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来，美国企业大规模举债回购股票等已经在不断增加美国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新冠肺炎疫情和原油价格大幅下跌双重影响因素同时爆发，导致美国金融市场迅速陷入动荡之中。2020年3月，美股在两周内熔断4次。尽管美联储实施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来托举股市，但并未能有效刺激实体经济，美国企业出现大面积的破产潮和企业债评级下调无疑将带来股市和债市的进一步动荡。股市是美国最核心的资产池，金融市场动荡将导致中产阶级的财富更趋缩水。
　　美国既是工作社会也是高度金融化的经济体，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卫生危机所带来的失业危机和金融动荡，使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安全感激增，对社会的稳定性构成严重威胁。

阶层、种族不平等导致健康不平等加剧

　　美国的社会不平等长期表现为阶层不平等与种族不平等相互交织。富人、名人和有权势的人在新冠肺炎的检测和治疗等方面享有优先权，这进一步暴露出美国医疗卫生保障系统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能否安享居家隔离，背后反映的是美国社会阶层的差异，这一差异加剧了按照阶级和种族划分的健康不平等程度。
　　以白人为主的美国上层人士不仅能优先得到核酸检测和相应治疗，而且有些精英利用疫情获利。例如，数名国会参议员比公众更早获得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并利用这些内幕信息在股市暴跌前抛售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

　　在消費经济模式和30多年来贫富悬殊持续恶化的趋势之下，有40%的美国人的存款低于400美元，难于应对意外事件。美国目前的高失业率意味着这些穷人只能依靠失业救济、食品券和食物银行等维持生存，如果被病毒感染将很难支付治疗费用。另外，遍布美国各州的50多万无家可归者（流浪汉）更是最难管理、最有可能成为流动的传染源却又得不到救治的群体。
　　2020年4月8日，纽约市公布的早期调查结果显示，非洲裔、拉丁裔美国人的死亡率是白人和亚裔纽约居民的两倍。芝加哥七成以上死于新冠肺炎的患者是黑人，死亡率是其人口占比的两倍多。对此，美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局长亚当斯表示，美国黑人的病死率远高于美国新冠肺炎的总体死亡率，这不是基于生理或基因的原因，而是黑人由于社会因素更易受到感染。这种现象被批评为是以居住隔离为代表的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美国社会不平等的一个强大驱动力”——对不同种族和社会阶层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健康差异产生了重大影响。

代际冲突凸显社会伦理危机

　　近年来，受困于学生贷款激增的“千禧一代”和早已完成财富积累的“婴儿潮一代”在财富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早已存在代际冲突。这种代际冲突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更为凸显。“千禧一代”被批评为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和难以有效控制的责任者之一，在疫情期间仍然举行新冠肺炎狂欢等，被贴上“享乐主义”“难以保持社交距离”等标签。由于感染新冠病毒的死亡率随年龄增长而增高，一些有仇老心态的“千禧一代”在社交媒体上直接把新冠肺炎称为“婴儿潮一代的消灭者”。
　　“婴儿潮一代”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受害群体之一，美国养老机构已累计报告近7000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约占全美境内1/5的新冠肺炎病亡人数；全美共有约4100个养老机构已经陷入新冠肺炎疫情之中。甚至还发生了密歇根州66岁的新冠肺炎患者达根在养老院隔离期间，多次向语音助手求助无门后逝去的惨剧。
　　对此，美国德克萨斯州副州长帕特里克敦促尽快复工，认为“老年人应该自愿为拯救经济而死”。这种以保全“多数人”利益为由，主张牺牲死亡可能性很高、主要是部分老年确诊患者的功利主义思维方式，凸显美国社会的伦理危机。代际之间对立的价值观、对疫情的不同理解和处事态度、“经济优先”还是“生命优先”的价值抉择等，都是美国社会伦理危机的具体表现。

疫情冲击的地区差异明显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进程体现了地理位置、人口构成和政党倾向所形成的地区差异。疫情主要集中在几个大都会地区，特别是纽约已经成为疫情的风暴中心。长期以来，由于就业性质和政府规划等原因，美国中下阶层聚居在人口最密集的大都市社区，这些社区是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区域，而小镇与农村对于该病毒威胁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美国东西海岸的大都会地区基本是民主党主政，是美国最融入全球经济的地区，人口密度高、人口的种族构成更多元，也是新冠肺炎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例如，纽约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中部的小镇与农村地区基本是共和党主政，人口密度低，白人居民的人口占比相对较高。
　　地理位置和人口构成差异等因素决定了美国城市、郊区与小镇以及农村不同地区对于病毒威胁的态度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小镇和农村地区缺少检测，就少确诊病例，循环式地助长了应对疫情不积极的既定现象。即使这些地区感染新冠肺炎的可能性较低，但是他们获得有效治疗的资源也相对较少，或者距离医院等距离更远，这都决定了公共卫生资源的空间差异。地区差异也是美国不同地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存在各种差异甚至冲突的原因之一。

纾困措施和相关机制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实行联邦、州和地方三级相对独立的财政体系，公共衛生事务以州和地方政府为主进行管理，州和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不同的防疫措施，但联邦政府可以统一调配医疗战略储备和给予地方政府补助等。2020年3月13日，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因疫情进入紧急状态，启动500亿美元紧急资金储备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此后，联邦政府对疫情防控的整体协调和采取措施阻隔疫情扩散等应当承担起更多责任。除了灾难救济基金和医疗物资战略储备库，联邦与州联合运作的所有公立医疗保险和公共卫生项目等都被动员起来应对疫情防控。
　　截至2020年4月底，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四轮纾困措施，累计资金规模接近3万亿美元。其中第一轮主要用于帮助医疗系统和疫苗计划等；第二轮主要用于提供免费新冠病毒测试，为受疫情影响者提供带薪假、额外的医疗补助资金和食品援助等；第三轮主要用于扶助小企业支付工资和福利，为美国人发放现金共计3000亿美元，扩大失业保险，支持医疗机构和国家战略药品和医疗用品储备等；第四轮主要用于薪资保护计划，支持医疗机构和增加冠状病毒测试能力等。

　　5.带薪假。确诊或强制隔离的员工可以有两周带薪病假，需要照顾感染新冠病毒家庭成员的员工，或子女学校停课的员工可以有两周带薪病假，那些孩子学校已经停课的员工可以有最长12周的带薪家庭假。

　　6.学生贷款援助。2020年9月30日之前，暂停支付联邦学生贷款。在此期间，联邦学生贷款不收取利息，借款人的还款被暂停，利息也被免除。 　　7.不需要支付罚款的个人退休账户和401（k）账户提前支取。本人或配偶被诊断患有新冠肺炎，或任何在经济上受到新冠肺炎不利影响的人，都可以从他们享有税收优惠的退休账户[如401（k）账户或IRA账户]中最多提现10万美元，不需要支付罚款。
　　8.新冠肺炎健康保险。要求私人健康保险公司承担与新冠肺炎病毒检测、住院治疗和未来任何疫苗相关的所有费用。
　　9.对美国公立学校系统豁免，允许将学校午餐资金重新用于在疫情期间为儿童提供膳食。
　　此外，各州与地方政府根据各自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类似食物银行等社会慈善组织在充分发挥作用，美国的各大实验室和相关企业在开发新冠肺炎检测新技术、相关药物和疫苗等方面也进行了大量投入。但是美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仍在快速上升、大面积失业还在持续、救治资源的瓶颈还没有得到解决等说明，上述措施和机制尚不足以应对新冠肺炎公共卫生危机。
　　首先，经济纾困优于抗击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不是由于资产价格下降而导致的金融危机，而是因为需求消失而产生的经济衰退。不仅美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其对“抗疫经济代价”和“抗疫战线”的时长的容忍度较低，而且美国家庭的低储蓄率决定了整体社会抗压能力较弱，这就导致现有措施和相关机制更重视经济纾困，既没有对公共卫生资源进行强力整合，也没有做到尽快广泛进行病毒检测，采用重症病人进医院、轻症患者居家隔离的措施，结果是无法有力阻断病毒的无限传播。并且，特朗普政府和部分州政府在致力于推动尽快复工。贸然复工有可能导致感染完全失控，因而经济的重启只能是渐进式进行。

　　美国的医疗设施和医疗保险大部分都由私营部门经营，现有美国各级政府的抗疫措施并未撼动大医疗资本和私人保险公司的食利者地位。根据市场理念来抗击疫情的结果只会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优胜劣汰。因此，美国不仅会爆发基于年龄和健康状况而判断谁应该被放弃治疗的人道主义危机，更会爆发基于社会阶层和贫富状况决定是否应当治疗的人道主义危机，并且有可能产生一批自带病毒而又看不起病的“超级传染者”。这些人道主义危机将从不同维度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
　　社会分裂的持续恶化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和不安全感，而且也加剧了人们的敌意。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敌意是针对外部群体的，特别是针对其他国家或美国的少数族裔。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带有种族成分的城乡冲突和对亚裔特别是华人的仇恨犯罪等在迅速增加。华裔尽管有“模范少数族裔”的光环，但已经成为种族主义与仇外排斥的目标，摆脱不掉“永远的外国人”的阴影。
　　由于两党精英和媒体从不同角度指责中国，特别是特朗普政府致力于“甩锅”给中国，根据皮尤中心于2020年4月21日发布的报告，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已到历史最高点。虽然共和党人对中国的恶感超过民主党人，但持恶感的比例都超过60%，并且越年长者越对中国观感不好。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两党的共同攻击对象，这必将进一步恶化中国在美国民众中的形象。
　　无论是向华裔泄愤还是“甩锅”给中国，都无益于提升美国抗击疫情的有效性。但是，美国的各派政治人物都在针对各自特定的目标群体发声，使美国的社会情绪日益朝两个极端发展，对新冠疫情持不同观点的人们互相攻击的现象越发普遍。疫情之下的现实隔离与精神、观念等的隔离使得美国的社会分裂正在恶化，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抗击疫情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控性。
　　（来源：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