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无知批有知”是如何开始的】
2009年是陈寅恪逝世40周年。每当提到陈寅恪,就不禁想起53年前,我们中山大学1956级同学集体拜访他的情景。往事如昨,历历在目。
那是1956年9月22日下午5时许,中山大学历史系在“怀士堂”举行迎新会,系主任杨荣国教授重点介绍陈寅恪,说陈“才识渊博、盖世奇才”,是“最好的教授”、“教授的教授”,正如吴宓教授所说的“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迎新会一结束,三四十位新生就嚷着要去拜访陈寅恪教授。刚走到东南区一号陈家门前,就见到一位面带笑容的长者站在门前的阶梯上,一身长衫马褂,穿着布裤、布鞋,手里拿着一根拐杖。同学们感到意外的是,这位断断续续留学欧美近20年的教授,竟一点“洋”气都没有,“土”得像个“老学究”。陈寅恪面对眼前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显然深深被打动了。他兴致勃勃地发问:“你们有多少同学第一志愿是报考北京大學历史系的?”有几个人举了手。他又问:“有多少同学第一志愿是报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举手的人比刚才多了些。站在陈寅恪身旁的教师把举手的人数小声告诉他。陈寅恪说:“北京大学历史系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北大的教授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学生,还有是我学生的学生。”同学中传出一阵笑声。师生会见极为融洽,陈寅恪心情甚佳,谈兴甚浓,他面带笑容地对同学们说,“北大也好,中大也好,问题不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努力,如果自己努力钻研,一定会取得好成绩”。“我对你们提两点意见,一是要学好古文和外文,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研究历史才会出好的成果;二是要注意锻炼身体,身体好才不会半途而废”。话声一落,同学们即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次会见使人终身难忘。
陈寅恪对学生讲的一番话是他的肺腑之言,掌握好古汉语和外语是研究文史的工具和基础。陈寅恪自己就花了很大的工夫去掌握语言,最后通晓近20种语言文字,英、德、法、日、俄、意等国文字自不必说,还通晓梵文、突厥文、西夏、蒙、满、拉丁、暹罗、巴利、波斯、希腊、阿拉伯、匈牙利、土耳其等国文字。
注意锻炼身体,也是陈寅恪感怀身世的由衷之言。陈身体瘦弱,眼疾严重,这给读书和著述带来极大不便。上世纪50年代,陈寅恪的眼睛尚有微弱视力,他家门口修了一条“白色水泥路”,藉白色的反光,他可以拄着拐杖在上面来回散步。这条“白色水泥路”也有一番来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一文中有云,“中山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双目严重损坏,只能看到一点微光。陶铸同志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病治疗,还关照有关同志在他的院子里(宅门前)修一条白色甬道,让这位老教授在工余散步时不致摔倒……”
新生集体探访是陈寅恪教学生涯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年年运动不断,再也没有机会让后来的入学新生享受这种待遇。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也简单提到上述新生拜访陈寅恪之事,他写道:“好一幅感人的尊师爱生图!所有在场的人恐怕谁也料想不到,两年后这些被深深感动的青年,竟会以满腔的愤怒、幼稚的狂热,将冷酷的批判锋芒,无情地指向这位他们曾爱戴过的老师。”显然,这段话中“两年后这些曾被深深感动的青年”,指的就是1956级的新生,这种“张冠李戴”的说法是失实的。1956级的学生从来就没有批判过陈寅恪,因为我们并没有上过陈寅恪的课。
当时批判陈寅恪等一批老教授的事是这样开始的。1958年4月28日史学界权威范文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的文章,指出“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传统……厚古薄今是资产阶级学风……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作过《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他说资产阶级学者言必称三代(夏商周),逃避现实生活,我们要和他们的琐碎主义作风作斗争,否则就会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1958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的问题》的通信,郭说“厚今薄古”不是陈伯达个人意见,毛泽东早就提出过要我们重视近百年史的研究……
“厚今薄古”口号一提出,马上成为高校文科学生必须认真学习讨论的问题。校方号召学生不要盲目崇拜权威,发动学生给老师提意见、写大字报,“帮助老师自我革命”,首当其冲的就是全国知名的中国古代史四大教授——刘节、梁方仲、岑仲勉、陈寅恪。当时1956级生是历史系二年级的学生,还没有资格听老教授的选修课,对他们“提不出什么意见”;倒是三四年级的学生和老师,写了很多批判陈寅恪等人的大字报。比较荒谬的一张大字报说,陈寅恪只研究历史人物是否有胡子,长安的妓女有多少、属第几流妓女等资产阶级低级趣味的问题,还说一级教授只有讲师水平等贬损性语言。甚至还有人身攻击者——“这样的做法(指陈寅恪的“资产阶级史学研究方法”——作者按),和在一个僵尸身上穿上华丽的衣服……结果仍不改变其为死人一样。”陈夫人唐多次把大字报内容抄回家念给陈寅恪听,陈感到极大的愤怒,立即通知教务处派人把他家中的学生桌椅全部搬走,不再给学生上课了(当时学生是到陈教授家里上课的)。7月下旬,陈寅恪上书校长,愤怒地表示:一、坚决不再上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这是一场学生批老师、“无知批有知”的闹剧。最后中大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冯乃超亲自登门对陈进行安抚并对学生的过激言辞作了批评,陈的愤怒才稍有平息。但学生的批判仍在继续,一直进行到1959年的“教育革命”。
【斯大林向毛泽东打听陈寅恪】
自从与陈寅恪会面之后,同学们听到有关陈寅恪的事情,总会作为课余闲谈的材料。如1949年底,毛泽东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见时,斯大林忽然问起了陈寅恪,原来是斯大林的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著作的材料,可毛泽东当时并不知道陈的下落。回国后毛泽东专门查问,才知陈寅恪在中山大学,便嘱咐广东当局要好好优待。一个外国国家元首,如此关心一位异国的学者是罕见的,这足以证明陈寅恪在国际上的地位。
1959年盛传陈寅恪向来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诉苦,对教育革命提了很多意见。几年后,周扬的一次谈话中讲到了这件事,他说:“我和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学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英语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一(此处有误,陈寅恪之父散原老人陈三立少年时,与丁慧康、谭嗣同、吴保初四人,时称“四公子”——作者按)。1959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要向老师学习,何以前后矛盾如此。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差一点是可能的……”陈寅恪的话没有完全记录下来,周扬隐瞒了一些情节。据陈序经副校长说,“(陈、周)两人见面后争论起来,争僵了。陈的火气很大,周部长不应再向其解释”。这里可以看到陈寅恪对当时的“教育革命”是有很大意见的。
陈寅恪讲课很有特点,“寅师授课,恒闭目而思,端坐而讲,奋笔(粉笔)而书,所举史料详记卷数页数,反复论证,数满黑板,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每堂皆自立己说,非好奇立异,目的实只在求真,对同学发生强烈启发作用。弟又曾笑语同学曰:‘寅师一堂所授,真是令人耳不及听目不暇给。’寅师授课创见很多,全非复本”(梁嘉彬语)。当时陈寅恪讲课吸引很多教授来听课,“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不误,一定来听讲,助教来,朱自清来,北大外国教授钢和泰也来,其他大学部的学生教授不来,因为听不懂”(陈哲三语)。
陈寅恪1939年在西南联大讲授《两晋南北朝史》时,“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师即开始讲述,谓上次讲的……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的包袱,就坐于面对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讲述久之,似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座椅,面对生徒,而作微笑状。有时瞑目闭眼而讲,滔滔不绝。其讲学也,似系考证学派,中外古今,旁征博引,论据卓越。听众敬佩其学向之渊博,熟谙各种语文之能力,与钻研不息之精神,皆非常人所能望其项背也……当时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先生有言曰:‘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宗良圮语)。
从上述陈寅恪讲课另一角度,可见陈在清华时期视力尚好,能流利地书写黑板;到西南联大时期,视力大为下降;而在中山大学讲授《元白诗证史》时,只能带着拐杖,坐在藤椅上给学生讲课,在双目几乎完全失明的情况下极少甚至不能书写黑板了。但他的讲课风格没变。据说,他在讲白居易《长恨歌》时,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中的第一个“汉”字,就旁征博引,足足讲了四节课。作为陈寅恪的学生,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包括文言文、外文和唐诗)基础,是很难听懂他的课的。陈寅恪讲课平铺直叙,不加渲染,但古今中外史料信手拈来,不时夹着外文,东一句,西一句,高谈阔论,同学们往往摸不着头脑,觉得枯燥无味,难以引起共鸣。他讲多写少的时候,学生们也很难做好笔记。因此,选修《元白诗证史》的同学最初达30多人——这在陈寅恪的教学生涯中是空前的,之前几年他曾只为一个学生上课呢——但这30多人中,能坚持到最后修完课程的仅10多人。
陈寅恪晚年所著《柳如是别传》,长达80多万字,引用儒法道释、经史子集、笔记小说600多种,其博学无人可及。
【陈寅恪之死与近年的“陈寅恪热”】
1969年10月7日凌晨5时,陈寅恪溘然长逝,永远离开凄风苦雨的人世,享年79岁。当时公布的死因是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一代巨星的陨落,罪在“文革”。梁宗岱夫人甘少芬用其血泪写成的回忆录《宗岱和我》中,间接讲到陈寅恪的死因:“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是小死一场。”当时陈寅恪的住处,正是中大中区制高点大钟楼的对面,被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围,受日夜播音的干扰,痛苦不堪。红卫兵知道陈寅恪眼不能看,耳却可以听,每当开大型批斗会,就直接在他的屋前屋后装上几只大喇叭,说是要“让反动学术权威听革命群众愤怒的控诉”,使陈寅恪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陈寅恪的最后3年,是在被残酷迫害的恐惧中度过的。“文革”一开始,他就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而第一张来势汹汹的大字报,却是后勤部门写的,说陈寅恪这个瞎老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什么都不干,住最好的,吃最好的,拿最高工资,享受国家照顾,每月要吃进口药物,每天要享受“三個半护士”的护理,还有意侮辱护士,说陈是“康乐园里的刘文彩”。
批斗陈寅恪时,就从他的著作中或断章取义或添油加醋或臆测夸大事实,说陈不甘心蒋家王朝的覆灭,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说他老到皮包骨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是怎样灭亡……
“兴亡遗恨尚如新”,出自《论再生缘》,是陈寅恪对陈端生的命运感同身受而吟咏的一首七绝。诗云:“红杏青松画已陈,兴亡遗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归去,肠断看花旧日人。”造反派只是从字面看“兴亡遗恨”与新旧政权有关。原历史系教授何肇发说:幸亏当年“造反派”根本读不懂陈寅恪的诗,不然陈极可能被当场打死。陈寅恪侥幸地躲过一劫。
随着运动的深入,对陈寅恪批判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把中大东南区一号四面的墙壁贴得满满的,原来的红墙变成黑斑白底,整座楼房显得阴森恐怖。房屋四周的树木也挂上了长长的批陈标语,风一吹,犹如白幡在招魂。
“破四旧”开始抄家了,造反派把陈寅恪的书籍和未刊稿都封存在一个房间里,等候处理。首次来抄家者是历史系的“革命群众”,所以书稿等没有遭到灰飞烟灭的劫难,然而他多年精心保存的一些文物字画却被作为“四旧”抄掉了。以后不断地抄家,不分昼夜,来了一批又一批,所有值钱的物品都被抄走了,陈夫人的金银首饰也以需要展览为名被抄走,下落不明。
陈寅恪逝世的1969年,中山大学工宣队看中了陈的住宅作为他们的指挥部,在春节后勒令陈搬到西南区50号的一间平房。陈寅恪被迫离开住了14年的熟悉的地方,这对他是个重大的打击,加速了他的死亡。3月至7月陈夫人被居委会叫去办学习班,陈更感忧心与孤独。5月5日下午,陈寅恪又被迫作“口头交代”,直至他不能讲话才罢休。陈寅恪百感交集,写下一副“遗恨塞乾坤”的预挽爱妻联:
涕泣时牛衣,载都成断肠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陈寅恪却先离爱妻而去。他死后,校方说陈的政治态度“比狗屎还臭”。当时民间流行一种说法,陈寅恪临终前校方最后一次派人上门查看,陈断断续续表达了两个观点:一为珍宝岛从来都是中国的领土;二是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真实情况如何,不得而知。陈寅恪去世后11天即10月18日,《广州日报》才刊登其逝世的消息,据说还是经周总理指示才刊登的。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的碑铭,其实对他本人而言亦甚恰切。
陈寅恪逝世后,不知从何时起,海内外的文化人中,悄悄地掀起了一股“陈寅恪热”。陈寅恪能激起人们的缅怀,当然不是偶然的。面对浮躁、喧嚣、功利、无序,面对理念的销蚀、道德的失范和对传统文化的轻蔑,陈寅恪高贵的书生风骨与人品,对传统文化至死不渝的眷恋,独立自由之精神,永远值得铭记。
(作者系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地方志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2009年是陈寅恪逝世40周年。每当提到陈寅恪,就不禁想起53年前,我们中山大学1956级同学集体拜访他的情景。往事如昨,历历在目。
那是1956年9月22日下午5时许,中山大学历史系在“怀士堂”举行迎新会,系主任杨荣国教授重点介绍陈寅恪,说陈“才识渊博、盖世奇才”,是“最好的教授”、“教授的教授”,正如吴宓教授所说的“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迎新会一结束,三四十位新生就嚷着要去拜访陈寅恪教授。刚走到东南区一号陈家门前,就见到一位面带笑容的长者站在门前的阶梯上,一身长衫马褂,穿着布裤、布鞋,手里拿着一根拐杖。同学们感到意外的是,这位断断续续留学欧美近20年的教授,竟一点“洋”气都没有,“土”得像个“老学究”。陈寅恪面对眼前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显然深深被打动了。他兴致勃勃地发问:“你们有多少同学第一志愿是报考北京大學历史系的?”有几个人举了手。他又问:“有多少同学第一志愿是报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举手的人比刚才多了些。站在陈寅恪身旁的教师把举手的人数小声告诉他。陈寅恪说:“北京大学历史系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北大的教授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学生,还有是我学生的学生。”同学中传出一阵笑声。师生会见极为融洽,陈寅恪心情甚佳,谈兴甚浓,他面带笑容地对同学们说,“北大也好,中大也好,问题不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努力,如果自己努力钻研,一定会取得好成绩”。“我对你们提两点意见,一是要学好古文和外文,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研究历史才会出好的成果;二是要注意锻炼身体,身体好才不会半途而废”。话声一落,同学们即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次会见使人终身难忘。
陈寅恪对学生讲的一番话是他的肺腑之言,掌握好古汉语和外语是研究文史的工具和基础。陈寅恪自己就花了很大的工夫去掌握语言,最后通晓近20种语言文字,英、德、法、日、俄、意等国文字自不必说,还通晓梵文、突厥文、西夏、蒙、满、拉丁、暹罗、巴利、波斯、希腊、阿拉伯、匈牙利、土耳其等国文字。
注意锻炼身体,也是陈寅恪感怀身世的由衷之言。陈身体瘦弱,眼疾严重,这给读书和著述带来极大不便。上世纪50年代,陈寅恪的眼睛尚有微弱视力,他家门口修了一条“白色水泥路”,藉白色的反光,他可以拄着拐杖在上面来回散步。这条“白色水泥路”也有一番来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一文中有云,“中山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双目严重损坏,只能看到一点微光。陶铸同志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病治疗,还关照有关同志在他的院子里(宅门前)修一条白色甬道,让这位老教授在工余散步时不致摔倒……”
新生集体探访是陈寅恪教学生涯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年年运动不断,再也没有机会让后来的入学新生享受这种待遇。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也简单提到上述新生拜访陈寅恪之事,他写道:“好一幅感人的尊师爱生图!所有在场的人恐怕谁也料想不到,两年后这些被深深感动的青年,竟会以满腔的愤怒、幼稚的狂热,将冷酷的批判锋芒,无情地指向这位他们曾爱戴过的老师。”显然,这段话中“两年后这些曾被深深感动的青年”,指的就是1956级的新生,这种“张冠李戴”的说法是失实的。1956级的学生从来就没有批判过陈寅恪,因为我们并没有上过陈寅恪的课。
当时批判陈寅恪等一批老教授的事是这样开始的。1958年4月28日史学界权威范文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的文章,指出“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传统……厚古薄今是资产阶级学风……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作过《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他说资产阶级学者言必称三代(夏商周),逃避现实生活,我们要和他们的琐碎主义作风作斗争,否则就会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1958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的问题》的通信,郭说“厚今薄古”不是陈伯达个人意见,毛泽东早就提出过要我们重视近百年史的研究……
“厚今薄古”口号一提出,马上成为高校文科学生必须认真学习讨论的问题。校方号召学生不要盲目崇拜权威,发动学生给老师提意见、写大字报,“帮助老师自我革命”,首当其冲的就是全国知名的中国古代史四大教授——刘节、梁方仲、岑仲勉、陈寅恪。当时1956级生是历史系二年级的学生,还没有资格听老教授的选修课,对他们“提不出什么意见”;倒是三四年级的学生和老师,写了很多批判陈寅恪等人的大字报。比较荒谬的一张大字报说,陈寅恪只研究历史人物是否有胡子,长安的妓女有多少、属第几流妓女等资产阶级低级趣味的问题,还说一级教授只有讲师水平等贬损性语言。甚至还有人身攻击者——“这样的做法(指陈寅恪的“资产阶级史学研究方法”——作者按),和在一个僵尸身上穿上华丽的衣服……结果仍不改变其为死人一样。”陈夫人唐多次把大字报内容抄回家念给陈寅恪听,陈感到极大的愤怒,立即通知教务处派人把他家中的学生桌椅全部搬走,不再给学生上课了(当时学生是到陈教授家里上课的)。7月下旬,陈寅恪上书校长,愤怒地表示:一、坚决不再上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这是一场学生批老师、“无知批有知”的闹剧。最后中大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冯乃超亲自登门对陈进行安抚并对学生的过激言辞作了批评,陈的愤怒才稍有平息。但学生的批判仍在继续,一直进行到1959年的“教育革命”。
【斯大林向毛泽东打听陈寅恪】
自从与陈寅恪会面之后,同学们听到有关陈寅恪的事情,总会作为课余闲谈的材料。如1949年底,毛泽东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见时,斯大林忽然问起了陈寅恪,原来是斯大林的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著作的材料,可毛泽东当时并不知道陈的下落。回国后毛泽东专门查问,才知陈寅恪在中山大学,便嘱咐广东当局要好好优待。一个外国国家元首,如此关心一位异国的学者是罕见的,这足以证明陈寅恪在国际上的地位。
1959年盛传陈寅恪向来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诉苦,对教育革命提了很多意见。几年后,周扬的一次谈话中讲到了这件事,他说:“我和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学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英语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一(此处有误,陈寅恪之父散原老人陈三立少年时,与丁慧康、谭嗣同、吴保初四人,时称“四公子”——作者按)。1959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要向老师学习,何以前后矛盾如此。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差一点是可能的……”陈寅恪的话没有完全记录下来,周扬隐瞒了一些情节。据陈序经副校长说,“(陈、周)两人见面后争论起来,争僵了。陈的火气很大,周部长不应再向其解释”。这里可以看到陈寅恪对当时的“教育革命”是有很大意见的。
陈寅恪讲课很有特点,“寅师授课,恒闭目而思,端坐而讲,奋笔(粉笔)而书,所举史料详记卷数页数,反复论证,数满黑板,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每堂皆自立己说,非好奇立异,目的实只在求真,对同学发生强烈启发作用。弟又曾笑语同学曰:‘寅师一堂所授,真是令人耳不及听目不暇给。’寅师授课创见很多,全非复本”(梁嘉彬语)。当时陈寅恪讲课吸引很多教授来听课,“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不误,一定来听讲,助教来,朱自清来,北大外国教授钢和泰也来,其他大学部的学生教授不来,因为听不懂”(陈哲三语)。
陈寅恪1939年在西南联大讲授《两晋南北朝史》时,“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师即开始讲述,谓上次讲的……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的包袱,就坐于面对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讲述久之,似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座椅,面对生徒,而作微笑状。有时瞑目闭眼而讲,滔滔不绝。其讲学也,似系考证学派,中外古今,旁征博引,论据卓越。听众敬佩其学向之渊博,熟谙各种语文之能力,与钻研不息之精神,皆非常人所能望其项背也……当时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先生有言曰:‘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宗良圮语)。
从上述陈寅恪讲课另一角度,可见陈在清华时期视力尚好,能流利地书写黑板;到西南联大时期,视力大为下降;而在中山大学讲授《元白诗证史》时,只能带着拐杖,坐在藤椅上给学生讲课,在双目几乎完全失明的情况下极少甚至不能书写黑板了。但他的讲课风格没变。据说,他在讲白居易《长恨歌》时,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中的第一个“汉”字,就旁征博引,足足讲了四节课。作为陈寅恪的学生,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包括文言文、外文和唐诗)基础,是很难听懂他的课的。陈寅恪讲课平铺直叙,不加渲染,但古今中外史料信手拈来,不时夹着外文,东一句,西一句,高谈阔论,同学们往往摸不着头脑,觉得枯燥无味,难以引起共鸣。他讲多写少的时候,学生们也很难做好笔记。因此,选修《元白诗证史》的同学最初达30多人——这在陈寅恪的教学生涯中是空前的,之前几年他曾只为一个学生上课呢——但这30多人中,能坚持到最后修完课程的仅10多人。
陈寅恪晚年所著《柳如是别传》,长达80多万字,引用儒法道释、经史子集、笔记小说600多种,其博学无人可及。
【陈寅恪之死与近年的“陈寅恪热”】
1969年10月7日凌晨5时,陈寅恪溘然长逝,永远离开凄风苦雨的人世,享年79岁。当时公布的死因是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一代巨星的陨落,罪在“文革”。梁宗岱夫人甘少芬用其血泪写成的回忆录《宗岱和我》中,间接讲到陈寅恪的死因:“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是小死一场。”当时陈寅恪的住处,正是中大中区制高点大钟楼的对面,被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围,受日夜播音的干扰,痛苦不堪。红卫兵知道陈寅恪眼不能看,耳却可以听,每当开大型批斗会,就直接在他的屋前屋后装上几只大喇叭,说是要“让反动学术权威听革命群众愤怒的控诉”,使陈寅恪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陈寅恪的最后3年,是在被残酷迫害的恐惧中度过的。“文革”一开始,他就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而第一张来势汹汹的大字报,却是后勤部门写的,说陈寅恪这个瞎老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什么都不干,住最好的,吃最好的,拿最高工资,享受国家照顾,每月要吃进口药物,每天要享受“三個半护士”的护理,还有意侮辱护士,说陈是“康乐园里的刘文彩”。
批斗陈寅恪时,就从他的著作中或断章取义或添油加醋或臆测夸大事实,说陈不甘心蒋家王朝的覆灭,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说他老到皮包骨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是怎样灭亡……
“兴亡遗恨尚如新”,出自《论再生缘》,是陈寅恪对陈端生的命运感同身受而吟咏的一首七绝。诗云:“红杏青松画已陈,兴亡遗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归去,肠断看花旧日人。”造反派只是从字面看“兴亡遗恨”与新旧政权有关。原历史系教授何肇发说:幸亏当年“造反派”根本读不懂陈寅恪的诗,不然陈极可能被当场打死。陈寅恪侥幸地躲过一劫。
随着运动的深入,对陈寅恪批判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把中大东南区一号四面的墙壁贴得满满的,原来的红墙变成黑斑白底,整座楼房显得阴森恐怖。房屋四周的树木也挂上了长长的批陈标语,风一吹,犹如白幡在招魂。
“破四旧”开始抄家了,造反派把陈寅恪的书籍和未刊稿都封存在一个房间里,等候处理。首次来抄家者是历史系的“革命群众”,所以书稿等没有遭到灰飞烟灭的劫难,然而他多年精心保存的一些文物字画却被作为“四旧”抄掉了。以后不断地抄家,不分昼夜,来了一批又一批,所有值钱的物品都被抄走了,陈夫人的金银首饰也以需要展览为名被抄走,下落不明。
陈寅恪逝世的1969年,中山大学工宣队看中了陈的住宅作为他们的指挥部,在春节后勒令陈搬到西南区50号的一间平房。陈寅恪被迫离开住了14年的熟悉的地方,这对他是个重大的打击,加速了他的死亡。3月至7月陈夫人被居委会叫去办学习班,陈更感忧心与孤独。5月5日下午,陈寅恪又被迫作“口头交代”,直至他不能讲话才罢休。陈寅恪百感交集,写下一副“遗恨塞乾坤”的预挽爱妻联:
涕泣时牛衣,载都成断肠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陈寅恪却先离爱妻而去。他死后,校方说陈的政治态度“比狗屎还臭”。当时民间流行一种说法,陈寅恪临终前校方最后一次派人上门查看,陈断断续续表达了两个观点:一为珍宝岛从来都是中国的领土;二是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真实情况如何,不得而知。陈寅恪去世后11天即10月18日,《广州日报》才刊登其逝世的消息,据说还是经周总理指示才刊登的。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的碑铭,其实对他本人而言亦甚恰切。
陈寅恪逝世后,不知从何时起,海内外的文化人中,悄悄地掀起了一股“陈寅恪热”。陈寅恪能激起人们的缅怀,当然不是偶然的。面对浮躁、喧嚣、功利、无序,面对理念的销蚀、道德的失范和对传统文化的轻蔑,陈寅恪高贵的书生风骨与人品,对传统文化至死不渝的眷恋,独立自由之精神,永远值得铭记。
(作者系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地方志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