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中央在酝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时，就考虑成立一个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财政经济委员会。选什么人挂帅，极其关键。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陈云，毛泽东当即同意;毛泽东向中央书记处举荐陈云，大家一致赞同。
　　因连年战争，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通货膨胀严重，投机商人兴风作浪，社会经济秩序极度混乱;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人民政府财政负担严重，不得不大量发行货币，加重了市场物价波动和社会经济动荡的隐患。在这样险象环生的经济环境下，1949年6月，陈云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转任政务院领导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成为党中央财经工作参谋部和指挥机构的统帅，担当起领导和管理国家财经事业的艰巨任务。

让人民币站住脚，打赢“银元之战”

　　混乱的金融秩序，是陈云与中财委首先面对的必须解决的棘手问题。各大城市相继解放，金融秩序混乱的痼疾很快显露，特别是银元市价不断飞涨，人民币成为银元的辅币，严重威胁人民币的信誉。
　　由于银元的扰乱，金融周转无法正常进行，且带动物价上涨，严重影响了恢复生产和市场繁荣。为整顿新解放区金融秩序，平抑物价，中共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分别电告中共中央，提出“通过报纸及座谈会等方式宣告我方对银元的态度”;“集中抛售银元，争取在几天内将银元价格压低;然后在京、沪、杭等地区同时宣布禁用银元”等六项措施。
　　1949年6月8日，陈云肯定上述六项措施，并补充新的办法：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并预征若干税款;酌发实物公债;通令各私人银行查验资金;开放各解放区之间的汇兑，以老区比较坚强的货币阵地，支持新区货币阵地。

　　依照中央统一部署，华东和上海人民政府对金融市场实施强硬管制措施。6月9日，上海公安局逮捕银元贩子，商店与人民政府配合拒收银元。10日，上海公安局查封金融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逮捕并法办投机违法分子;在街头及隐蔽地区搜捕银元投机分子;市民展开拒用银元运动。11日，上海中国银行受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委托，收兑银元。由于政府收兑牌价接近黑市，市民兑换异常活跃，银元黑市价格暴跌，物价趋于稳定。人民政府逐渐提高收兑牌价，很快消灭银元黑市，使人民币成为事实上的本位币。这场斗争史称“银元之战”。
　　“银元之战”的胜利，基本结束了中国近代国内货币流通市场长期混乱的局面，银元黑市完全消失，人民币流通范围扩大，信誉日益巩固。

调控物资，“米棉之战”初战告捷

　　在“银元之战”后，资本家的投机活动从金融领域转向商品流通领域。平沪直达列车通车后，上海投机商便携款赴平津大量抢购物资，促使物价迅速上涨。
　　陈云对这次物价上涨是有心理准备的。他先领导中财委集中力量统筹调拨全国物资，以掌控市场物资供应，特别是粮食与纱布;然后利用市场吞吐政策，狠狠打击投机商人，稳住物价涨势。4月物价暴涨时，北京国营商业曾在九天内向市场抛售及向机关、企业等供应粮食7481万斤，拖住物价涨势。7月物价暴涨时，上海国营贸易机构抛售棉纱、棉布、大米和面粉，同样迅速控制住了物价。
　　上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着重要战略意义。陈云明确提出，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重点在大城市，首先是上海。为此，解放区各贸易公司加强和上海贸易公司的联系，纷纷在沪设立办事处和筹备处。
　　为促进城乡物资交流，陈云坚决反对地方保护主义。华东解放初期，徐州市人民政府曾发布告，实行凭证购运和运销，限制物资外流。针对此事，陈云指出：人民币已在全国流通，徐州为南北交通枢纽，限制物资交流恐有不妥。
　　通过上述措施综合发力，配合解放战争迅猛向南推进，陈云领导中财委平抑了7月物价涨风，取得与投机资本家“米棉之战”的初步胜利。

综合施策，根治旧中国恶性通货膨胀痼疾

　　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当时险恶经济形势的综合反映，上海问题尤其严重。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治理不断波动的物价，中央派陈云赴沪调查研究上海财经情况。毛泽东指示上海问题要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解决。
　　陈云抵达上海后，领导中财委召开上海财经会议，提出一系列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指导性意见和重要措施。从金融、物价、财政、贸易、管理以及军事和政治多角度确定的解决通货膨胀和财政困难的方针与政策，对解决旧中国持续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
　　在上海财经会议后，各地物价平稳，江南粮价有所回降;且秋收将至，交易频繁，需要大量货币。于是，中央决定发行五百元和千元券。新钞发行第一周，物价仍保持稳定。但陈云意识到，这种物价平稳的形势很不牢固，物价波动的深层隐患并未消除，随时会兴风作浪。
　　果然不出陈云预料。自10月15日以来，沪津、华中、西北再次出现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的风潮。至10月底，全国物价平均上涨44.9%。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四次物价涨风中，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物价涨幅最大的一次。
　　此时，新中国成立刚半个月，社会安定极为重要，物价猛涨，会使人心浮动。陈云立即全力领导中财委谋划稳定物价的措施，提出调运物资、紧缩银根、集中抛售、打击投机商人四项治理物价猛涨的综合措施。
　　综合施策两日后，京津市场逐步稳定。
　　新中国成立后，财经形势虽然严峻，但经济形态的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新政权的产生，为各级人民政府战胜财经困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物资的高效调运和收购，货币和税收强而有力的管控，市场物价及商品的吞吐和集中抛售，都在人民政府有计划的领导下强而有力地进行。投机资本家由于没有看清这种实质性的变化，纷纷破产。中共“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
　　恶性通货膨胀像恶魔一样，缠绕旧中国近12年。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采取包括税收、公债、币制改革等一系列经济手段进行治理，都未能奏效。中国共产党执政不到一年，陈云领导中财委即整治并结束了旧中国恶性通货膨胀局面，稳住了物价，向广大民众和曾嘲笑共产党“财经打0分”的民族资本家交出了一份出色答卷：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战场和政治斗争中是智者和胜者，在国家财经治理方面同样具有取胜的智慧和能力！
　　毛泽东高度评价，平抑物价、统一财经斗争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