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惟独这一件中华建筑不能模仿？到底谁有封建思想？”
　　
　　每过一段时间，我就要搜索一下“宿青平”这个名字，看看关于他的新评论。我认为他堪称中国“最可争议”的基层干部。他原本是一个新闻人物，他很丰富很有个性很有故事，他是反腐小说和同名电视剧《国家干部》中国家干部的正面原型，然而，这一切都无可争议地被“尧都天安门事件”遮蔽了。事件说，在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有一个观礼台，其形“酷似北京天安门”，是区长宿青平建的。
　　新时期以来，中国各地不止一处有“模仿天安门”嫌疑的建筑，说实话，它们都很卡通，不可能，也应该是“不敢模仿得太像”，但“尧都天安门”却以“模仿者”宿青平本身的新闻性而最为出名，成为所有“外省小天安门”的总冠名，也成为中国新闻媒体和评论人士的“天安门迷思”的总标靶。
　　一个基层官员，为什么要“模仿天安门观礼台”？他想在这个台上观什么礼？那些“酷似天安门”的门洞无言地摆在那儿，却在人们的意识上成为迷雾。一年多来，关于“尧都天安门”的评论不断，但与其说是在评论“天安门”，不如说是六经注我，解决各自的认知难题。此文写作时搜索到的最新的评论是7月3日工人日报“钟鼓篇”，它把“尧都天安门”归为地方官员“借此扬名四方，传世流芳”而大兴土木的产物。两个星期前，人民网的评论说，宿青平“官场失意之后……耗费数千万元建起了天安门”。一个多月前，笑蜀先生在南方周末发表评论《人民为什么需要政府》，而再早一个多月，南方都市报就有过一篇与笑蜀先生同题的文章，说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件事情。
　　追问到“人民需要什么样的政府”的时候，应该是已经进入了“天安门”了。两篇同题文章中，较早的一篇特别忧患深切：“看来，中国官场上的皇权意识并非个别，而且胆子越来越大。春秋时身为诸侯的季氏僭越享用天子礼，以八佾为舞，一向温良恭俭让的孔夫子气得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假如孔夫子今日再生，夫复何言？不过，不能让我们容忍的倒不是这个官僚的僭越……我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你要为自己造天安门，就别盗用人民的名义。”
　　这代表性地表达了人们对“外省小天安门”的普遍忧虑和悲愤，阐明了它“不能容忍”的关键在于“僭越”。一个“县级官僚”建“天安门”，“僭越”天子礼，其“皇权意识”，已经“是可忍，孰不可忍”了，还“盗用人民的名义”，这就是过去的朝代里的真命天子没用过的花招。
　　但是，我怀疑现实世界中真的会有一位县级官僚，为了“传世流芳”，抑或“官场失意”之后，建一个小天安门来玩！如果是这样，其“皇权意识”的“胆子”也太大了。同时，不难设想的是，如果体制内认同了对“外省小天安门”的这种舆论导向，那么，它的缔造者们将是个什么情况？如果他自己不吓得屁滚尿流，难道没有上级领导去找他们“做工作”，还用得着我们去操心他们的下落吗？当然，事实上我没有这样的担心。我们的干部都是党培养和教育出来的，我相信即便他们什么“错误”都敢犯，但惟独不敢如此公然地“僭越”。
　　其实，求证以上推论并不难。笔者已经做过这个工作。现在，我可以说，其它的“小天安门缔造者”是怎样想的，我不能代答，但宿青平本人没好气反问了我几句，我的好奇心就消失了：天安门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惟独这一件中华建筑不能模仿？到底谁有封建思想？他的意思是，天安门在无产阶级新政权的领袖们登上去之前，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从此之后，全国人民就只能在自己的家乡想念它，至多可以做一个铝合金的复制品放在书桌上瞻仰，而自己的家乡绝不能有一个“酷似的”红墙门洞？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
　　但宿青平的答案却很简单。他说，当他在尧庙广场建一个跟尧庙相呼应的建筑时，一位从来没有出过家门的老太婆来到施工现场，老太婆的一句话“提醒”了他，他决定让这些“念过一辈子天安门”的乡亲看一看模仿的天安门。不过，就算这是后来的记者们冲着“僭越”问得急，而不得不给出的一个说法，但也得承认，“尧都小天安门”故意“守拙”，不仅尺寸不够，连门洞数都不够，所以，媒体一再给它命名为“天安门”，实在需要一点“皇权意识”的想象来补充。
　　然而，没有人理会这些事实因素，人们怀着极大的愤慨，在“天安门”上立论。“天安门”笼罩着宿青平，他百口莫辩。中央电视台“社会纪录”的报道算是比较持平的，但是，当阿丘哼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童谣出场，哼毕，再以顽童的口气，指着画面说：你知道吗，这里不是北京天安门！至此，又只能是一个“天安门报道”。总之，人们绕不过天安门的巨大存在。我只搜索到笑蜀先生的《人民为什么需要政府》的宏论里，提到“就算宿青平真想再造一个天安门，也够不上僭越之罪，毕竟早已不是帝王时代，天安门未可唯我独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