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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調查（CFPS）数据，通过二元Logit模型分析农村家庭生计资本对其旅游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的旅游需求都有影响;具体变量对农村需求的影响则有所差别，家庭汽车、最高学历、邮电通信费、人情礼支出、家庭收入、家庭存款与旅游需求正相关，家庭规模和家庭土地负相关。因此，针对性地强化积极生计资本、改善消极生计资本，将有助于提高农村家庭的旅游意愿和旅游消费，进一步激发农村旅游市场的活力。
关键词：生计资本;农村家庭;旅游需求;CFPS;二元Logit模型
近年来，我国国内游客和农村居民游客数量都在不断增加。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2018年农村居民旅游消费以8.8%的速度高速增长，农村居民国内游客达到14.2亿人次，农村居民旅游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整体而言，农村居民旅游蓬勃发展，居民旅游需求和旅游消费能力具有很强的开拓空间，农村旅游市场广阔。农村游客不断变多，但城乡游客数量差距却不断拉大。农村经济文化水平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增强，引导农村居民的旅游需求，推动农村旅游需求面向更广大的旅游供给系统很有必要。同时，高度重视农村居民旅游需求，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三农”问题关注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农村居民的旅游活动意味着基本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精神文化需求的提升，进一步彰显社会公平与正义。因此，本研究聚焦于农村家庭旅游需求的影响因素探讨，以期为进一步开拓农村旅游市场提供借鉴参考。
1 文献综述及理论假设
1.1 文献综述
家庭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结构的基础单元，白凯等认为，广义旅游家庭包括家庭中的夫妻、子女、父母等多数成员，狭义成员则只包括夫妻和子女[1]。依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本研究的家庭采用广义定义，包括家庭中的所有成员。目前学界对于家庭旅游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于家庭旅游消费研究和行为探讨，但都对家庭旅游的作用做出肯定回答。家庭旅游可以促进家庭和谐，维护家庭关系，增进家庭沟通，加深家庭成员的互动。陈欣等认为，家庭旅游可以通过旅游体验来提高家庭成员的幸福感[2]。农村家庭旅游除对家庭具有重要意义外，对于乡村进步、社会转型也具有重大意义。
旅游需求是旅游领域的研究重点，在倡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从消费者出发探讨旅游需求侧问题，协调旅游产业供给和需求系统，有利于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需求分为意愿和能力2个部分，学者从旅游需求或旅游意愿出发，研究其影响因素。
我国关于农村居民旅游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00年，学者开始探索农村旅游市场的重要性。目前，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的态度和目的、水平与空间差异、影响因素3个方面[3]。聚焦影响因素，部分学者研究单个要素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关系。余凤龙等基于宏观数据，发现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与收入和消费习惯正相关，与消费不确定性负相关;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潜力的释放与否，关乎城镇化的发展水平[4-5]。杨勇则认为，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虽要考虑其收入来源方式，但总体来说仍旧呈现出较强的旅游消费需求效应[6]。更多学者基于具体的区域，探究农村居民或农村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因素。周文丽以甘肃省为例，发现经济因素即可支配收入和产品价格对消费的影响程度最大，目的地和服务因素次之，而农村居民自身的意愿和动机则影响较小[7]。余凤龙等在对苏南的案例分析中发现，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除了受家庭经济、文化程度和乡村性的影响，农村居民的个人心理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8]。
综上，旅游需求是学界的重点研究问题，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不断延展;但聚焦于“农村”背景和“家庭”主体的研究则不丰富。生计资本作为家庭或个人赖以谋生的资本或资产，为广泛且科学地了解家庭或个人信息状况提供角度。因此，本研究基于CFPS2018数据，结合可持续生计框架下的生计资本，创新进行农村家庭旅游需求研究。
1.2 理论假设
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现在广泛应用于研究农村地区和贫困问题。该框架将生计资本视为该框架的重要一环，具体确定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5类。不同的家庭状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农村家庭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生计资本则提供探讨农村家庭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维度划分。
1.2.1 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是具有流动性的资产，包括现金、借贷等。张大永等发现，家庭财富对消费具有正向推动作用[9]。邓大松等也发现，家庭财富的积累有助于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10]。金融资本作为农村家庭经济财富的直接展示，是农村家庭旅游消费能力的重要体现。由此提出假设H1：金融资本对农村家庭旅游需求具有正向影响。
1.2.2 物质资本 物质资本包括家庭所拥有的房产、汽车、机器设备等以实物形式存在的财富。贺建风等认为，物质资本越丰富，家庭抗风险能力越强，也就更有机会参与到市场活动中[11]。周晔馨则发现，农户的物质资本可以通过家庭关系的传递增加农业收入，增强农村家庭的消费能力[12]。由此提出假设H2：物质资本对农村家庭旅游需求具有正向影响。
1.2.3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人凝结在自身、具有经济价值的能力、知识等。一方面，部分学者发现人力资本的提升能改善消费不平等现象，户主的人力资本会影响家庭的消费水平[13]。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会影响主体意愿和认知，导致个体的异质性[14]。由此提出假设H3：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旅游需求具有正向影响。
1.2.4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社会或群体间的人际关系、机构等，在家庭经济行为中通常作为辅助性因素[15]。温雪等认为，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具有正向作用，不同地区影响程度不同[16]。刘雯则发现，市场化水平影响农户社会资本的积累，其消费动机也因此不同[17]。韩雷等强调，除经济作用外，社会资本起着社会保障的作用，降低风险[18]。由此提出假设H4：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旅游需求具有正向影响。 1.2.5 自然资本 自然资本是赖以生存的土地、水源、动植物等资源的集合。唐国建发现，自然资本内生性和外生性的变动，会对渔民的生计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19]。郝文渊等则发现，农牧民所拥有的自然资本越多，农牧民就越不愿意放弃现有的农业生计方式[20]。由此提出假设H5：自然资本对农村家庭旅游需求具有负向影响。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均源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CFPS数据覆盖全国25个省（市、区），可以代表中国95%的人口。2018年CFPS家庭层面数据共获得14 241个样本，其中6 744个乡村家庭样本;个人层面数据共获得32 669个样本，其中15 954个样本源自乡村。本研究关注农村家庭的生计资本和旅游需求问题，对家庭样本和个人样本进行指标筛选、样本剔除、指标整合及样本合并，最终整理出3 627个家庭样本。
2.2 指标选取
本研究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家庭的旅游需求，指样本家庭是否进行旅游活动。解释变量则分为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5个维度共13个具体变量（表1）。结合已有关于生计资本变量的定义及CFPS2018具体题项设置，具体变量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直接得到或进行整合而得。金融资本包括农村家庭的收入、借款、贷款、存款及接受捐助的情况，从多方面展现家庭金融资本存量。住房作为固定资产能够刺激家庭的旅游消费，汽车则是旅游的关联消费，因此将物质资本定义为家庭汽车和额外房产。人力资本则定义为家庭规模和最高学历，早在2003年就有学者指出家庭规模影响家庭旅游决策，而教育水平也会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认知[21]。自然资本定义为家庭土地和做饭用水。社会资本则参考苏芳等的研究定义，即每月邮电通信费和人情礼支出[22]。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被解释变量为旅游需求，解释变量分为5个维度共13个具体变量。旅游需求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可用概率π和1-π取值1=旅游需求和 0=无旅游需求进行表达，旅游需求的分布成为具有参数π的伯努利分布。
3 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共选取13个变量分析农村家庭旅游需求的影响因素，为提高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对变量进行多种共线性（VIF）检验。当VIF值在（0，10）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由表2可知，变量的VIF值在[1，2）之间，表明变量间不存在多种共线性。
旅游需求作为二分变量，本研究利用Stata14软件进行二元Logit模型检验（表3）。具体而言，家庭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农村家庭旅游需求就会增加0.000 5%;家庭存款每增加1个单位，旅游需求就会增加0.000 2%;拥有汽车的家庭，其旅游需求比没有汽车的家庭高145%;家庭规模每增加1个单位，旅游需求就会降低11%;家庭最高学历每增加1个单位，旅游需求就会增加30%;拥有土地的家庭，其旅游需求比没有土地的家庭低44%;每月邮电通信费每增加1个单位，旅游需求就会增加0.095 9%;人情礼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旅游需求就会增加0001 6%。因此，家庭贷款、家庭借款、接受捐助、额外房产、做饭用水与农村家庭旅游需求无关;家庭收入、家庭存款、家庭汽车、家庭最高学历、每月邮电通信费、人情礼支出与农村家庭旅游需求正相关，其中家庭收入、家庭存款、每月邮电通信费和人情礼支出与旅游需求相关性较小;家庭规模和家庭土地则与农村家庭旅游需求负相关。
3.1 金融资本与农村家庭旅游需求正相关，假设H1得以证实
金融资本指标中，家庭收入和家庭存款与农村家庭旅游需求正相关。收入和存款是家庭消费能力的直接体现，是家庭进行旅游活动的重要基础。学界普遍认为收入的提高可以刺激旅游消费，居民收入水平与旅游消费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收入是影响家庭旅游消费的重要因素[23]。家庭存款则是家庭可利用的现金流，是家庭经济的关键构成部分。一方面，存款可以提高农村家庭旅游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存款可以增强农村家庭的抗风险能力，更有意愿去参与市场消费，进行旅游活动[24]。
3.2 物质资本与农村家庭旅游需求正相关，假设H2得以证实
拥有汽车的家庭比没有汽车的家庭有更高的旅游需求。自驾游是新兴的旅游形式和旅游产品，是交通、汽车、旅游相互融合的产物。汽车为家庭旅游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家庭可以依托汽车进行周边或更远地区的家庭旅游休闲活动;也可参加汽车旅行团，以团队的形式参与旅游。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互联网技术的革新等，商家、旅游目的地、家庭共同激发出更强大的自驾游潜力。农村家庭可以像城市家庭一样通过汽车购买和旅行消费，追求更高层次的旅游体验，从而具有强烈的旅游愿望，实现汽车的关联消费[25]。
3.3 不同的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旅游需求产生正向或负向影响，假设H3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证实
家庭规模抑制家庭旅游需求，与旅游需求负相关。一方面，家庭规模越大，家庭生活性支出增加，拥有的财富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在对外进行旅游活动时，相比规模较小的家庭，大规模家庭更具復杂性和困难性。家庭人口越多，由于个人异质性的存在，家庭在进行旅游时，个人的偏好、期望、能力等都存在差异，人们的行为有个性和差异[26]。
家庭最高学历越高，农村家庭旅游需求越高。教育水平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一方面，教育水平越高，居民具有的知识和技能等也越丰富，个人收入随之提升[27]。另一方面，教育可以塑造价值观，影响居民的消费观念，拥有高学历的人更容易进行高层次消费[28]。
3.4 社会资本与农村家庭旅游需求正相关，假设H4得以证实
邮电通信费和人情礼支出更高的家庭，其旅游需求也更高。邮电通信费和人情礼支出越多，家庭对外的联系越广泛紧密，社会资本越丰富。社会资本存量改善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实现居民消费升级[18]。农村家庭通过构建家庭社交网络，互相传递社会信息，强化社会联系，推动家庭的旅游活动产生。
关键词：生计资本;农村家庭;旅游需求;CFPS;二元Logit模型
近年来，我国国内游客和农村居民游客数量都在不断增加。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2018年农村居民旅游消费以8.8%的速度高速增长，农村居民国内游客达到14.2亿人次，农村居民旅游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整体而言，农村居民旅游蓬勃发展，居民旅游需求和旅游消费能力具有很强的开拓空间，农村旅游市场广阔。农村游客不断变多，但城乡游客数量差距却不断拉大。农村经济文化水平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增强，引导农村居民的旅游需求，推动农村旅游需求面向更广大的旅游供给系统很有必要。同时，高度重视农村居民旅游需求，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三农”问题关注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农村居民的旅游活动意味着基本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精神文化需求的提升，进一步彰显社会公平与正义。因此，本研究聚焦于农村家庭旅游需求的影响因素探讨，以期为进一步开拓农村旅游市场提供借鉴参考。
1 文献综述及理论假设
1.1 文献综述
家庭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结构的基础单元，白凯等认为，广义旅游家庭包括家庭中的夫妻、子女、父母等多数成员，狭义成员则只包括夫妻和子女[1]。依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本研究的家庭采用广义定义，包括家庭中的所有成员。目前学界对于家庭旅游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于家庭旅游消费研究和行为探讨，但都对家庭旅游的作用做出肯定回答。家庭旅游可以促进家庭和谐，维护家庭关系，增进家庭沟通，加深家庭成员的互动。陈欣等认为，家庭旅游可以通过旅游体验来提高家庭成员的幸福感[2]。农村家庭旅游除对家庭具有重要意义外，对于乡村进步、社会转型也具有重大意义。
旅游需求是旅游领域的研究重点，在倡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从消费者出发探讨旅游需求侧问题，协调旅游产业供给和需求系统，有利于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需求分为意愿和能力2个部分，学者从旅游需求或旅游意愿出发，研究其影响因素。
我国关于农村居民旅游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00年，学者开始探索农村旅游市场的重要性。目前，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的态度和目的、水平与空间差异、影响因素3个方面[3]。聚焦影响因素，部分学者研究单个要素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关系。余凤龙等基于宏观数据，发现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与收入和消费习惯正相关，与消费不确定性负相关;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潜力的释放与否，关乎城镇化的发展水平[4-5]。杨勇则认为，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虽要考虑其收入来源方式，但总体来说仍旧呈现出较强的旅游消费需求效应[6]。更多学者基于具体的区域，探究农村居民或农村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因素。周文丽以甘肃省为例，发现经济因素即可支配收入和产品价格对消费的影响程度最大，目的地和服务因素次之，而农村居民自身的意愿和动机则影响较小[7]。余凤龙等在对苏南的案例分析中发现，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除了受家庭经济、文化程度和乡村性的影响，农村居民的个人心理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8]。
综上，旅游需求是学界的重点研究问题，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不断延展;但聚焦于“农村”背景和“家庭”主体的研究则不丰富。生计资本作为家庭或个人赖以谋生的资本或资产，为广泛且科学地了解家庭或个人信息状况提供角度。因此，本研究基于CFPS2018数据，结合可持续生计框架下的生计资本，创新进行农村家庭旅游需求研究。
1.2 理论假设
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现在广泛应用于研究农村地区和贫困问题。该框架将生计资本视为该框架的重要一环，具体确定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5类。不同的家庭状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农村家庭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生计资本则提供探讨农村家庭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维度划分。
1.2.1 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是具有流动性的资产，包括现金、借贷等。张大永等发现，家庭财富对消费具有正向推动作用[9]。邓大松等也发现，家庭财富的积累有助于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10]。金融资本作为农村家庭经济财富的直接展示，是农村家庭旅游消费能力的重要体现。由此提出假设H1：金融资本对农村家庭旅游需求具有正向影响。
1.2.2 物质资本 物质资本包括家庭所拥有的房产、汽车、机器设备等以实物形式存在的财富。贺建风等认为，物质资本越丰富，家庭抗风险能力越强，也就更有机会参与到市场活动中[11]。周晔馨则发现，农户的物质资本可以通过家庭关系的传递增加农业收入，增强农村家庭的消费能力[12]。由此提出假设H2：物质资本对农村家庭旅游需求具有正向影响。
1.2.3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人凝结在自身、具有经济价值的能力、知识等。一方面，部分学者发现人力资本的提升能改善消费不平等现象，户主的人力资本会影响家庭的消费水平[13]。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会影响主体意愿和认知，导致个体的异质性[14]。由此提出假设H3：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旅游需求具有正向影响。
1.2.4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社会或群体间的人际关系、机构等，在家庭经济行为中通常作为辅助性因素[15]。温雪等认为，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具有正向作用，不同地区影响程度不同[16]。刘雯则发现，市场化水平影响农户社会资本的积累，其消费动机也因此不同[17]。韩雷等强调，除经济作用外，社会资本起着社会保障的作用，降低风险[18]。由此提出假设H4：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旅游需求具有正向影响。 1.2.5 自然资本 自然资本是赖以生存的土地、水源、动植物等资源的集合。唐国建发现，自然资本内生性和外生性的变动，会对渔民的生计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19]。郝文渊等则发现，农牧民所拥有的自然资本越多，农牧民就越不愿意放弃现有的农业生计方式[20]。由此提出假设H5：自然资本对农村家庭旅游需求具有负向影响。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均源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CFPS数据覆盖全国25个省（市、区），可以代表中国95%的人口。2018年CFPS家庭层面数据共获得14 241个样本，其中6 744个乡村家庭样本;个人层面数据共获得32 669个样本，其中15 954个样本源自乡村。本研究关注农村家庭的生计资本和旅游需求问题，对家庭样本和个人样本进行指标筛选、样本剔除、指标整合及样本合并，最终整理出3 627个家庭样本。
2.2 指标选取
本研究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家庭的旅游需求，指样本家庭是否进行旅游活动。解释变量则分为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5个维度共13个具体变量（表1）。结合已有关于生计资本变量的定义及CFPS2018具体题项设置，具体变量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直接得到或进行整合而得。金融资本包括农村家庭的收入、借款、贷款、存款及接受捐助的情况，从多方面展现家庭金融资本存量。住房作为固定资产能够刺激家庭的旅游消费，汽车则是旅游的关联消费，因此将物质资本定义为家庭汽车和额外房产。人力资本则定义为家庭规模和最高学历，早在2003年就有学者指出家庭规模影响家庭旅游决策，而教育水平也会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认知[21]。自然资本定义为家庭土地和做饭用水。社会资本则参考苏芳等的研究定义，即每月邮电通信费和人情礼支出[22]。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被解释变量为旅游需求，解释变量分为5个维度共13个具体变量。旅游需求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可用概率π和1-π取值1=旅游需求和 0=无旅游需求进行表达，旅游需求的分布成为具有参数π的伯努利分布。
3 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共选取13个变量分析农村家庭旅游需求的影响因素，为提高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对变量进行多种共线性（VIF）检验。当VIF值在（0，10）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由表2可知，变量的VIF值在[1，2）之间，表明变量间不存在多种共线性。
旅游需求作为二分变量，本研究利用Stata14软件进行二元Logit模型检验（表3）。具体而言，家庭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农村家庭旅游需求就会增加0.000 5%;家庭存款每增加1个单位，旅游需求就会增加0.000 2%;拥有汽车的家庭，其旅游需求比没有汽车的家庭高145%;家庭规模每增加1个单位，旅游需求就会降低11%;家庭最高学历每增加1个单位，旅游需求就会增加30%;拥有土地的家庭，其旅游需求比没有土地的家庭低44%;每月邮电通信费每增加1个单位，旅游需求就会增加0.095 9%;人情礼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旅游需求就会增加0001 6%。因此，家庭贷款、家庭借款、接受捐助、额外房产、做饭用水与农村家庭旅游需求无关;家庭收入、家庭存款、家庭汽车、家庭最高学历、每月邮电通信费、人情礼支出与农村家庭旅游需求正相关，其中家庭收入、家庭存款、每月邮电通信费和人情礼支出与旅游需求相关性较小;家庭规模和家庭土地则与农村家庭旅游需求负相关。
3.1 金融资本与农村家庭旅游需求正相关，假设H1得以证实
金融资本指标中，家庭收入和家庭存款与农村家庭旅游需求正相关。收入和存款是家庭消费能力的直接体现，是家庭进行旅游活动的重要基础。学界普遍认为收入的提高可以刺激旅游消费，居民收入水平与旅游消费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收入是影响家庭旅游消费的重要因素[23]。家庭存款则是家庭可利用的现金流，是家庭经济的关键构成部分。一方面，存款可以提高农村家庭旅游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存款可以增强农村家庭的抗风险能力，更有意愿去参与市场消费，进行旅游活动[24]。
3.2 物质资本与农村家庭旅游需求正相关，假设H2得以证实
拥有汽车的家庭比没有汽车的家庭有更高的旅游需求。自驾游是新兴的旅游形式和旅游产品，是交通、汽车、旅游相互融合的产物。汽车为家庭旅游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家庭可以依托汽车进行周边或更远地区的家庭旅游休闲活动;也可参加汽车旅行团，以团队的形式参与旅游。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互联网技术的革新等，商家、旅游目的地、家庭共同激发出更强大的自驾游潜力。农村家庭可以像城市家庭一样通过汽车购买和旅行消费，追求更高层次的旅游体验，从而具有强烈的旅游愿望，实现汽车的关联消费[25]。
3.3 不同的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旅游需求产生正向或负向影响，假设H3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证实
家庭规模抑制家庭旅游需求，与旅游需求负相关。一方面，家庭规模越大，家庭生活性支出增加，拥有的财富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在对外进行旅游活动时，相比规模较小的家庭，大规模家庭更具復杂性和困难性。家庭人口越多，由于个人异质性的存在，家庭在进行旅游时，个人的偏好、期望、能力等都存在差异，人们的行为有个性和差异[26]。
家庭最高学历越高，农村家庭旅游需求越高。教育水平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一方面，教育水平越高，居民具有的知识和技能等也越丰富，个人收入随之提升[27]。另一方面，教育可以塑造价值观，影响居民的消费观念，拥有高学历的人更容易进行高层次消费[28]。
3.4 社会资本与农村家庭旅游需求正相关，假设H4得以证实
邮电通信费和人情礼支出更高的家庭，其旅游需求也更高。邮电通信费和人情礼支出越多，家庭对外的联系越广泛紧密，社会资本越丰富。社会资本存量改善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实现居民消费升级[18]。农村家庭通过构建家庭社交网络，互相传递社会信息，强化社会联系，推动家庭的旅游活动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