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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您简捷梳理了“公正的旁观者”、“合宜性”、“同情”、“一致的估价”4个关键词，从自身逻辑阐释了长期纠结学界的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斯密问题”。两部著作浑然一体，两种看似相悖的人性假设是和谐统一的。“经济人”中“利己”的人性假设包含着“道德人”的“利他”成分，而“道德人”中的“利他”却又常常意蕴着某种“利己”。据此，我们亦可更深刻地领悟下面这句话的含义了，即“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斯密：“看不见的手”这一说法并不是我的发明，它原来是一个宗教用语。1703年英国皇家海军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风雨，许多舰只沉没，“乔治王子号”军舰却幸免于难。舰长马丁在航海日志中写道：“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拯救了我们。”我先后用过3次“看不见的手”，完全是为了让读者更好领会自发秩序的明显特点，想不到这个比喻竟成为市场经济思想中最广为接受的词汇。第1次出现在《天文学说史》这篇论文中，我指出：“火炽热，冷水清凉，重的物体下落，较轻的物质向上飘扬，这一切都是它们的本质使然。在这些现象中，我们都感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还有两次分别出现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大家或许都比较熟稔了。
哈耶克：我想您的比喻是对的。市场是自然秩序的一种范例。在《国富论》中，“自然”和“必要性”两个与自然秩序直接相关的单词共出现1529次，价格这个单词出现1388次。“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是一种自发的秩序。“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并不是一种设计的产物，而是价格机制的自发结果。在我的视野中您的决定性贡献便是最早对市场自发秩序作出了经济学证明，自己基本上是在20世纪社会科学的话语语境中重新诠释了“看不见的手”原理，两个人都属于“古典自由主义”。我在《致命的自负》中写道：“亚当·斯密首先领悟到，我们碰巧找到了一些使人类的经济合作井然有序的方法，它处在我们的知识和理解的范围之外。他的‘看不见的手’，大概最好应当被说成是一种看不见的或难以全部掌握的模式。我们在自己既不十分了解、其结果也并非出自我们的设想的环境引导下——譬如通过市场交换中的价格机制——去做某些事情。”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举办的纪念《国富论》出版200周年的盛会上，斯蒂格勒教授说道：“我带来了亚当·斯密的问候，他现在在芝加哥生活的很好”。他的话很有意味。
哈耶克：我较长时间研究过观念史，仔细分析过人性假设的争议。我倾向于使用“每个人都可以用他自己的知识去追求他自己的目的”这个表达方式，而不是您所提出的那个基本上相同的表达方式，即每个人都应当有自由“以他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我之所以这样表述，实是因为您的这个说法会让人联想到一种自私的精神，而您本人可能没有这样的意思。您的中心论点并没有谈及个人应当如何利用自己增加的产品，所关心的是如何能够让人们为社会做出尽可能多的贡献。
斯密先生，您本人或许就是“经济人”与“道德人”不悖关系者（笑）。您在爱丁堡大学开设公共课，交费听课的人很多，获取了100多英镑。在格拉斯哥大学期间，每年获取170镑，这是非常高的收入水平，那时整个苏格兰年收入超100镑的牧师只有29人。您偶尔也收留房客，获得一定收入。《国富论》第1版与出版方对半分红，全部收入大概是500镑，加上后来亲自审定出版的4个版本和《道德情操论》6个版本，积累起了与贵族相当的财产。海关专员职位的年薪是600镑，每年从巴克勒公爵那里领取300镑的家庭教师养老金，合计900镑的年收入相当于王公贵族的收入，当时最好的大学教授也很少有人能够达到300镑。然而，您留下的财产并不多。友人们基于您富有同情心且慷慨大方，猜想把大笔的钱都秘密捐献给了慈善事业，并成立一个特别小组搜寻证据，但结果发现您在隐藏慈善活动方面非常机灵。与您相比，我做“经济人”不太好，为生计发愁。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直到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书籍版税没有一年超过5000美元。也没有写过一本教科书，而通常这是最赚钱的门路。萨缪尔逊在世时《经济学》这本书已出版了19版，全球销量超过1000万册，犹太人对经济敏感的基因展现的淋漓尽致。我离开芝加哥大学到弗赖堡大学，完全出于财务方面的考虑。
斯密：您把我翻了个底朝天（笑）。事实上休谟更厉害，他是英国第1位只靠文字作品而赢得大笔财富的文人。除了著作版税和担任公职时的收入外，他还从政府得到每年1000镑的年金。
哈耶克：下面讨论“斯密方案”、“斯密计划”和“斯密方法”吧。这3个称谓是我独自命名的，不知道是否妥贴。
斯密：哈耶克先生，什么“斯密方案”？
哈耶克：在《国富论》第7章“论殖民地”中，您为美洲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方案，核心内容是在英国议会中，根据殖民地在公共税收中所占的比重给予相應席位。这就是说一个充满野心的美洲人有希望成为首相，即实际上成为大英帝国的统治者。施蒂格勒教授赞同您对美洲领导人动机的分析，并认为这个方案是精明的。
斯密：噢。很久以前，我就对整个殖民地的管理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1759年，我与富兰克林一家见过面，记不清是在爱丁堡抑或格拉斯哥。1761年，我第一次到伦敦，又与他作过交流。1766年11月初再次到达伦敦，停留了6个月，一边监督《道德情操论》的再版工作，一边在新成立的大英博物馆等地广泛阅读材料，集中研究殖民制度。考虑成熟后，我不仅把它写入《国富论》，而且周旋于伦敦的重要人物之间，热心推销自己的设想，但没有成功。我认为，这个方案是唯一可以避免殖民地彻底脱离的办法。
哈耶克：如果整个方案获得通过，美国革命也许就不会发生，您将成为美国“建国之父”。
斯密：循着您的思维路径，自己能理解“斯密计划”的确切含义了（笑）。
在人生最后时刻，我感到很遗憾，自己做得太少了。书房里有很多材料，我本可以用它们写出很多东西。我看到了重农学派的弱点，试图在人类道德体系之外构建一个符合自然秩序的公正的法律体系，于《道德情操论》末尾告诉了读者，并在《国富论》中部分地履行了这一诺言，可惜在海关的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这一重要计划的主体未能完成。 哈耶克：虽然未以完整的著作出版，但英国学者坎南根据当年一个学生记录下来的您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演讲内容，于1896年发表了《关于法律、警察、财政收入和军备的讲稿》。初看上去，题目给人一种很驳杂的感觉。其实，这4个对象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家。法律的目的在于防止损害，警察的目的在于确保商品的价廉、维持治安和保持清洁，收入维持政府的运作，军备保卫国家的安全。弗里德曼教授赞誉您是“以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律与政治问题的开山祖师”。
斯密：未曾谋面的父亲是一个律师，同时也是苏格兰的军法监察官和柯卡尔迪地区的海关审计员。父亲的形象和相依为命的母亲的教育，使我逐步懂得法律的神圣。
我以防止损害为核心和基点，以人所处的位置为半径，构筑了由私法、家属关系法、公法组成的法律体系，但在论述时采用相反的顺序。在我看来，财产权和政府在很大程度是相互依存的。财产权的保护和财产的不平均是最初建立政府的原因，而财产权的状态总是随着政权的形式而有所不同。所以，我就以人所处在的国家成员层面论起。我的公法概念与现代大陆法系的公法概念大相径庭，分析的基点在于财产，运用财产产生权力的逻辑来推演政体的变迁和演进。对家属关系法所述不多，但财产作为解剖婚姻现象的基点仍然没有变化。私法的基础和内容可以概括为保护财产权不受侵犯，保障所有拥有财产的人不受侵犯。“看不见的手”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能给社会带来好处，在公正的制度下才能将自利心引向有利于社会的方面。
哈耶克：从公法到家属关系法再到私法，无不渗透着财产的精神，可以说财产就是法律之灵魂。可以看出，您是一个坚持自然法思想的杰出的法学家。“法律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那些应该成为所有国家法律基础的一般原则，应是应然的而不是实然的法。同时，着力倡导使坏人所造成的破坏最小化的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讲，您的写作正是为了解说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即“政治的公正，或者是自然的，或者是制度的”。我们看到，18世纪英国这种经验主义的基于人性情感的道德论，经过休谟与您在理论上的全面塑造，而变成了一种面对公共领域的政治德性论、规则正义论以及政治经济学。
我比您幸运，《法律、立法与自由》作为最后一部系统性的著作是成功出版了的。我承续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批评了现代社会在“社会秩序规则一元观”的支配下视立法手段为惟一的法律制度化形式，及以“公法”替代“私法”的趋势，坚持以二元观即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两个术语整体建构法律理论。内部规则意指社会在长期的文化进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规则，亦即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经由使每个人或有组织的群体能够知道他们在追求他们目的时可以动用什么手段，进而能够防止不同人的行动发生冲突而界分出确获保障的个人领域。外部规则意指那些根据组织或治理者的意志制定的规则。作为有助益于自生自发秩序的内部规则，它们具有否定性和抽象性，也可被叫做“正当行为规则”，与您常用的“正义”这个词意义一致。我阐发法律理论，旨在明确处理现代社会以外部规则对内部规则的侵扰或替代问题，或者说要在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之间设定一个共存的边界。在这个问题上，重要性不亚于“看不见的手”原理的“棋子原理”给我较大启发。在《国富论》中您写道：“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规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指导它的那种行动原则。如果这两种原则一致、行动方向相同，人类社会这盘棋就可以顺利和谐地走下去，并且很可能是巧妙的和结局良好的。如果这两种原则彼此抵触或不一致，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艰苦，而人类社会必然时刻处在高度的混乱之中。”
斯密：我的学术研究从语言学开始，认识到言语活动中存在着内部促使语言发展的力量，同时认为在一个复杂、扩展的社会秩序中“理性和言语能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必须借助于他的利己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早年梦想成为诗人，经常与诗人汉密尔顿一起愉快交谈。读中学时积极参加戏剧演出，读大学之前至少学习了4年古典文学，后来仍然以文学批评家著称，离世后友人还帮我出版了《模仿艺术》。研究过大脑工作原理，与哈奇森一样在作品中结合了大量心理学分析。
哈耶克：经济理论对研究者本身提出的知识要求是非常高的，“斯密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您主张一种开放的经济研究方法，打破学科界限，运用了多学科知识。在20多岁时，我读了维特根斯坦探讨语言本质的《逻辑哲学论》，曾将价格机制比喻成“电信系统”，像语言一样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而新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则以伽达默尔的“对话”概念的形式作为论述市场过程的模型。根据这种观点，市场是一种靠“价格语言”进行的对话。上大学之前也经常去看戏剧，阅读有关剧本，同时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德国诗歌特别是哥德的作品对我影响较大。科斯教授在纪念《国富论》出版200周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称赞该书“表达得清晰而优雅”，这与您的文学修养分不开。但我的作品读起来有些晦涩，说明学得不够好（笑）。
斯密：本人坚持从真实世界中寻找可靠的出发点，细致分析可观察的普通现象，不喜欢任何超过常识性的表达，不喜欢“黑板经济学”。除经验到格拉斯哥、柯卡尔迪的实际变化外，在离开苏格兰前往牛津大学上学时，我一路上都是骑马而行，被英格兰的富庶和发达的农业震惊了。在法国陪伴巴克勒公爵时，曾特意跑到日内瓦，花了两个月时间观察共和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去蒙彼利埃观摩朗格多三级会议等。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想纠正一下现在流行的一个看法，说我在法国期间曾经与魁奈、杜尔哥、伏尔泰等人深入交往。这个谬误，源于传记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事实上，我的法语讲得非常差，那时即使最有教养的法国人也根本不会讲、看不懂英语，怎么能顺畅交流呢？当时自己的交际圈仅限于一些英国籍居民，为减轻孤独便开始着手写作《国富论》。在返回英国时我带回了4箱书，大部分是经济学类的。我对重农学派的了解，来自对其著作的阅读。
哈耶克：从小时候始，您似乎就已经显示出对数学的明显偏好，14岁数学水平就具备进入大學的能力。但在写作过程中，您更多地运用实例来说明情况，不用高深的代数，没用过任何需求曲线，即便头脑最愚笨的读者也通读无碍。而我14岁那年数学考试不及格，但这并不是自己写作中不用数学的原因。奥地利学派秉承苏格兰经验主义传统，坚持认为市场和经济发展是一种创造、发现的过程，反对以等式和数理来表达。 斯密：经济学要取得进步，一定要放下数学这个包袱，恢复政治经济学这一词汇的本来意义。一定不能成为数学的奴隶，见不着社会生活中的非经济变量。就像您的老师米塞斯所言，“方程式和曲线描述的是虚构的从来不存在的事态。”
哈耶克：“斯密方法”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您广泛参与各种社团活动，与学者交流探讨中丰富、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
斯密：那时没有推特、脸书、微信等现代社交网络，自己又不太喜欢写信。大家主要凭靠社团组织进行思想交锋和智慧交流，且它们之间有竞争性。到格拉斯哥后，我参加了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每周聚会讨论当时的商业问题。参与创建文学会，在第1次会议上自己宣读了论述休谟《贸易论文集》的文章。机械师瓦特是文学会会员。那时同业公会不允许瓦特在城市里建工厂，我和学校领导层支持他在学校里设立一个车间。参加过爱丁堡哲学协会，休谟是协会秘书。我在创建择优学会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学会有时候一个晚上会讨论很多问题，而有时会接连几周都讨论同一个问题，同时依靠私人捐款奖励各行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们。在爱丁堡参加了拨火棍俱乐部，讨论国家防御力量问题。伦敦居住期间，我被接纳为皇家学会成员并参加过不同俱乐部的活动。晚年我还与后来成为近代化学之父的布莱克和近代地质学之父的赫顿一起，合作建立牡蛎俱乐部。这些学术团体都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存在本身就是启蒙运动必不可少的部分。
哈耶克：您以“斯密方法”全神贯注地研究，铸成了经济学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著作，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越是深邃的思想越是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也只有在时间的考验中深邃的思想才能放出异彩，以致不断有人发出“重回斯密”的感慨。在美国里根总统执政时的当局高层，“亚当·斯密领带”被当做一种荣誉徽章来佩戴。
斯密：前几天我找来了1976年3月9日的伦敦《每日电讯报》，读了您发表的《亚当·斯密在今日语言中的意义》一文。里面您讲到，“在我讲授经济史的40多年里，我总是感到关于亚当·斯密的课特别难讲。”
哈耶克：是有这么一句话。我在这篇文章中还说，“只要一谈到这个人，人们就会说，构成今日经济学基石的大多数有关技术问题的决定性观点，他之前的那一代人早就说过，而且他也并不总是对这些早期工作的重要性有充分的估计。”“不过，就像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我强烈地感到并希望指出，不管是在影响方面，还是在对这门学科的中心问题的洞察力和清醒的认识方面，他都堪称他们中间最伟大的一位。”
斯密：我只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哈耶克：1990年分别在日本名古屋和爱丁堡召开了纪念您逝世20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内容都涉及“斯密与当代”这个主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过去200多年中，经济学家们的工作只是对《国富论》的分析进行一些补充、提炼而已，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大都构成了现代经济学诸领域的源头，甚至连您的矛盾、理论缺陷也是富于建设性成果的。一句话，您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您的理论不断地向后来者提出需要回答的新问题。
我不嫌啰嗦地把一些重要的“创造性转化”介绍给大家吧！从进化观念史看，休谟与您对达尔文有着启蒙意义。李嘉图是看了《国富论》后才开始经济问题研究的，国际分工观点被他发展成了著名的“比较成本”学说。您影响了黑格尔这样的思辨哲学家，引致了他对劳动分工与机械化关系的论述。源于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您提出了“世界公民”的概念，康德则形成了“世界公民思想”。您启发了萨伊、马尔萨斯、门格尔等人，推动了对经济财货之本质的研究。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边际革命”，您被视为主观效用学派的先驱。康芒斯教授将古典经济学中以实物为对象的“交换”拓展为转移所有权的“交易”，科斯教授将“交换能力”拓展为“交易费用”，将“监管和强制实施某种计划的成本”拓展为“组织成本”，促进了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关于农业滞后于制造业的原因解释，给后人研究二元结构问题以启发。早在控制论产生之前，您已经极为明确地使用了“负反馈”的观点。您将竞争视为一个过程，奥地利学派予以吸纳消化。您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视作固定资本的一部分，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您论证了财政拨款供应教育经费的弊端，引发了弗里德曼教授“教育券”设想。您分析了政府在教育问题上的作用，提出了强制义务教育的最早思路。您对政府行为效率的分析，直接触发我和张五常教授关于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思考。您阐明了粮食自由贸易的好处，有助于森教授对饥荒的实证研究。您把竞争和比赛联系起来，我则干脆指出是“一场部分由技艺、部分由机遇复合而成的竞赛”。您用卫生与健康的关系来比喻利己心与政治的平衡关系，我把民主具有的真正价值比喻为“卫生防疫措施”。您用“防火墙”形象说明抵御危害社會安全的行为，现在这个概念已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斯密：深刻的思考都是相通的。今天就聊到这里为止吧。
哈耶克：我喜欢按照您所愿意的方式去看待事物。
斯密：知难行也难，且行且珍惜。
斯密：“看不见的手”这一说法并不是我的发明，它原来是一个宗教用语。1703年英国皇家海军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风雨，许多舰只沉没，“乔治王子号”军舰却幸免于难。舰长马丁在航海日志中写道：“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拯救了我们。”我先后用过3次“看不见的手”，完全是为了让读者更好领会自发秩序的明显特点，想不到这个比喻竟成为市场经济思想中最广为接受的词汇。第1次出现在《天文学说史》这篇论文中，我指出：“火炽热，冷水清凉，重的物体下落，较轻的物质向上飘扬，这一切都是它们的本质使然。在这些现象中，我们都感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还有两次分别出现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大家或许都比较熟稔了。
哈耶克：我想您的比喻是对的。市场是自然秩序的一种范例。在《国富论》中，“自然”和“必要性”两个与自然秩序直接相关的单词共出现1529次，价格这个单词出现1388次。“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是一种自发的秩序。“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并不是一种设计的产物，而是价格机制的自发结果。在我的视野中您的决定性贡献便是最早对市场自发秩序作出了经济学证明，自己基本上是在20世纪社会科学的话语语境中重新诠释了“看不见的手”原理，两个人都属于“古典自由主义”。我在《致命的自负》中写道：“亚当·斯密首先领悟到，我们碰巧找到了一些使人类的经济合作井然有序的方法，它处在我们的知识和理解的范围之外。他的‘看不见的手’，大概最好应当被说成是一种看不见的或难以全部掌握的模式。我们在自己既不十分了解、其结果也并非出自我们的设想的环境引导下——譬如通过市场交换中的价格机制——去做某些事情。”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举办的纪念《国富论》出版200周年的盛会上，斯蒂格勒教授说道：“我带来了亚当·斯密的问候，他现在在芝加哥生活的很好”。他的话很有意味。
哈耶克：我较长时间研究过观念史，仔细分析过人性假设的争议。我倾向于使用“每个人都可以用他自己的知识去追求他自己的目的”这个表达方式，而不是您所提出的那个基本上相同的表达方式，即每个人都应当有自由“以他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我之所以这样表述，实是因为您的这个说法会让人联想到一种自私的精神，而您本人可能没有这样的意思。您的中心论点并没有谈及个人应当如何利用自己增加的产品，所关心的是如何能够让人们为社会做出尽可能多的贡献。
斯密先生，您本人或许就是“经济人”与“道德人”不悖关系者（笑）。您在爱丁堡大学开设公共课，交费听课的人很多，获取了100多英镑。在格拉斯哥大学期间，每年获取170镑，这是非常高的收入水平，那时整个苏格兰年收入超100镑的牧师只有29人。您偶尔也收留房客，获得一定收入。《国富论》第1版与出版方对半分红，全部收入大概是500镑，加上后来亲自审定出版的4个版本和《道德情操论》6个版本，积累起了与贵族相当的财产。海关专员职位的年薪是600镑，每年从巴克勒公爵那里领取300镑的家庭教师养老金，合计900镑的年收入相当于王公贵族的收入，当时最好的大学教授也很少有人能够达到300镑。然而，您留下的财产并不多。友人们基于您富有同情心且慷慨大方，猜想把大笔的钱都秘密捐献给了慈善事业，并成立一个特别小组搜寻证据，但结果发现您在隐藏慈善活动方面非常机灵。与您相比，我做“经济人”不太好，为生计发愁。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直到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书籍版税没有一年超过5000美元。也没有写过一本教科书，而通常这是最赚钱的门路。萨缪尔逊在世时《经济学》这本书已出版了19版，全球销量超过1000万册，犹太人对经济敏感的基因展现的淋漓尽致。我离开芝加哥大学到弗赖堡大学，完全出于财务方面的考虑。
斯密：您把我翻了个底朝天（笑）。事实上休谟更厉害，他是英国第1位只靠文字作品而赢得大笔财富的文人。除了著作版税和担任公职时的收入外，他还从政府得到每年1000镑的年金。
哈耶克：下面讨论“斯密方案”、“斯密计划”和“斯密方法”吧。这3个称谓是我独自命名的，不知道是否妥贴。
斯密：哈耶克先生，什么“斯密方案”？
哈耶克：在《国富论》第7章“论殖民地”中，您为美洲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方案，核心内容是在英国议会中，根据殖民地在公共税收中所占的比重给予相應席位。这就是说一个充满野心的美洲人有希望成为首相，即实际上成为大英帝国的统治者。施蒂格勒教授赞同您对美洲领导人动机的分析，并认为这个方案是精明的。
斯密：噢。很久以前，我就对整个殖民地的管理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1759年，我与富兰克林一家见过面，记不清是在爱丁堡抑或格拉斯哥。1761年，我第一次到伦敦，又与他作过交流。1766年11月初再次到达伦敦，停留了6个月，一边监督《道德情操论》的再版工作，一边在新成立的大英博物馆等地广泛阅读材料，集中研究殖民制度。考虑成熟后，我不仅把它写入《国富论》，而且周旋于伦敦的重要人物之间，热心推销自己的设想，但没有成功。我认为，这个方案是唯一可以避免殖民地彻底脱离的办法。
哈耶克：如果整个方案获得通过，美国革命也许就不会发生，您将成为美国“建国之父”。
斯密：循着您的思维路径，自己能理解“斯密计划”的确切含义了（笑）。
在人生最后时刻，我感到很遗憾，自己做得太少了。书房里有很多材料，我本可以用它们写出很多东西。我看到了重农学派的弱点，试图在人类道德体系之外构建一个符合自然秩序的公正的法律体系，于《道德情操论》末尾告诉了读者，并在《国富论》中部分地履行了这一诺言，可惜在海关的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这一重要计划的主体未能完成。 哈耶克：虽然未以完整的著作出版，但英国学者坎南根据当年一个学生记录下来的您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演讲内容，于1896年发表了《关于法律、警察、财政收入和军备的讲稿》。初看上去，题目给人一种很驳杂的感觉。其实，这4个对象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家。法律的目的在于防止损害，警察的目的在于确保商品的价廉、维持治安和保持清洁，收入维持政府的运作，军备保卫国家的安全。弗里德曼教授赞誉您是“以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律与政治问题的开山祖师”。
斯密：未曾谋面的父亲是一个律师，同时也是苏格兰的军法监察官和柯卡尔迪地区的海关审计员。父亲的形象和相依为命的母亲的教育，使我逐步懂得法律的神圣。
我以防止损害为核心和基点，以人所处的位置为半径，构筑了由私法、家属关系法、公法组成的法律体系，但在论述时采用相反的顺序。在我看来，财产权和政府在很大程度是相互依存的。财产权的保护和财产的不平均是最初建立政府的原因，而财产权的状态总是随着政权的形式而有所不同。所以，我就以人所处在的国家成员层面论起。我的公法概念与现代大陆法系的公法概念大相径庭，分析的基点在于财产，运用财产产生权力的逻辑来推演政体的变迁和演进。对家属关系法所述不多，但财产作为解剖婚姻现象的基点仍然没有变化。私法的基础和内容可以概括为保护财产权不受侵犯，保障所有拥有财产的人不受侵犯。“看不见的手”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能给社会带来好处，在公正的制度下才能将自利心引向有利于社会的方面。
哈耶克：从公法到家属关系法再到私法，无不渗透着财产的精神，可以说财产就是法律之灵魂。可以看出，您是一个坚持自然法思想的杰出的法学家。“法律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那些应该成为所有国家法律基础的一般原则，应是应然的而不是实然的法。同时，着力倡导使坏人所造成的破坏最小化的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讲，您的写作正是为了解说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即“政治的公正，或者是自然的，或者是制度的”。我们看到，18世纪英国这种经验主义的基于人性情感的道德论，经过休谟与您在理论上的全面塑造，而变成了一种面对公共领域的政治德性论、规则正义论以及政治经济学。
我比您幸运，《法律、立法与自由》作为最后一部系统性的著作是成功出版了的。我承续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批评了现代社会在“社会秩序规则一元观”的支配下视立法手段为惟一的法律制度化形式，及以“公法”替代“私法”的趋势，坚持以二元观即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两个术语整体建构法律理论。内部规则意指社会在长期的文化进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规则，亦即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经由使每个人或有组织的群体能够知道他们在追求他们目的时可以动用什么手段，进而能够防止不同人的行动发生冲突而界分出确获保障的个人领域。外部规则意指那些根据组织或治理者的意志制定的规则。作为有助益于自生自发秩序的内部规则，它们具有否定性和抽象性，也可被叫做“正当行为规则”，与您常用的“正义”这个词意义一致。我阐发法律理论，旨在明确处理现代社会以外部规则对内部规则的侵扰或替代问题，或者说要在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之间设定一个共存的边界。在这个问题上，重要性不亚于“看不见的手”原理的“棋子原理”给我较大启发。在《国富论》中您写道：“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规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指导它的那种行动原则。如果这两种原则一致、行动方向相同，人类社会这盘棋就可以顺利和谐地走下去，并且很可能是巧妙的和结局良好的。如果这两种原则彼此抵触或不一致，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艰苦，而人类社会必然时刻处在高度的混乱之中。”
斯密：我的学术研究从语言学开始，认识到言语活动中存在着内部促使语言发展的力量，同时认为在一个复杂、扩展的社会秩序中“理性和言语能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必须借助于他的利己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早年梦想成为诗人，经常与诗人汉密尔顿一起愉快交谈。读中学时积极参加戏剧演出，读大学之前至少学习了4年古典文学，后来仍然以文学批评家著称，离世后友人还帮我出版了《模仿艺术》。研究过大脑工作原理，与哈奇森一样在作品中结合了大量心理学分析。
哈耶克：经济理论对研究者本身提出的知识要求是非常高的，“斯密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您主张一种开放的经济研究方法，打破学科界限，运用了多学科知识。在20多岁时，我读了维特根斯坦探讨语言本质的《逻辑哲学论》，曾将价格机制比喻成“电信系统”，像语言一样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而新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则以伽达默尔的“对话”概念的形式作为论述市场过程的模型。根据这种观点，市场是一种靠“价格语言”进行的对话。上大学之前也经常去看戏剧，阅读有关剧本，同时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德国诗歌特别是哥德的作品对我影响较大。科斯教授在纪念《国富论》出版200周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称赞该书“表达得清晰而优雅”，这与您的文学修养分不开。但我的作品读起来有些晦涩，说明学得不够好（笑）。
斯密：本人坚持从真实世界中寻找可靠的出发点，细致分析可观察的普通现象，不喜欢任何超过常识性的表达，不喜欢“黑板经济学”。除经验到格拉斯哥、柯卡尔迪的实际变化外，在离开苏格兰前往牛津大学上学时，我一路上都是骑马而行，被英格兰的富庶和发达的农业震惊了。在法国陪伴巴克勒公爵时，曾特意跑到日内瓦，花了两个月时间观察共和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去蒙彼利埃观摩朗格多三级会议等。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想纠正一下现在流行的一个看法，说我在法国期间曾经与魁奈、杜尔哥、伏尔泰等人深入交往。这个谬误，源于传记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事实上，我的法语讲得非常差，那时即使最有教养的法国人也根本不会讲、看不懂英语，怎么能顺畅交流呢？当时自己的交际圈仅限于一些英国籍居民，为减轻孤独便开始着手写作《国富论》。在返回英国时我带回了4箱书，大部分是经济学类的。我对重农学派的了解，来自对其著作的阅读。
哈耶克：从小时候始，您似乎就已经显示出对数学的明显偏好，14岁数学水平就具备进入大學的能力。但在写作过程中，您更多地运用实例来说明情况，不用高深的代数，没用过任何需求曲线，即便头脑最愚笨的读者也通读无碍。而我14岁那年数学考试不及格，但这并不是自己写作中不用数学的原因。奥地利学派秉承苏格兰经验主义传统，坚持认为市场和经济发展是一种创造、发现的过程，反对以等式和数理来表达。 斯密：经济学要取得进步，一定要放下数学这个包袱，恢复政治经济学这一词汇的本来意义。一定不能成为数学的奴隶，见不着社会生活中的非经济变量。就像您的老师米塞斯所言，“方程式和曲线描述的是虚构的从来不存在的事态。”
哈耶克：“斯密方法”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您广泛参与各种社团活动，与学者交流探讨中丰富、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
斯密：那时没有推特、脸书、微信等现代社交网络，自己又不太喜欢写信。大家主要凭靠社团组织进行思想交锋和智慧交流，且它们之间有竞争性。到格拉斯哥后，我参加了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每周聚会讨论当时的商业问题。参与创建文学会，在第1次会议上自己宣读了论述休谟《贸易论文集》的文章。机械师瓦特是文学会会员。那时同业公会不允许瓦特在城市里建工厂，我和学校领导层支持他在学校里设立一个车间。参加过爱丁堡哲学协会，休谟是协会秘书。我在创建择优学会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学会有时候一个晚上会讨论很多问题，而有时会接连几周都讨论同一个问题，同时依靠私人捐款奖励各行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们。在爱丁堡参加了拨火棍俱乐部，讨论国家防御力量问题。伦敦居住期间，我被接纳为皇家学会成员并参加过不同俱乐部的活动。晚年我还与后来成为近代化学之父的布莱克和近代地质学之父的赫顿一起，合作建立牡蛎俱乐部。这些学术团体都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存在本身就是启蒙运动必不可少的部分。
哈耶克：您以“斯密方法”全神贯注地研究，铸成了经济学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著作，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越是深邃的思想越是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也只有在时间的考验中深邃的思想才能放出异彩，以致不断有人发出“重回斯密”的感慨。在美国里根总统执政时的当局高层，“亚当·斯密领带”被当做一种荣誉徽章来佩戴。
斯密：前几天我找来了1976年3月9日的伦敦《每日电讯报》，读了您发表的《亚当·斯密在今日语言中的意义》一文。里面您讲到，“在我讲授经济史的40多年里，我总是感到关于亚当·斯密的课特别难讲。”
哈耶克：是有这么一句话。我在这篇文章中还说，“只要一谈到这个人，人们就会说，构成今日经济学基石的大多数有关技术问题的决定性观点，他之前的那一代人早就说过，而且他也并不总是对这些早期工作的重要性有充分的估计。”“不过，就像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我强烈地感到并希望指出，不管是在影响方面，还是在对这门学科的中心问题的洞察力和清醒的认识方面，他都堪称他们中间最伟大的一位。”
斯密：我只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哈耶克：1990年分别在日本名古屋和爱丁堡召开了纪念您逝世20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内容都涉及“斯密与当代”这个主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过去200多年中，经济学家们的工作只是对《国富论》的分析进行一些补充、提炼而已，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大都构成了现代经济学诸领域的源头，甚至连您的矛盾、理论缺陷也是富于建设性成果的。一句话，您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您的理论不断地向后来者提出需要回答的新问题。
我不嫌啰嗦地把一些重要的“创造性转化”介绍给大家吧！从进化观念史看，休谟与您对达尔文有着启蒙意义。李嘉图是看了《国富论》后才开始经济问题研究的，国际分工观点被他发展成了著名的“比较成本”学说。您影响了黑格尔这样的思辨哲学家，引致了他对劳动分工与机械化关系的论述。源于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您提出了“世界公民”的概念，康德则形成了“世界公民思想”。您启发了萨伊、马尔萨斯、门格尔等人，推动了对经济财货之本质的研究。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边际革命”，您被视为主观效用学派的先驱。康芒斯教授将古典经济学中以实物为对象的“交换”拓展为转移所有权的“交易”，科斯教授将“交换能力”拓展为“交易费用”，将“监管和强制实施某种计划的成本”拓展为“组织成本”，促进了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关于农业滞后于制造业的原因解释，给后人研究二元结构问题以启发。早在控制论产生之前，您已经极为明确地使用了“负反馈”的观点。您将竞争视为一个过程，奥地利学派予以吸纳消化。您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视作固定资本的一部分，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您论证了财政拨款供应教育经费的弊端，引发了弗里德曼教授“教育券”设想。您分析了政府在教育问题上的作用，提出了强制义务教育的最早思路。您对政府行为效率的分析，直接触发我和张五常教授关于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思考。您阐明了粮食自由贸易的好处，有助于森教授对饥荒的实证研究。您把竞争和比赛联系起来，我则干脆指出是“一场部分由技艺、部分由机遇复合而成的竞赛”。您用卫生与健康的关系来比喻利己心与政治的平衡关系，我把民主具有的真正价值比喻为“卫生防疫措施”。您用“防火墙”形象说明抵御危害社會安全的行为，现在这个概念已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斯密：深刻的思考都是相通的。今天就聊到这里为止吧。
哈耶克：我喜欢按照您所愿意的方式去看待事物。
斯密：知难行也难，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