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日，由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国家大剧院“走进唱片里的世界”、上海音乐学院管风琴艺术中心联合举办的“大型管风琴作品《拂云鸣钟》分享会”于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隆重举行。作为中国第一部为管风琴、人声与打击乐队而作的多乐章协奏曲，《拂云鸣钟——张旭儒管风琴作品集》打破了管风琴固有的西方音乐叙事传统，融汇了东西方的音乐语言与文化元素，以管风琴为载体，诠释中国人自己的故事。该部作品在首届上海音乐学院国际管风琴艺术周上亮相，在业界赢得了良好口碑。

　　《拂云鸣钟》由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策划出版，作为2018年上海文化发展基金资助项目，成为上音首个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音像出版规划项目的作品。该作品集包括了三位主讲嘉宾暨主创艺术家：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张旭儒教授，管风琴演奏家、上海音乐学院管风琴艺术中心总监朱磊教授，打击乐演奏家、上海音乐学院现代器乐与打击乐系支部书记、上音国际打击乐中心总监杨茹文教授。
　　《拂云鸣钟》从创作、排练、首演到作品发布耗时多年，几经周折，可谓是多位大师通力合作的成果。主创艺术家们在创作、演出过程中的初心，对“本真”美学思想的追求，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和探索，在《拂云鸣钟》中都有体现。

《拂云鸣钟》的创作本源

　　“‘云’和‘钟’是一对哲学概念。‘云’代表了一切的不确定性因素，譬如人生的无常；而‘钟’则好比是生活中有规律的事物，代表了一切可控的确定性因素。两者的平衡与融合即是‘和’的状态。”
　　聚焦当下管风琴音乐创作，张旭儒和朱磊教授感慨道：“我们自己的作品，太少了！”的确，要逐步建立体现中国特色的管风琴学科，离不开本土当代作品的支撑，而我们本土的作品极其稀缺。朱磊教授也提到：“在世界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管风琴带来的历史和文化应该在中国得到发展和延續，而上海音乐学院作为中国一流的音乐院校，更担负着传承发扬这件古老乐器的重任。上海音乐学院及各方领导对管风琴专业一直以来的重视与支持，使这件乐器在中华大地上迸发出崭新的生命力。”

　　“世界和平，天下大同”，民族、信仰、文化的多元化使得“融合”二字深深植根于作曲家的心中，也成了《拂云鸣钟》的本源思想。艺术家们思想的碰撞和共同的志向，使得这部作品应运而生。

管风琴音乐的效果呈现

　　管风琴自带特殊的音响效果，音栓与音管种类繁多，是作曲家在创作时面临的难题。 张旭儒说：“我发现管风琴音乐实在是难写，因为它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件非常陌生的乐器。”与其他乐器相比，管风琴有一个独特之处，那就是世界上几乎没有两架完全相同的管风琴。每一架大型的管风琴，都是为其所在的场所或建筑量身打造的。不同的制造厂商有着各自的工艺特色，又由于管风琴音乐横跨的时期较长，涵盖了多种演奏风格及技法流派，如何在这些“不同”中找到“大同”，求同存异，创造出一部能在世界各地大型管风琴上奏响的作品，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在发布会上，张旭儒风趣地说：“难归难，牛已经吹了，必须写！”于是他进行了密集的“补课”，在朱磊的帮助下学习管风琴音乐的历史概况，聆听由不同大师演奏的大量古典管风琴作品录音，同时还走进音乐厅现场与管风琴近距离接触。两位教授曾多次走访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在音乐厅的各个角落悉心聆听、用心感受管风琴的声音，不断地进行研究、探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管风琴拥有六千多根音管、五层手部键盘、八十多个音栓，张旭儒被其“渗透全场的巨大张力”深深地震撼了。
　　在实践与探索中，管风琴的“包容性”愈发生动地展现在艺术家们面前。通过不同的奏法和多样的音栓组合方式，这件乐器满足了各种音乐语汇的表现需求。管风琴“包容性”的乐器特质，既与张旭儒心中“融合”的创作本源完全契合，又为作曲家提供了自由畅想的广阔天地。于是，作曲家“放开了手脚”，大胆尝试各种音效。例如在第一乐章“颤动”中，引子部分选用了低沉醇厚的Fagott 16’（巴松）音栓，以脚部的连奏缓缓引领听众进入这神奇的“融合”世界。稍后音乐进入了中速，以温暖明净的笛管音栓，稳稳地承托着人声继续流动，引领听众在“云”中穿梭。之后，通过手部切换不同键盘，各种音栓也随之增多，与打击乐一同呈现层层叠加的音响效果，将整个乐章推向高潮。
　　艺术家们希望“中国人通过中国的音乐语言，感受到来自管风琴的美”，最终在作品中，将管风琴这种自带西方元素的乐器，与人声、打击乐相互叠加、交织，体现出东方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在文化的冲撞中带来“顺动”。

管风琴与人声呼应

　　《拂云鸣钟》中大量地运用了人声，三位人声艺术家分别是藏族原生态歌手斯那拉姆、维吾尔族音乐家阿力甫·阿西丁以及汉族女高音歌唱家李秀英。这种将多个民族、多种演唱风格融汇于一部作品中的大胆尝试，是“融合”主题的生动体现之一。
　　张旭儒能心生如此主题，与其个人成长经历息息相关。张旭儒出生在兰州，广袤的西北大地正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融合之地。回忆起儿时的场景，他说：“小时候班级里就有好多个民族，有蒙古族、回族、藏族、汉族等。虽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不同民族的同学相处十分融洽，一起学习嬉戏，几乎没有隔阂。”创作前，主创艺术家们前往泉州进行采风，多种文化痕迹在同一个场所同时出现，并且呈现出了相互交汇的情形，这种融合深深触动了他们。因此，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也记录了艺术家在平日点滴生活与未来理想之间，探索、追寻和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状态。

　　三种截然不同的人声，以无词的哼鸣，依次呈现、相互交融，与管风琴及打击乐编织在一起，呈现出三种文化内涵的交流。在第一乐章中，人声由斯那拉姆演唱，这位藏族姑娘是张旭儒无意间在酒吧发现的“宝藏女孩”。并不认识五线谱的她，声音自然空旷、干净纯粹，原生态的歌声与管风琴的音效自然融合并贯穿于各乐章，形成了纯朴的大自然之声。阿力甫·阿西丁在第二乐章中的即兴演唱，充分展现了维吾尔族的音乐特点。张旭儒说：“他那种弯弯道道的声音是民族血脉里带来的，别人教也教不会，学也学不来。”这样独特而富有个性的声音，象征着拂云，“每次演唱都代表着棉云的飘忽不定”。
　　“没有两片云是完全相同的，也没有两次演唱可以一模一样。”管风琴和打击乐声部的音符和节奏，给这份不确定感奠定了一个扎实的背景和确定的基调。第四乐章以端庄优雅的女高音吟唱开篇，代表着西方文化，圣洁空灵，唤醒沉寂了整个第三乐章的管风琴。三种人声与管风琴及打击乐以对仗的形式相呼应，无词的哼鸣打破了语言的限制，形成通感，色彩绚丽的音响将情绪推向高潮，展现“世界和平、天下大同”的和谐盛景。

管风琴与打击乐交融

　　这部作品带给听众的另一个巨大惊喜，是种类丰富的打击乐器的使用。大锣、钢片琴、马林巴、管钟、哇哇管、编钟、木鱼、中东鼓、藏钹、铓锣、石头、植物手串……三十余种东西方打击乐器在四个乐章中此起彼伏地交替出现，不同的组合迸发出惊人的精彩声响，直击人心。“东方元素、西方元素、佛教元素、雅乐元素等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在此融汇，元素繁杂却不冲突。”打击乐器在第三乐章中成为主角，作曲家加入了新兴打击乐器——手碟。在张旭儒看来，这件诞生于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乐器，代表了一种“俗乐”和新事物，它与历史悠久的、西方音乐中“雅”之代表的管风琴，形成了“古老与现代、高雅与民俗的融合”。
　　杨茹文教授作为指挥，是乐队的灵魂人物，他对这部作品的打击乐部分有着独到的理解和感悟。他认为，在器乐与人声的融合中有兩个挑战：一则，打击乐声部需要内外点线结合，通过打击乐演奏家们的默契配合，在指挥的引领下各自“以点穿线”。这既能展现出不同打击乐器各自的线条，又能在不同声部的交错中通过音色对位等手法形成整体的乐句，从而使整个打击乐队声部与管风琴声部构成另一种复调的对话。二则，打击乐织体及大量绵长的人声线条与管风琴主线条形成了纵横交融的音响效果。如何在线条中找到那一个个精确的点，是很大的挑战。此外，如同许多坐落于大型音乐厅内的管风琴一样，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管风琴由于场馆面积大、纵深长，在演奏时乐器的发声与琴键的落键会有一秒左右的延迟，这为排练和演出增添了难度。在排演的过程中，杨茹文与朱磊约定“你不看我，我不看你，只听声音”，以管风琴的线条为基准，指挥打击乐队。两位音乐家凭借在音乐理念上的高度契合以及在多年共事中形成的无比默契，精妙地使打击乐声部与管风琴、人声的线条纵横交织。

在国际舞台奏响中国梦

　　杨茹文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五千多年的春秋冬夏，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奋斗精神、爱国情怀、社会理想。”作品中颤动、拂云、融汇、鸣钟四个乐章，完整记录了艺术家们的寻声之路、寻心之路，生动呈现了中国艺术家们深厚的学术功底、人文情怀、民族情感与文化积淀，寄托着各位音乐家对中国管风琴事业的美好展望。作为音乐工作者、教育者，致力于在国际活动中代表中国文化进行发声、与世界深度交流是我们共同的理想和追求。
　　回顾往昔，管风琴专业在欧美国家的音乐学院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专业学科之一，且管风琴音乐与管风琴制造更是在201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音乐学院的管风琴专业，依托学校得天独厚的资源环境以及一流的师资队伍，以“天时、地利、人和”为最大发展优势。上音师生必定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以发展管风琴音乐为己任，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管风琴作品面世，让中国管风琴音乐能“走向国际化，奏响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