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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生于广东，原籍浙江海盐。中国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光绪壬辰（1892）进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1896年创办讲授西学的通艺学堂，1898年冬任职于南洋公学，管理译书院事务，后任公学总理。1901年，以“辅助教育为己任”，投资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1903年任该馆编译所所长，1949年被特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张元济于世93年，身处中国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时代，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漫长的历史岁月。“贯穿其间的一系列变革、代谢、冲突、鼎革……，宛如一连串暮鼓晨钟，震撼着古老的中华大地，并汇成一股刚健的震惊力，激荡起遭逢其世的知识分子的心底波澜，由时代之已然中觉悟，进而作何然之究问、宜然之抉择和将然之努力。这一切无疑也构成了张元济生命与学术路向的底色，时代演变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业已成为他思索和实践的基本内容。”
张元济以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孜孜不倦地为国家和民族奋斗了近70个春秋，他早年熟读经书，进而从政为官，后半生则主要投身于教育及出版事业，尤其是造就了赫赫有名的商务印书馆。然而，贯穿于其一生事业的思想主线则是教育，“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在有识之士寻求强国的道路上，张元济选择了教育救国。他早年办“健社”“通艺学堂”，提倡“英才教育”，任职南洋公学后，极力宣传并推动“国民教育”，后来投身令其获得辉煌成就、获得大名的出版事业，大力推行“扶助教育”。
兴办学堂 实施英才教育
张元济走上教育救国之路，并在此路上几经转变而思想愈加深刻，皆与其所处的政治大环境紧密相关。从某种角度来讲，是政治环境的几次变换，成为他教育思想转换的转折点，他从年轻翰林到投身于英才教育即起于中日甲午海战。
张元济生于望族之家，祖上或官或学，历代致力于藏书、著书、刻书，书香不绝。受家世影响，张元济自幼从师致力于读书，“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他23岁中举人，26岁即金榜题名中进士入翰林院。如果没有甲午海战，张元济很可能会和中国旧式士大夫一样，置身宦海，最后衣锦还乡。然而甲午海战中，看似强大的清王朝被“蕞尔小国”日本大败，对张元济产生了极大地触动，使其对时局的认识更加深刻。张元济说“甲午中日战争，结果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甲午战争后，张元济开始思索中国变革求强之法。他经常参加当时谈论朝政的“陶然亭聚会”和“强学会”，但他认为空谈政治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他讲到“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要变革求强，就需培养励志求新的“英才”。
1895年，张元济与陈昭常等8人组织了“健社”，旨在“约为有用之学，盖以自强不息交相勉，冀稍挽夫苟且畏缩之风”。这一时期，张元济深受严复传播西学影响，“沉溺西学”，开始学习西语，健社也主要致力于英文、算术等“有用之学”。为实现培养英才的目标，张元济努力将“健社”改造成“学堂”，1896年已有学堂雏形，1897年，张元济筹集款项，在琉璃厂租定校舍，呈奏总理衙门开办学堂并获认可，至此西学堂正式组建成立，当年9月，西学堂定名“通艺学堂”。学堂讲授西学，传播新知，“以达于从政、专对四方为归宿”，即以培养外交官员为主要目标。
为培养英才，张元济在学堂事务上可谓用足心思：学堂教务、行政事务负责人由学生和职员公选产生，经费主要由募捐解决，他还不惜重金引进人才。学堂课程包含地理、历史、逻辑学和经济学等西学新知。通艺学堂共招收四五十名学生，主要是官绅子弟。张元济“宣读西学源流旨趣，并中西政教之大原”，学堂社会声誉甚佳。戊戌变法运动时，光绪帝召见张元济，曾询问通艺学堂情形，勉励张元济说：“要学生好好地学，将来可以替国家做点事。”
正当张元济一心投身通艺学堂以达其理想之际，“戊戌变法”维新派在保荐维新救时之才时，想到了张元济。康有为在保荐密折中提到“刑部主事张元济，在京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同甲午海戰一样，即将到来的“百日维新”，成为张元济教育思想发生转变的又一个转折点。
倡导国民教育
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因与新党蛛丝相连，于1898年10月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通艺学堂也被迫停办，张元济把通艺学堂的全部校产移交给了 京师大学堂，之后举家南下到南洋公学任职，先是译书院主事，后为公学总理。
戊戌变法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令张元济的教育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认为“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认识到曾经主张的“英才教育”无法达到救国之目的，最重要的是要启民智、开风气，进而极力倡导“国民教育”，即通过普及教育，提高民众知识文化水平，造就新型国民。
张元济说“智争之世，则不得不集全国之人之智以为智，而其智始充”。而当时的中国四万万人中受教育者不过四十万，千分之一而已，“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1902年3月，张元济在其《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中提出了两条普及教育的办学宗旨：
一是“勿存培植人才之见”。张元济认为，以学堂培植人才，范围过小，而中国国民普遍愚昧落后，必须重视教育的普及，做到“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也”。
二是“勿标讲求西学之名”。张元济提倡西学，传播西学，但就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学的关系，他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国民精神之源，要尊重本民族的文化特性，要取人之长为我所用，而不是全盘否定中华文化。在当时的时局下，张元济表现出了可贵的文化自信，并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而四处奔波。
倡导国民教育的张元济认识到，开启民智要出版好的书，尤其要将西方新学书籍介绍进来，他在南洋公学大胆创新，极力提升译书院的译书质量。同时他开始关注小学教育，明确表示：“教育之方，莫先蒙养，今东西各国学校制度亦莫不以幼稚园、小学校为主。本末先后，理本至明”。在南洋公学总理任上，他积极为开办在即的附属小学筹措经费，制订办学规划等。 1902年，因与南洋公学监院美国人福开森教育宗旨观念不同，张元济向盛宣怀提出辞职离开了南洋公學，并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从此开始了他更加壮丽的“扶助教育”人生。
力推扶助教育
张元济带着“国民教育”之理想来到开办不久的商务印书馆，此后数十年，历任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
初到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即对创建人夏瑞芳说“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把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变革连接起来，明确了“扶助教育、输导新知”的出版方针。他力主出版机构要打破纯粹追求经济利益的观念，而是要把握时代潮流和中国社会的切实需要，认真选择西方以及中国的“有用之学”，出版出来以为社会所用，从而开启民智，推动社会的进步。
张元济在施展抱负的同时，也凭借其开拓精神，使得商务印书馆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出版机构，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张元济“扶助教育”的首项实践是编纂出版新式教科书。当时科举初废，新学即起，清政府先后颁布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但社会所用的“教科书”并没有跟上潮流。张元济把握时代脉搏，抓住时机，立即组织人员，针对当时中国社会所急需，主持编纂了对商务印书馆及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系列新式中小学教科书。1902年出版的《文学初阶》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国文教科书”，1904年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4000册新书问世即被抢购一空，成为当时奇观。此书以后数年多次再版，一直沿用，一代代学生从新式教科书中受益。1904年出版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以及1912年问世的《共和国教科书》则被全国教育界广泛使用，影响更为深远。
在张元济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系列初等、高等小学教科书，课本内容以提倡爱国、提高民族素质、宣扬中华传统美德、普及科学知识为特色。到1949年，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占全国市场的五分之三，对近代中国教育的普及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张元济在给好友汪康年的信中说：“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扶助教育”的又一大实践，是出版新式书刊。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大环境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以严复翻译名著为代表的一系列西学书籍，如《原富》《天演论》等，还有林纾翻译的《茶花女》等数百种西方文学书籍。后来又陆续出版了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哲学等系列丛书，也有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书籍。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扶助教育”方针指引下，在发扬传统文化，传播新知、新学、普及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造就了这一出版巨擘更加广泛的社会声誉。
在编纂教科书、出版新式书刊的基础上，张元济还利用商务印书馆作为出版机构的有利条件，直接出资创办教育机构，将其“扶助教育”的实践向前更进一步。1905年、1906年连续开办了两期师范讲习班，还专门为讲习班开办了实验小学（后更名为尚公小学），两期讲习班共培养了约百名师资人才。1910年，张元济又发起成立了师范讲习社并自任社长。当时学界翘楚蔡元培、严复、罗振玉等人积极响应，共同讲学。讲习社主要采取函授的办法，自成立到1918年，共办三期，影响很大，学员遍布全国各地，多达9000多人，经考试合格者有1960多人。师范讲习班及讲习社，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培养了大批的师资人才，对教育的普及作出了重大贡献。
商务印书馆“扶助教育”的另一贡献是创办图书馆。1909年商务印书馆成立图书馆，并取名为“涵芬楼”。随着出版事业的日益发达，搜集到的书籍数量剧增。商务印书馆于1924年在编译所对面另建一幢五层大厦，将“涵芬楼”藏书移入，取名“东方图书馆”，1925年对外开放，以供众览。东方图书馆的收藏书籍，不仅有中国古代的善本珍藏，也有大量的新书和外文书刊，至1932年，东方图书馆的藏书量已达到51.8万册，藏书之富，居全国第一。
张元济先生一生致力于教育，他关于英才教育、国民教育、扶助教育的思想和教育救国的实践，体现了他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提高当时国民整体知识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回顾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于新时期从事教育的人来说，既能温故知新、促进学习思考，更能思念前贤、自我鞭策。
张元济于世93年，身处中国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时代，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漫长的历史岁月。“贯穿其间的一系列变革、代谢、冲突、鼎革……，宛如一连串暮鼓晨钟，震撼着古老的中华大地，并汇成一股刚健的震惊力，激荡起遭逢其世的知识分子的心底波澜，由时代之已然中觉悟，进而作何然之究问、宜然之抉择和将然之努力。这一切无疑也构成了张元济生命与学术路向的底色，时代演变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业已成为他思索和实践的基本内容。”
张元济以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孜孜不倦地为国家和民族奋斗了近70个春秋，他早年熟读经书，进而从政为官，后半生则主要投身于教育及出版事业，尤其是造就了赫赫有名的商务印书馆。然而，贯穿于其一生事业的思想主线则是教育，“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在有识之士寻求强国的道路上，张元济选择了教育救国。他早年办“健社”“通艺学堂”，提倡“英才教育”，任职南洋公学后，极力宣传并推动“国民教育”，后来投身令其获得辉煌成就、获得大名的出版事业，大力推行“扶助教育”。
兴办学堂 实施英才教育
张元济走上教育救国之路，并在此路上几经转变而思想愈加深刻，皆与其所处的政治大环境紧密相关。从某种角度来讲，是政治环境的几次变换，成为他教育思想转换的转折点，他从年轻翰林到投身于英才教育即起于中日甲午海战。
张元济生于望族之家，祖上或官或学，历代致力于藏书、著书、刻书，书香不绝。受家世影响，张元济自幼从师致力于读书，“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他23岁中举人，26岁即金榜题名中进士入翰林院。如果没有甲午海战，张元济很可能会和中国旧式士大夫一样，置身宦海，最后衣锦还乡。然而甲午海战中，看似强大的清王朝被“蕞尔小国”日本大败，对张元济产生了极大地触动，使其对时局的认识更加深刻。张元济说“甲午中日战争，结果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甲午战争后，张元济开始思索中国变革求强之法。他经常参加当时谈论朝政的“陶然亭聚会”和“强学会”，但他认为空谈政治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他讲到“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要变革求强，就需培养励志求新的“英才”。
1895年，张元济与陈昭常等8人组织了“健社”，旨在“约为有用之学，盖以自强不息交相勉，冀稍挽夫苟且畏缩之风”。这一时期，张元济深受严复传播西学影响，“沉溺西学”，开始学习西语，健社也主要致力于英文、算术等“有用之学”。为实现培养英才的目标，张元济努力将“健社”改造成“学堂”，1896年已有学堂雏形，1897年，张元济筹集款项，在琉璃厂租定校舍，呈奏总理衙门开办学堂并获认可，至此西学堂正式组建成立，当年9月，西学堂定名“通艺学堂”。学堂讲授西学，传播新知，“以达于从政、专对四方为归宿”，即以培养外交官员为主要目标。
为培养英才，张元济在学堂事务上可谓用足心思：学堂教务、行政事务负责人由学生和职员公选产生，经费主要由募捐解决，他还不惜重金引进人才。学堂课程包含地理、历史、逻辑学和经济学等西学新知。通艺学堂共招收四五十名学生，主要是官绅子弟。张元济“宣读西学源流旨趣，并中西政教之大原”，学堂社会声誉甚佳。戊戌变法运动时，光绪帝召见张元济，曾询问通艺学堂情形，勉励张元济说：“要学生好好地学，将来可以替国家做点事。”
正当张元济一心投身通艺学堂以达其理想之际，“戊戌变法”维新派在保荐维新救时之才时，想到了张元济。康有为在保荐密折中提到“刑部主事张元济，在京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同甲午海戰一样，即将到来的“百日维新”，成为张元济教育思想发生转变的又一个转折点。
倡导国民教育
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因与新党蛛丝相连，于1898年10月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通艺学堂也被迫停办，张元济把通艺学堂的全部校产移交给了 京师大学堂，之后举家南下到南洋公学任职，先是译书院主事，后为公学总理。
戊戌变法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令张元济的教育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认为“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认识到曾经主张的“英才教育”无法达到救国之目的，最重要的是要启民智、开风气，进而极力倡导“国民教育”，即通过普及教育，提高民众知识文化水平，造就新型国民。
张元济说“智争之世，则不得不集全国之人之智以为智，而其智始充”。而当时的中国四万万人中受教育者不过四十万，千分之一而已，“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1902年3月，张元济在其《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中提出了两条普及教育的办学宗旨：
一是“勿存培植人才之见”。张元济认为，以学堂培植人才，范围过小，而中国国民普遍愚昧落后，必须重视教育的普及，做到“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也”。
二是“勿标讲求西学之名”。张元济提倡西学，传播西学，但就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学的关系，他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国民精神之源，要尊重本民族的文化特性，要取人之长为我所用，而不是全盘否定中华文化。在当时的时局下，张元济表现出了可贵的文化自信，并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而四处奔波。
倡导国民教育的张元济认识到，开启民智要出版好的书，尤其要将西方新学书籍介绍进来，他在南洋公学大胆创新，极力提升译书院的译书质量。同时他开始关注小学教育，明确表示：“教育之方，莫先蒙养，今东西各国学校制度亦莫不以幼稚园、小学校为主。本末先后，理本至明”。在南洋公学总理任上，他积极为开办在即的附属小学筹措经费，制订办学规划等。 1902年，因与南洋公学监院美国人福开森教育宗旨观念不同，张元济向盛宣怀提出辞职离开了南洋公學，并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从此开始了他更加壮丽的“扶助教育”人生。
力推扶助教育
张元济带着“国民教育”之理想来到开办不久的商务印书馆，此后数十年，历任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
初到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即对创建人夏瑞芳说“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把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变革连接起来，明确了“扶助教育、输导新知”的出版方针。他力主出版机构要打破纯粹追求经济利益的观念，而是要把握时代潮流和中国社会的切实需要，认真选择西方以及中国的“有用之学”，出版出来以为社会所用，从而开启民智，推动社会的进步。
张元济在施展抱负的同时，也凭借其开拓精神，使得商务印书馆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出版机构，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张元济“扶助教育”的首项实践是编纂出版新式教科书。当时科举初废，新学即起，清政府先后颁布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但社会所用的“教科书”并没有跟上潮流。张元济把握时代脉搏，抓住时机，立即组织人员，针对当时中国社会所急需，主持编纂了对商务印书馆及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系列新式中小学教科书。1902年出版的《文学初阶》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国文教科书”，1904年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4000册新书问世即被抢购一空，成为当时奇观。此书以后数年多次再版，一直沿用，一代代学生从新式教科书中受益。1904年出版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以及1912年问世的《共和国教科书》则被全国教育界广泛使用，影响更为深远。
在张元济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系列初等、高等小学教科书，课本内容以提倡爱国、提高民族素质、宣扬中华传统美德、普及科学知识为特色。到1949年，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占全国市场的五分之三，对近代中国教育的普及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张元济在给好友汪康年的信中说：“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扶助教育”的又一大实践，是出版新式书刊。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大环境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以严复翻译名著为代表的一系列西学书籍，如《原富》《天演论》等，还有林纾翻译的《茶花女》等数百种西方文学书籍。后来又陆续出版了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哲学等系列丛书，也有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书籍。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扶助教育”方针指引下，在发扬传统文化，传播新知、新学、普及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造就了这一出版巨擘更加广泛的社会声誉。
在编纂教科书、出版新式书刊的基础上，张元济还利用商务印书馆作为出版机构的有利条件，直接出资创办教育机构，将其“扶助教育”的实践向前更进一步。1905年、1906年连续开办了两期师范讲习班，还专门为讲习班开办了实验小学（后更名为尚公小学），两期讲习班共培养了约百名师资人才。1910年，张元济又发起成立了师范讲习社并自任社长。当时学界翘楚蔡元培、严复、罗振玉等人积极响应，共同讲学。讲习社主要采取函授的办法，自成立到1918年，共办三期，影响很大，学员遍布全国各地，多达9000多人，经考试合格者有1960多人。师范讲习班及讲习社，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培养了大批的师资人才，对教育的普及作出了重大贡献。
商务印书馆“扶助教育”的另一贡献是创办图书馆。1909年商务印书馆成立图书馆，并取名为“涵芬楼”。随着出版事业的日益发达，搜集到的书籍数量剧增。商务印书馆于1924年在编译所对面另建一幢五层大厦，将“涵芬楼”藏书移入，取名“东方图书馆”，1925年对外开放，以供众览。东方图书馆的收藏书籍，不仅有中国古代的善本珍藏，也有大量的新书和外文书刊，至1932年，东方图书馆的藏书量已达到51.8万册，藏书之富，居全国第一。
张元济先生一生致力于教育，他关于英才教育、国民教育、扶助教育的思想和教育救国的实践，体现了他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提高当时国民整体知识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回顾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于新时期从事教育的人来说，既能温故知新、促进学习思考，更能思念前贤、自我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