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起九龙路，西至河南北路，当中夹了一条吴淞路，一条四川北路;这条不足1200米的小马路，窄窄的笔笔直的，正是武进路。在老上海人的记忆中，武进路上有虹口中学、鸿安里旧宅、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沪北会堂、房龄最长的建筑英华书馆。这些建筑随着时间更迭，有的消失不见，有的变了模样，还有的作为传承历史的空间，供后人敬仰。
　　但有一处建筑，藏在这条僻静街道上，不怎么显眼，若非走近细看，压根不知道这是一处开放的店面。钢筋花纹大门敞开着，铜制的装修门面，带着几分怀旧质地;不大的院子里停着几辆老旧自行车。以物观人，店主似乎随性使然，商业氛围反倒是陪衬了。
　　夜幕下，院子则仿佛变换了一个场景。当你经过，被亮起的五字招牌“良辰钟表店”吸引，就会不自禁地想象：皮质老旧沙发上，会否坐着一位老者，戴着眼镜，安静读书;又或者，修表的老师傅们，是否一边调亮那盏台灯，一边哼着小曲还在挑灯夜战。
　　走进“良辰钟表店”，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相比如今的年轻人，在择业的时候，考虑行业前景、收入、喜好。一门营生贯穿几代，的确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晚辈里最爱表的那一个

　　没有聒噪的“欢迎光临”，没有多余的风铃声。
　　“吱～”推门而入，打量四周，你会重新颠覆对这栋建筑的想象。在这间200平方米的店里，彩绘窗花玻璃、柚木墙板、皮质沙发、壁炉、老式挂钟，每一个细胞和纹理，都藏着这栋房子曾经有过的历史。而走进这里，仿佛走进了脱离现实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左转弯的待客空间，即便一个匆匆过客，都会不自觉地慢下来。坐在壁炉边上，听着老式钟表的滴答声，这时，留声机里飘来《夜上海》的乐声，仿佛有了电影般的代入感。
　　“侬的表修好了，拿这张红色的单子来取。”店主江国良推开木制半挡门，穿着白色工作服，小步走来，他扶了扶眼镜，对一位顾客说道。儒雅，沉稳，悠然自得，是江国良给人的第一印象。42年了，钟表店里的生意随遇而安，大多做的是熟客，有时半天不来一个顾客，有时一来就好几个。
　　不忙的时候，江国良大多浸泡在后间十几平方米的工作台，与时间纠缠。“有人害怕棘手的难题，第一反应是反感或畏惧，但我不一样，每次拿到一块表，马上就会兴奋起来。”江国良告诉《新民周刊》，良辰钟表店的存在，就是让世界上所有棘手的手表，都能获得重生。当听到钟表由静止到啪嗒啪嗒的声音，转起来时，那种成就感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在江国良的认知里，人这一生一定要有追求，有了追求，这件事你才算真正做过了。上世纪20年代，江国良的爷爷住在这里，兼做钟表生意。印象中，那是一个很小的开间，由于爷爷手艺精湛，慢慢地在弄堂里打出了知名度。江国良最初的手艺也传承于爷爷，“我跟我爷爷之间，比跟我爸感情深。我现在还在用爷爷留下的小工具，有一种情结在里面”。
　　直到今天，江国良还会想起小时候爷爷修理钟表的画面。“晚上，我听着清脆的工具声入睡，di～duo～di～duo～这样把钟表拿来拿去。因为爷爷白天忙别的事，有些难的活儿，夜里可能才静得下来做。挑灯夜战的时候很多，这种情景脑子里一直蛮清晰的。”
　　当时，江国良在所有的晚辈里面是最爱钟表的，爷爷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爷爷做什么，他就在旁边默默看着。别的小朋友有了零花钱，都会去买棒棒糖和雪糕，江国良则不一样，攒了钱就去买钟表零件。“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玩具，特别酷。”
　　爷爷告诉江国良，既然你喜欢修表，就要不断用心去琢磨钻研，不能半途而废，今天喜欢，明天就撂挑子，那可不行。江国良也争气，一次，小学同学家三层阁楼上的钟表坏了很多年，表盘和指针都积满了灰，他知道了，就默默爬上去拿下來，两天就修理好了。弄堂里的大人对他夸赞有加，觉得才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就能修好钟表，实属天赋异禀。
　　等到50年代，钟表店不再对外营业，只私下帮亲戚朋友修修物件。江国良的父亲去了发动机厂上班。这门生意，一下断了二十多年。
　　1976年江国良中学毕业后，在家当了两年待业青年。1978年个体经营刚刚放开时，他马上在家里挂起了修理钟表的牌子。开店之初，既为生计，也是从小的耳濡目染。“1978年执照还没拿下来，我就开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我比别人快了很多。”

修好了世界上最棘手的表

　　那个年代，个体户算不上好职业。“进单位更好，铁饭碗。自己做呐，以前被人讲起来低档一点，没保障。好在我有这个爱好，相对充实。”江国良说，店刚开，他不善言谈，更不会拉客。自己热爱修表，便默默做好技术，专啃人家外面“吃不下的”，生意这才慢慢有了起色。
　　八十年代，钟表店开业后没几年，江国良就挣了一笔钱，按理说，当年完全可以拿这笔钱买几套像样的房子，改善生活，但江国良并不这么认为。“经济效益方面的确很吸引我，但我还是选择扩大自己的钟表店面，如果没有当年的坚持，也就没有今天对职业的信仰。”江国良的蛰伏，等待着能够看见他的人，而真正的改变来自一次特殊的修表事件。
　　1980年中美建交不久，《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驻京记者詹姆斯·华莱士途经上海，路过良辰钟表店送修一块三问打更金表，因表摆轴和游丝内桩断裂，报时控制损坏，已经搁置多年，此前詹姆斯问遍了世界各地的修表店，都没有人肯接修。 　　“我说我可以试试看。”当江国良接修下此表时，詹姆斯特别高兴。两个月后，这块金表“起死回生”，詹姆斯询问费用，还是二十岁小青年的江国良说：“我就冲着国外没人能修复，越是难修就越要体现最后是中国人‘搞定’的，要是单純用价格衡量，我不一定肯修，所以分文不收。”
　　詹姆斯感慨万分，道出了这块金表的身世。原来，这块表是他父亲老詹姆斯的。当年老詹姆斯是一艘邮轮年青的大副，邮轮停靠在一个港口，老詹姆斯上岸后，在一家咖啡厅边喝咖啡边把玩金表。后返回油轮时，发现金表不见了，他不顾违反纪律强行上岸，在咖啡厅找到了金表。突然，他看见港口那边的天空黑云夹杂着火光——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油轮上的人全部遇难。“这块金表是咱家的吉祥物，是护身符。”詹姆斯成年时，他从父亲手中接下这块金表，一直记得那番话。
　　此后，良辰钟表店被多家媒体争相报道，江国良的知名度一下子起来了。来店里修表的人开始排队，当时只有他一个修表师傅，便有人给他“出主意”：“你应该挑简单的表修，这样捣鼓两下，就能赚钱了，何乐而不为。”江国良笑了笑没作声，心里却是有底的。
　　每次人多的时候，江国良反而把棘手的表留给自己，简单的小问题交给了别的小店：“这块表是小问题，四川北路有个修表店，你去那里修吧。”江国良说，也正因为自己“有的放矢”的坚持，他的手艺更加精进了，越来越多的顾客慕名而来。
　　到了90年代，钟表店的装修几经变迁。空间变得更加专业化，原来住人的地方也不住了。现在的样貌是江国良根据小时候的印象，还有早年爷爷的描述，花了二十年，一点点装修完成的。“连设计师都换了五六个，最后一个终于按照我的要求完成了设计图纸。”
　　江国良说，选择设计师，就是选择人。“有的设计师技术很好，但他无法精准还原我脑海中的钟表店;有的设计师很坚持自我，但不愿意听我的想法;后来找到一个设计师，他能读懂我，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放一个落地钟，那里一定要用琉璃玻璃。他了解我的过往，能够赋予建筑灵魂。”
　　“搞设计和做钟表是一样的，有没有用心，大家一眼就能感受到。而功利的人是看不到这些的，能不能成为合作伙伴甚至朋友，也是在这些差别上。”江国良说，就好像，有时修好的表，也会出现细微的瑕疵。比方说，传输力量不到位，摆幅不够，如果勉强交差，顾客也看不出来，但自己心理上过不去这关。
　　良辰钟表店营业42年了，推翻重修，又来几遍，直到完美，早已成为修表师傅的做事标准。做人要诚实，真心真意，这是爷爷教会江国良的简单又朴素的道理，做任何事情，都适用。

　　良辰钟表店营业42年了，推翻重修，又来几遍，直到完美，早已成为修表师傅的做事标准。做人要诚实，真心真意，这是爷爷教会江国良的简单又朴素的道理，做任何事情，都适用。

修表 也修复逝去的时光

　　修表与其他行当不同，它有一个起落过程，有时候碰到一些高难度的问题就会耗时很长，一坐一天的也有。毕竟，好东西的确需要花时间和精力来修复的。而江国良和他的徒弟们，正是一边与时间打交道，一边在帮大家找回逝去时间的人。
　　江国良说，这些年，接待的顾客不计其数，有的表，见证了爱情;有的表，见证了成长;有的表，装满了回忆。

　　记得有一个小姑娘，打电话来说，自己父亲买给自己的第一块手表坏了，一直没修好。多年后，父亲因病过世，小姑娘知道江国良能修好这块表时，在电话那头激动得泪流满面。“一块多年不走的表，一下子恢复了生机，就好像想起来父亲还在世的那些时光，像是听到父亲的心声一样。”
　　而上海的一户人家，家里的晚辈满大街跑着找修表的地方，原因是祖父年纪大了，特别想念老爱人，突然想把这个老旧的落地钟修好，便拜托了江国良。“修好后，我怕有闪失，就上门安装，还讲了怎么使用，现在老先生身体很好，每天开心地哼着小曲儿。”江国良感叹，时间流逝太快了，但钟表可以带你回到过去的时间，这是它神奇的地方。
　　从开店到现在，江国良一直没有周末，没有休息日。几十年里，也曾迷茫过，走过“弯路”。2000年左右，他将钟表店隔开一半，开了咖啡馆，卖些简餐。一直到2016年头关掉餐饮店之前的十几年里，江国良先后开过4家餐饮店。虽然钟表店从未断过，但经营餐饮业牵扯了他过多的精力。
　　“蛮吃力的，现在实业很难做。我做餐饮，没有‘灵魂’。做钟表，我觉得我灵魂在里面。祖父希望我传承下去，不能在我手里做坏了，给祖上丢脸啊。”江国良的儿子目前还在上初中，他并没有觉得一定要把手艺和店传给儿子。“让孩子自由发展，看喜欢什么。”但良辰钟表店，江国良还是要开下去的，这里面有他的家族记忆。
　　目前店里还有两位师傅，分别跟随了江国良30年和15年。这些年，他陆续带过十几个徒弟。但大多数人都走了。精密仪器的修理，需要三到十年的学习实践。而天赋与热爱很重要，好在还有年轻人愿意学。34岁的北方小伙李想，因为喜欢钟表精细的构造，已经在店里工作了15年。江国良笑称他为店里“年轻的主角”。
　　“初学时，年轻的徒弟一碰到难题，就会很急躁，把表丢在一边，气呼呼的。我会等他稳定下来后，再让他继续修。”江国良说，修表是个十分精细的活儿，你需要深入到上百个细小的零件、结构中，去读懂它。这个时候你必须安静下来，如果一直毫无方向地乱窜，最后表是修不好的。作为师傅，有时江国良还会画一些直观的图，手把手讲解，但这仍然要看悟性。
　　“因为每天接收不同的表，每天都会遇到新问题，同样的解决办法，不可能一劳永逸，你永远有可以进步的部分。”江国良说，这也是修表行当，看似单调重复其实蕴含魅力的地方。但他不愿意再招收新徒弟了。有的徒弟不肯吃苦，有的学成了又有想法，还有的还没学到真本事，就想出去挣钱，最后被市场淘汰了。
　　“收到后面，烦，教下来老吃力。年轻人安不了心，就做不好事。”江国良自己一套安心的逻辑是——每当遇到修表难题，去游泳。在水下“混沌的世界”，不间断地游上两个小时，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有时可能因为想得太出神，到了岸边还不知道调头，结果就撞上了。不过这一动一静，还挺美妙的。”
　　傍晚时分，客人渐少，江国良踱步到里间。他的这个“秘密角落”，周围摆放着七八个落地钟，是他和老友们合作设计完成的。打开绿色的老式台灯，泡上一杯红茶，听着钟表滴答滴答，混杂着阁楼上儿子诵读英语的声音，江国良不是没考虑过退休，但如果退下来就闲着，人也失去了意义。
　　更何况，钟表店早已成为江国良生命的一部分。“我目前的打算是退居二线，有新的人能够接班，慢慢地，不是每天都来上班，接下来就在郊区找一处园子，游游泳，种点菜，过点田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