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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已跨越了工业革命、电子革命时代，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以后还有生物时代。摄影还会不断往前发展，而且不排除数码相机未来也有被淘汰的可能。作为一个摄影人，不必过度怀旧，也不必一味追新，最好的选择是选择自己熟悉的器材，拍表达自己内心的照片。
在北京宣武门西北角的一栋楼里，有几个房间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房间没有窗户，铁门高度仅有一米半，平时紧锁，偶尔会有人拿着一张纸条过来，开锁、低头、弓腰，进入房间，几分钟后便会带着几个小纸包锁门离开。数十年来，这些房间里一片黑暗，恒温恒湿，永不断电……这个房间里究竟藏着什么？答案是：时间。这几个“神秘”的房间是中国照片档案馆保存胶片的库房，位于新华社大院内，是中国保存历史胶片最丰富的地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胶片常年沉睡于此，它们年长的近百岁，年轻的也有十几岁了，是记录时间的载体。
半个世纪前，正是胶片的黄金时代。当时的世界格局正处于激烈变革期，对于报道摄影师来说，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徕卡M相机为摄影师提供了集便携、耐用、高品质于一身的“武器”—柯达的Trix和伊尔福HP5黑白胶片为摄影师提供了可全天候使用的“弹药”；二战、局部战争、民族运动、地理探险活动等为摄影师提供了为数众多的“战场”；《时代周刊》、《生活》画报等纸质杂志提供了优质的展示平台；马格南等一批图片社应时而生；布列松、卡帕等代表的一大批报道摄影师星光灿烂，有的甚至因此步入欧美上流社会。
如果说电影《卡萨布兰卡》在某种程度上振奋了二战北非战场的盟军士气那么，美联社记者乔·罗森塔尔（Joe Rosenthal，1911～2006）拍摄的《美军士兵在硫磺岛树起国旗》则敲响了二战结束的钟声。而美联社记者黄功吾拍摄的越南战场上的烧伤儿童，则直接加速了越战的结束。胶片对于那个时代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至于不幸，则是因为那个时代培育了太多耀眼的摄影师，使不少摄影师被淹没其间，就像与乔丹处在同一时代的篮球运动员的境遇类似。当然，像卡帕一样为了“谋杀”胶片，而被战争“谋杀”的摄影师，也是一种悲哀。
再回到当时的中国，以新华社记者为代表的新闻报道摄影师是主要的胶片使用者。建国前，胶卷是一种极其珍贵的物资，全部依靠进口，甚至比弹药和食盐还要贵重。摄影师每按一次快门都慎之又慎。1939年，摄影师吴印咸在河北涞源抗日前线为白求恩拍下一张手术台旁的工作照。同年，白求恩因工作时受到感染不幸病逝。这张照片几乎家喻户晓。可是，鲜有人知，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这张照片是吴印咸用过期胶卷、估测曝光，手持相机用1/15秒的快门速度拍下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今天，这张编号64802的底片就静静躺在宣武门旁的一个“小黑屋”里，默默承载着逝去的瞬间。
在与这张底片一路之隔的居民小区里，有一栋白色的二层小楼。这里外表朴素，无牌无号，就连同处一个小区的居民也少有人清楚小楼的用途。不过一旦提起这里的名字，摄影圈里的老同志无一不知。这里就是新华社的暗房车间，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暗房见证了胶片在中国的萌芽、发展、鼎盛和萎缩。
张振声是目前新华社资历最老的暗房师傅，1972年开始在此操作暗房，2014年将退休。张师傅的工作经历与胶片在中国的兴衰起落，形成一种有趣的巧合。他在年轻时赶上了1970～1980年代的胶片黄金期；中年时遇上数码相机兴起，胶片用户减少；退休前恰逢柯达公司衰落。不过，柯达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将胶片和数码业务一分为二，专注商业成像和打印业务而已。
巧合的是，退休前夕的张振声也迎来了一阵新风—新华典藏。新华典藏是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收藏知名摄影家老照片的一个项目，目前已经选取半个多世纪以来70多位摄影家的500多张底片，经过手工银盐限量放大，按照博物馆收藏级工艺印刷到纸基相纸上。这是张师傅近十年来接手的最大的活儿，也是这500多张底片几十年来第一次重新回到放大机上，接受柔和灯光的穿透，完成黑与白的转身。这个项目也为这些难得一见的底片带来一个重新回到摄影舞台的机会。
说到“重新”二字，总不免让人有种老骥伏枥的悲壮。其实，胶片与电视机、汽车、钢笔等等发明是相似的，它们有自己的生命线。电视经历了黑白、彩色、平板电视、网络电视、手机电视，摄影也经历了蓝晒、蛋白、铂钯、湿版、干版、胶片、数码等不同工艺和阶段。胶片作为其中一页，在中国也经历了稀缺、普及、萎缩的过程。
萎缩的确让许多人、特别是老摄影师心寒，因为胶片承载了他们太多的汗水和悲欢。当年的不少摄影师视胶片为情人，为了摸透她的脾气秉性，每天躲在小黑屋里跟瓶瓶罐罐打交道。不过新技术像新生儿一样，长得极快，上世纪90年代初的数码浪潮很快宣布了胶片的退休计划。当时，一些资深的老记者，曾经用十几二十年时间将胶片相机用到了人机合一的状态，没想到数码相机一朝解决了对焦和曝光的问题，将老摄影师和新手摆在了相近的起跑线上。
这颇像武侠小说中的情形。一位大侠用毕生时间练成神功，没想到一个后生因为得到某种真传，或者机缘巧合得到一本武功秘笈，仅用数月时间就练成了神功。这难道不会让老侠客尴尬？
其实，胶片有自己的命运，如果说二战前后是胶片的中年，那么现在是它的老年。老年人虽然不能上天下海、骑马射箭，但他们识尽百态、阅历丰富，他们在享受另一种人生。胶片也正在经历这种转型，由家家户户拥有的大众货，退缩到现在只存在于少数专业摄影师、发烧友、院校博物馆的手里，往后甚至有可能不再大规模生产。这的确是一个萎缩的过程，但不是消亡，而是升华。以后的胶片摄影可能会类似湿版摄影在今天的状态。
胶片是一种影像载体，是化学工业的孩子。而如今，我们早已跨越了工业革命、电子革命时代，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以后还有生物时代。摄影还会不断往前发展，而且不排除数码相机未来也有被淘汰的可能。作为一个摄影人，不必过度怀旧，也不必一味追新，最好的选择是选择自己熟悉的器材，拍表达自己内心的照片。
在北京宣武门西北角的一栋楼里，有几个房间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房间没有窗户，铁门高度仅有一米半，平时紧锁，偶尔会有人拿着一张纸条过来，开锁、低头、弓腰，进入房间，几分钟后便会带着几个小纸包锁门离开。数十年来，这些房间里一片黑暗，恒温恒湿，永不断电……这个房间里究竟藏着什么？答案是：时间。这几个“神秘”的房间是中国照片档案馆保存胶片的库房，位于新华社大院内，是中国保存历史胶片最丰富的地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胶片常年沉睡于此，它们年长的近百岁，年轻的也有十几岁了，是记录时间的载体。
半个世纪前，正是胶片的黄金时代。当时的世界格局正处于激烈变革期，对于报道摄影师来说，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徕卡M相机为摄影师提供了集便携、耐用、高品质于一身的“武器”—柯达的Trix和伊尔福HP5黑白胶片为摄影师提供了可全天候使用的“弹药”；二战、局部战争、民族运动、地理探险活动等为摄影师提供了为数众多的“战场”；《时代周刊》、《生活》画报等纸质杂志提供了优质的展示平台；马格南等一批图片社应时而生；布列松、卡帕等代表的一大批报道摄影师星光灿烂，有的甚至因此步入欧美上流社会。
如果说电影《卡萨布兰卡》在某种程度上振奋了二战北非战场的盟军士气那么，美联社记者乔·罗森塔尔（Joe Rosenthal，1911～2006）拍摄的《美军士兵在硫磺岛树起国旗》则敲响了二战结束的钟声。而美联社记者黄功吾拍摄的越南战场上的烧伤儿童，则直接加速了越战的结束。胶片对于那个时代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至于不幸，则是因为那个时代培育了太多耀眼的摄影师，使不少摄影师被淹没其间，就像与乔丹处在同一时代的篮球运动员的境遇类似。当然，像卡帕一样为了“谋杀”胶片，而被战争“谋杀”的摄影师，也是一种悲哀。
再回到当时的中国，以新华社记者为代表的新闻报道摄影师是主要的胶片使用者。建国前，胶卷是一种极其珍贵的物资，全部依靠进口，甚至比弹药和食盐还要贵重。摄影师每按一次快门都慎之又慎。1939年，摄影师吴印咸在河北涞源抗日前线为白求恩拍下一张手术台旁的工作照。同年，白求恩因工作时受到感染不幸病逝。这张照片几乎家喻户晓。可是，鲜有人知，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这张照片是吴印咸用过期胶卷、估测曝光，手持相机用1/15秒的快门速度拍下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今天，这张编号64802的底片就静静躺在宣武门旁的一个“小黑屋”里，默默承载着逝去的瞬间。
在与这张底片一路之隔的居民小区里，有一栋白色的二层小楼。这里外表朴素，无牌无号，就连同处一个小区的居民也少有人清楚小楼的用途。不过一旦提起这里的名字，摄影圈里的老同志无一不知。这里就是新华社的暗房车间，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暗房见证了胶片在中国的萌芽、发展、鼎盛和萎缩。
张振声是目前新华社资历最老的暗房师傅，1972年开始在此操作暗房，2014年将退休。张师傅的工作经历与胶片在中国的兴衰起落，形成一种有趣的巧合。他在年轻时赶上了1970～1980年代的胶片黄金期；中年时遇上数码相机兴起，胶片用户减少；退休前恰逢柯达公司衰落。不过，柯达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将胶片和数码业务一分为二，专注商业成像和打印业务而已。
巧合的是，退休前夕的张振声也迎来了一阵新风—新华典藏。新华典藏是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收藏知名摄影家老照片的一个项目，目前已经选取半个多世纪以来70多位摄影家的500多张底片，经过手工银盐限量放大，按照博物馆收藏级工艺印刷到纸基相纸上。这是张师傅近十年来接手的最大的活儿，也是这500多张底片几十年来第一次重新回到放大机上，接受柔和灯光的穿透，完成黑与白的转身。这个项目也为这些难得一见的底片带来一个重新回到摄影舞台的机会。
说到“重新”二字，总不免让人有种老骥伏枥的悲壮。其实，胶片与电视机、汽车、钢笔等等发明是相似的，它们有自己的生命线。电视经历了黑白、彩色、平板电视、网络电视、手机电视，摄影也经历了蓝晒、蛋白、铂钯、湿版、干版、胶片、数码等不同工艺和阶段。胶片作为其中一页，在中国也经历了稀缺、普及、萎缩的过程。
萎缩的确让许多人、特别是老摄影师心寒，因为胶片承载了他们太多的汗水和悲欢。当年的不少摄影师视胶片为情人，为了摸透她的脾气秉性，每天躲在小黑屋里跟瓶瓶罐罐打交道。不过新技术像新生儿一样，长得极快，上世纪90年代初的数码浪潮很快宣布了胶片的退休计划。当时，一些资深的老记者，曾经用十几二十年时间将胶片相机用到了人机合一的状态，没想到数码相机一朝解决了对焦和曝光的问题，将老摄影师和新手摆在了相近的起跑线上。
这颇像武侠小说中的情形。一位大侠用毕生时间练成神功，没想到一个后生因为得到某种真传，或者机缘巧合得到一本武功秘笈，仅用数月时间就练成了神功。这难道不会让老侠客尴尬？
其实，胶片有自己的命运，如果说二战前后是胶片的中年，那么现在是它的老年。老年人虽然不能上天下海、骑马射箭，但他们识尽百态、阅历丰富，他们在享受另一种人生。胶片也正在经历这种转型，由家家户户拥有的大众货，退缩到现在只存在于少数专业摄影师、发烧友、院校博物馆的手里，往后甚至有可能不再大规模生产。这的确是一个萎缩的过程，但不是消亡，而是升华。以后的胶片摄影可能会类似湿版摄影在今天的状态。
胶片是一种影像载体，是化学工业的孩子。而如今，我们早已跨越了工业革命、电子革命时代，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以后还有生物时代。摄影还会不断往前发展，而且不排除数码相机未来也有被淘汰的可能。作为一个摄影人，不必过度怀旧，也不必一味追新，最好的选择是选择自己熟悉的器材，拍表达自己内心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