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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可反复循环利用的经济发展模式比污染末端治理和清洁生产更高层次的社会模式
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外驱力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居世界前列，但要清醒认识到，这种高增长是通过资源的高消耗换来的。我国每创造一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是日本的11．5倍，我们每一单位GDP产出所消耗的水资源、矿石资源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资源高消耗的另一面就是污染物的大量排放而造成环境受污染和生态被破坏。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刚刚开始富裕起来的城市居民已经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发达国家曾经时髦过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大城市人均垃圾产生量已经接近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许多城市都在为寻找足够多的地盘处理城市垃圾而头痛不已。广东省是我国经济规模最大的省份之一，但资源利用还是粗放型的，有些指标甚至还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号称“世界工厂”的珠江三角洲，在生产出大量产品的同时，又排放出大量废气、废水、废物，环境不堪污染重负。
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依靠大量进口资源来维持高速增长，难度很大。2004年我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多种原材料需求趋旺，我国短时间内从国际市场大量购买原油、铁矿石、钢材等原材料，使这类产品涨价，大宗的原材料运输也推动了国际海运市场价格上扬。许多进口这类产品的中小国家因此受到影响，它们可能会认为中国的发展给它们带来一场噩梦，是一种威胁。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可能会利用这种恐慌心理，拉拢这些国家对我国进行联合打压和堵截，使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趋于恶化，甚至可能导致摩擦和冲突，延缓和平崛起。欧盟等西方国家设置的“绿色壁垒”等非关税贸易壁垒，要求贸易对手国对某些出口商品及其包装容器进行回收，这也是促使我们发展循环经济的外部动力。广东省作为我国外贸额最大的省份，受到的压力和影响最大、最直接。
传统经济模式“资源——产品——排放”的单向流动，一方面索取大量天然资源，一方面加工生产出来的产品使用后成为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造成经济和环境的尖锐对立。与此相反，循环经济是一种资源反复循环利用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实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半封闭循环，在再一次的新循环中，充分利用废弃物中的资源并补充部分新资源，生产新产品，既减少资源消耗，又减少污染排放，实现经济和环境和谐发展。由此可见，循环经济的模式，节约型社会之路，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循环经济要具备的三个条件
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情势来看，发展循环经济都是非常迫切的。然而，发展循环经济并不是发文开会就可以做到的简单的事情，它需要有充分准备和条件。在笔者看来，以下三项是必不可少的。
(一)法治的强迫力转化为推动力
所谓强迫力主要是指法律法规以及行政命令的约束力。循环经济包括三种意义上的循环，一个是单一企业内部的循环，一个是同一产业链上不同企业之间的循环，还有一个是整个社会的循环，即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经过流通进入消费领域、再由消费领域废弃而进入回收利用渠道这样一个包括整个社会在内的大循环。对于第一种和第二种循环，法律和法规的主要作用是引导、鼓励、规范企业行为，设置必要的准人制度和门槛，促使企业采用先进工艺技术，实施清洁生产和循环利用原材料，使企业向节能节水减污的高效方向转变，实现增产减污。对于第三种循环，法律必须明确规定政府、企业、消费者在循环经济中各自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明确规定一系列可实现的回收和循环利用指标，例如水和材料的回收再利用率等，明确规定达标的上限时间。
法律法规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迫使企业承担废弃物排放的处理处置工作，将原来废弃物排放的外部性转变成企业的内部性。如果一个企业的产品成本只包含原材料、场地、劳动力等，产品消费后废弃物处理处置的成本全由社会来承担，那么企业就自然倾向于生产大量简单、方便、用了就扔的产品，以获得更大利润。这样，社会就要承担更多的废弃物处理处置任务，资源消耗就会更快。但如果在有关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中规定企业必须承担废弃物处理处置的部分或全部责任，那么，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就必须考虑产品废弃后处理的成本，就是说废弃物处理处置的费用纳入产品成本核算。这样一来，市场经济的原则就真正渗入到废弃物管理中，企业就会积极设法从各环节尽可能减少废弃物排放量，从而减少成本，比如提高产品使用寿命，选用方便回收利用且污染少的材料，从产品开始设计就充分考虑废弃后回收和循环利用的便利性等。竞争中，产品废弃物处理得好的企业很可能最后取胜。这种将生产者的责任扩大到产品废弃后的处理和回收循环利用环节的原则称为“扩大的生产者责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它跟以往的“污染者负担”(Polluter Pay Principle)原则相比，在观念上前进了一大步。这些都是在法治的强迫力转化为推动力的过程中由企业主动实现的。
(二)创新技术：实现效益环保双赢
实施循环经济的第二个条件是技术，尤其是自主创新的技术。日本在2001年4月实行了《特定家庭用机器在商品法》(简称“家电循环法”)，规定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空调机四种大型家电实行回收利用后，要将废旧电视机的显像管前后两种不同性质的玻璃准确分开回收，再次以之制作成同样性能的电视机显像管，收到较高的回收效益。如果没有好的技术，简单地将显像管打碎作为一般玻璃进行回收，那就只可能制作普通的玻璃瓶子，收不到高效益，循环经济便难以为继。松下电器设立的家电回收工厂就使用了80多项自己研发的专利技术。如果没有科技创新，没有过硬的技术，循环经济就会成为企业的沉重负担，弄不好非但不能节省资源，反而要投入更多资源。
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无数事实证明根本出路在科技创新。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国会要通过一部名为“马士基法”的法案，此法案要求将汽车发动机尾气中氮氧化物排放量削减90％，以减少污染。当时占据垄断地位的美国汽车三巨头联合起来游说，认为如果实施该法案就是自己掐自己的脖子，将会大大削弱美国汽车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其他国家就会乘机超越美国。在三巨头强力游说下，美国没有实施马士基法。1973年，日本本田技研和东洋工业通过研究，首次研制出符合美国马士基法要求的汽车发动机，成功将尾气中的氮氧化物排放量减少到当时平均水平的10％。此后不久，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配备了环保节能发动机的日本汽车脱颖而出，成功打进美 国市场，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这是以科技研究和创新实现发展与环保双赢的范例。技术问题解决了，循环经济就可以轻装上阵。
(三)培养公民的高度环境意识
有了循环经济相关法律，有了较好的技术，未必就能够在企业中实行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千家万户废弃的东西如果没有众人的支持和协助，是很难收集起来送去循环利用的。环境问题不是单靠高技术就能解决的，更多时候需要的是“low-tech”，就是说解决环境问题所需要的技术可能并不尖端，但是需要广大市民的参与和协助。比如要将每家每户的垃圾最大限度回收，就必须分类收集，而且，不同种类垃圾的收集应在不同的日子进行，不同性质的垃圾要放置于不同的地点，作不同的处理。分类收集的前提是分类排放，排放垃圾的最小单位——家庭首先分好，在规定的时间放到规定的地方，由专门的人员收集。保护环境、建设循环社会需要每个家庭、每个市民参与，因此，市民要约束自己的行为，改变自身的陋习，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
改变习惯和行为方式需要不懈的教育，这比制定法律、研发技术要难得多。几年前，笔者曾经在瑞典南部一个垃圾填埋场看到，修整花园割下的废草和树枝被当作堆肥的原料填埋，带有油漆的废家具则挑出来另外填埋，避免了重金属和其他有毒有机物污染堆肥料，进而污染土壤。如果公民不具有高度环境意识，就不会有这些自觉的行为。我们的国民跟他们相比差距还很大。
在日本，《家电循环法》规定，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和空调机四种家用电器的消费者在丢弃这些物品时，要交纳2400至4600日元的回收处理费，还要视运输距离远近交纳一定的运输费。实施这个法规，不少人担心会出现为逃避承担费用而将废物偷偷扔到山沟、荒地。但结果出人意料，回收工作井井有条，偷扔现象极其个别。这就是具有高度环保意识的高素质市民的突出表现。
以后发优势规避生态风险
在我国，要完全具备上述这些条件，还有很大距离。我国有关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正在制定；循环经济技术能力还很不足，能从循环利用中获得利润又不污染环境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还很少；将现代环保意识灌输到市民的思想和习惯中并使之变为自觉行为还需要长期教育。
循环经济是比污染末端治理和清洁生产更高层次的经济模式，或者说社会模式。发达国家虽然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但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和科技实力，经过几十年的矫治，基本控制了传统型的环境污染，在资源利用普遍比较节省和高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循环经济和循环型社会的理念并付诸实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目前还有大量环境污染的“债”需要逐步清还，这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还会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这将带来更多新的环境污染问题；我们的国民经济生产目前还属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产出的浪费——污染型模式，对能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的使用还处在粗放状态。今天，当我们提出发展循环经济时，应该清楚地看到面临的困难，明确现阶段和今后的任务。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实施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的后发优势，应该充分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尽早地、最大限度地防范和规避环境与生态风险。我们要走的路将会很长，但从现在起必须开始迈步，这一点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
(作者系广东省政协委员、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工学博士)
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外驱力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居世界前列，但要清醒认识到，这种高增长是通过资源的高消耗换来的。我国每创造一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是日本的11．5倍，我们每一单位GDP产出所消耗的水资源、矿石资源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资源高消耗的另一面就是污染物的大量排放而造成环境受污染和生态被破坏。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刚刚开始富裕起来的城市居民已经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发达国家曾经时髦过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大城市人均垃圾产生量已经接近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许多城市都在为寻找足够多的地盘处理城市垃圾而头痛不已。广东省是我国经济规模最大的省份之一，但资源利用还是粗放型的，有些指标甚至还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号称“世界工厂”的珠江三角洲，在生产出大量产品的同时，又排放出大量废气、废水、废物，环境不堪污染重负。
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依靠大量进口资源来维持高速增长，难度很大。2004年我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多种原材料需求趋旺，我国短时间内从国际市场大量购买原油、铁矿石、钢材等原材料，使这类产品涨价，大宗的原材料运输也推动了国际海运市场价格上扬。许多进口这类产品的中小国家因此受到影响，它们可能会认为中国的发展给它们带来一场噩梦，是一种威胁。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可能会利用这种恐慌心理，拉拢这些国家对我国进行联合打压和堵截，使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趋于恶化，甚至可能导致摩擦和冲突，延缓和平崛起。欧盟等西方国家设置的“绿色壁垒”等非关税贸易壁垒，要求贸易对手国对某些出口商品及其包装容器进行回收，这也是促使我们发展循环经济的外部动力。广东省作为我国外贸额最大的省份，受到的压力和影响最大、最直接。
传统经济模式“资源——产品——排放”的单向流动，一方面索取大量天然资源，一方面加工生产出来的产品使用后成为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造成经济和环境的尖锐对立。与此相反，循环经济是一种资源反复循环利用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实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半封闭循环，在再一次的新循环中，充分利用废弃物中的资源并补充部分新资源，生产新产品，既减少资源消耗，又减少污染排放，实现经济和环境和谐发展。由此可见，循环经济的模式，节约型社会之路，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循环经济要具备的三个条件
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情势来看，发展循环经济都是非常迫切的。然而，发展循环经济并不是发文开会就可以做到的简单的事情，它需要有充分准备和条件。在笔者看来，以下三项是必不可少的。
(一)法治的强迫力转化为推动力
所谓强迫力主要是指法律法规以及行政命令的约束力。循环经济包括三种意义上的循环，一个是单一企业内部的循环，一个是同一产业链上不同企业之间的循环，还有一个是整个社会的循环，即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经过流通进入消费领域、再由消费领域废弃而进入回收利用渠道这样一个包括整个社会在内的大循环。对于第一种和第二种循环，法律和法规的主要作用是引导、鼓励、规范企业行为，设置必要的准人制度和门槛，促使企业采用先进工艺技术，实施清洁生产和循环利用原材料，使企业向节能节水减污的高效方向转变，实现增产减污。对于第三种循环，法律必须明确规定政府、企业、消费者在循环经济中各自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明确规定一系列可实现的回收和循环利用指标，例如水和材料的回收再利用率等，明确规定达标的上限时间。
法律法规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迫使企业承担废弃物排放的处理处置工作，将原来废弃物排放的外部性转变成企业的内部性。如果一个企业的产品成本只包含原材料、场地、劳动力等，产品消费后废弃物处理处置的成本全由社会来承担，那么企业就自然倾向于生产大量简单、方便、用了就扔的产品，以获得更大利润。这样，社会就要承担更多的废弃物处理处置任务，资源消耗就会更快。但如果在有关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中规定企业必须承担废弃物处理处置的部分或全部责任，那么，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就必须考虑产品废弃后处理的成本，就是说废弃物处理处置的费用纳入产品成本核算。这样一来，市场经济的原则就真正渗入到废弃物管理中，企业就会积极设法从各环节尽可能减少废弃物排放量，从而减少成本，比如提高产品使用寿命，选用方便回收利用且污染少的材料，从产品开始设计就充分考虑废弃后回收和循环利用的便利性等。竞争中，产品废弃物处理得好的企业很可能最后取胜。这种将生产者的责任扩大到产品废弃后的处理和回收循环利用环节的原则称为“扩大的生产者责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它跟以往的“污染者负担”(Polluter Pay Principle)原则相比，在观念上前进了一大步。这些都是在法治的强迫力转化为推动力的过程中由企业主动实现的。
(二)创新技术：实现效益环保双赢
实施循环经济的第二个条件是技术，尤其是自主创新的技术。日本在2001年4月实行了《特定家庭用机器在商品法》(简称“家电循环法”)，规定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空调机四种大型家电实行回收利用后，要将废旧电视机的显像管前后两种不同性质的玻璃准确分开回收，再次以之制作成同样性能的电视机显像管，收到较高的回收效益。如果没有好的技术，简单地将显像管打碎作为一般玻璃进行回收，那就只可能制作普通的玻璃瓶子，收不到高效益，循环经济便难以为继。松下电器设立的家电回收工厂就使用了80多项自己研发的专利技术。如果没有科技创新，没有过硬的技术，循环经济就会成为企业的沉重负担，弄不好非但不能节省资源，反而要投入更多资源。
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无数事实证明根本出路在科技创新。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国会要通过一部名为“马士基法”的法案，此法案要求将汽车发动机尾气中氮氧化物排放量削减90％，以减少污染。当时占据垄断地位的美国汽车三巨头联合起来游说，认为如果实施该法案就是自己掐自己的脖子，将会大大削弱美国汽车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其他国家就会乘机超越美国。在三巨头强力游说下，美国没有实施马士基法。1973年，日本本田技研和东洋工业通过研究，首次研制出符合美国马士基法要求的汽车发动机，成功将尾气中的氮氧化物排放量减少到当时平均水平的10％。此后不久，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配备了环保节能发动机的日本汽车脱颖而出，成功打进美 国市场，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这是以科技研究和创新实现发展与环保双赢的范例。技术问题解决了，循环经济就可以轻装上阵。
(三)培养公民的高度环境意识
有了循环经济相关法律，有了较好的技术，未必就能够在企业中实行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千家万户废弃的东西如果没有众人的支持和协助，是很难收集起来送去循环利用的。环境问题不是单靠高技术就能解决的，更多时候需要的是“low-tech”，就是说解决环境问题所需要的技术可能并不尖端，但是需要广大市民的参与和协助。比如要将每家每户的垃圾最大限度回收，就必须分类收集，而且，不同种类垃圾的收集应在不同的日子进行，不同性质的垃圾要放置于不同的地点，作不同的处理。分类收集的前提是分类排放，排放垃圾的最小单位——家庭首先分好，在规定的时间放到规定的地方，由专门的人员收集。保护环境、建设循环社会需要每个家庭、每个市民参与，因此，市民要约束自己的行为，改变自身的陋习，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
改变习惯和行为方式需要不懈的教育，这比制定法律、研发技术要难得多。几年前，笔者曾经在瑞典南部一个垃圾填埋场看到，修整花园割下的废草和树枝被当作堆肥的原料填埋，带有油漆的废家具则挑出来另外填埋，避免了重金属和其他有毒有机物污染堆肥料，进而污染土壤。如果公民不具有高度环境意识，就不会有这些自觉的行为。我们的国民跟他们相比差距还很大。
在日本，《家电循环法》规定，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和空调机四种家用电器的消费者在丢弃这些物品时，要交纳2400至4600日元的回收处理费，还要视运输距离远近交纳一定的运输费。实施这个法规，不少人担心会出现为逃避承担费用而将废物偷偷扔到山沟、荒地。但结果出人意料，回收工作井井有条，偷扔现象极其个别。这就是具有高度环保意识的高素质市民的突出表现。
以后发优势规避生态风险
在我国，要完全具备上述这些条件，还有很大距离。我国有关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正在制定；循环经济技术能力还很不足，能从循环利用中获得利润又不污染环境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还很少；将现代环保意识灌输到市民的思想和习惯中并使之变为自觉行为还需要长期教育。
循环经济是比污染末端治理和清洁生产更高层次的经济模式，或者说社会模式。发达国家虽然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但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和科技实力，经过几十年的矫治，基本控制了传统型的环境污染，在资源利用普遍比较节省和高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循环经济和循环型社会的理念并付诸实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目前还有大量环境污染的“债”需要逐步清还，这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还会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这将带来更多新的环境污染问题；我们的国民经济生产目前还属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产出的浪费——污染型模式，对能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的使用还处在粗放状态。今天，当我们提出发展循环经济时，应该清楚地看到面临的困难，明确现阶段和今后的任务。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实施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的后发优势，应该充分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尽早地、最大限度地防范和规避环境与生态风险。我们要走的路将会很长，但从现在起必须开始迈步，这一点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
(作者系广东省政协委员、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工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