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发表于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整个民族关注视点发生重大转移，此作未来得及展示自身艺术魅力，便被抗战的洪流裹挟而去。20世纪80年代，人们才对曹禺这部具有表现主义艺术特色的戏剧给予认真解读和审视。特别是由王延松编导的《原野》，2006年3月22日天津人艺在北京人艺小剧场上演，全场充溢着奇异之美和浓郁的悲剧气息，其对现实主义的诗意探索，对美学内涵的不断揭示，成为最富有争议，最富有看点的一部好戏。而“诗意”又是怎么来的呢？
　　创作谈中曹禺说，《原野》是“讲人与人的极爱和极恨的情感，它是抒发一个青年作者情感的一首诗”。可见，诗意是曹禺创作的有意追求，但是读者阅读其文本时往往有种朦胧的时空不确定感。联系创作姿态和过程，我们发现，他的戏剧创作是在某种冲动，近似朦胧的诗歌灵感或音乐旋律般的感受与想象中开始的，这种创作姿态，显然有利于他作品的诗意营造。读者能在剧作阅读中感觉到诗意的内涵隐藏在文字的背后。“具有这样的效果，它的体裁虽是戏剧，但也是一首诗”。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曹禺的剧作（主要指前期作品）好就好在这种模糊和不确定，不接受任何抽象的固定的思想概念的约束和规范，反而造成诗意和美感，给读者留下无尽回味和想象。他不在意义发掘上下工夫，而是用
　　心创造出有诗意能引发无限想象的艺术氛围。联系作品，我们可发现“诗意”如同春天里绽放的花朵，在一片“原野”里肆意地释放着沁人的芬芳。
　　（一）浓郁的情感色彩和主观因素。曹禺说得明确，“《原野》是讲人与人的极爱和极恨的情感”，主人公仇虎和花金子是一对被情欲燃烧得几乎疯狂的男女，从序场逼嫁的那一声撕心裂肺的“虎子哥”，到再见面时的“你还没有死呀”的捶打；从“真情实爱又苏醒，还原我活蹦活跳金子心”，到催促虎子逃离，执著的爱，强烈的爱，撼人心魄。爱得如此痛苦，情人间如仇敌般相互折磨，竟会在对方的“筋肉的抽动”中享受爱的快感，曹禺在丑的变形中发现美的极致，色彩鲜明地把这“恨”和“爱”形象地逼真地呈现于舞台。当焦老太婆决心要除掉仇虎，她向儿子大星吐露心机时，儿子对母亲的话不明就里，全部心思放在媳妇金子身上，这使焦老太婆悲愤交集，她一次又一次用手里的铁拐杖打翻条凳，而每次都被软弱的儿子重新扶起，条凳的或倒或立，显现着两人性格的鲜明对比，也使这场戏气韵生动。曹禺剧作中的人物很少不是情感型的，而人物间又因情感的冲突（或爱或恨，或两者融为一体），心理抗衡形成持久的张力。
　　（二）象征性的意象。一是以场景、道具的方式呈现的诗歌意象。如《原野》中苍凉浩淼，具陶俑般古朴、粗砺质感，横无际涯的原野。秋天的傍晚，一所孤独的老屋，棺材一样散布在焦家门厅，于光线变化下若隐若现，仿佛是无处不在的鬼影，铺满黄金的理想仙境，黑暗迷茫的森林，两条通向远方的铁轨，显露在原始、苍凉的气息中，像影子或灵魂，参与剧情，道出剧中人心底的隐秘。戏剧开场，它们似乎是一群原野上的游魂，带着窃喜等待即将发生的悲剧。一群无法挣脱宿命的人在奋力抗争，观众拭目以待，等待这个惊心动魄、风格有如“黄土烧结的古陶”的故事，梦魇一般挥之不去的鬼魂。二是以人物性格呈现象征性意象。“野叉叉”的野性，敢爱敢恨的倔强，善良未泯的秉赋。说“野”，这个极少个性束缚的村姑家妇，像山乡野花，美艳，妖冶；像山涧清泉，清澈，透亮。命运把她锁进了焦阎王的黑屋，推上了焦大星的婚床。一边是专制阴狠的恶婆婆焦母，一边是怯懦无能的窝囊废丈夫。她要在夹缝中寻一线生机，便不得不依赖于也借助于丈夫。第一场那段“油炸花生嚼起香”的撩拨挑逗，可谓野性十足，极尽风流。“你只晓得早晨的扑鼾扯起香，白生生树脸儿挨起香。晓不晓得，野叉叉的嘴儿……啵起香！？”就为了逗得男人表态：婆婆和她都掉进了河，“只救我，不救妈”！而回答大星的反诘“你为啥想淹死我妈”更加奇绝妙绝：“不为啥子，听起安逸，说起好耍。”如此这般，金子“野性”十足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她对仇虎毫无顾忌的爱，散发出的野性，不絮谈。
　　（三）超越客观真实的表现性和多义性。《原野》氤氲着朦胧的氛围和诗意。它充分阐释表现主义戏剧艺术的美学特质。香港戏剧研究者刘绍鸣曾在论文中说过，“在曹禺那里，‘原始的’是一个极好的词”，莽苍原野上，生活着一群充满野性的人，剧中焦阎王
　　野性的迫害欲和占有欲，虽然剧中没出现这个人物，但他却笼罩在活人头上阴气不散。焦老太婆那身怨毒、诡异、怪僻、阴狠的气质，仿佛逡巡人间的一团可怖阴魂。仇虎身上野性的反抗力和攻击力，复仇的蛮力支配着他的整个生命意志。而金子是个豁得出去的泼辣女子，“野地里生，野地里长，也许将来还要在野地里死”。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典型化了的野性气质，都有一种极端性格造就奇异的审美意义，他们几乎都不大理会社会规范和道德伦理，最想表现的不过是自己的原始欲念和个性意识。其二，是由作品命名构成的美学多义性特质，“原野”既是实存之物，同时也具某种观念象征意象从不同层面烘托，渲染了戏剧的诗意氛围，就像一层厚重的天幕，笼罩着作品的一切事件和人物心态，从而成为戏剧的有机构成部分，以致于一旦缺少它们，演出就会失去生命的灵动。
　　（四）人物动作语言潜台词。其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婆婆逼金子把花扔地上，又狠踩几脚：“死不要脸的贱货，叫你戴！叫你戴！戴到阴曹地府嫁阎王去。”金子机智还击：“我当了阎王奶奶，第一个就叫大头鬼来拘你个老不死的。”“听什么！金子，你的心又飞了，想坐火车飞到天边死去。”金子为支开婆婆，情急之中忘了婆婆是盲人，“谁说啦？你不想出去坐坐，看看火车，火车在雾里飞，好看得很呢！”对恶婆婆的淫威，她先是暗顶。焦母告诫儿子：“女人的话听不得，真感情要命，假感情要钱！”她以哈欠回敬：“起来早了，得罪男人；起来晚了，又得罪婆婆。”焦母威胁她：大星先前那个女人，公公说她偷人养汉，拿皮鞭打了三天三夜，锁在黑屋七天七夜，不吃不喝，自己饿死了。她一个软钉子顶了回去：“不料公公背上长恶疮，也入土归阴了。”而在忍无可忍之时，便公然硬顶起来，焦母咒骂她：“好一个偷人养汉的狐狸精！”她立即反唇相讥：“好一个心狠手辣的婆婆娘！”并拿出婆婆诅咒她死的木头人，示威地摔在男人面前。其二，正话反说。焦母：“哦，那么，干妈的命就在这儿。”仇虎佯恭谨：“我不敢，干妈，您长命百岁，都死了，您不能死。”仇虎言外之意是要杀她的儿孙，“那么，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我说过，跟您报恩来啦。”焦母绝望了：“哦！报恩？虎子，我听说你早回来了，为什么单等大星回来，你才来？”“小哥俩好久没见面了，他回来再看您也是个齐全——”“齐全？”仇虎忙改口，“嗯，热闹！热闹！”很明显，仇虎所言“报恩”、“齐全”、“热闹”，把刀直对准焦母之子，尽致地在正话反说中道出复仇决心。
　　（五）曲终人散的诗意思索。《原野》结尾，仇虎置身悲凉的荒野，这幕剧中，他的幻觉带给我们许多的虚幻人物，见到了屈死的父亲和妹妹，他还来到了阴曹地府，跪在阎罗殿，向阎罗控诉自己的冤屈，可是，在焦阎王的唆使下，阎罗却判仇虎上刀山，妹妹下地狱，还要拔掉仇虎的舌头。仇虎终于忍不住大喊：“你们这是什么法律？这是什么法律？”仇虎抬头，看到了牛头马面，判官小鬼，个个都换成了焦阎王的狰狞嘴脸。当他再看阎罗王时，竟也是焦阎罗的化身！仇虎渐悟，吼道：“阎王！阎王！原来就是你，就是你们！我们活着受尽了你们的苦，死了，你们还想出这么个地方来骗我们，想出这么个地方来骗我们！”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确，仇虎的这段告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了生命力的汉子身上流泻而出的悲凉：
　　 “初一十五庙门开，
　　 牛头马面两边排，
　　 殿前的判官呦掌着个生死簿，
　　 青面的小鬼拿着拘魂的牌，
　　 阎王老爷呦当中坐，
　　 一阵阴风呦吹个女鬼来！”
　　面对现实的无奈，仇虎唱响了这首歌，让它萦绕在每个观众耳畔，让我们看到旧社会之黑暗，生活之悲惨，以及被压迫、被摧残的农民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就是悲剧后的心理特点，但正是这首曲子，无形中延长了这出悲剧在观众心目中的艺术生命，也更深层地发掘了人性的复杂多面性。在朦胧中建构的满“原”诗意是曹禺剧作的突出特征，尤其是《原野》，不管从作家的创作姿态，还是剧作的文本分析，亦或从主题意蕴，几近完美。剧本以扣人心弦的情节，简练含蓄的语言，各具特色的人物，诗歌般的象征性意象，极为丰富的潜台词，使全剧充溢着奇异之美，浓郁神秘意味和现实主义表现色彩的诗意。使《原野》的“意象”如刀刃悄悄在读者的心弦上缓缓滑过，如一曲诗意的悲歌，那抖颤而出的余音，至今未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