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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官员晋升压力大小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抑制了企业污染排放;地方官员晋升压力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污染排放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关键词：官员晋升压力;技术创新投入;污染排放;重污染企业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657（2020）02-0060-07
0 引言
企业能否通过增加技术创新投入减少污染排放，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在学术界尚未定论。随着官员晋升制度的转变，加大官员晋升压力将对二者关系产生何种影响仍值得探讨。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升。以钢铁、石油、煤炭等行业为代表的重化工业在对我国GDP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根据环保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超过80%的环境污染物产生于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俨然已成为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1]。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多部法律规章相继出台，致力于污染企业的环境治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将建设生态文明提升为“千年大计”。在政府高压环境治理下，污染企业积极采取技术创新，如设计和应用新产品于能源系统和生产系统，从本质上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程度[2]。同时，政府也积极采取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污染企业采取技术创新活动以达到减排目的。
然而，传统的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官员晋升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地方官员为获晋升，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单纯追求GDP增长，而不考虑高能耗、高排放的重污染企业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甚至与其合谋，规避上一级的监管[3]。这种“唯GDP论”的考核制度无疑对环境污染的加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督促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中央政府不断改变官员晋升考核方式，将环境治理绩效纳入官员考核的指标体系，逐步增加生态文明建设等绿色经济增长质量指标在官员绩效考核中的权重，以激励地方政府官员迫使重污染企业开展节能减排。政府的多重举措势必对污染企业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污染企业是否采取技术创新活动以达到政府下达的环境治理目标？官员晋升考核制度的改革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有效降低污染企业的污染排放？这些仍需进一步论证。
鉴于此，以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中的重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节能减排的关系，以及在不同的官员晋升压力下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这对于深化理解“波特假说”在不同制度背景下的适应性以及官员晋升考核机制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回顾
技术创新投入与污染排放的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话题。国内外学者从企业内外部因素分别对两者关系进行探讨，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首先，技术创新投入与污染排放的关系受技术创新水平、研发投入力度、企业环保意识等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有学者指出，环保技术创新水平越高，企业污染减排绩效越好[4]。研究发现，低碳生产技术创新及碳减排技术研发应用能有效地减少高排放行业的CO2排放[5]。企业主动采用新技术与新设备能有效减少污染排放，达到节能减排目的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6-7]。节能减排效率因技术创新水平、研发投入力度及环保意识的不同而不同，在高新技术行业普遍较高;而在资源及劳动密集型行业普遍较低，且呈现出东部较高、中西部较低、沿海大于内陆的特征[8-9]。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技术创新投入对环境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0]。在现实中，政府的环保措施并未能达到有效监督与控制污染排放的目的。企业缺乏足够的激励与动力使用环保技术，因此科研经费的增加未能有效减少企业污染排放，甚至会由于企业经费的扭曲使用致使污染排放量上升[11-12]。
其次，技术创新投入与污染排放的关系受环境规制强度、技术传播动机、时间、产业集聚等企业外部因素的影响。为规范企业污染排放行为，改善环境质量水平，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利于节能减排的环境规制政策。环境规制激励企业创新投入，倒逼企业进行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激发企业改善产品质量并优化生态环境[13-14]。环境规制政策对不同行业影响各异。尽管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减少其污染排放，但对中度及轻度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15]。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可以选择“污染型”创新，也可从事“清洁型”创新[16]。为抢占绿色创新技术的市场地位，高新技术企业在向其他企业输出技术时往往倾向于提供非环保技术，不利于整体环境质量的优化。技术创新投入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因时间因素而具有不确定性。在工业化尚未完成时，技术创新在节能减排中发挥基础性作用[17]。在后续发展过程中，两者关系将经历从不协调到协调，再到互相促进的转变[18]。此外，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的关联效应显著抑制了污染排放。技术创新极大影响了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倒“U”型关系中“拐点”的位置，在加速污染排放提前冲破拐点的同时达到降低环境污染的效果。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可知，技术创新投入与污染排放的关系受技术创新水平、研發投入力度、企业环保意识、环境规制强度、技术传播动机等企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但尚未达成一致结论，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机理还需进一步论证和剖析。可以看到，尽管目前已有较多学者研究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但鲜有学者考虑政府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地方官员在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发展各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也催生了一系列环境问题[19]。长期以来，以GDP增长为基础的晋升考核机制使地方政府官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引入高污染企业，增加污染物排放，破坏生态环境[20-22]。近年来，随着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环境治理要求的提高，环境绩效对地方官员晋升的影响程度明显提升，且污染程度越高，影响程度越大[23]。重污染企业作为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主体，其降污减排效果对中国生态经济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为缓解重污染企业带来的环境污染，政府在地方官员晋升机制上给予了一系列关于降污减排的压力措施，促进重污染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同时有效遏止了地方环境污染[24-25]。然而，当前鲜有文献从官员晋升压力视角剖析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机制。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污染排放
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治理污染的投入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治理污染的投入增加，使得企业的相关成本增加，此时企业不得不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污染排放，从而减少损失。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技术和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开始征收环境保护税、加大排污费征收力度、发放环境奖励及补贴，这不仅有助于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更是从源头上引导企业通过提升科研能力，促进企业减少污染排放，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H1：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增加对重污染企业的污染排放有显著负向影响。
2.2 晋升压力对企业技术创新与污染排放间关系的影响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干部考核制度主要就是考察官员在任期内的经济绩效。正是由于对经济增长的过度关注，政府官员才会为了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甚至默许企业增加污染排放。当地方官员在晋升锦标赛中的名次靠后、面临较高的晋升压力时，他们可能就会放松当地的环境规制，长此以往企业也会缺乏通过技术创新投入来进行节能减排的动力。为改变这种现状，2013年12月中央政府在文件中明确指出将地方环境绩效也列为官员晋升考核的重要指标。经济绩效和环保绩效并重，地方官员为获得升迁，不仅要关注地方经济增长，更要使当地的环境指标达标，迫于环境规制力度的增强，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投入来进行节能减排的动力也就会增强。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H2：官员晋升的压力在企业技术创新影响企业的污染排放上起负向调节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以2009～2016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筛选：（1）剔除年度中含*ST、*PT类企业;（2）参考刘运国等[25]的研究，将符合环保部发布的《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制的公告》规定的行业界定为重污染行业。排污费数据由手工搜集整理所得，其他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剔除异常值及相关缺失的财务数据后得到632个样本。
3.2 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企业污染排放为因变量。借鉴何红渠等[26]的研究，使用重污染企业每年上缴的排污费/当年营业总收入作为衡量指标。选取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作为自变量。
参照吴延兵[27]基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以研发支出/当年营业总收入来确定其强度大小。选择官员晋升压力为调节变量。
参照钱先航等[28]的研究，从经济增长（Growth）、财政盈余（Fiscal）及失业率（Unemployment）三个方面构建官员晋升压力指数。其中，经济增长采用地区GDP增长率作为衡量指标;财政盈余为企业所在地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差值与财政收入之比;失业率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占失业与从业总人数之比。
在具体的计算过程中，首先将样本企业所在地区划分为两类：直辖市和普通城市。接着将普通城市的上述三个变量的值分别与所在省份的均值进行比较，将直辖市的上述三个变量的值与邻近省份的均值进行比较。若GDP增长率小于均值，则Growth取值为1，否则为0;若财政盈余小于均值，则Fiscal赋值为1，否则为0;若失业率大于当年均值，则Unemployment取值为1，否则为0。最后，将上述三个变量的值相加即得到官员晋升压力指数。为避免内生性的影响，将企业污染排放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均滞后一期。
参照王砾等[29]、郭根龙等[30]的研究，在模型中引入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剔除非主要研究目标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具体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市场业绩、产权性质、财政补贴金额、现金持有量、资本结构、企业家素质。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由表4可知，第（1）组显示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回归系数为- 0.016，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呈显著负向关系，表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增加对重污染企业污染排放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越多，污染排放越少。假设H1得到验证。企业规模回归系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重污染企业规模越大，企业产生的污染排放越多。企业财政补助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重污染企业受财政补助越多，越容易增加污染物排放。可能是解释是，重污染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趋使下往往将财政补助资金用于扩大高收益、高污染要素的生产规模，增加污染排放[31-32]。
进一步进行分组检验，第（2）组和第（3）组列示了官员晋升压力分组样本的回归结果。从实证结果来看，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污染排放的关系受官员晋升压力大小的影响。相较于官员晋升压力小的地区，官员晋升压力越大，环境考核起到的作用也越大。
第（4）组反映了官员晋升压力在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调节效应。从实证结果来看，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官员晋升压力交乘项系数为- 0.020，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官员晋升压力会加强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此外，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回归系数为- 0.061且显著，相较于模型（1）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污染排放的负向影响更大。这表明，官员晋升压力在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由此，假设H2得到验证。
4.3 稳健性分析
为检验上述结果是否准确，参考管威等[33]的研究方法，以企业利润增长率替代企业市场业绩变量，并加入资本密集度即固定资产与总资产之比优化方程结构。根据2012年的排污费用将样本企业分为排污大和排污小两组，分别在两组样本中加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官员晋升压力的交乘项。回归结果显示，对于排污小的企业，自变量的系数为- 0.020，同时交乘项的也为负，即模型（2）中的（Tech*Pressure）的系数为- 0.005。但是在排污大的企业来说，自变量的系数为- 0.013，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交乘项的系数为- 0.020，且交乘项排污大的企业样本系数和显著性都高于排污小的企业样本，因此官员晋升压力对于排污规模大的企业研发技术投入的影响更大，这表明，高排污費用会加大官员晋升压力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污染排放的调节作用，主要研究结论不变，结果仍稳健。 5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基于2009～2016年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将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企业污染排放和官员晋升压力纳入同一框架，验证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路径，以期考察官员晋升压力是否加强了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抑制了企业污染排放。第二，地方官员晋升压力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污染排放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地方官员面临的晋升压力越大，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污染排放的负相关性越强。
5.2 政策建议
本文政策启示在于：1）政府应加强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财政资金补助，激励企业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节能减排目标。2）政府应推进官员晋升考核体制的改革，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创新发展和节能减排等晋升考核指标的权重，改变地方官员晋升“GDP至上”的扭曲激励体制。3）政府应深化完善各地区企业污染排放标准与环境质量标准，加大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刺激政府官员通过提升重污染企业的生产技术创新减少污染排放，以发挥官员晋升压力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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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立群]
关键词：官员晋升压力;技术创新投入;污染排放;重污染企业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657（2020）02-0060-07
0 引言
企业能否通过增加技术创新投入减少污染排放，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在学术界尚未定论。随着官员晋升制度的转变，加大官员晋升压力将对二者关系产生何种影响仍值得探讨。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升。以钢铁、石油、煤炭等行业为代表的重化工业在对我国GDP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根据环保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超过80%的环境污染物产生于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俨然已成为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1]。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多部法律规章相继出台，致力于污染企业的环境治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将建设生态文明提升为“千年大计”。在政府高压环境治理下，污染企业积极采取技术创新，如设计和应用新产品于能源系统和生产系统，从本质上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程度[2]。同时，政府也积极采取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污染企业采取技术创新活动以达到减排目的。
然而，传统的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官员晋升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地方官员为获晋升，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单纯追求GDP增长，而不考虑高能耗、高排放的重污染企业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甚至与其合谋，规避上一级的监管[3]。这种“唯GDP论”的考核制度无疑对环境污染的加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督促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中央政府不断改变官员晋升考核方式，将环境治理绩效纳入官员考核的指标体系，逐步增加生态文明建设等绿色经济增长质量指标在官员绩效考核中的权重，以激励地方政府官员迫使重污染企业开展节能减排。政府的多重举措势必对污染企业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污染企业是否采取技术创新活动以达到政府下达的环境治理目标？官员晋升考核制度的改革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有效降低污染企业的污染排放？这些仍需进一步论证。
鉴于此，以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中的重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节能减排的关系，以及在不同的官员晋升压力下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这对于深化理解“波特假说”在不同制度背景下的适应性以及官员晋升考核机制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回顾
技术创新投入与污染排放的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话题。国内外学者从企业内外部因素分别对两者关系进行探讨，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首先，技术创新投入与污染排放的关系受技术创新水平、研发投入力度、企业环保意识等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有学者指出，环保技术创新水平越高，企业污染减排绩效越好[4]。研究发现，低碳生产技术创新及碳减排技术研发应用能有效地减少高排放行业的CO2排放[5]。企业主动采用新技术与新设备能有效减少污染排放，达到节能减排目的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6-7]。节能减排效率因技术创新水平、研发投入力度及环保意识的不同而不同，在高新技术行业普遍较高;而在资源及劳动密集型行业普遍较低，且呈现出东部较高、中西部较低、沿海大于内陆的特征[8-9]。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技术创新投入对环境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0]。在现实中，政府的环保措施并未能达到有效监督与控制污染排放的目的。企业缺乏足够的激励与动力使用环保技术，因此科研经费的增加未能有效减少企业污染排放，甚至会由于企业经费的扭曲使用致使污染排放量上升[11-12]。
其次，技术创新投入与污染排放的关系受环境规制强度、技术传播动机、时间、产业集聚等企业外部因素的影响。为规范企业污染排放行为，改善环境质量水平，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利于节能减排的环境规制政策。环境规制激励企业创新投入，倒逼企业进行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激发企业改善产品质量并优化生态环境[13-14]。环境规制政策对不同行业影响各异。尽管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减少其污染排放，但对中度及轻度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15]。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可以选择“污染型”创新，也可从事“清洁型”创新[16]。为抢占绿色创新技术的市场地位，高新技术企业在向其他企业输出技术时往往倾向于提供非环保技术，不利于整体环境质量的优化。技术创新投入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因时间因素而具有不确定性。在工业化尚未完成时，技术创新在节能减排中发挥基础性作用[17]。在后续发展过程中，两者关系将经历从不协调到协调，再到互相促进的转变[18]。此外，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的关联效应显著抑制了污染排放。技术创新极大影响了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倒“U”型关系中“拐点”的位置，在加速污染排放提前冲破拐点的同时达到降低环境污染的效果。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可知，技术创新投入与污染排放的关系受技术创新水平、研發投入力度、企业环保意识、环境规制强度、技术传播动机等企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但尚未达成一致结论，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机理还需进一步论证和剖析。可以看到，尽管目前已有较多学者研究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但鲜有学者考虑政府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地方官员在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发展各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也催生了一系列环境问题[19]。长期以来，以GDP增长为基础的晋升考核机制使地方政府官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引入高污染企业，增加污染物排放，破坏生态环境[20-22]。近年来，随着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环境治理要求的提高，环境绩效对地方官员晋升的影响程度明显提升，且污染程度越高，影响程度越大[23]。重污染企业作为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主体，其降污减排效果对中国生态经济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为缓解重污染企业带来的环境污染，政府在地方官员晋升机制上给予了一系列关于降污减排的压力措施，促进重污染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同时有效遏止了地方环境污染[24-25]。然而，当前鲜有文献从官员晋升压力视角剖析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机制。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污染排放
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治理污染的投入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治理污染的投入增加，使得企业的相关成本增加，此时企业不得不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污染排放，从而减少损失。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技术和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开始征收环境保护税、加大排污费征收力度、发放环境奖励及补贴，这不仅有助于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更是从源头上引导企业通过提升科研能力，促进企业减少污染排放，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H1：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增加对重污染企业的污染排放有显著负向影响。
2.2 晋升压力对企业技术创新与污染排放间关系的影响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干部考核制度主要就是考察官员在任期内的经济绩效。正是由于对经济增长的过度关注，政府官员才会为了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甚至默许企业增加污染排放。当地方官员在晋升锦标赛中的名次靠后、面临较高的晋升压力时，他们可能就会放松当地的环境规制，长此以往企业也会缺乏通过技术创新投入来进行节能减排的动力。为改变这种现状，2013年12月中央政府在文件中明确指出将地方环境绩效也列为官员晋升考核的重要指标。经济绩效和环保绩效并重，地方官员为获得升迁，不仅要关注地方经济增长，更要使当地的环境指标达标，迫于环境规制力度的增强，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投入来进行节能减排的动力也就会增强。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H2：官员晋升的压力在企业技术创新影响企业的污染排放上起负向调节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以2009～2016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筛选：（1）剔除年度中含*ST、*PT类企业;（2）参考刘运国等[25]的研究，将符合环保部发布的《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制的公告》规定的行业界定为重污染行业。排污费数据由手工搜集整理所得，其他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剔除异常值及相关缺失的财务数据后得到632个样本。
3.2 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企业污染排放为因变量。借鉴何红渠等[26]的研究，使用重污染企业每年上缴的排污费/当年营业总收入作为衡量指标。选取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作为自变量。
参照吴延兵[27]基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以研发支出/当年营业总收入来确定其强度大小。选择官员晋升压力为调节变量。
参照钱先航等[28]的研究，从经济增长（Growth）、财政盈余（Fiscal）及失业率（Unemployment）三个方面构建官员晋升压力指数。其中，经济增长采用地区GDP增长率作为衡量指标;财政盈余为企业所在地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差值与财政收入之比;失业率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占失业与从业总人数之比。
在具体的计算过程中，首先将样本企业所在地区划分为两类：直辖市和普通城市。接着将普通城市的上述三个变量的值分别与所在省份的均值进行比较，将直辖市的上述三个变量的值与邻近省份的均值进行比较。若GDP增长率小于均值，则Growth取值为1，否则为0;若财政盈余小于均值，则Fiscal赋值为1，否则为0;若失业率大于当年均值，则Unemployment取值为1，否则为0。最后，将上述三个变量的值相加即得到官员晋升压力指数。为避免内生性的影响，将企业污染排放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均滞后一期。
参照王砾等[29]、郭根龙等[30]的研究，在模型中引入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剔除非主要研究目标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具体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市场业绩、产权性质、财政补贴金额、现金持有量、资本结构、企业家素质。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由表4可知，第（1）组显示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回归系数为- 0.016，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呈显著负向关系，表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增加对重污染企业污染排放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越多，污染排放越少。假设H1得到验证。企业规模回归系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重污染企业规模越大，企业产生的污染排放越多。企业财政补助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重污染企业受财政补助越多，越容易增加污染物排放。可能是解释是，重污染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趋使下往往将财政补助资金用于扩大高收益、高污染要素的生产规模，增加污染排放[31-32]。
进一步进行分组检验，第（2）组和第（3）组列示了官员晋升压力分组样本的回归结果。从实证结果来看，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污染排放的关系受官员晋升压力大小的影响。相较于官员晋升压力小的地区，官员晋升压力越大，环境考核起到的作用也越大。
第（4）组反映了官员晋升压力在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调节效应。从实证结果来看，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官员晋升压力交乘项系数为- 0.020，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官员晋升压力会加强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此外，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回归系数为- 0.061且显著，相较于模型（1）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污染排放的负向影响更大。这表明，官员晋升压力在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由此，假设H2得到验证。
4.3 稳健性分析
为检验上述结果是否准确，参考管威等[33]的研究方法，以企业利润增长率替代企业市场业绩变量，并加入资本密集度即固定资产与总资产之比优化方程结构。根据2012年的排污费用将样本企业分为排污大和排污小两组，分别在两组样本中加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官员晋升压力的交乘项。回归结果显示，对于排污小的企业，自变量的系数为- 0.020，同时交乘项的也为负，即模型（2）中的（Tech*Pressure）的系数为- 0.005。但是在排污大的企业来说，自变量的系数为- 0.013，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交乘项的系数为- 0.020，且交乘项排污大的企业样本系数和显著性都高于排污小的企业样本，因此官员晋升压力对于排污规模大的企业研发技术投入的影响更大，这表明，高排污費用会加大官员晋升压力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污染排放的调节作用，主要研究结论不变，结果仍稳健。 5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基于2009～2016年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将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企业污染排放和官员晋升压力纳入同一框架，验证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路径，以期考察官员晋升压力是否加强了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抑制了企业污染排放。第二，地方官员晋升压力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污染排放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地方官员面临的晋升压力越大，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污染排放的负相关性越强。
5.2 政策建议
本文政策启示在于：1）政府应加强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财政资金补助，激励企业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节能减排目标。2）政府应推进官员晋升考核体制的改革，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创新发展和节能减排等晋升考核指标的权重，改变地方官员晋升“GDP至上”的扭曲激励体制。3）政府应深化完善各地区企业污染排放标准与环境质量标准，加大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刺激政府官员通过提升重污染企业的生产技术创新减少污染排放，以发挥官员晋升压力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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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