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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冯雪峰是一个大作家。可是到了中学以后，他的名字就渐渐地就从报刊杂志上淡出了，听说被打成了“右派”，这真让人疑惑啊！我开始探寻其中的缘由——
奔赴上海筹建“左联”
1921年，18岁的冯雪峰因组织浙江第七师范学生驱逐学监顾华钟事件，被开除了学籍。费了一番周折后，冯雪峰转入浙江第一师范学习。这所学校是南方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之一，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在老师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的熏陶和辅导下，冯雪峰创作的第一首诗《到省议会旁听》，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上。接着，《小诗》又发表在《诗》月刊上。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在1922年与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以“湖畔诗社”的名义合集出版了诗集《湖畔》，内收冯雪峰的诗17首，成为轰动文坛的湖畔诗人。
冯雪峰非常向往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1925年春，冯雪峰来到北京，一边打工，一边在北京大学旁听并自学日文，很快达到翻译水平，就在报刊上翻译介绍日本、苏联的文艺理论。期间，他熟读了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著作并深受鼓舞，做李大钊那样的人成为他的人生理想。1927年4月28日，军阀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冯雪峰不灰心、不退却，决心继承李大钊遗志，于6月由张天翼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士。
1928年3月，冯雪峰來到上海做地下工作。上海是国际大都会，也是中国的报刊和出版中心，聚集了一大批文艺家。由于各持不同的文艺观点，互相间产生了矛盾。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的创造社和太阳社发表文章，对鲁迅进行攻击，引起鲁迅的强烈不满，不但公开论战，还写信对做革命工作的一位朋友讲了内幕。这事反映到在上海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周恩来和党中央宣传部长李富春那里，中央立即作出停止攻击鲁迅，团结和发挥鲁迅的作用，筹建“左联”，建立左翼文化战线的决定。这个任务交给了宣传部文委书记潘汉年。潘汉年一边给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党员做思想工作，一边考虑派人去做鲁迅的思想工作。潘汉年选准了冯雪峰，因为冯雪峰来上海后，通过柔石牵线，和鲁迅渐渐熟悉，常以学生和挚友的身份，协助鲁迅校对、送稿、送稿费、代买书，陪同开会、赴宴等，仅1928年12月至1933年12月的《鲁迅日记》中，记载他们的交往就有86条。可以说，冯雪峰是鲁迅最信任的人之一。
冯雪峰给鲁迅谈了党的意见后，加上潘汉年以创造社“小伙计”的名义在《现代小说》上著文作了自我批评，终于获得了鲁迅的谅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也于1930年3月2日成立，潘汉年代表党作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鲁迅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这两个讲话都成为左联的行动纲领。1931年1月，潘汉年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接任中宣部文委书记并兼任“左联”党团书记，主编或参与编辑《萌芽月刊》《巴尔底山》《前哨·文学导报》《十字街头》等左联机关刊物，充分发挥了鲁迅的主帅作用，并邀请瞿秋白和茅盾参与“左联”的领导工作。在党的白区工作损失殆尽的困难岁月，左翼文艺事业却蓬勃发展，是“左联”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肩负重任重返上海
1933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到处追捕，冯雪峰离开上海，辗转汕头、潮州，来到中央苏区瑞金，任苏区党校教务主任和副校长。1934年1月21日，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冯雪峰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此时，毛泽东被排斥在红军的领导之外，却与冯雪峰关系非常融洽。冯雪峰常对人说，他最佩服的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并称自己是“毛派”。期间，毛泽东曾对冯雪峰说过，杨开慧牺牲后，三个儿子流离失所生死不明，又说曾有人在上海见过那三个孩子。这件事让毛泽东很是牵肠挂肚……
由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惨重，被迫开始长征。冯雪峰和大家一样，穿着草鞋，背着自己缝制的军用粮袋，全凭着两条腿，徒步走过了11个省份，渡过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等天险，翻过雪山草地，经受了生死考验。
党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在瓦窑堡落脚不久，1936年4月，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几次找冯雪峰谈话说，在上海的中央局机关遭到严重破坏，要求他以党的特派员身份去上海，先找鲁迅、茅盾等民主人士了解情况，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毛泽东还给他写了指示信，要求他和国民党各派系中的上层人士和社会名人联系，多做统战工作。周恩来派人护送他到苏区和东北军驻地交界处。
冯雪峰到上海后，因为没有先和坚持地下斗争的周扬、夏衍联系，成了他们之间多年解不开的疙瘩。他先在鲁迅家住了两个多星期，很快见到了茅盾、宋庆龄、沈钧儒、史沫特莱等人，向他们介绍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6月，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国，执行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工作。俩人接上关系后，于8月建立了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他们安排斯诺进陕北采访，又向史沫特莱讲了长征中异常艰苦和不屈不挠的经过。史沫特莱根据冯雪峰的讲述，写成了文章，寄给莫斯科的《国际新闻通讯》。这是世界第一次报道红军长征，而且还引发史沫特莱下定了赴陕北采写朱德传记的决心。
冯雪峰住在鲁迅家时，已经发现鲁迅重病缠身。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中央从陕北发了唁电和《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对鲁迅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冯雪峰按照党的要求，和宋庆龄、许广平等处理丧事，在墓前召开了大会，成为革命力量的一次大检阅。在此前后，丁玲从囚禁中被解救出来，根据她的意愿，冯雪峰费尽周折，把她送往陕北，成为第一个从国统区奔往陕北根据地的著名作家。
冯雪峰没有忘记毛泽东牵挂儿子的事情。他四处打听，终于找到线索。原来，岸英三兄弟到上海后，组织把他们安置在周恩来主持创办的大同幼稚园。这个幼稚园由董健吾担任院长，其实董是共产党人。刚刚安定下来，岸龙患痢疾不治而亡。更要命的是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叛变，地下党遭到大破坏，大同幼稚园解散，只能由董健吾带回家抚养。冯雪峰从董家找到两个孩子后，看到蒋介石悬赏25万要毛泽东的首级，感到孩子太不安全，又通过多个渠道，最终将两个孩子送到莫斯科。 从囚室到重庆
冯雪峰给斯诺和史沫特莱讲的长征故事，很多情节都被二人写进《西行漫记》和《伟大的道路》中，部分章节一经出版立即引起轰动，也激起冯雪峰强烈的创作欲望。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和博古率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冯雪峰与博古为统战问题发生激烈争执，就借故回到义乌老家去写小说，前后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两年多。
在乡下，冯雪峰在写作的同时，发动农民组织了抗日武装“同心会”，支持成立赤岸中学战时补习班。乡居近三年，他完成了50万字的《卢代之死》。1941年皖南事变后，形势更加恶化，因一个青年的一封信，他被金华宪兵逮捕，书稿也全部丢失。国民党为了关押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将士，在上饶建立了集中营，冯雪峰也被送到集中营关押。
上饶集中营是人间地狱，上千人的囚徒中有四五百人死于非命。面对虐杀、酷刑、苦役、疾病……冯雪峰受尽了折磨，几乎丧命。但他不忘共产党员的责任，与狱中的党员建立了秘密联系，向难友们讲长征、讲党史、讲《红楼梦》，还教难友学日文，一起团结战斗。
1942年，毛泽东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时，得知冯雪峰被囚于上饶集中营，电告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想办法营救。冯雪峰被捕时的名字是冯福春，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1942年11月，在與国民党高层有关系的郭敬堂和宦乡的担保下，冯雪峰被保释出狱。
1943年12月，冯雪峰来到重庆，按照周恩来的意见，住在作家书屋，接编《抗战文艺》。他首先整理了在上饶集中营创作的诗歌，结集出版了《真实之歌》，接着出版了杂文集《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等。在担任《抗战文艺》主编后，冯雪峰对刊物进行了改革，团结了茅盾、老舍、郭沫若、叶圣陶、朱自清等著名作家，为宣传抗战作出了很大贡献。1945年8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来重庆谈判，专门会见了冯雪峰，并真诚地说：“好几年都没有看到过像《乡风与市风》和《真实之歌》这样好的作品。”
1945年下半年，重庆文艺界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围绕话剧《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就政治性、思想性与艺术性，主观与客观展开了讨论，胡风提出“主观战争精神”，冯雪峰也作了《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的长篇发言，还就两部话剧引起的争论写了《题外的话》，在文中提出不要用“政治性”“艺术性”的代数学式说法，而是应该换成政治性和艺术性统一的说法……文章发表不到30天，《新华日报》就发文批评，说关于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冯雪峰却“不明了”。文章实际是指冯雪峰反对《讲话》中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点。这场争论，为冯雪峰后来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从峰巅坠入低谷
1946年2月，冯雪峰随大批文化人第三次回到上海，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47年2月，国民党破坏和平谈判，中共谈判代表被迫撤离。按照周恩来临走前的指示，冯雪峰留在上海，继续做文化工作，直到1949年5月25日迎来解放。1951年3月，冯雪峰调到北京，筹建人民文学出版社。期间，他创作的电影剧本《上饶集中营》拍摄上映并获奖，毛主席赞扬这部电影有深度，并要身边工作人员都看这部电影。冯雪峰在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期间，审阅了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把作者请到家中吃饭、谈稿，提出了修改意见。他还制定了《鲁迅著作编校和注释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草案》，短短几年，对鲁迅的全部创作、翻译、书信、日记都进行了校勘。冯雪峰还十分注重整理和出版革命烈士遗著，对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瞿秋白文集》以及应修人、潘漠华、郁达夫等的遗稿遗著，都做了认真的编辑工作。
1954年10月，冯雪峰的厄运开始了。李希凡和蓝翎写出了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时任《文艺报》主编的冯雪峰在刊登这篇文章时，写了200多字的编者按，希望引起讨论。不料，俞平伯不久就被扣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封建士大夫阶级意识”等帽子，冯雪峰也被裹挟其中。接着，文艺界又发起了对胡风的批判，批判胡风从40年代到50年代的文艺思想，胡风写了所谓的“三十万言”进行反驳，最后被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革命集团”而被捕入狱。冯雪峰和胡风是多年的好友，对批判胡风持保留态度，两人不少艺术观点相近，自然也受到了牵连。
1957年反右开始后，矛头又一次对准了冯雪峰，重新翻出1936年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罪名是冯雪峰“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结果，他和丁玲、艾青等一批知名作家被带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冯雪峰被开除党籍，撤销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职务，撤销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常委、全国人民代表职务，工资由文艺一级降为文艺四级，成了“反党反人民的罪人”，剥夺了写作和发表文章的权利。
沉重的打击，使冯雪峰陷入深深地痛苦中，但他毕竟是久经考验的老党员。据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韦君宜回忆，1965年，出版社派干部去河南安阳参加“四清”运动，62岁的冯雪峰主动要求前去。他不顾自己的病残身体，工作认真踏实，还被农村干部评为“模范干部”。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被关入“牛棚”，被戴上“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患肺癌去世。
1979年4月，中共中央为冯雪峰作出了平反决定，恢复了他的党籍和政治名誉。1979年11月17日，中央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陈云、宋庆龄、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胡耀邦还亲临追悼会。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致悼词，对冯雪峰的一生做出了高度评价。为纪念冯雪峰，上世纪80年代初，浙江义乌市赤岸镇在冯雪峰原籍神坛村设立了《冯雪峰故居》，故居前的石牌上有胡耀邦“回忆雪峰”的亲笔题词;在故居后面的墓地，前总理朱镕基也亲笔题词了“冯雪峰之墓”。1997年8月1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将冯雪峰故居评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还被正式命名为“廉政教育基地”。
奔赴上海筹建“左联”
1921年，18岁的冯雪峰因组织浙江第七师范学生驱逐学监顾华钟事件，被开除了学籍。费了一番周折后，冯雪峰转入浙江第一师范学习。这所学校是南方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之一，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在老师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的熏陶和辅导下，冯雪峰创作的第一首诗《到省议会旁听》，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上。接着，《小诗》又发表在《诗》月刊上。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在1922年与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以“湖畔诗社”的名义合集出版了诗集《湖畔》，内收冯雪峰的诗17首，成为轰动文坛的湖畔诗人。
冯雪峰非常向往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1925年春，冯雪峰来到北京，一边打工，一边在北京大学旁听并自学日文，很快达到翻译水平，就在报刊上翻译介绍日本、苏联的文艺理论。期间，他熟读了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著作并深受鼓舞，做李大钊那样的人成为他的人生理想。1927年4月28日，军阀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冯雪峰不灰心、不退却，决心继承李大钊遗志，于6月由张天翼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士。
1928年3月，冯雪峰來到上海做地下工作。上海是国际大都会，也是中国的报刊和出版中心，聚集了一大批文艺家。由于各持不同的文艺观点，互相间产生了矛盾。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的创造社和太阳社发表文章，对鲁迅进行攻击，引起鲁迅的强烈不满，不但公开论战，还写信对做革命工作的一位朋友讲了内幕。这事反映到在上海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周恩来和党中央宣传部长李富春那里，中央立即作出停止攻击鲁迅，团结和发挥鲁迅的作用，筹建“左联”，建立左翼文化战线的决定。这个任务交给了宣传部文委书记潘汉年。潘汉年一边给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党员做思想工作，一边考虑派人去做鲁迅的思想工作。潘汉年选准了冯雪峰，因为冯雪峰来上海后，通过柔石牵线，和鲁迅渐渐熟悉，常以学生和挚友的身份，协助鲁迅校对、送稿、送稿费、代买书，陪同开会、赴宴等，仅1928年12月至1933年12月的《鲁迅日记》中，记载他们的交往就有86条。可以说，冯雪峰是鲁迅最信任的人之一。
冯雪峰给鲁迅谈了党的意见后，加上潘汉年以创造社“小伙计”的名义在《现代小说》上著文作了自我批评，终于获得了鲁迅的谅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也于1930年3月2日成立，潘汉年代表党作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鲁迅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这两个讲话都成为左联的行动纲领。1931年1月，潘汉年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接任中宣部文委书记并兼任“左联”党团书记，主编或参与编辑《萌芽月刊》《巴尔底山》《前哨·文学导报》《十字街头》等左联机关刊物，充分发挥了鲁迅的主帅作用，并邀请瞿秋白和茅盾参与“左联”的领导工作。在党的白区工作损失殆尽的困难岁月，左翼文艺事业却蓬勃发展，是“左联”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肩负重任重返上海
1933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到处追捕，冯雪峰离开上海，辗转汕头、潮州，来到中央苏区瑞金，任苏区党校教务主任和副校长。1934年1月21日，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冯雪峰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此时，毛泽东被排斥在红军的领导之外，却与冯雪峰关系非常融洽。冯雪峰常对人说，他最佩服的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并称自己是“毛派”。期间，毛泽东曾对冯雪峰说过，杨开慧牺牲后，三个儿子流离失所生死不明，又说曾有人在上海见过那三个孩子。这件事让毛泽东很是牵肠挂肚……
由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惨重，被迫开始长征。冯雪峰和大家一样，穿着草鞋，背着自己缝制的军用粮袋，全凭着两条腿，徒步走过了11个省份，渡过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等天险，翻过雪山草地，经受了生死考验。
党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在瓦窑堡落脚不久，1936年4月，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几次找冯雪峰谈话说，在上海的中央局机关遭到严重破坏，要求他以党的特派员身份去上海，先找鲁迅、茅盾等民主人士了解情况，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毛泽东还给他写了指示信，要求他和国民党各派系中的上层人士和社会名人联系，多做统战工作。周恩来派人护送他到苏区和东北军驻地交界处。
冯雪峰到上海后，因为没有先和坚持地下斗争的周扬、夏衍联系，成了他们之间多年解不开的疙瘩。他先在鲁迅家住了两个多星期，很快见到了茅盾、宋庆龄、沈钧儒、史沫特莱等人，向他们介绍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6月，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国，执行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工作。俩人接上关系后，于8月建立了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他们安排斯诺进陕北采访，又向史沫特莱讲了长征中异常艰苦和不屈不挠的经过。史沫特莱根据冯雪峰的讲述，写成了文章，寄给莫斯科的《国际新闻通讯》。这是世界第一次报道红军长征，而且还引发史沫特莱下定了赴陕北采写朱德传记的决心。
冯雪峰住在鲁迅家时，已经发现鲁迅重病缠身。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中央从陕北发了唁电和《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对鲁迅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冯雪峰按照党的要求，和宋庆龄、许广平等处理丧事，在墓前召开了大会，成为革命力量的一次大检阅。在此前后，丁玲从囚禁中被解救出来，根据她的意愿，冯雪峰费尽周折，把她送往陕北，成为第一个从国统区奔往陕北根据地的著名作家。
冯雪峰没有忘记毛泽东牵挂儿子的事情。他四处打听，终于找到线索。原来，岸英三兄弟到上海后，组织把他们安置在周恩来主持创办的大同幼稚园。这个幼稚园由董健吾担任院长，其实董是共产党人。刚刚安定下来，岸龙患痢疾不治而亡。更要命的是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叛变，地下党遭到大破坏，大同幼稚园解散，只能由董健吾带回家抚养。冯雪峰从董家找到两个孩子后，看到蒋介石悬赏25万要毛泽东的首级，感到孩子太不安全，又通过多个渠道，最终将两个孩子送到莫斯科。 从囚室到重庆
冯雪峰给斯诺和史沫特莱讲的长征故事，很多情节都被二人写进《西行漫记》和《伟大的道路》中，部分章节一经出版立即引起轰动，也激起冯雪峰强烈的创作欲望。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和博古率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冯雪峰与博古为统战问题发生激烈争执，就借故回到义乌老家去写小说，前后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两年多。
在乡下，冯雪峰在写作的同时，发动农民组织了抗日武装“同心会”，支持成立赤岸中学战时补习班。乡居近三年，他完成了50万字的《卢代之死》。1941年皖南事变后，形势更加恶化，因一个青年的一封信，他被金华宪兵逮捕，书稿也全部丢失。国民党为了关押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将士，在上饶建立了集中营，冯雪峰也被送到集中营关押。
上饶集中营是人间地狱，上千人的囚徒中有四五百人死于非命。面对虐杀、酷刑、苦役、疾病……冯雪峰受尽了折磨，几乎丧命。但他不忘共产党员的责任，与狱中的党员建立了秘密联系，向难友们讲长征、讲党史、讲《红楼梦》，还教难友学日文，一起团结战斗。
1942年，毛泽东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时，得知冯雪峰被囚于上饶集中营，电告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想办法营救。冯雪峰被捕时的名字是冯福春，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1942年11月，在與国民党高层有关系的郭敬堂和宦乡的担保下，冯雪峰被保释出狱。
1943年12月，冯雪峰来到重庆，按照周恩来的意见，住在作家书屋，接编《抗战文艺》。他首先整理了在上饶集中营创作的诗歌，结集出版了《真实之歌》，接着出版了杂文集《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等。在担任《抗战文艺》主编后，冯雪峰对刊物进行了改革，团结了茅盾、老舍、郭沫若、叶圣陶、朱自清等著名作家，为宣传抗战作出了很大贡献。1945年8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来重庆谈判，专门会见了冯雪峰，并真诚地说：“好几年都没有看到过像《乡风与市风》和《真实之歌》这样好的作品。”
1945年下半年，重庆文艺界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围绕话剧《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就政治性、思想性与艺术性，主观与客观展开了讨论，胡风提出“主观战争精神”，冯雪峰也作了《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的长篇发言，还就两部话剧引起的争论写了《题外的话》，在文中提出不要用“政治性”“艺术性”的代数学式说法，而是应该换成政治性和艺术性统一的说法……文章发表不到30天，《新华日报》就发文批评，说关于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冯雪峰却“不明了”。文章实际是指冯雪峰反对《讲话》中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点。这场争论，为冯雪峰后来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从峰巅坠入低谷
1946年2月，冯雪峰随大批文化人第三次回到上海，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47年2月，国民党破坏和平谈判，中共谈判代表被迫撤离。按照周恩来临走前的指示，冯雪峰留在上海，继续做文化工作，直到1949年5月25日迎来解放。1951年3月，冯雪峰调到北京，筹建人民文学出版社。期间，他创作的电影剧本《上饶集中营》拍摄上映并获奖，毛主席赞扬这部电影有深度，并要身边工作人员都看这部电影。冯雪峰在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期间，审阅了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把作者请到家中吃饭、谈稿，提出了修改意见。他还制定了《鲁迅著作编校和注释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草案》，短短几年，对鲁迅的全部创作、翻译、书信、日记都进行了校勘。冯雪峰还十分注重整理和出版革命烈士遗著，对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瞿秋白文集》以及应修人、潘漠华、郁达夫等的遗稿遗著，都做了认真的编辑工作。
1954年10月，冯雪峰的厄运开始了。李希凡和蓝翎写出了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时任《文艺报》主编的冯雪峰在刊登这篇文章时，写了200多字的编者按，希望引起讨论。不料，俞平伯不久就被扣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封建士大夫阶级意识”等帽子，冯雪峰也被裹挟其中。接着，文艺界又发起了对胡风的批判，批判胡风从40年代到50年代的文艺思想，胡风写了所谓的“三十万言”进行反驳，最后被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革命集团”而被捕入狱。冯雪峰和胡风是多年的好友，对批判胡风持保留态度，两人不少艺术观点相近，自然也受到了牵连。
1957年反右开始后，矛头又一次对准了冯雪峰，重新翻出1936年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罪名是冯雪峰“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结果，他和丁玲、艾青等一批知名作家被带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冯雪峰被开除党籍，撤销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职务，撤销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常委、全国人民代表职务，工资由文艺一级降为文艺四级，成了“反党反人民的罪人”，剥夺了写作和发表文章的权利。
沉重的打击，使冯雪峰陷入深深地痛苦中，但他毕竟是久经考验的老党员。据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韦君宜回忆，1965年，出版社派干部去河南安阳参加“四清”运动，62岁的冯雪峰主动要求前去。他不顾自己的病残身体，工作认真踏实，还被农村干部评为“模范干部”。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被关入“牛棚”，被戴上“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患肺癌去世。
1979年4月，中共中央为冯雪峰作出了平反决定，恢复了他的党籍和政治名誉。1979年11月17日，中央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陈云、宋庆龄、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胡耀邦还亲临追悼会。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致悼词，对冯雪峰的一生做出了高度评价。为纪念冯雪峰，上世纪80年代初，浙江义乌市赤岸镇在冯雪峰原籍神坛村设立了《冯雪峰故居》，故居前的石牌上有胡耀邦“回忆雪峰”的亲笔题词;在故居后面的墓地，前总理朱镕基也亲笔题词了“冯雪峰之墓”。1997年8月1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将冯雪峰故居评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还被正式命名为“廉政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