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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宇文所安的说法，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它对不朽性的追求。优秀的作家能够借助于这种追求使得自身不朽，而且“在中国传统的长期演变中，这种承诺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像海市蜃楼似的引人入胜：它不但能让作家名垂千古，也能让作家内在的东西流传下来。”①所谓的“追忆”，便是在这种承诺下的焦虑中催生出来了。有意思的是，对不朽性的追求恰恰不是面向未来，而是面对过去。这说明，记忆的形式以及其核心的内容所要保存下来的，不是不朽所造成的后果，而是不朽本身的丰富内涵。这就是它面向过往而不是未来的原因。它其实是一种传统的延续，或者说，是这个传统下所构成的序列中的一个部分。有如T·S·艾略特所说，一个优秀的诗人应该能意识到传统中就饱含一种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觉，即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受到它的现代性”“这种历史意识也即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有时间性的，而且还意识到超时间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②
艾略特所指的这种历史意识中的时间感觉，其实就是宇文所安所指的中国古典诗人追求的不朽性的真正核心，即不朽性的本质就是超时间性与时间性的结合。而记忆正好又是这一结合之中的焦点。记忆是对往昔的回溯，看上去是它所面向的过去的一切。但实际上，它正好显现了保存过去、影响未来的双重不朽，它将过去与未来连接了起来，并打通了它们。不过，又正如宇文所安所提到的那样，这种不朽性追求下的记忆也并非没有鸿沟，一方面它将遭遇到持续不停的影响之焦虑，另一方面，记忆的性质所决定它内部具有的阴影也会反过来影响记忆本身。记忆毕竟无法替代已经消失的真切的现实，它始终是残缺的。
但记忆的不完整性的确又造成了一个后果，越是不完整就越是希望完整。“中国古典诗歌始终对往事这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敞开怀抱：这个世界为诗歌提供养料，作为报答，已经物故的过去像幽灵似的通过艺术回到眼前。”③我们看到，正是记忆的这种破碎和阴影中的张力，反过来又支撑了诗歌本来希冀的不朽。对诗歌而言，这就是记忆之所以是一个巨大诱惑的原因，几乎没有诗人可以抵挡这种诱惑，一来一个有抱负的诗人一定期望自己加入到诗歌的伟大传统中去;二来他无法无视记忆在现实细节深处的魅力，它几乎是一种艺术的源头的力量，它既带来痛苦，也自然会带来希望。
不过，这种痛苦中的希望对于宋代诗人来说，要更复杂一些。原因在于对过往传统的态度上，他们要更复杂一些。他们面对唐代诗歌的辉煌，会不会内心生成巨大的恐惧？继之，对不朽的可能性的质疑，会不会制约他们的想象与创作？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钱钟书说过：“自己这样一个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年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想法。”④不过，也正因此，“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纪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⑤虽然这种压力必定会使宋代诗人产生对于不朽性新的焦虑，但其还是不会使得这些诗人从根本上对不朽性本身产生怀疑。他们所需要做的，还是用T·S·艾略特的思考，依旧是——如何融入一种传统的序列，重新调整自身的位置，使得自己与过去和未来构成一种有序的文学关系。
对不朽性的追求不仅仅是历史意义上的，还是本质意义上的——历史意义与本质意义即此而纠缠着。并且，因为有本质意义的透射与烛照，记忆也获得了超越性内涵，即获得了对记忆本身的超越性;或许，我们可以径直概括为——记忆超越了记忆自身，本质意义超越了历史意义。至少，宋人所具备的历史经验是前人所没有的，他们对于不朽的突破口，在本质意义上来说，反倒可以放心地交给时间。在此基础之上，记忆的形态以及内容自然是会紧扣这一向度。
在宋代，似乎很少有人可以比苏轼更不受过往诗歌传统的巨大压力。他一直所强调的就是艺术的自由。显然，他作为一个诗人的自信抵消了萦绕在那个年代的整体性的焦虑。因而在客观上，他可能更在乎的是诗歌的本质意义，自觉地融入一个新的传统的序列中。比如，他的诗词对豪放的追求，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不朽的一种开阔性的追求。记忆在其中呈现的是一种超时间的壮阔，为了凸显出诗歌的形式意义，我们还是从他的词中来看看这种记忆的开阔。怀古或者咏古题材的作品，在苏轼这里之所以与过去有所区别，原因就在于他在呈现自身对历史记忆的想象的时候，记忆在豪放的映衬下，也表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自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⑥（《念奴娇·赤壁怀古》）我们看到，记忆在此处的自由没有陰影，它没有发生宇文所安所说的裂痕或者鸿沟。记忆在历史想象中所推进的，不是一种幽灵似的回溯，而是一种壮阔般的再现。这种再现的意义，其所反衬的，不是历史真相的重要，而恰恰是对历史想象的重构。而在这里，重构的目的也不是用来重现历史，而是表达一种现实的态度。对苏轼而言，这种态度的重要性在于，它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取消了以往颇具幽怨性质的那堵墙。
因此，苏轼词中的“记忆”具有以往都没有的强大性质，它向过去敞开，而过去也以同样的方式回馈于它。于是，他的不朽性恰恰不是他有意识地去追求，换句话说，不朽性在他那里是艺术与历史的合一，而不是过度地祈求在艺术中抵达历史，并最终留在历史中。“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⑦（《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现实与历史的交错感制造了一种节奏，这种节奏感甚至有时会令人忘记其中的记忆性质，即找回过去的努力没有叠合在记忆的不完整中，那些对苏轼来说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记忆以一种乐观的形态折返了回来。 然而，对于我们来说，乐观已经被说得太多了。记忆所透析出来的乐观如果仅仅只是一种片刻的主观情绪，那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在苏轼那里，我们听出耳茧的，也是他的这种豪放的乐观。关键的问题在于，它与诗歌在本质上的联系，或者说，这种乐观如何成为不朽性中的一个方面呢？其实，只要我们仔细看看苏轼在豪放词中的一种潜在的加速度就可以获知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⑧（《江城子·密州出猎》）“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張。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⑨（《满庭芳·蜗角虚名》）记忆于此，不仅只具有回溯往事的功能，同时，它同诗人的意识以及感受是同步的。再进一步说，对于写作者，这种词语加速的存在，是一种先天的。“写诗的人写诗，首先是因为，诗的写作是意识，思维和对世界感受的巨大的加速器。一个人若有一次体验到这种加速，他就不会拒绝重复这种体验，他就会落入对这一过程的依赖中。”⑩表面上看，苏轼依赖的是他的天赋，其实他陶醉于词语的加速中，并自然地使其发生。那么记忆呢，它外在的变成了这种加速的助推器。有趣的是，本来它的任务是整肃过去，而实际上，它加入到表现诗人和诗歌性情的工作中去了。不仅如此，苏轼的历史乐观主义还不只是他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个人情绪，更重要的是，它变成了一种风格，乃至于一个伟大的诗歌传统。
不过，从以上这几个方面还不足以勾勒苏轼词中的记忆的全貌。更准确地说，对于一个伟大的诗人而言，记忆需要冷却，才能真正折射出其历史经验，以及这种历史经验与艺术形式的完美融合。毕竟，不朽是时间性的，而不只是一种诗人的情绪。记忆对时间的改造，最值得称道的是它对过往的悲剧性的复活。之所以说这种复活具有悲剧性质，是因为一个悖论：被复活事物越是鲜活就越是提醒人们它的不在场，而逝去之物越是不在场又越是能激发记忆。
记忆的这种悖论的性质，才使得它能够与语言合谋，制造一种伟大的幻觉，从而真正地成为一种艺术的要素。越是伟大的诗人，也越理解这种要素，最终，他的情感依靠的正是这一要素的潜在力量。“长忆别时，景疏楼上，明月如水。美酒清歌，留连不住，月随人千里。别来三度，孤光又满，冷落共谁同醉？卷珠帘、凄然顾影，共伊到明无寐。今朝有客，来从濉上，能道使君深意。凭仗清淮，分明到海，中有相思泪。而今何在，西垣清禁，夜永露华侵被。此时看，回廊晓月，也应暗记。”{11}（《永遇乐·长忆别时》），“昨夜霜风。先入梧桐。浑无处、回避衰容。问公何事，不语书空。但一回醉，一回病，一回慵;朝来庭下，光阴如箭，似无言、有意伤侬。都将万事，付与千钟。任酒花白，眼花乱，烛花红。”{12}（《行香子·秋与》）其实，记忆所勾勒出来的常态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忧伤只是它的初级形态，是艺术令其升华了。苏轼的这两首词，特别能提示记忆作为一种力量是如何出现在语言里的。这种力量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物理形态的爆发力，而是一种几乎于消失的普遍性。孤独与空旷是这种普遍性在语言中所能呈现出的形态。进一步说，这力量是一种艺术内在的穿透力。它所指向的，是永恒性的哀伤，而这，就是不朽的一种面孔，即语言所能驻留的超越时间的东西，再悲哀一点说，一种我们内心近似于废墟的东西。不是所有的诗人都能准确无误地抵达这个“废墟”，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么因过度的自信而错过了它，要么因过度的忧伤而绕过了它。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天然掉进了语言的形式感中，艺术本身的魅力使他们流连忘返。对于古典诗来说，这是真正的不同于现代诗的地方。毕竟，历史经验在艺术形式面前有时都是无力的。也正因这样，那些穿越这两者的诗人才更显得伟大，杜甫就是这其中的一位。
苏轼也是如此。“别来相忆，知是何人”，记忆最终所导向的，是最后的荒芜，是看似清晰的往事幻觉，以及附着在此之上的所有感情。“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13}（《永遇乐·明月如霜》）“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14}（《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我们看到，语言于此，已成记忆的载体，或者说，与记忆合二为一了，而其所能负荷的感情已到极致。荒芜虽是现实的，但它并未超脱语言，语言与之的联系，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联系。这种联系意指的是，语言作为一道最后的屏障，夹在历史与个体之间。同时，它还是一个衔接，一种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衔接。
这就是追忆的本质意义，而且只有在诗歌中，它才能显示出巨大的能量。对于一个伟大的诗人来说，运用追忆在诗歌中所获得是使得诗歌成为不朽的那个职责，它不是一种主观的追求，不能仅通过主观的努力获得。对于苏轼来说，它是一种近乎自然的艺术意识，它根植于语言的传统和个人的天赋之上，它使得诗人在历史经验的层面，连接了过去与未来。而正是这种连接，拂去了诗人面对传统阴影可能存在的巨大焦虑，走进了语言所能触及的历史经验的深处，并且没有被荒芜的漩涡所裹挟。所以，追忆所真正能够告诉我们的，是它独一无二的性质。它利用了时间，留住了时间，并标示了一种语言彻底超越时间的意义。
作者简介：
刘嘉，江苏南京人，1983年生，毕业于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常州工学院。
艾略特所指的这种历史意识中的时间感觉，其实就是宇文所安所指的中国古典诗人追求的不朽性的真正核心，即不朽性的本质就是超时间性与时间性的结合。而记忆正好又是这一结合之中的焦点。记忆是对往昔的回溯，看上去是它所面向的过去的一切。但实际上，它正好显现了保存过去、影响未来的双重不朽，它将过去与未来连接了起来，并打通了它们。不过，又正如宇文所安所提到的那样，这种不朽性追求下的记忆也并非没有鸿沟，一方面它将遭遇到持续不停的影响之焦虑，另一方面，记忆的性质所决定它内部具有的阴影也会反过来影响记忆本身。记忆毕竟无法替代已经消失的真切的现实，它始终是残缺的。
但记忆的不完整性的确又造成了一个后果，越是不完整就越是希望完整。“中国古典诗歌始终对往事这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敞开怀抱：这个世界为诗歌提供养料，作为报答，已经物故的过去像幽灵似的通过艺术回到眼前。”③我们看到，正是记忆的这种破碎和阴影中的张力，反过来又支撑了诗歌本来希冀的不朽。对诗歌而言，这就是记忆之所以是一个巨大诱惑的原因，几乎没有诗人可以抵挡这种诱惑，一来一个有抱负的诗人一定期望自己加入到诗歌的伟大传统中去;二来他无法无视记忆在现实细节深处的魅力，它几乎是一种艺术的源头的力量，它既带来痛苦，也自然会带来希望。
不过，这种痛苦中的希望对于宋代诗人来说，要更复杂一些。原因在于对过往传统的态度上，他们要更复杂一些。他们面对唐代诗歌的辉煌，会不会内心生成巨大的恐惧？继之，对不朽的可能性的质疑，会不会制约他们的想象与创作？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钱钟书说过：“自己这样一个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年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想法。”④不过，也正因此，“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纪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⑤虽然这种压力必定会使宋代诗人产生对于不朽性新的焦虑，但其还是不会使得这些诗人从根本上对不朽性本身产生怀疑。他们所需要做的，还是用T·S·艾略特的思考，依旧是——如何融入一种传统的序列，重新调整自身的位置，使得自己与过去和未来构成一种有序的文学关系。
对不朽性的追求不仅仅是历史意义上的，还是本质意义上的——历史意义与本质意义即此而纠缠着。并且，因为有本质意义的透射与烛照，记忆也获得了超越性内涵，即获得了对记忆本身的超越性;或许，我们可以径直概括为——记忆超越了记忆自身，本质意义超越了历史意义。至少，宋人所具备的历史经验是前人所没有的，他们对于不朽的突破口，在本质意义上来说，反倒可以放心地交给时间。在此基础之上，记忆的形态以及内容自然是会紧扣这一向度。
在宋代，似乎很少有人可以比苏轼更不受过往诗歌传统的巨大压力。他一直所强调的就是艺术的自由。显然，他作为一个诗人的自信抵消了萦绕在那个年代的整体性的焦虑。因而在客观上，他可能更在乎的是诗歌的本质意义，自觉地融入一个新的传统的序列中。比如，他的诗词对豪放的追求，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不朽的一种开阔性的追求。记忆在其中呈现的是一种超时间的壮阔，为了凸显出诗歌的形式意义，我们还是从他的词中来看看这种记忆的开阔。怀古或者咏古题材的作品，在苏轼这里之所以与过去有所区别，原因就在于他在呈现自身对历史记忆的想象的时候，记忆在豪放的映衬下，也表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自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⑥（《念奴娇·赤壁怀古》）我们看到，记忆在此处的自由没有陰影，它没有发生宇文所安所说的裂痕或者鸿沟。记忆在历史想象中所推进的，不是一种幽灵似的回溯，而是一种壮阔般的再现。这种再现的意义，其所反衬的，不是历史真相的重要，而恰恰是对历史想象的重构。而在这里，重构的目的也不是用来重现历史，而是表达一种现实的态度。对苏轼而言，这种态度的重要性在于，它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取消了以往颇具幽怨性质的那堵墙。
因此，苏轼词中的“记忆”具有以往都没有的强大性质，它向过去敞开，而过去也以同样的方式回馈于它。于是，他的不朽性恰恰不是他有意识地去追求，换句话说，不朽性在他那里是艺术与历史的合一，而不是过度地祈求在艺术中抵达历史，并最终留在历史中。“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⑦（《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现实与历史的交错感制造了一种节奏，这种节奏感甚至有时会令人忘记其中的记忆性质，即找回过去的努力没有叠合在记忆的不完整中，那些对苏轼来说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记忆以一种乐观的形态折返了回来。 然而，对于我们来说，乐观已经被说得太多了。记忆所透析出来的乐观如果仅仅只是一种片刻的主观情绪，那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在苏轼那里，我们听出耳茧的，也是他的这种豪放的乐观。关键的问题在于，它与诗歌在本质上的联系，或者说，这种乐观如何成为不朽性中的一个方面呢？其实，只要我们仔细看看苏轼在豪放词中的一种潜在的加速度就可以获知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⑧（《江城子·密州出猎》）“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張。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⑨（《满庭芳·蜗角虚名》）记忆于此，不仅只具有回溯往事的功能，同时，它同诗人的意识以及感受是同步的。再进一步说，对于写作者，这种词语加速的存在，是一种先天的。“写诗的人写诗，首先是因为，诗的写作是意识，思维和对世界感受的巨大的加速器。一个人若有一次体验到这种加速，他就不会拒绝重复这种体验，他就会落入对这一过程的依赖中。”⑩表面上看，苏轼依赖的是他的天赋，其实他陶醉于词语的加速中，并自然地使其发生。那么记忆呢，它外在的变成了这种加速的助推器。有趣的是，本来它的任务是整肃过去，而实际上，它加入到表现诗人和诗歌性情的工作中去了。不仅如此，苏轼的历史乐观主义还不只是他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个人情绪，更重要的是，它变成了一种风格，乃至于一个伟大的诗歌传统。
不过，从以上这几个方面还不足以勾勒苏轼词中的记忆的全貌。更准确地说，对于一个伟大的诗人而言，记忆需要冷却，才能真正折射出其历史经验，以及这种历史经验与艺术形式的完美融合。毕竟，不朽是时间性的，而不只是一种诗人的情绪。记忆对时间的改造，最值得称道的是它对过往的悲剧性的复活。之所以说这种复活具有悲剧性质，是因为一个悖论：被复活事物越是鲜活就越是提醒人们它的不在场，而逝去之物越是不在场又越是能激发记忆。
记忆的这种悖论的性质，才使得它能够与语言合谋，制造一种伟大的幻觉，从而真正地成为一种艺术的要素。越是伟大的诗人，也越理解这种要素，最终，他的情感依靠的正是这一要素的潜在力量。“长忆别时，景疏楼上，明月如水。美酒清歌，留连不住，月随人千里。别来三度，孤光又满，冷落共谁同醉？卷珠帘、凄然顾影，共伊到明无寐。今朝有客，来从濉上，能道使君深意。凭仗清淮，分明到海，中有相思泪。而今何在，西垣清禁，夜永露华侵被。此时看，回廊晓月，也应暗记。”{11}（《永遇乐·长忆别时》），“昨夜霜风。先入梧桐。浑无处、回避衰容。问公何事，不语书空。但一回醉，一回病，一回慵;朝来庭下，光阴如箭，似无言、有意伤侬。都将万事，付与千钟。任酒花白，眼花乱，烛花红。”{12}（《行香子·秋与》）其实，记忆所勾勒出来的常态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忧伤只是它的初级形态，是艺术令其升华了。苏轼的这两首词，特别能提示记忆作为一种力量是如何出现在语言里的。这种力量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物理形态的爆发力，而是一种几乎于消失的普遍性。孤独与空旷是这种普遍性在语言中所能呈现出的形态。进一步说，这力量是一种艺术内在的穿透力。它所指向的，是永恒性的哀伤，而这，就是不朽的一种面孔，即语言所能驻留的超越时间的东西，再悲哀一点说，一种我们内心近似于废墟的东西。不是所有的诗人都能准确无误地抵达这个“废墟”，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么因过度的自信而错过了它，要么因过度的忧伤而绕过了它。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天然掉进了语言的形式感中，艺术本身的魅力使他们流连忘返。对于古典诗来说，这是真正的不同于现代诗的地方。毕竟，历史经验在艺术形式面前有时都是无力的。也正因这样，那些穿越这两者的诗人才更显得伟大，杜甫就是这其中的一位。
苏轼也是如此。“别来相忆，知是何人”，记忆最终所导向的，是最后的荒芜，是看似清晰的往事幻觉，以及附着在此之上的所有感情。“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13}（《永遇乐·明月如霜》）“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14}（《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我们看到，语言于此，已成记忆的载体，或者说，与记忆合二为一了，而其所能负荷的感情已到极致。荒芜虽是现实的，但它并未超脱语言，语言与之的联系，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联系。这种联系意指的是，语言作为一道最后的屏障，夹在历史与个体之间。同时，它还是一个衔接，一种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衔接。
这就是追忆的本质意义，而且只有在诗歌中，它才能显示出巨大的能量。对于一个伟大的诗人来说，运用追忆在诗歌中所获得是使得诗歌成为不朽的那个职责，它不是一种主观的追求，不能仅通过主观的努力获得。对于苏轼来说，它是一种近乎自然的艺术意识，它根植于语言的传统和个人的天赋之上，它使得诗人在历史经验的层面，连接了过去与未来。而正是这种连接，拂去了诗人面对传统阴影可能存在的巨大焦虑，走进了语言所能触及的历史经验的深处，并且没有被荒芜的漩涡所裹挟。所以，追忆所真正能够告诉我们的，是它独一无二的性质。它利用了时间，留住了时间，并标示了一种语言彻底超越时间的意义。
作者简介：
刘嘉，江苏南京人，1983年生，毕业于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常州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