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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世纪以来女性作家底层叙事的现实困境及策略研究》（课题编号：Z18JC077）。
摘 要：80后作家孙频始终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困境，她将人物置于极端情境下，通过极致化的性格书写和极端化的情节营构深入挖掘苦难至深处的悲悯，卑微至极中的尊严及坚硬现实背后那柔软的人心，表现对人性与命运的深刻反思，形成了孙频小说独特的叙事伦理。作家内心深处的“原生性创伤”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江健三郎和当代50后女性作家的文学传承都对其小说的叙事伦理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孙频小说；生存困境；极致叙事；叙事伦理
作者简介：史伟（1982.3-），女，汉族，河南三门峡人，武汉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女性文学、高职教育教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8-0-03
米兰·昆德拉说，“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在米兰·昆德拉看来，真正的小说应该是有超越性的，是对隐藏在现实之下的秘密经验的寻找和发现，是对人性深处的探询和思考，这既是小说存在的理由也是小说的使命与价值所在。作家孙频正是以的她创作实践寻找与确证着小说存在的理由。
孙频在“80”后作家群中无疑是具有一种“异质性”的存在，读她的小说经常会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欲罢”是指作品中对人在极端生存境遇的展示，对人心深处的卑污、阴暗与挣扎的逼视都太酷烈、太尖锐、太沉重，让人“不忍卒读”；但又似乎有一种叙事“魔力”，让你在阅读中体会到痛到极致的“快感”以致“罢之不能”。这种感受在我近日重读中篇小说《乩身》中再次得到确证。小说中 “想做女人而不得”的常勇和“欲做男人而不能”的杨德清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亲人”。为了找寻活下去的理由，杨德清迷恋上用钢筋刺穿脸颊的自残祭祀表演，常勇则在自残中走向最后的自焚。也许极度的受虐必须在极度的自虐中得到解脱，极度的自尊必须在极度的耻辱中得到释放，孙频小说的惨烈决绝可见一斑。这让人想起作家阎连科讲述的一个盲人打手电筒的故事对他写作的启示：“从这位盲人的身上，我感悟到了一种写作——它愈是黑暗，也愈为光明；愈是寒凉，也愈为温暖。它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让人们躲避它的存在。而我和我的写作，就是那个在黑暗中打开手电筒的盲人，行走在黑暗之中，用那有限的光亮，照着黑暗，尽量让人们看见黑暗而有目标和目的地闪开和躲避。”
以此反观孙频的小说，我们发现同样是把笔触伸向卑微到尘埃里的男人和女人，同样是向世道人心、人性的幽暗处开掘，孙频和阎连科显示出了不同的伦理向度。如果说阎连科笔下极致的黑暗与丑恶是一种“神实主义”的“超现实”并以此彰显出伦理价值，那么孙频笔下极致的冷峻与残酷则是为向人性至深处挖掘而创设的叙事背景，孙频将她的人物置于极致情境下，在极致的性格与情节构造中挖掘苦难至深处的悲悯，卑微至极中的尊严及坚硬现实背后那柔软的人心。《乩身》中常勇和杨德清不管多么卑微屈辱，却依然愿意在残酷的受虐中去找寻那一点点存在的理由，去获得哪怕一丝丝的尊严感，我想这就是孙频小说最打动人心的地方，也是孙频小说的叙事伦理。
一、极致化的性格书写
孙频叙述的几乎都是底层卑微的小人物，但她又有着与所谓“底层叙事”不同的美学追求，她的兴趣点不在于对残酷现实本身的描绘，而是深入到人物精神、性格乃至灵魂深处，探究人在极端生存困境下精神、心理的种种扭曲、变异，从而让读者直面酷烈的生存困境及人身上坚不可摧的生存信念。
小说《不速之客》中纪米萍是一个挣扎在底层的边缘小人物，作为陪酒女，她与客人上床从不收费，因为她固执地认为只要不收费就不算是妓女，而且她更固执地坚持“做爱是身体的事，爱则诉诸嘴唇和接吻”。皮肉生意后，纪米萍迷狂般地爱上了苏小军，千里迢迢坐火车去见苏小军，见面仅仅只是为了跟他上床，更让苏小军无法理解的是，每次做爱前都必须进行仪式般的接吻，否则这场性爱就无法进行下去。不管苏小军如何羞辱她赶她走，纪米萍都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般死不放手。直到苏小军被人打断腿成了残废，纪米萍才像是走入圣坛般地走进了苏小军的生活，成全了两人共同的残缺的卑微人生。无论是纪米萍对做爱与接吻的程式化的设定，还是对苏小军近乎朝圣般的爱情，都源于她极度偏执的性格。这种极端化的性格书写显然是超出日常经验逻辑的，这当然不仅是一种审美追求，更蕴藏着作家的伦理诉求。纪米萍是这个世界上最微不足道最没有尊严的小人物，可偏就是这么低贱的小人物内心深处最大的渴望却是爱与尊严，因为只有爱与尊严能够支撑她在现实的绝望中活下去。所以她所有偏执的背后是拼尽全力的自救，所有屈辱的极处是最大的自尊。孙频这样描述她笔下的纪米萍：“她其实是一开始就把自己钉在了十字架上，赤身裸体供人展览，然而就是在这巨大的羞耻之上她却为自己制造出了一种神奇的尊严，这点尊严如一束微弱的阳光罩着她，她在这点阳光之下居然也如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也凭空长出了活下去的能量。” 孙频在这种极端化性格书写中寄寓了一种写作理想，一种人性关怀，那就是对爱与尊严的信仰。
同样《一万种黎明》中的张银枝，自小迫于生存求学压力默默忍受被继父强奸达十年之久，持久强烈的屈辱感逐渐扭曲了她的性格，她像“一边啃面包一边卖淫的妓女”一样渴望被强暴，她渴望自我身份被认同哪怕是以这样不堪的方式。直到她遇到桑立明，为了他一句“荡妇的纯真是大纯真”，她开始了一场奋不顾身的愛情“朝圣之旅”，坚持数年每年坐火车硬座熬一个通宵去和桑立明见面，哪怕只是和他待上几个小时。孙频笔下的极端偏执性格不仅存在底层卑微人物身上，在那些看似有着光明未来的知识分子中同样存在。《自由故》中女博士吕月明“三十年里她平庸、顺从、卑微”终于一天她不再忍受，放弃学业，跟比自己更丑陋卑微的王发财上床，她想以此来羞辱世界，但最终不过贪图一点极度羞辱中的丝丝解脱快感罢了。《抚摸》中“她爱他，就是为了让他侮辱她”的张子屏，《丑闻》中在一次次堕落与自虐中寻找身份认同的大学教师张月如…… 孙频将笔下人物某种性格或精神推向极致，让我们看到了极端屈辱中极度的自尊，极致冷酷中对爱与温暖的极端渴望，极致黑暗中升腾起的救赎的希望。 二、极端化的情节营构
作家访谈中，孙频常被问及为什么经常把人物置于某种戏剧冲突特别强烈的情境甚至是某种绝境中，她说“我会写一些暴烈的、生冷的，与性有关的，与虐待有关的东西，这样写的时候我自身就有一种被释放的感觉。而且我会感觉到自己触摸到了人性中一些最隐秘的最黑暗的东西，这种东西不会因为不被写就消失。”
《同体》一开始就给了我们一个“凶猛酷烈”的局面，从山区进入城市打工的冯一灯被轮奸，绝望的深渊里温有亮伸手相救，给了她活下去的依凭，尽管温有亮对他的“爱”似有似无、忽冷忽热，冯一灯已经把他当作了活下去的全部勇气和理由。而这个时候真正的故事才刚刚上演，冯一灯心甘情愿地为他做“仙人跳”，没料想在他们决定金盆洗手的时候东窗事发，最后关头温有亮道出实情：“那个晚上抢劫你的人和轮奸你的人都是我指使的，……甚至那只啤酒瓶也是我设计好的”，一灯之前所有的悲惨遭际都是他精心策划的，甚至温有亮之前对她忽冷忽热的“爱情”也不过是有意为之的控制她的手段。但最终的结局是冯一灯宽宥了他，自己纵身跃入火海完成对这个“魔鬼和上帝”的最后献祭。
《柳僧》中倪慧决定在母亲完全痴呆之前带她回一趟阔别四十年的故乡。故乡自然不是想象中的温情之乡，舅舅们勉强热情的接待无非是看在有利可图的份上，等到发现不能从他们母女身上图到更多钱财的时候，就毫不留情地赶她们走了。当母女俩怀着沮丧失落的心情准备返回时，作者一下子就将情节发展推向了绝境，母亲一直不能忘怀的初恋情人张铁生和他的两个儿子出现在村口，他们抢劫并残忍杀害了母女俩。结尾处的场景阴森冷峻，令人不寒而栗，母女的尸体被扔在柳树林里，“周围是无边的柳树。古老的柳树像一群穿着黑衣的僧侣，正静静地看着她们。”不得不说，孙频是“残忍”的，故事里的不幸或者密集得让人透不过气，或者惨烈得让人难以呼吸。
在作者孙频看来，这种惨烈中带有一种力量，“我理解中的力量是这样的，是一种充满着罪与罚，善与恶，绝望与救赎，光明与黑暗的精神拷问，是一种为了他人的复活而进行的自我毁灭，是一种为了真正的爱而承受所有苦难的宗教情结。”这种把人的精神与处境推向极致的极端化叙事承载了作者对形而上的终极拷问，也包含了“对社会对文化对生命的一再思量”，“所看到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以及人生形态被我书写出来的时候也只会有一个狭小的偏执的窗口，我会在这个窗口里集中一些我所理解的冲突，用一种相对极端的方式去表达这窗口背后的东西。” 正是源于对社会、文化及人生的现实关切与思考，又有指向灵魂与命运的形上哲思，孙频小说营构的极端叙事不是为追求某种叙事效果的故事技巧，而随着叙述的推进我们能够进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在极致的精神困境中思考人物性格与命运的来路与归处，从而对人物达成最深层的理解和同情。
三、极致之外：对爱与温情，悲悯与救赎的守望
孙频在谈到小说创作时曾说，小说中应该有珍藏在作家内心最深处的东西，“这点最坚定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其实还是一个作家对人和人性最终的谅解与悲悯，还有对世间万物最朴素、最真挚的一点诗意。那么，这点最坚定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最柔软的东西，柔软得如同包裹在小说里的心脏。而我觉得这小说中最内在的心跳聲不是那种惟妙惟肖的物质性，而是一个作家最深的疼痛和情感，这疼痛和情感犹如血液的流淌，是别的东西所无法替代的，这也将是一个小说最后的品格。”
《东山宴》里如“地母”般的白氏，痴傻却因缺少母爱有着严重恋乳症的阿德，母亲改嫁被当做累赘的采采，扭曲的关系，偏执乃至疯狂的性格，读来让人错愕、压抑又有着难以名状的心疼。对爱与温暖极度渴望又不可得使得采采内心扭曲，她拼命往人群里钻幻想着被人爱着被抚摸着的感觉，所有人包括她的母亲都认为她疯了，把她关了起来。只有“白氏久久地看着她小小的背影，忽然又一次在心里烧过一阵疼痛， 她对这个姑娘的疼痛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有时候，人就为了那一点点被爱的感觉， 都是情愿赴汤蹈火粉身碎骨的吧。……”是啊，也正是这内心深处的一点点爱让采采扭曲的内心得到了一些宽慰。在阿德的身上，采采看到了自己，也找到了缺失的东西。小说结尾，阿德死在奶奶白氏和妈妈的坟前，“她轰地跪倒在地， 把整张脸都埋在泥土里久久啜泣着。 雪一样的月光大片大片砸下来， 盖住了人间这些大大小小的坟墓。”因着这点爱与温暖，绝望中也就包蕴着一丝希望。《我看过草叶葳蕤》中李天星是一个在时代错位中不断找寻自我又不断自我否定的边缘小人物，情欲的放纵并不能使他得到解脱，最终他决定回到故乡回到杨国红身边，“他回到交城县的那一天，杨国红早已等在车站接他，她一头花白的卷发，看起来安洋如银器”。李天星与杨国红既是情人又像是母子的关系看似荒诞，却有着内在的合理性。他们都是被大时代抛弃的小人物，在疯狂的情欲释放中获得了情感上的慰藉，两个孤独的灵魂相互依偎以获得对抗庸常生活的力量和勇气。这大概就是作家心中的“对人和人性最终的谅解和悲悯”吧。
近来孙频小说中篇小说集《松林夜宴图》显示出作家创作往更开阔与自由处开掘的努力，也逐渐褪去了之前的“生冷暴烈”而变得“柔软温和”，但她对人与人性的同情与悲悯，对人的灵魂与命运的深度思考与追问是一以贯之的。《光辉岁月》给我们讲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的精神史。梁珊珊出生于小城镇，1995年考入大学，1998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炼钢厂，三年后工厂倒闭，梁珊珊选择重回校园考研究生。毕业后她做过记者、时尚杂志编辑，银行信托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男友公司破产，梁姗姗又选择回到学校读博士，并在毕业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回故乡，回到离亲人和亲人的坟墓最近的地方”，最终梁姗姗做了一名县城里中学语文教师，并以情妇的位置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看得出来，作者在梁珊珊身上是投注了深情的，她对梁姗姗身上那种“个体与时代撕裂时的阵痛与挣扎”和苍凉悲壮的岁月感给予了深刻的理解与同情， “写梁姗姗这样一个人物，本身就是在写一代人的命运，写一代人的泪与笑，写一代人与时代的搏斗与和解。最后得到的也许只是一种与自我的和解。”这种自我的和解正是孙频给予笔下人物的最深的理解和最大的同情。 孙频的小说通过极致叙事向我们展示了人的生存困境和困境中人幽微复杂的精神世界，表现出对人性的深刻关怀，对灵魂救赎的不断思索。孙频相信“文学必定会带有补偿与救赎的性质，它生来就是要与黑暗和绝望抗争的，是用来消解苦难的，对于人们来说，这种生才是文学中的生。”这正是孙频小说的叙事伦理，也是她对于文学价值的坚守。
四、孙频小说叙事伦理的成因
孙频小说中对人的生存困境的逼视，特别是对人与人之间紧张关系的表现，对尊严与耻辱的不断逼视都源于作家内心深处的“原生性创伤”。诚如孙频所说，这种隐秘的精神创伤未必等同于童年的不幸，而是“各种因素叠加起来之后，无可回避地对一个人的精神气质和深层次性格产生的影响。”孙频出生在山西交城县一个普通家庭里，她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经历见闻，特别是这些成长经历在一个敏感的心灵中引起的感受与思考共同形成了孙频创作中心理定式。“穷人见得太多，自然会对人的生存困境异常感兴趣，感兴趣的还包括在这种困境下所出现的人的灵魂的生态问题。”所以在孙频小说中，那些在物质与精神双重困境下挣扎的底层人物，那些极致情境下的偏执与疯狂，那些对孤独与庸常的反抗，都源于作家内心深处的精神创伤。作家对此有高度的自觉：“作家无论怎么写，可能都摆脱不了一些原生性的创伤与折磨的纠缠，于是写作变成一种对最初的创伤的演练” 童年经验、成长经历和精神气质共同积淀成孙频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底色”，“我是那种内心深处带着绝望色彩的人，底色是苍冷的，很早就了悟了人生中种种琐碎的齿啮与痛苦，所以我写东西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关注人性中那些最冷最暗的地方”这种“原生性的创伤”既是作家走上写作旅程的内在动机也是作家写作中先在的“意向结构”，影响着作家的题材选择、情感倾向与创作风格，必然影响小说创作的叙事伦理。对此，孙频是有着深度自觉的：“身为作家必须有一些最起码的道德良知和正义感，还要有对人类很深的悲悯情怀，要在苦难中寻找光明，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除了内在的“原生性创伤”，孙频小说对人精神深处的开掘和对靈魂的深度拷问离不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就是要写出“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鲁迅曾评价说他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他对孙频小说的影响不仅让她关注到人的生存困境，也影响她对人的精神心理特别是某种偏执病态心理的关注。孙频也是从这里找到与自己内在相通的精神气质，“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是因为他出入于神性和魔性两极，用哲学和宗教的情怀到达了人类思想中最深最暗的地方。” 大江健三郎“对真相的彻底的探究和呼唤”和对人的存在困境的关注也影响了孙频小说对生命宽度及人性深度的追求。此外，当代50年代的女性作家们对女性生命状态和生存困境的思考也对孙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孙频来说，“精神上的探索和内心的疼痛与感情” 对于小说创作来说是更为重要和本质的东西。
孙频始终将笔触对准人的生存困境，表现出对人的命运和人性的深刻反思，这是她作为80后作家的特别之处。她既深入挖掘人性最深处的晦暗与冷峻，也给予人性、人心最大的同情与怜悯，这正是孙频小说的独特价值所在。当然，有时候作者过于强大的先验预设也会影响小说人物性格命运的自然发展，而对于极致生存困境刻意营造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庆幸的是，孙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随后的作品如《松林夜宴图》、《光辉岁月》一如既往地表现了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注，但在文字背后增加了一些理性的思考，给予人物性格命运发展更为扎实的现实根基。我们期待孙频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参考文献：
[1][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译者：董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6-7.
[2]孙频.作家的心理空间书屋[J].书屋，2016（8）：73.
[3]孙频、郑小驴.内心的旅程——对话：孙频
摘 要：80后作家孙频始终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困境，她将人物置于极端情境下，通过极致化的性格书写和极端化的情节营构深入挖掘苦难至深处的悲悯，卑微至极中的尊严及坚硬现实背后那柔软的人心，表现对人性与命运的深刻反思，形成了孙频小说独特的叙事伦理。作家内心深处的“原生性创伤”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江健三郎和当代50后女性作家的文学传承都对其小说的叙事伦理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孙频小说；生存困境；极致叙事；叙事伦理
作者简介：史伟（1982.3-），女，汉族，河南三门峡人，武汉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女性文学、高职教育教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8-0-03
米兰·昆德拉说，“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在米兰·昆德拉看来，真正的小说应该是有超越性的，是对隐藏在现实之下的秘密经验的寻找和发现，是对人性深处的探询和思考，这既是小说存在的理由也是小说的使命与价值所在。作家孙频正是以的她创作实践寻找与确证着小说存在的理由。
孙频在“80”后作家群中无疑是具有一种“异质性”的存在，读她的小说经常会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欲罢”是指作品中对人在极端生存境遇的展示，对人心深处的卑污、阴暗与挣扎的逼视都太酷烈、太尖锐、太沉重，让人“不忍卒读”；但又似乎有一种叙事“魔力”，让你在阅读中体会到痛到极致的“快感”以致“罢之不能”。这种感受在我近日重读中篇小说《乩身》中再次得到确证。小说中 “想做女人而不得”的常勇和“欲做男人而不能”的杨德清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亲人”。为了找寻活下去的理由，杨德清迷恋上用钢筋刺穿脸颊的自残祭祀表演，常勇则在自残中走向最后的自焚。也许极度的受虐必须在极度的自虐中得到解脱，极度的自尊必须在极度的耻辱中得到释放，孙频小说的惨烈决绝可见一斑。这让人想起作家阎连科讲述的一个盲人打手电筒的故事对他写作的启示：“从这位盲人的身上，我感悟到了一种写作——它愈是黑暗，也愈为光明；愈是寒凉，也愈为温暖。它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让人们躲避它的存在。而我和我的写作，就是那个在黑暗中打开手电筒的盲人，行走在黑暗之中，用那有限的光亮，照着黑暗，尽量让人们看见黑暗而有目标和目的地闪开和躲避。”
以此反观孙频的小说，我们发现同样是把笔触伸向卑微到尘埃里的男人和女人，同样是向世道人心、人性的幽暗处开掘，孙频和阎连科显示出了不同的伦理向度。如果说阎连科笔下极致的黑暗与丑恶是一种“神实主义”的“超现实”并以此彰显出伦理价值，那么孙频笔下极致的冷峻与残酷则是为向人性至深处挖掘而创设的叙事背景，孙频将她的人物置于极致情境下，在极致的性格与情节构造中挖掘苦难至深处的悲悯，卑微至极中的尊严及坚硬现实背后那柔软的人心。《乩身》中常勇和杨德清不管多么卑微屈辱，却依然愿意在残酷的受虐中去找寻那一点点存在的理由，去获得哪怕一丝丝的尊严感，我想这就是孙频小说最打动人心的地方，也是孙频小说的叙事伦理。
一、极致化的性格书写
孙频叙述的几乎都是底层卑微的小人物，但她又有着与所谓“底层叙事”不同的美学追求，她的兴趣点不在于对残酷现实本身的描绘，而是深入到人物精神、性格乃至灵魂深处，探究人在极端生存困境下精神、心理的种种扭曲、变异，从而让读者直面酷烈的生存困境及人身上坚不可摧的生存信念。
小说《不速之客》中纪米萍是一个挣扎在底层的边缘小人物，作为陪酒女，她与客人上床从不收费，因为她固执地认为只要不收费就不算是妓女，而且她更固执地坚持“做爱是身体的事，爱则诉诸嘴唇和接吻”。皮肉生意后，纪米萍迷狂般地爱上了苏小军，千里迢迢坐火车去见苏小军，见面仅仅只是为了跟他上床，更让苏小军无法理解的是，每次做爱前都必须进行仪式般的接吻，否则这场性爱就无法进行下去。不管苏小军如何羞辱她赶她走，纪米萍都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般死不放手。直到苏小军被人打断腿成了残废，纪米萍才像是走入圣坛般地走进了苏小军的生活，成全了两人共同的残缺的卑微人生。无论是纪米萍对做爱与接吻的程式化的设定，还是对苏小军近乎朝圣般的爱情，都源于她极度偏执的性格。这种极端化的性格书写显然是超出日常经验逻辑的，这当然不仅是一种审美追求，更蕴藏着作家的伦理诉求。纪米萍是这个世界上最微不足道最没有尊严的小人物，可偏就是这么低贱的小人物内心深处最大的渴望却是爱与尊严，因为只有爱与尊严能够支撑她在现实的绝望中活下去。所以她所有偏执的背后是拼尽全力的自救，所有屈辱的极处是最大的自尊。孙频这样描述她笔下的纪米萍：“她其实是一开始就把自己钉在了十字架上，赤身裸体供人展览，然而就是在这巨大的羞耻之上她却为自己制造出了一种神奇的尊严，这点尊严如一束微弱的阳光罩着她，她在这点阳光之下居然也如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也凭空长出了活下去的能量。” 孙频在这种极端化性格书写中寄寓了一种写作理想，一种人性关怀，那就是对爱与尊严的信仰。
同样《一万种黎明》中的张银枝，自小迫于生存求学压力默默忍受被继父强奸达十年之久，持久强烈的屈辱感逐渐扭曲了她的性格，她像“一边啃面包一边卖淫的妓女”一样渴望被强暴，她渴望自我身份被认同哪怕是以这样不堪的方式。直到她遇到桑立明，为了他一句“荡妇的纯真是大纯真”，她开始了一场奋不顾身的愛情“朝圣之旅”，坚持数年每年坐火车硬座熬一个通宵去和桑立明见面，哪怕只是和他待上几个小时。孙频笔下的极端偏执性格不仅存在底层卑微人物身上，在那些看似有着光明未来的知识分子中同样存在。《自由故》中女博士吕月明“三十年里她平庸、顺从、卑微”终于一天她不再忍受，放弃学业，跟比自己更丑陋卑微的王发财上床，她想以此来羞辱世界，但最终不过贪图一点极度羞辱中的丝丝解脱快感罢了。《抚摸》中“她爱他，就是为了让他侮辱她”的张子屏，《丑闻》中在一次次堕落与自虐中寻找身份认同的大学教师张月如…… 孙频将笔下人物某种性格或精神推向极致，让我们看到了极端屈辱中极度的自尊，极致冷酷中对爱与温暖的极端渴望，极致黑暗中升腾起的救赎的希望。 二、极端化的情节营构
作家访谈中，孙频常被问及为什么经常把人物置于某种戏剧冲突特别强烈的情境甚至是某种绝境中，她说“我会写一些暴烈的、生冷的，与性有关的，与虐待有关的东西，这样写的时候我自身就有一种被释放的感觉。而且我会感觉到自己触摸到了人性中一些最隐秘的最黑暗的东西，这种东西不会因为不被写就消失。”
《同体》一开始就给了我们一个“凶猛酷烈”的局面，从山区进入城市打工的冯一灯被轮奸，绝望的深渊里温有亮伸手相救，给了她活下去的依凭，尽管温有亮对他的“爱”似有似无、忽冷忽热，冯一灯已经把他当作了活下去的全部勇气和理由。而这个时候真正的故事才刚刚上演，冯一灯心甘情愿地为他做“仙人跳”，没料想在他们决定金盆洗手的时候东窗事发，最后关头温有亮道出实情：“那个晚上抢劫你的人和轮奸你的人都是我指使的，……甚至那只啤酒瓶也是我设计好的”，一灯之前所有的悲惨遭际都是他精心策划的，甚至温有亮之前对她忽冷忽热的“爱情”也不过是有意为之的控制她的手段。但最终的结局是冯一灯宽宥了他，自己纵身跃入火海完成对这个“魔鬼和上帝”的最后献祭。
《柳僧》中倪慧决定在母亲完全痴呆之前带她回一趟阔别四十年的故乡。故乡自然不是想象中的温情之乡，舅舅们勉强热情的接待无非是看在有利可图的份上，等到发现不能从他们母女身上图到更多钱财的时候，就毫不留情地赶她们走了。当母女俩怀着沮丧失落的心情准备返回时，作者一下子就将情节发展推向了绝境，母亲一直不能忘怀的初恋情人张铁生和他的两个儿子出现在村口，他们抢劫并残忍杀害了母女俩。结尾处的场景阴森冷峻，令人不寒而栗，母女的尸体被扔在柳树林里，“周围是无边的柳树。古老的柳树像一群穿着黑衣的僧侣，正静静地看着她们。”不得不说，孙频是“残忍”的，故事里的不幸或者密集得让人透不过气，或者惨烈得让人难以呼吸。
在作者孙频看来，这种惨烈中带有一种力量，“我理解中的力量是这样的，是一种充满着罪与罚，善与恶，绝望与救赎，光明与黑暗的精神拷问，是一种为了他人的复活而进行的自我毁灭，是一种为了真正的爱而承受所有苦难的宗教情结。”这种把人的精神与处境推向极致的极端化叙事承载了作者对形而上的终极拷问，也包含了“对社会对文化对生命的一再思量”，“所看到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以及人生形态被我书写出来的时候也只会有一个狭小的偏执的窗口，我会在这个窗口里集中一些我所理解的冲突，用一种相对极端的方式去表达这窗口背后的东西。” 正是源于对社会、文化及人生的现实关切与思考，又有指向灵魂与命运的形上哲思，孙频小说营构的极端叙事不是为追求某种叙事效果的故事技巧，而随着叙述的推进我们能够进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在极致的精神困境中思考人物性格与命运的来路与归处，从而对人物达成最深层的理解和同情。
三、极致之外：对爱与温情，悲悯与救赎的守望
孙频在谈到小说创作时曾说，小说中应该有珍藏在作家内心最深处的东西，“这点最坚定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其实还是一个作家对人和人性最终的谅解与悲悯，还有对世间万物最朴素、最真挚的一点诗意。那么，这点最坚定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最柔软的东西，柔软得如同包裹在小说里的心脏。而我觉得这小说中最内在的心跳聲不是那种惟妙惟肖的物质性，而是一个作家最深的疼痛和情感，这疼痛和情感犹如血液的流淌，是别的东西所无法替代的，这也将是一个小说最后的品格。”
《东山宴》里如“地母”般的白氏，痴傻却因缺少母爱有着严重恋乳症的阿德，母亲改嫁被当做累赘的采采，扭曲的关系，偏执乃至疯狂的性格，读来让人错愕、压抑又有着难以名状的心疼。对爱与温暖极度渴望又不可得使得采采内心扭曲，她拼命往人群里钻幻想着被人爱着被抚摸着的感觉，所有人包括她的母亲都认为她疯了，把她关了起来。只有“白氏久久地看着她小小的背影，忽然又一次在心里烧过一阵疼痛， 她对这个姑娘的疼痛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有时候，人就为了那一点点被爱的感觉， 都是情愿赴汤蹈火粉身碎骨的吧。……”是啊，也正是这内心深处的一点点爱让采采扭曲的内心得到了一些宽慰。在阿德的身上，采采看到了自己，也找到了缺失的东西。小说结尾，阿德死在奶奶白氏和妈妈的坟前，“她轰地跪倒在地， 把整张脸都埋在泥土里久久啜泣着。 雪一样的月光大片大片砸下来， 盖住了人间这些大大小小的坟墓。”因着这点爱与温暖，绝望中也就包蕴着一丝希望。《我看过草叶葳蕤》中李天星是一个在时代错位中不断找寻自我又不断自我否定的边缘小人物，情欲的放纵并不能使他得到解脱，最终他决定回到故乡回到杨国红身边，“他回到交城县的那一天，杨国红早已等在车站接他，她一头花白的卷发，看起来安洋如银器”。李天星与杨国红既是情人又像是母子的关系看似荒诞，却有着内在的合理性。他们都是被大时代抛弃的小人物，在疯狂的情欲释放中获得了情感上的慰藉，两个孤独的灵魂相互依偎以获得对抗庸常生活的力量和勇气。这大概就是作家心中的“对人和人性最终的谅解和悲悯”吧。
近来孙频小说中篇小说集《松林夜宴图》显示出作家创作往更开阔与自由处开掘的努力，也逐渐褪去了之前的“生冷暴烈”而变得“柔软温和”，但她对人与人性的同情与悲悯，对人的灵魂与命运的深度思考与追问是一以贯之的。《光辉岁月》给我们讲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的精神史。梁珊珊出生于小城镇，1995年考入大学，1998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炼钢厂，三年后工厂倒闭，梁珊珊选择重回校园考研究生。毕业后她做过记者、时尚杂志编辑，银行信托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男友公司破产，梁姗姗又选择回到学校读博士，并在毕业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回故乡，回到离亲人和亲人的坟墓最近的地方”，最终梁姗姗做了一名县城里中学语文教师，并以情妇的位置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看得出来，作者在梁珊珊身上是投注了深情的，她对梁姗姗身上那种“个体与时代撕裂时的阵痛与挣扎”和苍凉悲壮的岁月感给予了深刻的理解与同情， “写梁姗姗这样一个人物，本身就是在写一代人的命运，写一代人的泪与笑，写一代人与时代的搏斗与和解。最后得到的也许只是一种与自我的和解。”这种自我的和解正是孙频给予笔下人物的最深的理解和最大的同情。 孙频的小说通过极致叙事向我们展示了人的生存困境和困境中人幽微复杂的精神世界，表现出对人性的深刻关怀，对灵魂救赎的不断思索。孙频相信“文学必定会带有补偿与救赎的性质，它生来就是要与黑暗和绝望抗争的，是用来消解苦难的，对于人们来说，这种生才是文学中的生。”这正是孙频小说的叙事伦理，也是她对于文学价值的坚守。
四、孙频小说叙事伦理的成因
孙频小说中对人的生存困境的逼视，特别是对人与人之间紧张关系的表现，对尊严与耻辱的不断逼视都源于作家内心深处的“原生性创伤”。诚如孙频所说，这种隐秘的精神创伤未必等同于童年的不幸，而是“各种因素叠加起来之后，无可回避地对一个人的精神气质和深层次性格产生的影响。”孙频出生在山西交城县一个普通家庭里，她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经历见闻，特别是这些成长经历在一个敏感的心灵中引起的感受与思考共同形成了孙频创作中心理定式。“穷人见得太多，自然会对人的生存困境异常感兴趣，感兴趣的还包括在这种困境下所出现的人的灵魂的生态问题。”所以在孙频小说中，那些在物质与精神双重困境下挣扎的底层人物，那些极致情境下的偏执与疯狂，那些对孤独与庸常的反抗，都源于作家内心深处的精神创伤。作家对此有高度的自觉：“作家无论怎么写，可能都摆脱不了一些原生性的创伤与折磨的纠缠，于是写作变成一种对最初的创伤的演练” 童年经验、成长经历和精神气质共同积淀成孙频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底色”，“我是那种内心深处带着绝望色彩的人，底色是苍冷的，很早就了悟了人生中种种琐碎的齿啮与痛苦，所以我写东西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关注人性中那些最冷最暗的地方”这种“原生性的创伤”既是作家走上写作旅程的内在动机也是作家写作中先在的“意向结构”，影响着作家的题材选择、情感倾向与创作风格，必然影响小说创作的叙事伦理。对此，孙频是有着深度自觉的：“身为作家必须有一些最起码的道德良知和正义感，还要有对人类很深的悲悯情怀，要在苦难中寻找光明，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除了内在的“原生性创伤”，孙频小说对人精神深处的开掘和对靈魂的深度拷问离不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就是要写出“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鲁迅曾评价说他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他对孙频小说的影响不仅让她关注到人的生存困境，也影响她对人的精神心理特别是某种偏执病态心理的关注。孙频也是从这里找到与自己内在相通的精神气质，“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是因为他出入于神性和魔性两极，用哲学和宗教的情怀到达了人类思想中最深最暗的地方。” 大江健三郎“对真相的彻底的探究和呼唤”和对人的存在困境的关注也影响了孙频小说对生命宽度及人性深度的追求。此外，当代50年代的女性作家们对女性生命状态和生存困境的思考也对孙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孙频来说，“精神上的探索和内心的疼痛与感情” 对于小说创作来说是更为重要和本质的东西。
孙频始终将笔触对准人的生存困境，表现出对人的命运和人性的深刻反思，这是她作为80后作家的特别之处。她既深入挖掘人性最深处的晦暗与冷峻，也给予人性、人心最大的同情与怜悯，这正是孙频小说的独特价值所在。当然，有时候作者过于强大的先验预设也会影响小说人物性格命运的自然发展，而对于极致生存困境刻意营造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庆幸的是，孙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随后的作品如《松林夜宴图》、《光辉岁月》一如既往地表现了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注，但在文字背后增加了一些理性的思考，给予人物性格命运发展更为扎实的现实根基。我们期待孙频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参考文献：
[1][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译者：董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6-7.
[2]孙频.作家的心理空间书屋[J].书屋，2016（8）：73.
[3]孙频、郑小驴.内心的旅程——对话：孙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