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乌蒙山深处的毕节，是中国拉开“西部大开发”序幕的地方。迄今30年过去，毕节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我曾到毕节地区作过一次比较深入的新闻采访，那些经历过的事情和感受虽已远去，但仍有一种激情和热度，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1986年的初春，党中央考察组深入到地处乌蒙山区的毕节地区，作了一次历时经月的深入调研，对毕节致力改变深度贫困的做法和经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件大事，当时在贵州的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引发广泛热议，给探索脱贫道路和奋力与贫困作斗争的全省人民带来了信心和力量。
　　那时我刚加入电视记者行列，正密切关注着贵州农村问题，一直思考要制作一部电视政论片来反映贵州农村深刻的发展变化。有了中央考察组调研报告中的事例为线索，我信心满满地独自一人搭乘长途汽车，前往毕节地区各县去采访。乌蒙山区山高谷深，行路艰难，当时从贵阳到毕节，居然要十来个小时，奔波在“威纳赫”（即毕节最贫困落后的威宁、纳雍、赫章三个县）的山梁沟壑间，更是真真切切体会到了“要致富，先修路”这句口号的内涵和力量。去各县采访一圈下来，虽已是疲惫不堪，但内心的感动和冲击，仍让我迫切希望趁热打铁，把热乎乎的第一手材料尽快变为电视片的拍摄台本。在大方县政府招待所，我用了两天的时间，很快撰写完成了电视片拍摄台本。时隔不久，我就从省电视台带着一支年轻的摄制团队，重返乌蒙山深处，完成了节目摄制任务。这部名为《西北角的热风》的电视片，是贵州第一部电视政论片，当年11月在省电视台播出后获得了很大反响和广泛好评，并在许多场合频频被提及。
　　我们前往毕节的摄制组一共7个人，以刚出校门的青年学生为主，大家对工作将面临的艰苦自然预估不足。除行路艰难外，在毕节半个多月的工作时间里，我们仅遇到过三、四次晴天，其余的便是阴雨天气，工作条件是坚苦的，但毕节人的帮助却给了我们温暖。拍摄工作得到了时任地委书记、行署专员的重视和关心，使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
　　毕节的发展经验，为什么会吸引中央考察组的目光，并得到肯定和赞扬？这些经验，在当时脱贫任务十分艰巨的贵州又有哪些启示？摄制组循着这些问题，在采访中寻找着答案。在纳雍县沉睡千年的“黑石头”如何变成市场上紧俏的建材“纳墨玉”大理石的奇迹中；在边远的威宁县高坎子鞭炮厂和草海边的保家糖厂，一个个技能娴熟的农家小姑娘小伙子们拿到了计件工资的快乐中；在渭河铁厂、在岚头铁厂奔流的铁水、四溅的火花中……，摄制组不断得到启示，原因和答案就在其中。
　　毕节地区在发展中不是等、靠、要，不是把眼光放在依赖上级的“救济”上面，而是广泛发动群众寻找致富门路。在群众性的初级产品生产基础上，有计划地兴办骨干企业，把众多的小产品小企业凝聚在一起，形成了系列产业，并成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短短的几年时间，历来被人们认为边远、闭塞、落后的毕节地区，财政收入由原来的全省最后一位跃居到全省第三位，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一九八六年春天，中央考察组在毕书地区考察后高兴地指出，昔日贫穷落后的毕节地区出现了十大新变化。
　　在即将结束在毕节全部外景拍摄的一天，一处山坳里传出阵阵清脆的钢钎凿石声吸引了我们，循声赶过去后，只见一位精壮的汉子正在山腰一处绝壁上采石，他的脸上透着一种淳朴刚毅之气，正坚定地挥动大锤锤打着钢钎，去击碎那一块坚硬的大石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这不正是能折射乌蒙山区人民不畏艰难、勇于向贫困抗争的像征吗！我让摄像师赶快拍下了他的一组近景和特写。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此后我有幸見证了毕节从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拉开了中国西部大开发序幕，到走上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发展、人民幸福指数与日俱增的进程。毕节的巨变，贵州的跨越发展，离不开党和国家长期以来方方面面的扶持和指导。每当我看到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贵州人民始终不甘于贫困落后、锐意进取，以坚韧不拔、敢闯敢试的精神不断创造出骄人成绩时，总会联想起遥远的乌蒙山中，当年那铮铮清脆的凿石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