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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素来稳定的中德关系忽然平地起风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不久前表示，德国领导人会见达赖，严重损害了中德关系，也损害了中德双方的共同利益，希望德方能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消除德国领导人的错误做法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利于双方关系的改善。与此同时，包括人权对话、法治对话和副外长级战略对话在内的一系列中德对话被取消，德国财长原定的访华也被取消。
而在德国方面，总理默克尔则强硬表示，作为联邦总理，她自己可以决定“见谁，在哪里见”，德国外长应支持其决定。今年9月，刚刚结束北京之行的默克尔在事前没有知会中方的情况下，在联邦总理府会见了达赖。10月下旬，默克尔出访印度，在新德里期间大力推广其“价值观外交”，给人明显的拉印制华的印象。稍早之前，由默克尔担任主席的执政党一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其党代会上通过一份纲领文件，明确将中国指为未来潜在的竞争对手。
凡此种种，不但受到北京指责，也受到其执政伙伴——德国社民党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的严厉批评，由此也导致德国“大联合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严重分歧；而恰好11月是德国“大联合政府”成立两周年，这一本身就裂痕重重的政府是否会因对华政策分歧将加速其摇摇欲坠的进程，一度十分令人关注。
但从几天来最新的发展看，社民党外长施泰因迈尔已做出让步，表示他作为新近上任的政府副总理，将全力维护“大联合政府”的对外一致。因此可以预计，在可预期的未来，默克尔的对华强硬姿态将不会有根本改变，中德关系将进入一段至少是暂时的冷却期。
默克尔亲美疏华的背景
默克尔政府上台两年，其亲美疏华倾向日益明显，其问原因主要有：一、中国崛起大背景。中国近年的迅速崛起，给整体西方世界的民间和政府造成压力，德国作为欧洲主要大国，在市场、能源、高技术和人才方面最早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主要表现在民间对华情绪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二、欧美接近背景。美国布什政府第二任期，改变原先的单边主义外交策略，欧美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加强协调，而这又适逢欧美同时感受到中国崛起的压力，因此双方在对华政策上也更加强协调；三、默克尔个人背景。她出身原东德，20世纪80年代末期曾经是东德民主运动积极分子，因此在人权和民主等价值观上较西方实用主义政治家更为激进。
但默克尔政府上台后，无论在内部还是在对华政策上都经历了一个微妙的磨合与调整阶段。在内部，出身基民盟的总理默克尔和出身社民党的外长施泰因迈尔，在“到底谁主导德国外交政策”的问题上，经历了一段磨合期，最后是施泰因迈尔败下阵来，默克尔完全掌握了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外交主导权。在对华策略方面，去年5月默克尔首次访华，在堆积如山的内政难题之下，专程抽出两天专飞中国。显示她当时还将中国作为德国在亚洲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但到了今年8月第二次访华时，默克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则明显折射了其对华战略思路的转变，也成为两个月后基民盟外交文件中对华部分充满敌意的基础。其间的原因是多样的，有美欧最近一年继续强化的因素，也有默克尔本人在基本处理完内政难题后，腾出精力对全球战略格局的把握。
中德关系恶化对双方不利
中欧关系的紧张对双方都具有负面影响。对欧洲来说。中国是其最大的市场，以德国为例，虽然此次中德关系是由于默克尔个人风格原因而起的风波，但一定会影响到德国在华的经济利益。更何况，法国总统萨科齐已经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经贸访问”，因此，德国企业界已有担忧，中国可能将原先给德国的订单和其他经济利益，分摊一部分给法国。若中国实行这一策略，料可收到一箭双雕之效，亦即既让德国一定程度上承担经济后果，同时也对萨科齐潜在的疏华倾向具有一定警示作用。
对中国来说。必须认识到，欧洲对华情绪的逆转是一个现实，甚至是一种趋势，德国只是开端而已；而中欧关系作为平衡中美关系的杠杆，其作用不可低估。因此，如何研判和化解欧洲对华情绪和政策的逆转，成为中国外交的重大课题。
在这方面，中国外交须注意欧洲的几个有别于美日的特点：一、具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包括在西藏问题上)，尤其是直接经历东西方冷战之后，这种色彩就更为浓重；二、务实和实用主义兼而有之，前者使它能摆脱情绪的纷扰，后者则使它重视经济利益：三、不具备全球战略野心，这一点与美国形成截然反差。因此，与欧洲打交道，人们往往会发现有时较美国更困难，有时却又较美国更容易：更困难源于其理想主义的执着，更容易则来源于其务实和实用兼有的特质，尤其是它较少用政治和战略的眼光来对待中国。这在中美和中欧贸易战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当然，近年欧洲部分政治人物也逐渐染上以政治和战略眼光看待中国的恶习，但与美国还是存在一些差别。这首先表现在数量和规模上：就欧洲内部而言，默克尔式的对华思维虽已具主导性，但尚未形成多数意见；其次，如果说美国是希望阻止中国崛起，那么欧洲则更多是希望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改变中国。了解欧洲的特点以及欧美之间的细微差异，将有助于中国展开适当、有效的国际公关工作。
责任编辑：覃福贵
而在德国方面，总理默克尔则强硬表示，作为联邦总理，她自己可以决定“见谁，在哪里见”，德国外长应支持其决定。今年9月，刚刚结束北京之行的默克尔在事前没有知会中方的情况下，在联邦总理府会见了达赖。10月下旬，默克尔出访印度，在新德里期间大力推广其“价值观外交”，给人明显的拉印制华的印象。稍早之前，由默克尔担任主席的执政党一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其党代会上通过一份纲领文件，明确将中国指为未来潜在的竞争对手。
凡此种种，不但受到北京指责，也受到其执政伙伴——德国社民党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的严厉批评，由此也导致德国“大联合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严重分歧；而恰好11月是德国“大联合政府”成立两周年，这一本身就裂痕重重的政府是否会因对华政策分歧将加速其摇摇欲坠的进程，一度十分令人关注。
但从几天来最新的发展看，社民党外长施泰因迈尔已做出让步，表示他作为新近上任的政府副总理，将全力维护“大联合政府”的对外一致。因此可以预计，在可预期的未来，默克尔的对华强硬姿态将不会有根本改变，中德关系将进入一段至少是暂时的冷却期。
默克尔亲美疏华的背景
默克尔政府上台两年，其亲美疏华倾向日益明显，其问原因主要有：一、中国崛起大背景。中国近年的迅速崛起，给整体西方世界的民间和政府造成压力，德国作为欧洲主要大国，在市场、能源、高技术和人才方面最早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主要表现在民间对华情绪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二、欧美接近背景。美国布什政府第二任期，改变原先的单边主义外交策略，欧美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加强协调，而这又适逢欧美同时感受到中国崛起的压力，因此双方在对华政策上也更加强协调；三、默克尔个人背景。她出身原东德，20世纪80年代末期曾经是东德民主运动积极分子，因此在人权和民主等价值观上较西方实用主义政治家更为激进。
但默克尔政府上台后，无论在内部还是在对华政策上都经历了一个微妙的磨合与调整阶段。在内部，出身基民盟的总理默克尔和出身社民党的外长施泰因迈尔，在“到底谁主导德国外交政策”的问题上，经历了一段磨合期，最后是施泰因迈尔败下阵来，默克尔完全掌握了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外交主导权。在对华策略方面，去年5月默克尔首次访华，在堆积如山的内政难题之下，专程抽出两天专飞中国。显示她当时还将中国作为德国在亚洲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但到了今年8月第二次访华时，默克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则明显折射了其对华战略思路的转变，也成为两个月后基民盟外交文件中对华部分充满敌意的基础。其间的原因是多样的，有美欧最近一年继续强化的因素，也有默克尔本人在基本处理完内政难题后，腾出精力对全球战略格局的把握。
中德关系恶化对双方不利
中欧关系的紧张对双方都具有负面影响。对欧洲来说。中国是其最大的市场，以德国为例，虽然此次中德关系是由于默克尔个人风格原因而起的风波，但一定会影响到德国在华的经济利益。更何况，法国总统萨科齐已经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经贸访问”，因此，德国企业界已有担忧，中国可能将原先给德国的订单和其他经济利益，分摊一部分给法国。若中国实行这一策略，料可收到一箭双雕之效，亦即既让德国一定程度上承担经济后果，同时也对萨科齐潜在的疏华倾向具有一定警示作用。
对中国来说。必须认识到，欧洲对华情绪的逆转是一个现实，甚至是一种趋势，德国只是开端而已；而中欧关系作为平衡中美关系的杠杆，其作用不可低估。因此，如何研判和化解欧洲对华情绪和政策的逆转，成为中国外交的重大课题。
在这方面，中国外交须注意欧洲的几个有别于美日的特点：一、具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包括在西藏问题上)，尤其是直接经历东西方冷战之后，这种色彩就更为浓重；二、务实和实用主义兼而有之，前者使它能摆脱情绪的纷扰，后者则使它重视经济利益：三、不具备全球战略野心，这一点与美国形成截然反差。因此，与欧洲打交道，人们往往会发现有时较美国更困难，有时却又较美国更容易：更困难源于其理想主义的执着，更容易则来源于其务实和实用兼有的特质，尤其是它较少用政治和战略的眼光来对待中国。这在中美和中欧贸易战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当然，近年欧洲部分政治人物也逐渐染上以政治和战略眼光看待中国的恶习，但与美国还是存在一些差别。这首先表现在数量和规模上：就欧洲内部而言，默克尔式的对华思维虽已具主导性，但尚未形成多数意见；其次，如果说美国是希望阻止中国崛起，那么欧洲则更多是希望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改变中国。了解欧洲的特点以及欧美之间的细微差异，将有助于中国展开适当、有效的国际公关工作。
责任编辑：覃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