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他的名字在历史上若隐若现，他的故事在后世备受争议。
公元1275年的夏天，他随着父亲和叔叔，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东行，来到了元朝大汗忽必烈的夏官上都，从此开始了他17年的传奇生涯；公元1295年冬天，他回到阔别25年的故乡威尼斯，留下了一部“天方夜谭”的奇书——《马可·波罗游记》。
他是世界著名的旅行家，他是中西交通史上的友好使者，他是成功的意大利商人，他是欧洲探险家的伟大先驱，他是欺世盗名的骗子——其实，无论哪一个身份，在今天看来都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马可·波罗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关键词：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贸易；中国纪行
中图分类号：G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1.05.008
文章编号：1672-0407(2011]05—020-08 收稿日期：2011-03—24
马可·波罗的故事
老爷、皇帝和国王，公爵、侯爵、骑士和平民，凡是心存好奇，想要了解世界上各个民族、各个地区以及各种奇风异俗的人，都拿起这本书来读一读吧。
在这本书里头你们将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伟大的奇迹不断从陌生的国度和地区出现。大亚美尼亚和小亚美尼亚、波斯、土耳其、鞑靼和印度以及中亚的其他许多古国，还有欧洲的部分地区，到处都充满了奇迹。
马可·波罗，一位睿智而高贵的商人，来自威尼斯，去探索未知的世界。他曾迎着从希腊和地中海沿岸吹来的北风，向东一路走去。这一切，他是亲身经历过、亲眼见过的。他曾经认真地加以观察和研究，并为我们做了仔细的描述。
我们这本书将会像他一样，清楚明白地讲述这些奇迹。书里有些事情，他也许没有见过。但讲给他听的人，都非常可靠，值得你我信任。所以我们介绍的内容，无论如何，都是有人亲眼看到过、亲耳听到过的事实。书里讲的全是实话，全是马可·波罗的见闻，没有一句谎言，没有半点虚构。各位千万不要视之为传说。
——《马可·波罗游记》
欧洲来客
尼哥罗·波罗和马菲奥-波罗兄弟结伴远行东方时，尼哥罗一路上肯定会挂记临产的妻子，在进入蒙古高原的时候，他或许还在祈祷上天保佑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双双平安，但他肯定不会想到，他的儿子马可·波罗直到今天仍然为中国人津津乐道。
马可·波罗的家乡威尼斯是一个古老的商业城市。他家祖辈世代经商，父亲和叔父常奔走于地中海东部，进行商业活动。1260年他的父亲和叔父经商到过伊斯坦布尔，后来又到中亚的布哈拉，在那里他们俩遇到了一个波斯使臣，并和使臣一起到元大都(今天的北京)并朝见过蒙古帝国的忽必烈大汗，还带回了大汗给罗马教皇的信。马可·波罗小时候，他们回家后，小马可·波罗天天缠着他们讲东方旅行的故事。这些故事引起了小马可·波罗的浓厚兴趣，使他下定决心要跟父亲和叔叔到中国去。1269年马可·波罗已经15岁，他的父亲和叔父从东方回到了威尼斯，他们从东方带回的动人见闻，使得马可·波罗既羡慕又向往，他也很想做一个商人漫游东方。
两年之后，马可·波罗的美好愿望实现了。1271年他的父亲和叔父拿着教皇的复信和礼品再次动身去中国，带领马可·波罗与十几位旅伴一起向东方进发了。于是年轻的马可·波罗以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的身份，怀着了解东方的心情，踏上了东行之途。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从这里到波斯湾的出海口霍尔木兹就可以乘船直驶中国了。然而，这时却发生了意外事件。当他们在一个镇上掏钱买东西时，被强盗盯上了，这伙强盗乘他们晚上睡觉时抓住了他们，并把他们分别关押起来。半夜里，马可·波罗和父亲逃了出来。当他们找来救兵时，强盗早已离开，除了叔叔之外，别的旅伴也不知去向了。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来到霍尔术兹，一直等了两个月，也没遇上去中国的船只，只好改走陆路。这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路，是让最有雄心的旅行家也望而却步的路。他们从霍尔木兹向东，越过荒凉恐怖的伊朗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折而向东，在到达阿富汗的东北端时，马可-波罗由于适应不了高原山地的生活，不幸病倒了，只好停下来疗养。一年之后，马可·波罗恢复了健康，继续前进。久病初愈的马可·波罗，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困难，下山之后来到喀什，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部边缘行走，抵达叶尔羌绿洲，继而向东到达和阗和且末，一到这里，马可·波罗的眼睛便被吸引住了。美丽繁华的喀什、盛产美玉的和田，还有处处花香扑鼻的果园，马可他们继续向东，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来到古城敦煌，瞻仰了举世闻名的佛像雕刻和壁画。接着，他们经玉门关见到了万里长城。最后穿过河西走廊，费时三年半，终于到达了上都——元朝的北部都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这时已是1275年的夏天，距他们离开祖国已经过了四个寒暑了!
中国纪行
马可·波罗到达大都时已经21岁，风华正茂。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向忽必烈大汗呈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礼物，并向大汗介绍了马可·波罗。大汗非常赏识年轻聪明的马可-波罗，特意请他们进宫讲述沿途的见闻，并携他们同返大都，后来还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马可·波罗善于学习，很快熟悉了朝廷礼仪，掌握了蒙古语等语言。忽必烈在和马可·波罗的接触中，发现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为了考察他的能力，派他到云南去办事。当时，从上都到云南要走6个月的路程。马可·波罗一路留心观察风土人情，回到上都后，向忽必烈详细报告。例如，他看到云南人从盐井中取水，放在小锅里制成盐饼，盐饼上凸下平，打上特殊标记后，可作为货币流通，80个盐饼兑换一个金萨吉(金币名称)。可是，当商人将盐饼运到偏远山区后，按山区土人的落后情况以及离城市的路程远近，只用60个、50个，甚至40个盐饼就可换到手一个金萨吉。又如，有很多云南百姓随身带有毒药。遇上有被捕或受苦刑的危险，他们就吞服毒药自杀，以免遭受折磨。当地的政府官员得准备好狗屎，一旦发现犯人吞服了毒药，就强迫他们吞食狗屎，以引起呕吐，解除毒性……对于这些情况，忽必烈都听得十分认真。他夸奖马可·波罗聪明能干。以后，忽必烈经常派马可·波罗执行重要任务。他借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辽阔与富有让他惊呆了。他先后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还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他每到一处，总要详细地考察当地的风俗、地理、人情。在回到大都后，又详细地向忽必烈大汗进行汇报。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无限神往。
元代泉州处在海外贸易和社会经济的鼎盛时期。 《马可·波罗游记》对泉州赞赏倍至，说：“(离开福州)到第五天傍晚，抵达宏伟秀丽的刺桐城。在它沿岸有一个港口，因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又说：“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每一个商人，必须付出自己投资总额10％的税收，所以，大汗从这里获得巨额的收入。”《游记》说：“大批外国商品运到这里，再运到全国各地销售。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到亚历山大港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绌，恐怕不过它的1％吧。”还说，这个地区“一切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德化瓷器物美价廉，一个威尼斯银币能买到8个瓷杯。据说马可-波罗回国时，带回德化窑白瓷和色釉小碗多件。至今意大利博物馆还保留一件马可·波罗当年带回的德化家春岭窑的小花插。
泉州是宋元时期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所造海船，无论从坚固性、稳定性、适航性，特别是水密隔舱的安全设施等，在当时都具有先进水平。《马可·波罗游记》说：“大汗又下令准备了十四艘船，每船有四桅杆，能扬九帆。”“其中至少有四五艘船可容纳船员二百五十或二百六十人。”这些是泉州海船的重要特点。
《马可·波罗游记》对泉州人信奉佛教作了介绍。泉州佛教兴盛，自唐朝以来就有“泉南佛国”之誉。马可·波罗说，这里的“人民是偶像崇拜者”。偶像崇拜者就是佛教信徒。
中国在唐朝首先生产冰糖，埃及生产的冰糖与中国有关。《马可·波罗游记》载：武干市(今永春，一说尤溪)“这个地方以大规模的制糖业著名，出产的糖运到汗八里。供给宫廷使用。在它纳人大汗版图之前，本地人不懂得制造高质量糖的工艺。制糖方法很粗糙，冷却后的糖，呈暗灰色的糊状。等到这个城市归人大汗的管辖时，刚好有些巴比伦人，来到帝廷，他们精通糖的加工方法。因此被派到这个城市，向当地人传授某种木灰制食糖的方法。”这表明埃及人对中国制糖技术提高作出了贡献。他们可能在泉州学得制造冰糖的方法，并回传埃及。
马可·波罗对泉州人是这样评价的：“民性和平，喜爱舒适安逸，爱好自由。”这个评价是中肯的。他还说，该城的文身技师以艺精出众而驰名中外，有许多印度人到这里来文身。
万里归国
从1275年始一直到1292年初，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在元朝政府任职，一晃17年过去了。但他们毕竟是客居异域，思乡心切，他们也曾几次向皇帝提出要回意大利的愿望，但皇帝恩宠他们，再三挽留，而且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可以长途跋涉，始终没被皇帝批准。
1292年夏天，波斯伊儿汗国国王的一个妃子去世了，特地派使者到大都求亲，元世祖为了安定边疆，与邻国友好，也就答应了，并选择了一位叫阔阔真的皇族少女，准备远嫁，赐给伊儿汗国国王做王妃。伊儿汗国的使者得知后，当然很高兴，并且希望早日启程，但他考虑到公主年轻，长期在皇家娇生惯养，经不起陆路的长时间劳顿，建议取道水路去波斯。这一计划，得到元世祖的认可。那么由谁来护送公主?使者事先与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叔父接触交谈过，知道他们对水路情况有过经历，比较熟悉，于是请求皇帝派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叔父护送归波斯，皇帝也就同意了。
大约在1290年，马可·波罗父子与马飞阿、波斯使者一起，浩浩荡荡600余人，分乘14艘四桅的大海船于福建泉州启航，沿着万里南疆海域扬帆前进，穿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经霍尔木兹海峡，登陆到达波斯。花去2年又2个月时间。不巧，当时伊儿汗国国王已去世，于是将公主交给其子合赞汗。
当他们三人完成护送阔阔真公主的任务以后，便告别波斯伊儿汗国王，继续西行，取道两河流域、高加索，由黑海乘船到君士坦丁堡，再乘船渡过地中海，于1295年冬天回到阔别25年的故乡威尼斯。
这时候，他们离开威尼斯已经20多年。当地人长久没听到他们的消息，都以为他们死在国外了。现在看到他们穿着东方的服装回来，又听说他们到过中国，带回许多珍珠宝石，都轰动了。人们给马可·波罗起个外号，叫做“百万家产的马可”。
没有多久，威尼斯和另一个城邦热那亚发生冲突，双方的舰队在地中海打起仗来。马可·波罗自己花钱买了一条战船，亲自驾驶，参加威尼斯的舰队。结果，威尼斯打了败仗，马可·波罗被俘，关在热那亚的监牢里。
在当时，意大利人都知道马可·波罗长期旅居中国，经历很不平凡，广闻博见，才能出众。热那亚当局并不想处死他，反倒想劝说他投降，将来可为热那亚出力。所以暂时不把他和战俘关在一起。在难友们中间，相互交谈还比较自由。而马可·波罗为消磨时光，也经常向同狱的人叙述东方各国的奇风异物。他的叙述，特别引起同狱人鲁思蒂·谦诺的注意。鲁思蒂·谦诺是比萨人，从小受到比萨文化传统的熏陶，精通法语，用法语写过骑士小说。他觉得马可·波罗的游历见闻很有意思，如不写成书，那是非常可惜的。于是征得马可·波罗的同意，将他的口述，用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法兰西语记录了下来。这样，一部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或称《东方见闻录》就诞生了。
1299年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宣告结束，马可波罗被释放回威尼斯，从此，他经营商业，并娶妻成家，生有两个女儿，再也没有出外远游了。1324年当他临近70岁的时候，逝世于威尼斯。
这位享年70岁的旅行家在临终仍然坚持他有关东方的所有叙述都是“童叟无欺”，完全属实的。一名见到马可·波罗最后一面的教士说，老波罗气息奄奄地表明他没有欺骗这个城邦的人。“他说，他只是没把另一半所见所闻讲出来而已。”
开启时代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认为是神话，被当作“天方夜谭”。但《马可·波罗游记》却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打破了宗教的谬论和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同时《马可·波罗游记》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一些著名的航海家和探险队的领导人曾经读过马可-波罗的书，并从中得到巨大的鼓舞和启示，激起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和冒险远航的热情。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马丁·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
哥伦布小时读了马可·波罗的游记后非常羡慕中国，印度之文明富裕，特别是书中所载日本盛产黄金“其数无限”，“地铺金砖”，更是向往已极，正是商人贵族的这种“黄金渴望”，驱使哥伦布立志东游，1492年起，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他率领水手接连几次远航，到达了中美和南美的东北角，哥伦布认为他所达到的地方就是亚洲的海滨诸岛，以为墨西哥就是马可波罗书中的“行在”，又把古巴岛当作日本，并登岸四处寻问有无黄金。他本来要去的地方是富庶的东方，而结果航行到了美洲，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由欧洲到达美洲的新航线。哥伦布读过的那本马可·波罗的 游记，现在还保存于里斯本，书的边栏空白处有他作的许多摘要和注解，反映哥伦布阅读时多么认真，对它倾注的兴趣是何等浓厚!
因此，可以说，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同时，在《马可·波罗游记》以前，更准确地说是在13世纪以前，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是通过中亚这座桥梁间接地联系着。在这种中西交往中，中国一直是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去了解和认识中国以外的地方，特别是西方文明世界。最早可以追述到周穆王西巡。尽管周穆王西巡的故事充满了荒诞和神话色彩，但至少反映了中国人已开始去了解和认识西方，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之后，一条从中国经中亚抵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出现了，中国对西方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等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一大批西方的商人来到中国，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更深入了。但直到13世纪以前，中西交往只停留在以贸易为主的经济联系上，缺乏直接的接触和了解。而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在13世纪以前，一直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间接接触上，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非常肤浅。因而欧洲人对东方世界充满了神秘和好奇的心理。《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更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这又有意或者无意地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直接交往。从此，中西方之间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的新时代开始了。
《马可·波罗游记》直接或间接地开辟了中西方直接联系和接触的新时代，也给中世纪的欧洲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事实已经证实，《马可·波罗游记》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积极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马可·波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将地大物博的中国向欧洲人做出报道的人，他在他的游记中以100多章的篇幅，记载了我国40多处的城市地方，对当时中国的自然和社会情况作了详细描述。因此，马可·波罗被誉为“中世纪的伟大旅行家”，中西交通史和中意关系史上的友好使者。
马可·波罗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链接一：《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广为流传。600多年来，世界各地用各种文字辗转翻译，译本之多，可能超过了100种，另外，还有许多学者对照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注释，做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我国学者根据不同版本也翻译过7种，其中1935年冯承钧将法人沙海昂的注本翻译过来译名为《马可·波罗行纪》，在中国流行较广。
《马可·波罗行纪》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100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及至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故，也时时夹见其中。
马可·波罗的这本书是一部关于亚洲的游记，它记录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情况，而其重点部分则是关于中国的叙述，马可·波罗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他的足迹所至，遍及西北，华北，西南和华东等地区。他在《行纪》中以大量的篇章，热情洋溢的语言，记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巨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以叙述中国为主的《行纪》第二卷共82章，在全书中分量很大。在这卷中有很多篇幅是关于忽必烈和北京的描述。
在《行纪》的第二卷，还对杭州有详细的记述。书中称杭州为“行在”，“天城”，称苏州为“地城”。“行在”是南宋时代对杭州的一般称呼，指帝皇行幸所在的地方；而“天城”“地城”，也就是我国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一种译称。对于号称天堂的杭州，马可·波罗更是赞不绝口，他《行纪》里记载杭州人烟稠密，房屋达160万所，商业发达，说“城中有大市10所，沿街小市无数”。并说杭州人对来贸易之外人很亲切，“待遇周到，辅助及劝导，尽其所能”又讲到杭州市容整齐清洁，街道都用石铺筑；人民讲究卫生，全城到处有冷热澡堂，以供沐浴之用，户口登记严密，人口统计清楚，对西湖的美丽和游览设施，书中更有详细的记述，马可·波罗称赞“行在城所供给之快乐，世界诸城无有及之者，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由于他对杭州特别赞赏，所以几次来到这里游览。
马可·波罗是商人，每到一地，对于物产商业的情况，很留心观察和记载。例如他旅行到我国南方的宝应，南京，镇江，苏州诸城时，便突出地记载了纺织锦缎绸绢工业，对宝应的记载是“恃商工为活，有丝甚丰饶。”又如他行经东南亚的印尼、斯里兰卡、印度时，也特别留心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宝石、香料与珍珠。这些物品在历来的东西贸易中，西方商人一直视为珍品。
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还有专门的篇章谈元代通行的纸钞和中国使用已久的煤炭。马可·波罗记述忽必烈在京城设有造币局，先以桑树皮制造纸张，然后以它制印纸币，这种纸币不但通行国内，就是在和外商贸易中也有流通。他还说到在中国北方亲自见到“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与薪无异，其火候且较薪为优”。毫无疑问，这是说的我国境内蕴藏丰富的煤炭，其实我国以煤作为燃料，早在汉代便已经开始。马可-波罗在这时还当作“奇异事物”来记述，说明欧洲在13世纪用煤还不普遍，而中国在元代则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马可·波罗行纪》对亚洲其他地方，也有大量篇幅的描述。马可·波罗东来中国，主要经过西亚、中亚等地，因此游记里载有不少这些地方的见闻。在中世纪，关于亚洲的知识，以往的旅行家没有一个比得上马可·波罗记载的那样丰富。除亚洲外，马可·波罗对东非海岸和北冰洋等地作了一些叙述，不过是根据传闻，并非亲临其地，所以许多记述往往与实际不符。但尽管这样，诸如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等地，则是由马可·波罗第一次介绍给欧洲人的。
马可·波罗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的海际兼程旅行家。他的著作，在中古时代的地理学史，亚洲历史，中西交通史和中意关系史诸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马可·波罗游记》在13世纪末年问世后，一般人为其新奇可喜所动争相传阅和翻印，成为当时很受欢迎的读物，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其影响是巨大的。它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一片宽阔而富饶的土地、国家和文明，引起了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也有助于欧洲人冲出中世纪的黑暗，走向近代文明。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更以它所提供的最新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和充实自己的著作。如1375年的西班牙喀塔兰大地图，便是冲破传统 观念，摈弃宗教谬说，以马可·波罗的游记为主要参考书制成的，图中的印度、中亚和远东部分都是取材于《马可·波罗游记》这部著作，成为中世纪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地图，以后地图多以此为依据。
链接二：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如果……我们写了你们所不知道的任何事物，你们不应该因此就称我们为说谎者。”
——普兰，力口尔毕尼：《蒙古史》
700年前的一天，有三个男子汉从一艘不很大的带浆帆船上走了下来，在威尼斯的石砌码头登岸。他们刚度过许多星期的海上生活，两腿还不适应坚硬的地面，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没有人到码头上迎接；要不是他们衣着褴褛，引人注目，这次归国可能湮灭无闻。他们从神态到口音都说不出来地带有鞑靼味，几乎把自己的威尼斯方言忘光了。他们脚穿高至膝盖的脏皮靴，身穿绸面皮袍，另有缎带紧系腰间；绸面的质地很考究，但已露出一些碗大裂口，从里面漏出了粗裘毛衬料。这些破烂不堪的大袍是蒙古式的，下摆只长及双膝，前胸用一排圆形钢钮扣扣住。
他们到家后一下子就脱去破烂不堪的皮袍，换上长可拖地的绯红色威尼斯式绸面大袍。接着他们拾起又脏又破的蒙古袍，撕开衬里。那些原先藏放在衣缝里的翡翠、红宝石、石榴石和钻石纷纷掉落在地上。
以上是弗朗西丝·伍德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中转述的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200年后的人们对当时情景的追记。保存到今天的一份1305年的威尼斯城葡萄酒走私案卷宗提到了马可·波罗，因为他是此案中葡萄酒走私商的保证人之一。这份文件称他为“马可斯·波罗·米利恩”，意即“百万先生马可·波罗”。今天，人们都相信，他所以会有这样的别号，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甚至经常言过其实的人；他“每次谈起蒙古大汗的巨大财富，都说他们拥有数以百万计的金币”。不过，如果没有那本著名的《世界记》(或译《环宇志》)，几百年后的人就很难了解，这个在威尼斯历史档案里偶然露过两三次面的“马可斯·波罗”，究竟是怎么样的人。
根据马可·波罗在《世界记》里的自述，在中国的17年中，他先留在大汗的朝廷里学习有关礼俗、语言文字等，其后奉忽必烈之命出使哈刺章(指前大理国所在地，当时，也用作对云南的泛称)，“离开汗八里(蒙语“大汗之城”，指大都)，西行整整四个月”。这趟西南之行的时间，据专家推算，大约是在至元十七年(1280)或稍后。以后他又奉使各地，包括在扬州任职二年(不一定是做那里的行政长官)，多次到杭州城办事；往返行程，大多是经由从大都南行到扬州，再到杭州，南至福州、泉州一线的元朝驿站主干线。大体是在至元二十四至二十六年(1287-1289)左右，马可，波罗可能曾远行印度，行迹所至主要应是马八儿地区(即印度半岛南端的东岸地区)。1290年春夏之际，他因为熟悉航海西行的情况，被选定陪同伊儿汗国的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西域，然后归国。
正像几乎所有的回忆录一样，马可-波罗对自己中国之行的回忆在具体年代、事实(尤其是数目字)、地理状况等方面有不少不准确的和前后不相一致的地方，很多的地名、人名更因游记文本被辗转传抄变得难以释读。但是其中有很多描述，不是曾经身历其境，或者亲身得之于当时统治层内的口耳相传，是很难讲得像《世界记》中那样详实、具体而准确的。例如，马可·波罗这样描写西湖上的游艇：“在湖上还有许多游艇和画舫，长十五至二十步，可乘坐十人、十五人或二十人。船底宽阔平坦，船行时不会左右倾斜摇晃。那些爱好泛舟游览的人，或携家带眷，或邀请一些朋友，雇上一条画舫，荡漾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画舫上桌椅板凳、宴客的设备，无不布置得整齐清洁，舒适雅观。船舱上铺一块平板或说甲板。船夫站在上面，用长竹竿撑船前进。湖水不过三四米深。他们长篙轻点，直达目的地……船身两侧均有窗户，可以随意开关，便于游人坐在桌边，倚窗眺望，饱览沿途绮丽的湖光山色……因为湖面宽阔广大，相当于全城的长度，假如伫立在离岸一定距离的船上，不仅整个宏伟、瑰丽的城市，它的宫殿、庙宇、寺院、花园，以及长在小道上的参天大树，都可以尽收眼底，同时又可以观赏其他画舫载着游湖行乐的男女，轻轻地在湖上穿梭似地来来往往。”
在讲述位于大运河流入长江处的瓜州镇(在今江苏扬州)时，马可·波罗提到，“在瓜州城对面的大江中心，屹立着一座岩石构成的岛屿，岛上有一个大寺院，住着两百名和尚，敬奉偶像”。这里说的“岩石构成的岛屿”和岛上的大寺院，就是镇江的金山和金山寺。
马可·波罗对中国北方的熟悉程度，显然还要远远超过南部中国。他很详细地叙述了发生在至元十九年(1282)的王著刺杀当朝宰相阿合马的事件，说：“当上述这一切事件发生的时候，马可·波罗正在那里(指大都)。”他还有声有色地讲述了元朝平定东北叛王乃颜的战争经过。他说到，忽必烈亲征乃颜时乘坐的是象轿。这一点与汉文史料的记载相符合。他又说，乃颜是一个基督教徒(应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信徒)，他把十字架画上了自己的战旗。这是一条非常有价值的史料。因为汉语文献虽然讲到乃颜“离佛正法”(就是信奉一种有异于佛教的宗教)“惑于妖言”，却没有留下关于他究竟信奉什么宗教的明确记载。从聂思脱里教派当时的传播情况看，乃颜皈依这一教派是完全可能的。马可·波罗还提到乃颜是按照“不出血死”的方法被处死的。而根据汉语文献，我们只知道乃颜死后被扔进了附近一条名叫失列的河里。他被按照处死蒙古贵族的传统方式执行死刑，也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势。马可·波罗的这些讯息，无疑是从元朝官场知情人的口中获得的。乃颜之乱发生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马可·波罗大概要从马八儿回到中国以后才能听说这件事。这时候离他南走泉州、航海西归已经没有多久了。在汉语史籍中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马可·波罗的直接记载。汉文文献中先后提到过好几个“孛罗”或者“孛罗丞相”。但他们都是蒙古人，其名称乃是蒙古语(Bolod译言钢铁)的译音，与马可·波罗的欧洲姓氏Polo也不相干。那么，这个在威尼斯以“百万”先生著称的人，真的到过中国吗?很久以来，总是有人在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
怀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们，提出以下这些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看法：
首先，虽然马可·波罗讲述的旅程大体上是自西向东，再从东亚回到西方，但他的经行路线时常中断，突然跳跃到另一个端点重新开始，顺序颠三倒四。所以“虽然现在还有人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继续进行考察，但一些卓越的旅行家在有人向他们详细询问时承认，在波斯以远地区一步不差地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旅行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其次，他在书里谈到的若干情节明显地属于自我吹嘘和作假的性质，例如他说自己是元军攻占襄樊时在前线制造回回炮的人，又说自己曾做过三年扬州城的长官，等等。
再次，他在中国生活长达17年，为什么一句也没有提起关于中国的许多最独特的事物，例如女人的小 脚、茶、长城、筷子，还有汉字，而这些本来应当是最能吸引马可·波罗本人以及他的本国读者的好奇心的。
最后，中国的汉语文献汗牛充栋，但居然没有一件直接提到过这个传奇人物。“不见经传，耐人寻味”，因而使人生疑。
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人，于是把他的《世界记》看作是由一个讲故事的能手和一个三流的通俗传奇作家合作，根据一本通商指南或导游手册之类的读物编写而成的世界地理概述，而不是真正的具有行程日记风格的个人游记。在他们看来，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知识与他所宣称的17年在华体验是根本不相称的。
中国学术传统历来强调“说有容易道无难”的原则。怀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们，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些理由全部迭加起来，似乎仍不足以排除他本人的说词。要一个人在事隔十多年后“一步不差地”把过去的复杂旅程回忆出来，这差不多是一种苛求。马可·波罗的旅行路线，除了几次明显的中断和插叙，基本上是可以按元朝政府所设驿站的走向予以复原的。他确实在有些地方自我放大，浮夸吹嘘(如在襄阳造炮)，不过难道我们可以据此而将他的全部叙述视为不可信吗?
在中国生活了17年的马可·波罗，对于这个国家里占据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居民的文化和习俗，了解得确实很少。不过，它发生在元朝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就又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情了。尤其是在元代早期，统治上层中蒙古、色目人的影响仍具有压倒的优势。真正受信任的汉人大多会说蒙古语，可以不资“舌人”而与蒙古君臣对话。有些汉人对蒙古语的掌握甚至能精深细微到连蒙古皇帝也深为吃惊的程度。从西域到中国来的“回回人”，有些人的母语是与蒙古语十分相近的突厥语，有些人的母语虽然是波斯语，但因为长期被伊斯兰化的突厥人所统治，也都会说突厥语。所以元初在上层社会里最重要的交际语言并不是汉语。一个生活在这样的圈子里的外国人，对汉语和汉族的文化所知不多，并不见得完全不可思议。
此外，《世界记》中有关当时事件的若干详实叙述，包括最新近发生的平息乃颜之乱的情况，显然不会包括在导游书中间。如果不是在中国当地，而要远在西亚却打听得这么细微准确，其实也都是很难的。
马可·波罗来华的怀疑论者对现实存在的《世界记》一书充满根本的怀疑，却很愿意假定曾经存在过某种详细记载中国种种事情的“导游手册”，并断定它是《世界记》关于中国知识的来源。虽然关于这本“导游手册”本身，我们至今还一无所知，但它却对怀疑论者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它，他们就无法回答下面的问题：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是从哪里获得这么多有关中国的详细情报的?
不过相信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也面临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个自称具有很高地位，但又“不见经传”的外国人，在元朝到底担任何等的角色?
他自然没有像他所吹嘘的那样做过扬州路的总管，或类似的高级行政官僚。很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马可·波罗主要是用一副敏锐的“商人的眼光”观察他所经历的世界。在他描述各地情况时最经常提到的一项内容，就是那里的特产，尤其是欧洲人感兴趣的宝石、香料、纺织品、瓷器等等商品。他对中国的盐税似乎很注意，北方的盐场经常是他的行经之处。他甚至能相当准确地说出至元中期杭州所管地面盐税收入的总额。所以曾经有人怀疑他是元朝地方政府中管理盐政的小官员。还有人推想他出使马八儿，其实是到那里去买红采宝石。当然也有人认为他不断地在各地跑来跑去，执行的是做皇帝“听底耳、见底眼”到处刺探民情的职务。
关于马可·波罗在华身份的一种较新颖、也较有趣的推想，认为他是为元朝政府或皇室成员做买卖、替为他提供资本的主人生息的“斡脱”。蒙古人进入汉地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懂得管理财产，“只是撒花，无一人理会得贾贩”。“撒花”即强行敲榨勒索“人事”(即礼物)的意思。他们靠掠夺、搜刮而攫获财产，却不知道怎样经营，怎样利用它生利增值。所以他们特别仰仗从西域来的回回人，向他们提供资本，让他们贸易生息，称为“斡脱”(突厥语伙伴、合伙人的意思)。回回斡脱依靠蒙古贵族的势力做生意，为蒙古贵族，也为自己图利。他们的经营活动中利润最高的是高利贷，利率达到100％。很多斡脱商人不但经营国内贸易，也从事巨额的国际贸易，有的还向政府“扑实”各种赋税(即承包某个地区的某种赋税)。马可·波罗比较熟悉的，不是汉语，也不是蒙古语，而可能是突厥语，甚至是波斯语。这说明他所接近的人有很多是回回人。他又经常奔波于国内外各地。因此，他成为皇室斡脱商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从西欧世界直接地，而不是通过很多中介环节间接了解中国的角度来观察，马可·波罗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传奇人物。不过无论他是否真的来过中国，他都不是西欧与元代中国之间直接沟通的唯一见证人。这是一个中国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直接建立外交联系和互相了解的时代，虽然双方都是带着错位的期望而这样做的。
相关链接三：马可·波罗与面条
马可·波罗在中国北方住得时间比较长，因此对于中国北方人的面食品很吃得惯，结果他就把中国人制面条的方法传入意大利。这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发明。
本来西方各国，都是家庭间自制的面包，手续极繁，从前西方国家并无面包厂，亦无出售面包的店铺，全靠各个家庭自制。我在英国旅游到大文豪莎士比亚故居，见到他的房屋极旧，但是英国人将其保存得极好，参观的人要排队鱼贯而入，每一段时间，只准三十人进去，以后出来一个，进去一个，免得这座小楼有倾圮之虞。我亲眼目睹除了莎士比亚的写字房之外，就是一个烤面包的炉子，看来这个炉子只能供应他一家之用。据导游的人说，当时并没有供给面包的厂商，也没有人派送面包到每户人家的事情。
而且各个人家制造面包，有些做得好，味道美，所以逢到若干佳节，还要将各大名人家所制造的面包展览在一个公共场所，请人加以品评，谁家做的好，谁家制的不好，评定甲乙，而且有奖。相等于近代的烹饪比赛，有冠军、亚军、季军之别。
马可·波罗在中国北方，对面食品特别爱好，觉得比吃面包好得多。况且北方的面食，吃法多姿多彩，要是一个旅客寄居在北方亲友家中，主人家可以调换面食的花式，十天八天不可能有相同的。
马可·波罗最喜欢吃的是“炸酱面”。所谓炸酱面，就是先把肉斩碎成细粒，放在油锅中炸一炸，略加甜味酱，然后放在一碗白面上面，由吃的人自己调拌。这种炸酱面，在北方吃的人最多，也极可口，后来马可·波罗在返回意大利的航程中，就时常吃这种炸酱面。
等到他回到威尼斯本乡，就遍请亲友吃这种面，人人都赞不绝口。后来就有人设厂制造面条，吃时加上了一层酱炸的肉末，一时风行整个意大利，名为Spagaette，我们统称它为意大利粉。又因为意大利人喜欢吃忌士(Cheese)，吃这种面时再加上一些忌士粉屑，相等于马可·波罗在中国蒙古居住时在面上加一些牛酪粉一般。
凡是意大利餐馆或欧洲菜馆中，都有这种意大利粉的名目。还有在意大利菜馆中有一种饺子，也是用面粉做的，里面有肉馅，浇上了一些红色的汁液，这叫做意大利饺子(Rovari)。但是要他们用手工来做饺子，他们是不懂这种诀窍的，因此就用铁制成一个模子，将饺皮摊入一个个模子中，每个饺子里塞上一些肉末，再加上另一张面皮，一夹就成为九个或十六个机械化的饺子。这种铁夹，当然比较中国人工手包的饺子制法相差极远，但意大利人个个都知道这种饺子是马可·波罗由中国传入的。
还有一种意大利人称作Pizza的东西，这种东西就像北方流行的馅儿饼，小的饼像饭碗口那么大，大的饼则像木盆那么大。
中国北方的馅儿饼，用的是肉末、葱末，花样多的还有加上京冬菜、羊肉、牛肉等，做成饼馅，而Pizza是将馅铺在饼面上，分别在此。有些贫家单以面粉制饼，其中没有馅儿，那就和我国的戗面饼差不多了。
至于意大利粉，即中国式的面。意大利人经过几个时代的改良，他们又发明一种空心的面，中国人叫它为通心粉，这是从意大利粉蜕变出来的。但马可·波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国人的拉面技术，变化多端，全用手工，流传迄今，他却没有学到。
公元1275年的夏天，他随着父亲和叔叔，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东行，来到了元朝大汗忽必烈的夏官上都，从此开始了他17年的传奇生涯；公元1295年冬天，他回到阔别25年的故乡威尼斯，留下了一部“天方夜谭”的奇书——《马可·波罗游记》。
他是世界著名的旅行家，他是中西交通史上的友好使者，他是成功的意大利商人，他是欧洲探险家的伟大先驱，他是欺世盗名的骗子——其实，无论哪一个身份，在今天看来都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马可·波罗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关键词：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贸易；中国纪行
中图分类号：G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1.05.008
文章编号：1672-0407(2011]05—020-08 收稿日期：2011-03—24
马可·波罗的故事
老爷、皇帝和国王，公爵、侯爵、骑士和平民，凡是心存好奇，想要了解世界上各个民族、各个地区以及各种奇风异俗的人，都拿起这本书来读一读吧。
在这本书里头你们将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伟大的奇迹不断从陌生的国度和地区出现。大亚美尼亚和小亚美尼亚、波斯、土耳其、鞑靼和印度以及中亚的其他许多古国，还有欧洲的部分地区，到处都充满了奇迹。
马可·波罗，一位睿智而高贵的商人，来自威尼斯，去探索未知的世界。他曾迎着从希腊和地中海沿岸吹来的北风，向东一路走去。这一切，他是亲身经历过、亲眼见过的。他曾经认真地加以观察和研究，并为我们做了仔细的描述。
我们这本书将会像他一样，清楚明白地讲述这些奇迹。书里有些事情，他也许没有见过。但讲给他听的人，都非常可靠，值得你我信任。所以我们介绍的内容，无论如何，都是有人亲眼看到过、亲耳听到过的事实。书里讲的全是实话，全是马可·波罗的见闻，没有一句谎言，没有半点虚构。各位千万不要视之为传说。
——《马可·波罗游记》
欧洲来客
尼哥罗·波罗和马菲奥-波罗兄弟结伴远行东方时，尼哥罗一路上肯定会挂记临产的妻子，在进入蒙古高原的时候，他或许还在祈祷上天保佑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双双平安，但他肯定不会想到，他的儿子马可·波罗直到今天仍然为中国人津津乐道。
马可·波罗的家乡威尼斯是一个古老的商业城市。他家祖辈世代经商，父亲和叔父常奔走于地中海东部，进行商业活动。1260年他的父亲和叔父经商到过伊斯坦布尔，后来又到中亚的布哈拉，在那里他们俩遇到了一个波斯使臣，并和使臣一起到元大都(今天的北京)并朝见过蒙古帝国的忽必烈大汗，还带回了大汗给罗马教皇的信。马可·波罗小时候，他们回家后，小马可·波罗天天缠着他们讲东方旅行的故事。这些故事引起了小马可·波罗的浓厚兴趣，使他下定决心要跟父亲和叔叔到中国去。1269年马可·波罗已经15岁，他的父亲和叔父从东方回到了威尼斯，他们从东方带回的动人见闻，使得马可·波罗既羡慕又向往，他也很想做一个商人漫游东方。
两年之后，马可·波罗的美好愿望实现了。1271年他的父亲和叔父拿着教皇的复信和礼品再次动身去中国，带领马可·波罗与十几位旅伴一起向东方进发了。于是年轻的马可·波罗以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的身份，怀着了解东方的心情，踏上了东行之途。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从这里到波斯湾的出海口霍尔木兹就可以乘船直驶中国了。然而，这时却发生了意外事件。当他们在一个镇上掏钱买东西时，被强盗盯上了，这伙强盗乘他们晚上睡觉时抓住了他们，并把他们分别关押起来。半夜里，马可·波罗和父亲逃了出来。当他们找来救兵时，强盗早已离开，除了叔叔之外，别的旅伴也不知去向了。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来到霍尔术兹，一直等了两个月，也没遇上去中国的船只，只好改走陆路。这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路，是让最有雄心的旅行家也望而却步的路。他们从霍尔木兹向东，越过荒凉恐怖的伊朗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折而向东，在到达阿富汗的东北端时，马可-波罗由于适应不了高原山地的生活，不幸病倒了，只好停下来疗养。一年之后，马可·波罗恢复了健康，继续前进。久病初愈的马可·波罗，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困难，下山之后来到喀什，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部边缘行走，抵达叶尔羌绿洲，继而向东到达和阗和且末，一到这里，马可·波罗的眼睛便被吸引住了。美丽繁华的喀什、盛产美玉的和田，还有处处花香扑鼻的果园，马可他们继续向东，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来到古城敦煌，瞻仰了举世闻名的佛像雕刻和壁画。接着，他们经玉门关见到了万里长城。最后穿过河西走廊，费时三年半，终于到达了上都——元朝的北部都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这时已是1275年的夏天，距他们离开祖国已经过了四个寒暑了!
中国纪行
马可·波罗到达大都时已经21岁，风华正茂。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向忽必烈大汗呈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礼物，并向大汗介绍了马可·波罗。大汗非常赏识年轻聪明的马可-波罗，特意请他们进宫讲述沿途的见闻，并携他们同返大都，后来还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马可·波罗善于学习，很快熟悉了朝廷礼仪，掌握了蒙古语等语言。忽必烈在和马可·波罗的接触中，发现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为了考察他的能力，派他到云南去办事。当时，从上都到云南要走6个月的路程。马可·波罗一路留心观察风土人情，回到上都后，向忽必烈详细报告。例如，他看到云南人从盐井中取水，放在小锅里制成盐饼，盐饼上凸下平，打上特殊标记后，可作为货币流通，80个盐饼兑换一个金萨吉(金币名称)。可是，当商人将盐饼运到偏远山区后，按山区土人的落后情况以及离城市的路程远近，只用60个、50个，甚至40个盐饼就可换到手一个金萨吉。又如，有很多云南百姓随身带有毒药。遇上有被捕或受苦刑的危险，他们就吞服毒药自杀，以免遭受折磨。当地的政府官员得准备好狗屎，一旦发现犯人吞服了毒药，就强迫他们吞食狗屎，以引起呕吐，解除毒性……对于这些情况，忽必烈都听得十分认真。他夸奖马可·波罗聪明能干。以后，忽必烈经常派马可·波罗执行重要任务。他借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辽阔与富有让他惊呆了。他先后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还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他每到一处，总要详细地考察当地的风俗、地理、人情。在回到大都后，又详细地向忽必烈大汗进行汇报。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无限神往。
元代泉州处在海外贸易和社会经济的鼎盛时期。 《马可·波罗游记》对泉州赞赏倍至，说：“(离开福州)到第五天傍晚，抵达宏伟秀丽的刺桐城。在它沿岸有一个港口，因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又说：“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每一个商人，必须付出自己投资总额10％的税收，所以，大汗从这里获得巨额的收入。”《游记》说：“大批外国商品运到这里，再运到全国各地销售。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到亚历山大港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绌，恐怕不过它的1％吧。”还说，这个地区“一切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德化瓷器物美价廉，一个威尼斯银币能买到8个瓷杯。据说马可-波罗回国时，带回德化窑白瓷和色釉小碗多件。至今意大利博物馆还保留一件马可·波罗当年带回的德化家春岭窑的小花插。
泉州是宋元时期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所造海船，无论从坚固性、稳定性、适航性，特别是水密隔舱的安全设施等，在当时都具有先进水平。《马可·波罗游记》说：“大汗又下令准备了十四艘船，每船有四桅杆，能扬九帆。”“其中至少有四五艘船可容纳船员二百五十或二百六十人。”这些是泉州海船的重要特点。
《马可·波罗游记》对泉州人信奉佛教作了介绍。泉州佛教兴盛，自唐朝以来就有“泉南佛国”之誉。马可·波罗说，这里的“人民是偶像崇拜者”。偶像崇拜者就是佛教信徒。
中国在唐朝首先生产冰糖，埃及生产的冰糖与中国有关。《马可·波罗游记》载：武干市(今永春，一说尤溪)“这个地方以大规模的制糖业著名，出产的糖运到汗八里。供给宫廷使用。在它纳人大汗版图之前，本地人不懂得制造高质量糖的工艺。制糖方法很粗糙，冷却后的糖，呈暗灰色的糊状。等到这个城市归人大汗的管辖时，刚好有些巴比伦人，来到帝廷，他们精通糖的加工方法。因此被派到这个城市，向当地人传授某种木灰制食糖的方法。”这表明埃及人对中国制糖技术提高作出了贡献。他们可能在泉州学得制造冰糖的方法，并回传埃及。
马可·波罗对泉州人是这样评价的：“民性和平，喜爱舒适安逸，爱好自由。”这个评价是中肯的。他还说，该城的文身技师以艺精出众而驰名中外，有许多印度人到这里来文身。
万里归国
从1275年始一直到1292年初，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在元朝政府任职，一晃17年过去了。但他们毕竟是客居异域，思乡心切，他们也曾几次向皇帝提出要回意大利的愿望，但皇帝恩宠他们，再三挽留，而且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可以长途跋涉，始终没被皇帝批准。
1292年夏天，波斯伊儿汗国国王的一个妃子去世了，特地派使者到大都求亲，元世祖为了安定边疆，与邻国友好，也就答应了，并选择了一位叫阔阔真的皇族少女，准备远嫁，赐给伊儿汗国国王做王妃。伊儿汗国的使者得知后，当然很高兴，并且希望早日启程，但他考虑到公主年轻，长期在皇家娇生惯养，经不起陆路的长时间劳顿，建议取道水路去波斯。这一计划，得到元世祖的认可。那么由谁来护送公主?使者事先与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叔父接触交谈过，知道他们对水路情况有过经历，比较熟悉，于是请求皇帝派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叔父护送归波斯，皇帝也就同意了。
大约在1290年，马可·波罗父子与马飞阿、波斯使者一起，浩浩荡荡600余人，分乘14艘四桅的大海船于福建泉州启航，沿着万里南疆海域扬帆前进，穿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经霍尔木兹海峡，登陆到达波斯。花去2年又2个月时间。不巧，当时伊儿汗国国王已去世，于是将公主交给其子合赞汗。
当他们三人完成护送阔阔真公主的任务以后，便告别波斯伊儿汗国王，继续西行，取道两河流域、高加索，由黑海乘船到君士坦丁堡，再乘船渡过地中海，于1295年冬天回到阔别25年的故乡威尼斯。
这时候，他们离开威尼斯已经20多年。当地人长久没听到他们的消息，都以为他们死在国外了。现在看到他们穿着东方的服装回来，又听说他们到过中国，带回许多珍珠宝石，都轰动了。人们给马可·波罗起个外号，叫做“百万家产的马可”。
没有多久，威尼斯和另一个城邦热那亚发生冲突，双方的舰队在地中海打起仗来。马可·波罗自己花钱买了一条战船，亲自驾驶，参加威尼斯的舰队。结果，威尼斯打了败仗，马可·波罗被俘，关在热那亚的监牢里。
在当时，意大利人都知道马可·波罗长期旅居中国，经历很不平凡，广闻博见，才能出众。热那亚当局并不想处死他，反倒想劝说他投降，将来可为热那亚出力。所以暂时不把他和战俘关在一起。在难友们中间，相互交谈还比较自由。而马可·波罗为消磨时光，也经常向同狱的人叙述东方各国的奇风异物。他的叙述，特别引起同狱人鲁思蒂·谦诺的注意。鲁思蒂·谦诺是比萨人，从小受到比萨文化传统的熏陶，精通法语，用法语写过骑士小说。他觉得马可·波罗的游历见闻很有意思，如不写成书，那是非常可惜的。于是征得马可·波罗的同意，将他的口述，用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法兰西语记录了下来。这样，一部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或称《东方见闻录》就诞生了。
1299年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宣告结束，马可波罗被释放回威尼斯，从此，他经营商业，并娶妻成家，生有两个女儿，再也没有出外远游了。1324年当他临近70岁的时候，逝世于威尼斯。
这位享年70岁的旅行家在临终仍然坚持他有关东方的所有叙述都是“童叟无欺”，完全属实的。一名见到马可·波罗最后一面的教士说，老波罗气息奄奄地表明他没有欺骗这个城邦的人。“他说，他只是没把另一半所见所闻讲出来而已。”
开启时代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认为是神话，被当作“天方夜谭”。但《马可·波罗游记》却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打破了宗教的谬论和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同时《马可·波罗游记》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一些著名的航海家和探险队的领导人曾经读过马可-波罗的书，并从中得到巨大的鼓舞和启示，激起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和冒险远航的热情。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马丁·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
哥伦布小时读了马可·波罗的游记后非常羡慕中国，印度之文明富裕，特别是书中所载日本盛产黄金“其数无限”，“地铺金砖”，更是向往已极，正是商人贵族的这种“黄金渴望”，驱使哥伦布立志东游，1492年起，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他率领水手接连几次远航，到达了中美和南美的东北角，哥伦布认为他所达到的地方就是亚洲的海滨诸岛，以为墨西哥就是马可波罗书中的“行在”，又把古巴岛当作日本，并登岸四处寻问有无黄金。他本来要去的地方是富庶的东方，而结果航行到了美洲，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由欧洲到达美洲的新航线。哥伦布读过的那本马可·波罗的 游记，现在还保存于里斯本，书的边栏空白处有他作的许多摘要和注解，反映哥伦布阅读时多么认真，对它倾注的兴趣是何等浓厚!
因此，可以说，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同时，在《马可·波罗游记》以前，更准确地说是在13世纪以前，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是通过中亚这座桥梁间接地联系着。在这种中西交往中，中国一直是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去了解和认识中国以外的地方，特别是西方文明世界。最早可以追述到周穆王西巡。尽管周穆王西巡的故事充满了荒诞和神话色彩，但至少反映了中国人已开始去了解和认识西方，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之后，一条从中国经中亚抵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出现了，中国对西方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等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一大批西方的商人来到中国，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更深入了。但直到13世纪以前，中西交往只停留在以贸易为主的经济联系上，缺乏直接的接触和了解。而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在13世纪以前，一直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间接接触上，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非常肤浅。因而欧洲人对东方世界充满了神秘和好奇的心理。《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更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这又有意或者无意地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直接交往。从此，中西方之间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的新时代开始了。
《马可·波罗游记》直接或间接地开辟了中西方直接联系和接触的新时代，也给中世纪的欧洲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事实已经证实，《马可·波罗游记》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积极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马可·波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将地大物博的中国向欧洲人做出报道的人，他在他的游记中以100多章的篇幅，记载了我国40多处的城市地方，对当时中国的自然和社会情况作了详细描述。因此，马可·波罗被誉为“中世纪的伟大旅行家”，中西交通史和中意关系史上的友好使者。
马可·波罗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链接一：《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广为流传。600多年来，世界各地用各种文字辗转翻译，译本之多，可能超过了100种，另外，还有许多学者对照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注释，做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我国学者根据不同版本也翻译过7种，其中1935年冯承钧将法人沙海昂的注本翻译过来译名为《马可·波罗行纪》，在中国流行较广。
《马可·波罗行纪》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100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及至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故，也时时夹见其中。
马可·波罗的这本书是一部关于亚洲的游记，它记录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情况，而其重点部分则是关于中国的叙述，马可·波罗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他的足迹所至，遍及西北，华北，西南和华东等地区。他在《行纪》中以大量的篇章，热情洋溢的语言，记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巨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以叙述中国为主的《行纪》第二卷共82章，在全书中分量很大。在这卷中有很多篇幅是关于忽必烈和北京的描述。
在《行纪》的第二卷，还对杭州有详细的记述。书中称杭州为“行在”，“天城”，称苏州为“地城”。“行在”是南宋时代对杭州的一般称呼，指帝皇行幸所在的地方；而“天城”“地城”，也就是我国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一种译称。对于号称天堂的杭州，马可·波罗更是赞不绝口，他《行纪》里记载杭州人烟稠密，房屋达160万所，商业发达，说“城中有大市10所，沿街小市无数”。并说杭州人对来贸易之外人很亲切，“待遇周到，辅助及劝导，尽其所能”又讲到杭州市容整齐清洁，街道都用石铺筑；人民讲究卫生，全城到处有冷热澡堂，以供沐浴之用，户口登记严密，人口统计清楚，对西湖的美丽和游览设施，书中更有详细的记述，马可·波罗称赞“行在城所供给之快乐，世界诸城无有及之者，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由于他对杭州特别赞赏，所以几次来到这里游览。
马可·波罗是商人，每到一地，对于物产商业的情况，很留心观察和记载。例如他旅行到我国南方的宝应，南京，镇江，苏州诸城时，便突出地记载了纺织锦缎绸绢工业，对宝应的记载是“恃商工为活，有丝甚丰饶。”又如他行经东南亚的印尼、斯里兰卡、印度时，也特别留心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宝石、香料与珍珠。这些物品在历来的东西贸易中，西方商人一直视为珍品。
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还有专门的篇章谈元代通行的纸钞和中国使用已久的煤炭。马可·波罗记述忽必烈在京城设有造币局，先以桑树皮制造纸张，然后以它制印纸币，这种纸币不但通行国内，就是在和外商贸易中也有流通。他还说到在中国北方亲自见到“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与薪无异，其火候且较薪为优”。毫无疑问，这是说的我国境内蕴藏丰富的煤炭，其实我国以煤作为燃料，早在汉代便已经开始。马可-波罗在这时还当作“奇异事物”来记述，说明欧洲在13世纪用煤还不普遍，而中国在元代则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马可·波罗行纪》对亚洲其他地方，也有大量篇幅的描述。马可·波罗东来中国，主要经过西亚、中亚等地，因此游记里载有不少这些地方的见闻。在中世纪，关于亚洲的知识，以往的旅行家没有一个比得上马可·波罗记载的那样丰富。除亚洲外，马可·波罗对东非海岸和北冰洋等地作了一些叙述，不过是根据传闻，并非亲临其地，所以许多记述往往与实际不符。但尽管这样，诸如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等地，则是由马可·波罗第一次介绍给欧洲人的。
马可·波罗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的海际兼程旅行家。他的著作，在中古时代的地理学史，亚洲历史，中西交通史和中意关系史诸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马可·波罗游记》在13世纪末年问世后，一般人为其新奇可喜所动争相传阅和翻印，成为当时很受欢迎的读物，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其影响是巨大的。它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一片宽阔而富饶的土地、国家和文明，引起了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也有助于欧洲人冲出中世纪的黑暗，走向近代文明。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更以它所提供的最新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和充实自己的著作。如1375年的西班牙喀塔兰大地图，便是冲破传统 观念，摈弃宗教谬说，以马可·波罗的游记为主要参考书制成的，图中的印度、中亚和远东部分都是取材于《马可·波罗游记》这部著作，成为中世纪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地图，以后地图多以此为依据。
链接二：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如果……我们写了你们所不知道的任何事物，你们不应该因此就称我们为说谎者。”
——普兰，力口尔毕尼：《蒙古史》
700年前的一天，有三个男子汉从一艘不很大的带浆帆船上走了下来，在威尼斯的石砌码头登岸。他们刚度过许多星期的海上生活，两腿还不适应坚硬的地面，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没有人到码头上迎接；要不是他们衣着褴褛，引人注目，这次归国可能湮灭无闻。他们从神态到口音都说不出来地带有鞑靼味，几乎把自己的威尼斯方言忘光了。他们脚穿高至膝盖的脏皮靴，身穿绸面皮袍，另有缎带紧系腰间；绸面的质地很考究，但已露出一些碗大裂口，从里面漏出了粗裘毛衬料。这些破烂不堪的大袍是蒙古式的，下摆只长及双膝，前胸用一排圆形钢钮扣扣住。
他们到家后一下子就脱去破烂不堪的皮袍，换上长可拖地的绯红色威尼斯式绸面大袍。接着他们拾起又脏又破的蒙古袍，撕开衬里。那些原先藏放在衣缝里的翡翠、红宝石、石榴石和钻石纷纷掉落在地上。
以上是弗朗西丝·伍德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中转述的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200年后的人们对当时情景的追记。保存到今天的一份1305年的威尼斯城葡萄酒走私案卷宗提到了马可·波罗，因为他是此案中葡萄酒走私商的保证人之一。这份文件称他为“马可斯·波罗·米利恩”，意即“百万先生马可·波罗”。今天，人们都相信，他所以会有这样的别号，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甚至经常言过其实的人；他“每次谈起蒙古大汗的巨大财富，都说他们拥有数以百万计的金币”。不过，如果没有那本著名的《世界记》(或译《环宇志》)，几百年后的人就很难了解，这个在威尼斯历史档案里偶然露过两三次面的“马可斯·波罗”，究竟是怎么样的人。
根据马可·波罗在《世界记》里的自述，在中国的17年中，他先留在大汗的朝廷里学习有关礼俗、语言文字等，其后奉忽必烈之命出使哈刺章(指前大理国所在地，当时，也用作对云南的泛称)，“离开汗八里(蒙语“大汗之城”，指大都)，西行整整四个月”。这趟西南之行的时间，据专家推算，大约是在至元十七年(1280)或稍后。以后他又奉使各地，包括在扬州任职二年(不一定是做那里的行政长官)，多次到杭州城办事；往返行程，大多是经由从大都南行到扬州，再到杭州，南至福州、泉州一线的元朝驿站主干线。大体是在至元二十四至二十六年(1287-1289)左右，马可，波罗可能曾远行印度，行迹所至主要应是马八儿地区(即印度半岛南端的东岸地区)。1290年春夏之际，他因为熟悉航海西行的情况，被选定陪同伊儿汗国的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西域，然后归国。
正像几乎所有的回忆录一样，马可-波罗对自己中国之行的回忆在具体年代、事实(尤其是数目字)、地理状况等方面有不少不准确的和前后不相一致的地方，很多的地名、人名更因游记文本被辗转传抄变得难以释读。但是其中有很多描述，不是曾经身历其境，或者亲身得之于当时统治层内的口耳相传，是很难讲得像《世界记》中那样详实、具体而准确的。例如，马可·波罗这样描写西湖上的游艇：“在湖上还有许多游艇和画舫，长十五至二十步，可乘坐十人、十五人或二十人。船底宽阔平坦，船行时不会左右倾斜摇晃。那些爱好泛舟游览的人，或携家带眷，或邀请一些朋友，雇上一条画舫，荡漾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画舫上桌椅板凳、宴客的设备，无不布置得整齐清洁，舒适雅观。船舱上铺一块平板或说甲板。船夫站在上面，用长竹竿撑船前进。湖水不过三四米深。他们长篙轻点，直达目的地……船身两侧均有窗户，可以随意开关，便于游人坐在桌边，倚窗眺望，饱览沿途绮丽的湖光山色……因为湖面宽阔广大，相当于全城的长度，假如伫立在离岸一定距离的船上，不仅整个宏伟、瑰丽的城市，它的宫殿、庙宇、寺院、花园，以及长在小道上的参天大树，都可以尽收眼底，同时又可以观赏其他画舫载着游湖行乐的男女，轻轻地在湖上穿梭似地来来往往。”
在讲述位于大运河流入长江处的瓜州镇(在今江苏扬州)时，马可·波罗提到，“在瓜州城对面的大江中心，屹立着一座岩石构成的岛屿，岛上有一个大寺院，住着两百名和尚，敬奉偶像”。这里说的“岩石构成的岛屿”和岛上的大寺院，就是镇江的金山和金山寺。
马可·波罗对中国北方的熟悉程度，显然还要远远超过南部中国。他很详细地叙述了发生在至元十九年(1282)的王著刺杀当朝宰相阿合马的事件，说：“当上述这一切事件发生的时候，马可·波罗正在那里(指大都)。”他还有声有色地讲述了元朝平定东北叛王乃颜的战争经过。他说到，忽必烈亲征乃颜时乘坐的是象轿。这一点与汉文史料的记载相符合。他又说，乃颜是一个基督教徒(应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信徒)，他把十字架画上了自己的战旗。这是一条非常有价值的史料。因为汉语文献虽然讲到乃颜“离佛正法”(就是信奉一种有异于佛教的宗教)“惑于妖言”，却没有留下关于他究竟信奉什么宗教的明确记载。从聂思脱里教派当时的传播情况看，乃颜皈依这一教派是完全可能的。马可·波罗还提到乃颜是按照“不出血死”的方法被处死的。而根据汉语文献，我们只知道乃颜死后被扔进了附近一条名叫失列的河里。他被按照处死蒙古贵族的传统方式执行死刑，也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势。马可·波罗的这些讯息，无疑是从元朝官场知情人的口中获得的。乃颜之乱发生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马可·波罗大概要从马八儿回到中国以后才能听说这件事。这时候离他南走泉州、航海西归已经没有多久了。在汉语史籍中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马可·波罗的直接记载。汉文文献中先后提到过好几个“孛罗”或者“孛罗丞相”。但他们都是蒙古人，其名称乃是蒙古语(Bolod译言钢铁)的译音，与马可·波罗的欧洲姓氏Polo也不相干。那么，这个在威尼斯以“百万”先生著称的人，真的到过中国吗?很久以来，总是有人在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
怀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们，提出以下这些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看法：
首先，虽然马可·波罗讲述的旅程大体上是自西向东，再从东亚回到西方，但他的经行路线时常中断，突然跳跃到另一个端点重新开始，顺序颠三倒四。所以“虽然现在还有人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继续进行考察，但一些卓越的旅行家在有人向他们详细询问时承认，在波斯以远地区一步不差地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旅行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其次，他在书里谈到的若干情节明显地属于自我吹嘘和作假的性质，例如他说自己是元军攻占襄樊时在前线制造回回炮的人，又说自己曾做过三年扬州城的长官，等等。
再次，他在中国生活长达17年，为什么一句也没有提起关于中国的许多最独特的事物，例如女人的小 脚、茶、长城、筷子，还有汉字，而这些本来应当是最能吸引马可·波罗本人以及他的本国读者的好奇心的。
最后，中国的汉语文献汗牛充栋，但居然没有一件直接提到过这个传奇人物。“不见经传，耐人寻味”，因而使人生疑。
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人，于是把他的《世界记》看作是由一个讲故事的能手和一个三流的通俗传奇作家合作，根据一本通商指南或导游手册之类的读物编写而成的世界地理概述，而不是真正的具有行程日记风格的个人游记。在他们看来，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知识与他所宣称的17年在华体验是根本不相称的。
中国学术传统历来强调“说有容易道无难”的原则。怀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们，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些理由全部迭加起来，似乎仍不足以排除他本人的说词。要一个人在事隔十多年后“一步不差地”把过去的复杂旅程回忆出来，这差不多是一种苛求。马可·波罗的旅行路线，除了几次明显的中断和插叙，基本上是可以按元朝政府所设驿站的走向予以复原的。他确实在有些地方自我放大，浮夸吹嘘(如在襄阳造炮)，不过难道我们可以据此而将他的全部叙述视为不可信吗?
在中国生活了17年的马可·波罗，对于这个国家里占据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居民的文化和习俗，了解得确实很少。不过，它发生在元朝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就又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情了。尤其是在元代早期，统治上层中蒙古、色目人的影响仍具有压倒的优势。真正受信任的汉人大多会说蒙古语，可以不资“舌人”而与蒙古君臣对话。有些汉人对蒙古语的掌握甚至能精深细微到连蒙古皇帝也深为吃惊的程度。从西域到中国来的“回回人”，有些人的母语是与蒙古语十分相近的突厥语，有些人的母语虽然是波斯语，但因为长期被伊斯兰化的突厥人所统治，也都会说突厥语。所以元初在上层社会里最重要的交际语言并不是汉语。一个生活在这样的圈子里的外国人，对汉语和汉族的文化所知不多，并不见得完全不可思议。
此外，《世界记》中有关当时事件的若干详实叙述，包括最新近发生的平息乃颜之乱的情况，显然不会包括在导游书中间。如果不是在中国当地，而要远在西亚却打听得这么细微准确，其实也都是很难的。
马可·波罗来华的怀疑论者对现实存在的《世界记》一书充满根本的怀疑，却很愿意假定曾经存在过某种详细记载中国种种事情的“导游手册”，并断定它是《世界记》关于中国知识的来源。虽然关于这本“导游手册”本身，我们至今还一无所知，但它却对怀疑论者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它，他们就无法回答下面的问题：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是从哪里获得这么多有关中国的详细情报的?
不过相信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也面临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个自称具有很高地位，但又“不见经传”的外国人，在元朝到底担任何等的角色?
他自然没有像他所吹嘘的那样做过扬州路的总管，或类似的高级行政官僚。很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马可·波罗主要是用一副敏锐的“商人的眼光”观察他所经历的世界。在他描述各地情况时最经常提到的一项内容，就是那里的特产，尤其是欧洲人感兴趣的宝石、香料、纺织品、瓷器等等商品。他对中国的盐税似乎很注意，北方的盐场经常是他的行经之处。他甚至能相当准确地说出至元中期杭州所管地面盐税收入的总额。所以曾经有人怀疑他是元朝地方政府中管理盐政的小官员。还有人推想他出使马八儿，其实是到那里去买红采宝石。当然也有人认为他不断地在各地跑来跑去，执行的是做皇帝“听底耳、见底眼”到处刺探民情的职务。
关于马可·波罗在华身份的一种较新颖、也较有趣的推想，认为他是为元朝政府或皇室成员做买卖、替为他提供资本的主人生息的“斡脱”。蒙古人进入汉地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懂得管理财产，“只是撒花，无一人理会得贾贩”。“撒花”即强行敲榨勒索“人事”(即礼物)的意思。他们靠掠夺、搜刮而攫获财产，却不知道怎样经营，怎样利用它生利增值。所以他们特别仰仗从西域来的回回人，向他们提供资本，让他们贸易生息，称为“斡脱”(突厥语伙伴、合伙人的意思)。回回斡脱依靠蒙古贵族的势力做生意，为蒙古贵族，也为自己图利。他们的经营活动中利润最高的是高利贷，利率达到100％。很多斡脱商人不但经营国内贸易，也从事巨额的国际贸易，有的还向政府“扑实”各种赋税(即承包某个地区的某种赋税)。马可·波罗比较熟悉的，不是汉语，也不是蒙古语，而可能是突厥语，甚至是波斯语。这说明他所接近的人有很多是回回人。他又经常奔波于国内外各地。因此，他成为皇室斡脱商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从西欧世界直接地，而不是通过很多中介环节间接了解中国的角度来观察，马可·波罗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传奇人物。不过无论他是否真的来过中国，他都不是西欧与元代中国之间直接沟通的唯一见证人。这是一个中国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直接建立外交联系和互相了解的时代，虽然双方都是带着错位的期望而这样做的。
相关链接三：马可·波罗与面条
马可·波罗在中国北方住得时间比较长，因此对于中国北方人的面食品很吃得惯，结果他就把中国人制面条的方法传入意大利。这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发明。
本来西方各国，都是家庭间自制的面包，手续极繁，从前西方国家并无面包厂，亦无出售面包的店铺，全靠各个家庭自制。我在英国旅游到大文豪莎士比亚故居，见到他的房屋极旧，但是英国人将其保存得极好，参观的人要排队鱼贯而入，每一段时间，只准三十人进去，以后出来一个，进去一个，免得这座小楼有倾圮之虞。我亲眼目睹除了莎士比亚的写字房之外，就是一个烤面包的炉子，看来这个炉子只能供应他一家之用。据导游的人说，当时并没有供给面包的厂商，也没有人派送面包到每户人家的事情。
而且各个人家制造面包，有些做得好，味道美，所以逢到若干佳节，还要将各大名人家所制造的面包展览在一个公共场所，请人加以品评，谁家做的好，谁家制的不好，评定甲乙，而且有奖。相等于近代的烹饪比赛，有冠军、亚军、季军之别。
马可·波罗在中国北方，对面食品特别爱好，觉得比吃面包好得多。况且北方的面食，吃法多姿多彩，要是一个旅客寄居在北方亲友家中，主人家可以调换面食的花式，十天八天不可能有相同的。
马可·波罗最喜欢吃的是“炸酱面”。所谓炸酱面，就是先把肉斩碎成细粒，放在油锅中炸一炸，略加甜味酱，然后放在一碗白面上面，由吃的人自己调拌。这种炸酱面，在北方吃的人最多，也极可口，后来马可·波罗在返回意大利的航程中，就时常吃这种炸酱面。
等到他回到威尼斯本乡，就遍请亲友吃这种面，人人都赞不绝口。后来就有人设厂制造面条，吃时加上了一层酱炸的肉末，一时风行整个意大利，名为Spagaette，我们统称它为意大利粉。又因为意大利人喜欢吃忌士(Cheese)，吃这种面时再加上一些忌士粉屑，相等于马可·波罗在中国蒙古居住时在面上加一些牛酪粉一般。
凡是意大利餐馆或欧洲菜馆中，都有这种意大利粉的名目。还有在意大利菜馆中有一种饺子，也是用面粉做的，里面有肉馅，浇上了一些红色的汁液，这叫做意大利饺子(Rovari)。但是要他们用手工来做饺子，他们是不懂这种诀窍的，因此就用铁制成一个模子，将饺皮摊入一个个模子中，每个饺子里塞上一些肉末，再加上另一张面皮，一夹就成为九个或十六个机械化的饺子。这种铁夹，当然比较中国人工手包的饺子制法相差极远，但意大利人个个都知道这种饺子是马可·波罗由中国传入的。
还有一种意大利人称作Pizza的东西，这种东西就像北方流行的馅儿饼，小的饼像饭碗口那么大，大的饼则像木盆那么大。
中国北方的馅儿饼，用的是肉末、葱末，花样多的还有加上京冬菜、羊肉、牛肉等，做成饼馅，而Pizza是将馅铺在饼面上，分别在此。有些贫家单以面粉制饼，其中没有馅儿，那就和我国的戗面饼差不多了。
至于意大利粉，即中国式的面。意大利人经过几个时代的改良，他们又发明一种空心的面，中国人叫它为通心粉，这是从意大利粉蜕变出来的。但马可·波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国人的拉面技术，变化多端，全用手工，流传迄今，他却没有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