于12～16岁，乃是15年后回国，“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选中者大部分来自东南沿海，广东一省即有84名，占了70％，其中多半又为容闳老家香山籍，可谓“泽被乡梓”。此外，江苏22名、浙江8名、安徽3名、福建2名、山东1名。
清政府在上海设立预备学校招生，挑选的条件十分严格：家庭出身背景、本人品行长相、智慧聪颖，甚至包括姓氏名字。若言行粗鄙者，责令家长尽快调教更改。故而留美幼童名字似乎个个出自温文尔雅的书香门弟。
说来今人难以相信。尽管官方提供的留学条件十分优厚——负责留学期间所有开销，包括毕业后在美游学两年的花费，学成归国由总理衙门量才录用，不必担心日后身份，先走西学之路，归来再回正规仕途，但招生居然十分困难，最初几无人报名。留美幼童李恩富1886年在美国出版《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记述了当时国人对这次招生的真实反应：“几乎没有哪家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一个远得根本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国家，而且时间是如此之长。更主要的是，那个国家据传说住的是一些尚未开化的野蛮人。”尽管清政府刻意要求选拔学生“不分满汉”，仍不见一八旗子弟报名，120名幼童中亦无汉人高官子弟。
首批留美生目标远大，学习刻苦认真，抵美后五六年都从中学毕业，有的甚至升入大学，部分学生用10年时间完成了原计划需15年的课程。《纽约时报》评日：“中国幼童机警好学、聪明智慧，像由古老亚洲帝国来的幼童那样能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业有成，我们美国子弟是无法达到的。”但此时出现“不同声音”，守旧官员百般挑剔。1880年12月，留学事务局第四任监督、翰林吴子登到华盛顿向驻美公使陈兰彬处告状：“外洋风俗流弊甚多，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陈兰彬也认为容闳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剪短发穿西服，不行三拜九叩之礼，奏告清廷：“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
此时洋务派中坚曾国藩已死，李鸿章犹豫，恭亲王奕诉退缩。尽管容闳上书申辩，美国总统格兰特专信拦阻，但本来就不认同西洋文化的清廷，一旦感到留美生思想倾向有西化危险，还是毫不犹豫立即下令全部撤回。94位留学幼童被迫于1881年分3批撤回，功亏一篑。留美幼童虽有60余人进入哈佛、耶鲁、哥伦比亚、麻省理工等著名学府，然仅2人读到大学毕业取得学士学位，即詹天佑与欧阳赓。
留学生回到上海，被一队水兵送往上海道台后面的“求知书院”，一一审查后，分派各地充住翻译，月饷不过4两银子。94人中有41人分配到海军系统的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大沽鱼雷局等。1884年8月23日中法马尾海战，“留美幼童”6人参战，4人牺牲。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许多“留美幼童”得到任命，成为中国最早的新式海军军官。1894年甲午海战，北洋海军中的“留美幼童”或死或伤或俘或黜，李鸿章等人耗费数十年心血组建的北洋水师毁于一旦。
回国初期，这批“留美幼童”还不显山露水，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20年后就情况不同了。1900年，容闳称：“今此百十名学生，强半列身显要，名重一时。”再据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精确统计，这批留美生24人职事行政外交、20人服役海军、30人从事铁路电报、9人采矿、5人执教、7人经商。从职务上，内阁总理1人(唐绍仪)、外交总长1人(梁敦彦)、外交次长1人、海军次长1人、舰队司令1人、海军将领1人、铁路局长3人、工程师6人、大学校长2人。除詹天佑之外，知名度较高的还有邮传副大臣梁如浩、驻英公使刘玉麟、驻德公使梁诚、詹国安、袁世凯幕僚蔡廷干、蔡绍基等。20世纪初，慈禧不得不倡言变法，袁世凯顺理成章地起用“留美幼童”，从整理财政税收到发展铁路电信，从训练新式军队到建立现代警察，“留美幼童”一时聚集天津。袁世凯与张之洞还争夺过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最终袁世凯将詹天佑留在北洋，使他建造出了闻名的京张铁路。可见，首批留美生全都活跃在“上层建筑”，直接推助中国最初的现代化建设。 1876年，淮军将领李鸿章亦派7人赴德学习陆军。1877年，福州船政局也派30名学生赴英学习海军和造船，其中出了一批声名赫赫的人物——严复(著名思想家、翻译家)、萨镇冰(康济舰长、海军总长)、刘步蟾(北洋水师总兵兼定远舰长)、林泰曾(北洋水师总兵兼镇远舰长)、方伯谦(济远舰长)、林永升(经远舰长)、沈寿昌(济远舰大副)、陈金揆(致远舰大副)等。应该说，在向西方学习的起跑线上，我们与日本处于同一起点。当时，日本亦派了一批英俊青年到英、德等国学习海军。1894年决定命运的甲午海战，中日海军指挥官均为当年的留欧学生。但清廷急功近利，只学习西方军事，不学习最根本的经济与文化，使我对欧美的学习仅观其表不识其内，即只停留于“坚船利炮”的表面，未能深入政治文化层面。与严复同期赴欧的中国驻法使馆随员马建忠(巴黎政治学院文科硕士)认为：欧洲“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然这种声音当时太微弱，不可能为清廷接受。而日本却于1868年发动“明治维新”，从政治文化源头上向西方学习——收回封建领地，取消身份等级、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破除封建旧文化。德相俾斯麦预言：“日本渐兴，中国渐弱。”
甲午之后，维新运动高涨，全面向西方学习成为一时潮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洋留学作为一项国策被提出来。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鼓吹：“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一方面为了革除科举，一方面也十分惊讶日本得以迅速崛起的明治维新，不到30年就已跻身世界六强。维新派人士极力主张留日，认为这样可以直接从日本学到已经东方化的“现成货”，不必再耗时耗力去消化吸收人家西方的东西。维新人士认定明治维新乃是人家日本学习西方的直接成果，只要能把那些维新的东西学来，抄近路走捷径，我们也能迅速强大。人家欺侮并打败了我们，我们还能到人家那里去学习，拜敌为师，固然说明当时的知识界实在有点着急，但也同时说明当时朝野胸襟较为宽大，能够看到人家的长处。
正式揭开留学大潮序幕
1896年5月，新任驻日钦差大臣裕庚带领13名学生抵日，正式揭开留学大潮序幕。不过，当时国人仍然大多不愿出洋，千好万好家里最好，安土重迁的影响根深蒂固，很少有人愿意出国冒险。只有那些开过眼界的经商者才敢于出洋，才敢于去学《镜花缘》里的林之洋。直到20世纪初，即1902年—1910年，迭经戊戌变法失败、庚子之难、辛丑条约的刺激，才逐渐形成了第一次留学高潮。维新派人士称：“庚子大创而后，我国亟亟于培养人才，其派遣出洋者，趾错于道。”尤其1905年废止科举，留学人士身价倍增，留洋大潮更为腾踊，自费生急增暴涨，进士、举人亦纷纷东渡。1905年，陕西藩台樊增祥选派50名秦籍学生去日本留学。当时有句名言：人才东渡正纷纷。1902年4月，鲁迅得官费而留日，月津贴36元。
据不完全统计，留日人数1901年300人，1902年1058人，1904年1400人，1905年8000人，1906年13000人，1907年8000人，1908年4896人，1909年5174人，1910年4600人，共计46428人，已达到20世纪80年代留美人数总和。其中著名者有秋瑾、徐锡麟、沈钧儒、陶成章、陈其美、陈叔通、蒋介石、张群、阎锡山、程潜、李叔同、吴稚晖、张季鸾、苏曼殊、江亢虎、戴季陶、王国维、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欧阳予倩、陈仪、夏丐尊、杜国庠、张君劢、张东荪、鲁迅、周作人，包括五四时期著名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及后来的大汉奸汪精卫、周佛海、殷汝耕等。
随着留日高潮的掀起，留美人数也从1900年的10余人，增至1905年的30余人、1910年的500余人、1911年的650人。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已遍布英美德法比日等国，尤以一衣带水的日本为众。其时，留日生中知名人物有邵飘萍、陈望道、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丰子恺、周扬、夏衍、胡风、楼适夷、冯乃超、贾植芳等。
湘人舒新城在其《中国近代留学史》中引述当时一份文献，指出留日学生的激增，主要是“路近、文同、时短、费省”，以及留学生头衔与国内政局不稳六大原因。此外，留日不用护照，毋须签证，一张船票就可东渡，十分方便也是重要原因之一。1920年，东渡日本，轮船3等舱，火车3等座，一共只要几十元。随着庚款退还，日本也设立了中国留学生的庚款补助金。留学生郭沫若追求安娜(佐藤富子)时，甚至想以每月33元的官费维持两人的学医费用。张光人(胡风)1931年留学日本庆应大学，得自庚款补助金的半额公费。1930年，中国学生留日再掀高潮，关键因素在于当时中日物价对比。上海乃东方经济最发达地区，日本则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沪上一月生活费，东京则可过上两个月。费孝通在《留英记》里说：“最便宜的是留东洋，一年也得五六百块白洋。要留西洋就得五六千。如果要取得个洋博士学位，至少也得两三年，没有千把万把白洋，只好望洋兴叹了。”据许多中国近代留学史著作，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虽多，真正读完大学的并不多，以速成生、普通生、特约生为主。而且，留日生家境贫寒者占相当比例。毕竟读书是苦差事，不是有钱就可以读下来的。某军阀之子，20多岁就当上市长，一年让辖地百姓换三次门牌，每换一次，大洋一元，一年搜刮一二百万，然后带上翻译留美，让翻译顶着他的名上学、做论文、拿文凭，而自己整天花天酒地嬉游。这是一个侧面的记载。
第一次留学大潮直接推动了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在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有领军人物无一不是留洋归来的学生。因为最最重要的革命思想是从外国输入的，即鲁迅所说的：“借新声于异邦。”既然是一场“输入式”革命，那么首先从国外“偷”得火种者，自然占了先机拔得头筹。鲁迅1902年4月到达日本，同年11月陶成章、许寿裳即在东京组织了百余人的浙江同乡会，出版《浙江潮》月刊。鲁迅后来还加入江浙革命党人的“光复会”。因此，没有第一次留学大潮，没有一批首先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青年学生，也就不可能有后面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其时留学生很少学成不归。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继续执行选派留学生制度。1916年，北京教育部派出的官费留学生分别为：欧洲182人、美国131人、日本1084人。再据日人松本龟次郎《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记载：“1913至1914年，留学生人数颇多，最少也有五六千人，仅仅次于日俄战争前后的最盛时期。”但由于这批留学生经过严格选拔，确实可谓“一时之选”。如1912年广东公开招考留日生，千余报名者竞争区区30个名额。
本来，留美颇不容易，毕竟大洋彼岸实在太远，到底在西半球。1904年，清廷外务部及学务大臣制定了留 学西洋的章程，选拔15岁～25岁精通西语的青年出国深造。如马寅初就是1901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1905年毕业后被选中赴美国耶鲁大学，1907年底成行，入耶鲁大学矿冶系，1908年转学经济，获得硕士学位后，再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1914年获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执教于北大。
民国初，留美人数之所以增长较快，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美国政府接受一位传教士的意见，于1909年开始退还庚款，并指定用于资助中国学生留美。应退还的美庚款总额为1200万元(约为美庚款总额半数)，可选送37批共2050名学生赴美。按计划，前四年每年派送100名，以后的33批，每批为50名。1908年清政府首次公开招考庚款留美生，报考者600余名，录取47人，1909年赴美。1911年，清政府建立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专门培养留美生。1912年，该校又考选100名学生留美。1913年，按各省庚款原承担额，江苏省因得赔款较多，摊得清华预备学堂11个名额，而赴南京的应考者达200余人。据统计，1917年中国留美生共1170人，其中官费生约200人，自费生约600人，庚款生共370人。远渡重洋，费用不菲，能达到这一数额已不算少了。第二次留学大潮始于留法运动
第二次留学大潮是五四时期的留法。留法运动始于1912年，由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发起。其间，1912年～1913年、1919年～1920年两度形成高潮。第一次称为“留法俭学”，后一次称为“留法勤工俭学”。但一战前赴法的人数不多。一战爆发后，法国发动战争动员，需求骤增，劳力奇缺，招募了10万(一种说法为15万)华工，主要从事最下等的运送与埋葬死尸。无论如何，奇缺的劳工市场为勤工俭学带来契机。留法学生经济上断了接济，十分方便就能上工厂找到工作，工作条件与报酬相当不错，充足的工资可维持其求学。
更重要的是当时中法货币的汇率：一战前中国墨西哥银元与法郎兑价为1:2.5。1919年凡尔赛和约签订后，一银元则可兑七八法郎，1920年更飚升至15法郎。其时，在巴黎生活月需300法郎，不过中国的30块钱(约合20银元)。这点钱就是在上海，一个学生也是不够的。
一战后的德国因是战败国，其主位货币马克急剧贬值。然而，对中国留学生来说，汇率顺差自然是大好机会，朱德等人就是于此时留德的。其时，只要能筹集到数百至一千银元，就可以在柏林或其它德国城市留学数年。而且只要上德国驻华领事馆去办签证，德国领事还会热情地备席宴请，主动帮着写介绍信为你“引路”，既示友好又资鼓励。因为，你上他们国家去留学，等于为他们国家送钞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教育创汇，岂能不高兴?法国政府以退还“庚款”的名义，办了中法里昂大学，专门吸收中国留学生。
然因法郎贬值在先，加上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早已发起“留法俭学会”，1916年又联络部分法国人士成立“华法教育会”(蔡元培任会长)，提出“勤于作工，俭于求学”的宗旨，使留法成为组织行为。他们在保定育德中学、北京大学、蠡县三处设立预备班，重点课程为法语及数学、制图等。“华法教育会”还在京沪穗湘等地设立分会。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到达马赛后，也由“华法教育会”安排食宿，发放最初的维持费——每月数百法郎，再帮着解决工作。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张申府、张若名、郭隆真等197名中国学生从上海搭乘波尔多斯号轮船前往法国。1921年元旦到达巴黎的张申府，被蔡元培聘为华法教育会的教员，月薪800法郎。60年后，张申府回忆起来仍然十分动情：“这是很不错的了，尤其是和那些勤工俭学的学生相比，他们的收入连这一半也不到。”
故此时中国留学生的去向主流，仍然流向法国。20岁的郑超麟入学巴黎近郊的圣日尔曼中学，学费，膳宿费、洗衣和沐浴费每月总共不过150法郎。后来因经济拮据，郑超麟迁至巴黎远郊的墨兰，月耗缩至100法郎。经济最困难时，郑超麟上一橡胶厂打工，每天10法郎，每月可得240法郎，每月伙食费不过90法郎，且已吃得很好。1919年，梁启超赴欧考察，人住最舒适昂贵的柏林旅馆，日租金50马克，亦仅合中国一块银元。1919年5月，徐悲鸿、蒋碧微夫妇在巴黎，一汤一鱼一点心，面包无限供应，外加四分之一瓶的红葡萄酒，仅用3法郎75生丁，仅合中国法币2.5角。
由于战争夺走大量法国男子的生命，青壮丁死亡约150万人，社会性别比率严重失调，男性稀少奇缺。同时，性差比严重失调，造成大量战争寡妇与待婚少女。赴法华人只要稍有收入，便可娶到此前远在天边的法国小姐。蒋碧微在回忆录中说：“外国留学生到巴黎，要是想娶一位法国太太的话，那应该是很容易的事。”
依托这样的背景，清末重臣李鸿藻第三子李石曾(煜瀛)还在法国留学期间，就开始组织留法运动——交涉入境、接洽打工、联络学校等。吴稚晖回国后在报上发表谈话，宣传鼓动勤工俭学思想。据他们估计，因法郎汇价低落，即使不打工，每年有600银元也足够在法国读书了。由于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的策划鼓动，各省子弟闻风跟进，留法大潮逐渐涌动。1919年～1920年形成空前热潮，这两年中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青年共17批达1670余人。
中法货币巨大的汇差，使得五四运动后掀起的仿欧习美之潮落到实处，各地掌握实权的新派人物也愿意吃小亏占大便宜——花一点小钱送当地子弟留法而收买人心。如福建龙岩学子郑超麟便由“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以半官费方式遣法留学。陈炯明令其辖区每县选派2名学生留法勤工俭学，每名学生由地方公费每年补贴300元。陈炯明在漳州旧道台衙门为各县送上来的30多名留法预备生开欢送会，拍照留念，请吃大菜，很是热闹了一番。后来陈炯明退闽回粤，定下的留法官费却一直未被废止。郑超麟之父每年仍从县衙支领300元官费，且只给儿子寄过一次钱，以后就将这笔钱补贴家用了。当然，也有真诚支持的。如在毛泽东、蔡和森的提倡下，得到熊希龄、章士钊、杨怀中等人友情赞助，仅仅一个湖南省就在1919年—1920年问有300余人赴法，一个小小的新民学会走了18人，占成员的三分之一。
据统计，官费、半官费、自费、勤工俭学四大类形式的留法学生，总人数约4000余人。除甘肃省外，各省都有弟子，最多的是川籍、湘籍与粤籍。这批留法生不少人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中坚，其中著名的有：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李立三、蔡和森、向警予、王若飞、李富春、聂荣臻、赵世炎、李维汉、陈延年、陈乔年、蔡畅、徐特立、何长工、傅钟、刘伯坚、许德珩、李慰农、罗学瓒等。其他各路名人还有曾琦、张继、张申府、刘清扬、郑毓秀、李仲三、邵洵美、朱家骅、刘大悲、徐悲鸿、张道藩、张厉生、曾昭抡、张季才、杨度的两位公子杨公庶、杨公召等，稍后还有 巴金、艾青、戴望舒、李金发等。此外，还有后来的托派骨干罗汉。当然，还有一些不甚光彩的人物，如白色恐怖中沦为叛徒的任卓宣。
1920年入秋以后，留法大潮逐渐衰微。虽然法国各地学校欢迎中国学生，但法国工厂却不再开放大门。停战两年后，元气稍复，经济已不景气，工厂正要裁人，哪里还有位置容纳外籍劳工?经济决定一切，能够一年拿出600大洋支持子女留法的中国家庭，毕竟少数。对众多贫家学子来说，如能考上官费留学，不啻于中了旧时的举人、进士，一下子就脱贫了。1912年，广东梅县塾师之子张资平以最后一名的身份考上留日生，100港币的治装费救了他的大急用，可以去买手表、皮鞋、金丝边眼镜。抵日后，每月又有37，5日元的津贴，立马进入中产阶层，过上体面生活。当时日币与中国货币的汇价约是0.95:1左右，相差不大。而张资平的老父，以秀才身份辛辛苦苦守塾一年，最多也只有70余元的进账。当时日本一位每周上六小时功课的教师，还在教务处兼着头等杂役一类的书记，月薪也只不过12日元。
1927年，国民党上台后，一方面连年战争经费日绌，一方面对近代民主取逆向之态，实行文化专制政策，限制出国留学，致使中外文化交流势头大减。1929年—1946年，教育部派出的公费留学生仅1344名，平均每年派出不足75人。1939年，中英庚款董事会只招考留英公费生24名，每一学科一般只录取1名。同时，也由于欧美等国家对中国货币汇率提高，一美金要抵2块中国法币，1930年一美金要换3块银元，留学生费用留欧留美年需2000美金。1939年周一良留美，搭乘美国邮船，二等舱四人一舱，每人200美金。“一个名教授，月薪三百多，一年不吃不用，也只勉强维持一个留美生半年的费用，何况一般人。”这一时期自费留学生总数为8180人，仅为1905年留日学生之数。
就上述两次留洋大潮的效果来看，第一次大潮的归来者参与了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酝酿与发动工作，并成为中坚力量；第二次大潮的归来者不少则参与了大革命与后来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至于两次留洋大潮的远期效果，更是难以估量。真正应了一句现代名谚：教育第一，人才第一。事实上，没有这两次留学大潮，也就没有中国20世纪一系列的现代化改革运动。从留学生归国后所处的服务部门来看，英美生大多集中于高校与外交口，留日生则集中于军政界。文学界更是留学生的集中地，左翼作家多为留日生，“新月”派则多为英美生。可见，留学生对全社会有着难以估衡的渗透作用。
罗素对中国留美政策的综合效果置评：“中国由此受益匪浅，而美国则得到了中国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友谊，美国由此取得的利益更是无法计算。大家都清楚这种做法对双方都有益，但英国没有半点仿效的迹象。”“受新教育的学生日益增多，他们的眼光和抱负令人钦佩。或许再过十年，其势力就足以改造中国。”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