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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面
金先生是在1948年由汤用彤先生推荐给季羡林先生，从武汉大学转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自此以后，季、金两位先生的名字就和中国的印度学，特别是梵文、巴利文研究分不开了。我是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梵巴文的，当时季、金两位先生都已年过古稀，不再亲执教鞭了。季先生还担任着北大的行政领导职务，每天都到外文楼那间狭小的房间办公。金先生则似乎已经淡出江湖，很少出门了。因此，我和同学们见金先生的机会就远少于见季先生的机会。
我第一次见金先生，是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奉一位同学转达的金先生命我前去的口谕，到朗润湖畔的十三公寓晋谒的。当时，我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在东语系的一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近万言的论印度六派哲学的文章。不知怎么，金先生居然看到了。去了以后，在没有一本书的客厅应该也兼书房的房间里甫一落座，还没容我以后辈学生之礼请安问好，金先生就对着我这个初次见面、还不到20岁的学生，就我的烂文章，滔滔不绝地一个人讲了两个多小时。其间绝对没有一句客套或鼓励，全是“这不对”“搞错了”“不是这样的”。也不管我听不听得懂，教训中不时夹着英语、法语、德语，自然少不了中气十足的梵语。直到我告辞出门，金先生还一手把着门，站着讲了半个小时。最后的结束语居然是：“我快不行了，离死不远了，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百科学”教授
这通教训倒也没有使我对金先生敬而远之。因为，我再愚蠢也能感觉到“这不对”“搞错了”的背后，是对反潮流式来学梵文的一个小孩子的浓浓关爱。后来，我和金先生见面的机会还很不少。每次都能听到一些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动态，有符号学、现象学、参照系、格式塔、边际效应、数理逻辑、量子力学、天体物理、人工智能、计算机语言……这些我都只能一头雾水地傻傻听着，照例都是金先生“独奏”，他似乎从来不在乎有没有和声共鸣。
他几个小时一人“独奏”后，送我到门口，照例是一手扶着门框，还要说上半小时，说自己几乎全部的重要器官都出了毛病。结束语照例是：“我快不行了，离死不远了，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当然不会像初次见面那样多少有些信以为真了，于是连“请保重”这样的安慰客套话也懒得说，只是呵呵一笑，告辞。
我没有在金先生那里看到过什么书，除了一次，绝对就那么一次。金先生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比32开本还小得多的外国书来，指着自己的铅笔批注，朝我一晃，我连是什么书都没有看清楚，书就被塞进了抽屉。
慢慢地我发现，除了第一次把我叫去教训时，金先生谈的主要是和专业有关的话题，还说了一些梵语，后来的谈话全部和梵文、巴利文专业如隔霄汉，风马牛不相及，天竺之音自然也再无福当面聆听了。金先生似乎更是一个“百科学”教授。每次谈话的结果，我都是一头雾水之上再添一头雾水。金先生在我这个晚辈学生的心中越来越神秘，越来越传奇了。
梵文吟唱
课堂上是多少有点庄严的，但是同学们不时也会忍不住向任课的蒋忠新老师打听一些有关金先生的事情。蒋老师是非常严谨的，更不会议论老师。不过，被一群小孩子逼得实在过不了关，也说了一件事。他们念书的时候，主要课程由季先生、金先生分任。季先生总是抱着一大堆事先夹好小条的书来，按照计划讲课，下课铃一响就下课，绝不拖堂；金先生则是拿一支粉笔，口若悬河，对下课铃声充耳不闻，例行拖堂。
学生是调皮的，好奇心自然会延伸到想探探祖师爷的功夫到底有多高的问题上来。班上有位姓周的北京同学，是被分配到梵文专业来的，一次课上，他提出一个蒋老师似乎无法拒绝的要求：虽说梵文是死语言，但毕竟是能够说的呀，蒋老师是否应该请季先生、金先生各录一段梵文吟诵，让我们学习学习？蒋老师一口应承。下节课，蒋老师带来一盘带子。放前先说，季先生、金先生都很忙，不宜打扰。这是一盘金先生从前录的带子，大家可以学习。带子一放，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如水银泻地般充满了整个教室，教室里一片寂静。我至今记得金先生的吟唱，可是至今无法描绘那种神秘、苍茫、悠扬、跌宕……带子放完，教室里仍是寂静。最早出声的是周同学，却只有两个字：“音乐。”
这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听完吟唱后，同学们都垂头丧气。我们平时练习十分困难的梵文发音时，其他专业的同学都嘲笑我们，还拜托我们不要制造噪音。我们一直认为梵文是世界上最难听的语言。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梵文是圣语，为什么梵文有神圣的地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啊，“此音只应天上有”，要怪也只有怪我们自己实在凡俗。
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对1984级梵文班同学学习梵文的自信心真是一次美丽却沉重的打击。大家不再抱怨什么了，梵文不仅不难听，相反她的美丽是那么撼人心魂，但是谁都明白了，这种美丽又是那么遥不可及。1984级梵文班过半数同学要求转系，就发生在这场吟诵之后不久。今天的结果是，1984级梵文班近乎全军覆没了。谁也无法，也没必要为此负责，但是我相信，金先生是预见到了的。
文化传奇
不久以后，我就到德国留学去了。一直到金先生去世，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此前，我还一直辗转听到金先生的消息。知道他一如既往地开讲，知道他一如既往地结束，心里总有一种蔚然的感觉。有一天，听一位刚见过金先生的朋友说，金先生用上电脑了，“一不留神就写上万把字”。不用那位朋友解释，我就知道这是原汁原味的金氏话语，心里更是高兴。
金先生的文章也确实越来越多，在报刊上隔三岔五地发表。思路还是那么跳跃，文字还是那么清爽，议论还是那么犀利，语调还是那么诙谐。金先生的名声也随之超越了学术界，他几乎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了。大家喜欢他的散文随笔，喜欢他的文化评论，其实也就是一句话，被他字里行间的智慧迷倒了。智慧总是和神秘联系在一起的，金先生也就渐渐成了一个文化传奇。
在公众眼里，一个学者的名声超越了学术界，有了不少传奇如影相随，那么此人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全是智慧，似乎也就和学术没有什么关联，至少不必费心去考量他的学术了。
每每在夜深人静寂然独坐的时候，脑海中都会无来由地涌出一些飘飘忽忽却勾人魂魄的问号，我的心就陡然一紧。看看窗外，夜也更深了。
金先生是在1948年由汤用彤先生推荐给季羡林先生，从武汉大学转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自此以后，季、金两位先生的名字就和中国的印度学，特别是梵文、巴利文研究分不开了。我是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梵巴文的，当时季、金两位先生都已年过古稀，不再亲执教鞭了。季先生还担任着北大的行政领导职务，每天都到外文楼那间狭小的房间办公。金先生则似乎已经淡出江湖，很少出门了。因此，我和同学们见金先生的机会就远少于见季先生的机会。
我第一次见金先生，是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奉一位同学转达的金先生命我前去的口谕，到朗润湖畔的十三公寓晋谒的。当时，我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在东语系的一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近万言的论印度六派哲学的文章。不知怎么，金先生居然看到了。去了以后，在没有一本书的客厅应该也兼书房的房间里甫一落座，还没容我以后辈学生之礼请安问好，金先生就对着我这个初次见面、还不到20岁的学生，就我的烂文章，滔滔不绝地一个人讲了两个多小时。其间绝对没有一句客套或鼓励，全是“这不对”“搞错了”“不是这样的”。也不管我听不听得懂，教训中不时夹着英语、法语、德语，自然少不了中气十足的梵语。直到我告辞出门，金先生还一手把着门，站着讲了半个小时。最后的结束语居然是：“我快不行了，离死不远了，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百科学”教授
这通教训倒也没有使我对金先生敬而远之。因为，我再愚蠢也能感觉到“这不对”“搞错了”的背后，是对反潮流式来学梵文的一个小孩子的浓浓关爱。后来，我和金先生见面的机会还很不少。每次都能听到一些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动态，有符号学、现象学、参照系、格式塔、边际效应、数理逻辑、量子力学、天体物理、人工智能、计算机语言……这些我都只能一头雾水地傻傻听着，照例都是金先生“独奏”，他似乎从来不在乎有没有和声共鸣。
他几个小时一人“独奏”后，送我到门口，照例是一手扶着门框，还要说上半小时，说自己几乎全部的重要器官都出了毛病。结束语照例是：“我快不行了，离死不远了，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当然不会像初次见面那样多少有些信以为真了，于是连“请保重”这样的安慰客套话也懒得说，只是呵呵一笑，告辞。
我没有在金先生那里看到过什么书，除了一次，绝对就那么一次。金先生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比32开本还小得多的外国书来，指着自己的铅笔批注，朝我一晃，我连是什么书都没有看清楚，书就被塞进了抽屉。
慢慢地我发现，除了第一次把我叫去教训时，金先生谈的主要是和专业有关的话题，还说了一些梵语，后来的谈话全部和梵文、巴利文专业如隔霄汉，风马牛不相及，天竺之音自然也再无福当面聆听了。金先生似乎更是一个“百科学”教授。每次谈话的结果，我都是一头雾水之上再添一头雾水。金先生在我这个晚辈学生的心中越来越神秘，越来越传奇了。
梵文吟唱
课堂上是多少有点庄严的，但是同学们不时也会忍不住向任课的蒋忠新老师打听一些有关金先生的事情。蒋老师是非常严谨的，更不会议论老师。不过，被一群小孩子逼得实在过不了关，也说了一件事。他们念书的时候，主要课程由季先生、金先生分任。季先生总是抱着一大堆事先夹好小条的书来，按照计划讲课，下课铃一响就下课，绝不拖堂；金先生则是拿一支粉笔，口若悬河，对下课铃声充耳不闻，例行拖堂。
学生是调皮的，好奇心自然会延伸到想探探祖师爷的功夫到底有多高的问题上来。班上有位姓周的北京同学，是被分配到梵文专业来的，一次课上，他提出一个蒋老师似乎无法拒绝的要求：虽说梵文是死语言，但毕竟是能够说的呀，蒋老师是否应该请季先生、金先生各录一段梵文吟诵，让我们学习学习？蒋老师一口应承。下节课，蒋老师带来一盘带子。放前先说，季先生、金先生都很忙，不宜打扰。这是一盘金先生从前录的带子，大家可以学习。带子一放，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如水银泻地般充满了整个教室，教室里一片寂静。我至今记得金先生的吟唱，可是至今无法描绘那种神秘、苍茫、悠扬、跌宕……带子放完，教室里仍是寂静。最早出声的是周同学，却只有两个字：“音乐。”
这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听完吟唱后，同学们都垂头丧气。我们平时练习十分困难的梵文发音时，其他专业的同学都嘲笑我们，还拜托我们不要制造噪音。我们一直认为梵文是世界上最难听的语言。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梵文是圣语，为什么梵文有神圣的地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啊，“此音只应天上有”，要怪也只有怪我们自己实在凡俗。
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对1984级梵文班同学学习梵文的自信心真是一次美丽却沉重的打击。大家不再抱怨什么了，梵文不仅不难听，相反她的美丽是那么撼人心魂，但是谁都明白了，这种美丽又是那么遥不可及。1984级梵文班过半数同学要求转系，就发生在这场吟诵之后不久。今天的结果是，1984级梵文班近乎全军覆没了。谁也无法，也没必要为此负责，但是我相信，金先生是预见到了的。
文化传奇
不久以后，我就到德国留学去了。一直到金先生去世，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此前，我还一直辗转听到金先生的消息。知道他一如既往地开讲，知道他一如既往地结束，心里总有一种蔚然的感觉。有一天，听一位刚见过金先生的朋友说，金先生用上电脑了，“一不留神就写上万把字”。不用那位朋友解释，我就知道这是原汁原味的金氏话语，心里更是高兴。
金先生的文章也确实越来越多，在报刊上隔三岔五地发表。思路还是那么跳跃，文字还是那么清爽，议论还是那么犀利，语调还是那么诙谐。金先生的名声也随之超越了学术界，他几乎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了。大家喜欢他的散文随笔，喜欢他的文化评论，其实也就是一句话，被他字里行间的智慧迷倒了。智慧总是和神秘联系在一起的，金先生也就渐渐成了一个文化传奇。
在公众眼里，一个学者的名声超越了学术界，有了不少传奇如影相随，那么此人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全是智慧，似乎也就和学术没有什么关联，至少不必费心去考量他的学术了。
每每在夜深人静寂然独坐的时候，脑海中都会无来由地涌出一些飘飘忽忽却勾人魂魄的问号，我的心就陡然一紧。看看窗外，夜也更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