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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即将迎来达尔文诞辰二百周年暨《物种起源》发表一百五十周年的纪念。近两个世纪以来，很少有人像达尔文那样，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自然、社会和历史的看法，在生前就已经进入屈指可数的几位思想伟人的行列；也很少有一本书像《物种起源》那样，自出版之日起就大获成功，经久不衰，至今依然被人们一再阅读；更很少有某种思想像进化论那样，广泛地为人们所了解，并成功地渗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们的生活常识和思维惯性。
众所周知，是一桩意外的巧合事件激发了达尔文尽快写作和出版《物种起源》一书。1858年6月18日，他收到远在印度尼西亚的华莱士的一封来信，其中附有一篇题为《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模式的倾向》的论文。华莱士请求他审阅这篇论文，如果赞同的话，还请他将其转呈给地质学家赖尔。这篇论文让达尔文陷入极度的焦虑之中，他痛心于自己理论的原创性已经被粉碎了。他没有能够看到华莱士的学说和自己的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在华莱士的这篇论文中所关注的并不是个体之间的竞争，而是强调群体性的变种或亚种之间的竞争。出生于中下阶层的华莱士有着社会主义的倾向，他痛恨英国国教对社会的控制，不满财富两极分化带来的种种不公正，同情在冷酷的工业社会中苦苦挣扎的下层民众。他相信道德不过是文化的产物，人类是由动物进化而来。对于他而言，是环境而非生存竞争将消除不健全的人，进化终将实现完善的人的理想。
然而，当时的达尔文是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的。此刻，他正在绅士风度和个人优先权的冲突之间苦苦挣扎，饱受煎熬。时而觉得自己要求优先权显得卑鄙浅薄，时而觉得放弃优先权将是难以忍受的。最终，在好友赖尔和胡克的帮助下，达尔文摆脱了这个两难的困境。1858年7月1日晚在林奈学会，由赖尔和胡克宣读了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两位当事人均未在场。达尔文的论文包括：（1）1844年原稿选萃，（2）1857年9月5日至阿沙·葛雷博士信的一部分。由此，达尔文的优先权得到了保护。在华莱士事件上，不论达尔文曾经经历过怎样的痛苦挣扎，但他最终表现出了诚实的一面。
华莱士事件之后，达尔文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迟疑了，必须尽快写出一本包含自己理论的实质内容的书。他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之中，1859年11月24日《物种起源》首版。然而，透过事件的背后，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在华莱士事件之前，达尔文为何一直对公众保持着缄默，长达二十年之久？他为何把自己的思想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即使对最亲近的朋友也小心谨慎，很多年不敢吐露半分？当他最终鼓起勇气和朋友们谈起时，为何也是闪烁其辞，一再试探他们的态度和立场？
他怕呀！他怕那个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他担心为自己的思想而受到社会的谴责和迫害。他的生活阅历让他明白如果他贸然站出来，将会有残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19世纪初的英国，虽然已经在法律上保证了宗教信仰的自由，然而它依然是一个政教合一的认信国家。英国国教圣公会在国家生活上具有独占的地位，非国教徒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他们不能在政府中担任公职，也不被允许上牛津和剑桥接受大学教育，只好投身于工业革命以来蓬勃发展的经济活动之中。圣公会对社会的控制无孔不入，洗礼、教育、婚丧嫁娶、从生到死无一处不见他们的身影。圣公会的教士们和贵族、乡绅们联合起来，维护固有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自然神学则为这种社会秩序的合理性提供辩护，赋予他们的联合统治以正当理由，要求新兴中产阶级和广大下层民众的顺从。而科学则早已投入了自然神学温暖的怀抱，在自然神学的框架中展开研究探讨，职业化的科学家群体还没有出现，科学研究活动往往只是国教教士们的业余爱好。也许对此时的科学套用“神学的婢女”那句老话，有些贬低了科学，但说它是神学的宠姬，却多少是合适的。
在此时的英国自然神学之中，关于物种的演变和起源问题，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中各方兵戈交接的主战场。从法国传入的拉马克主义，带着法国大革命的余威，已经成为广大下层民众向上帝的创世纪、进而向整个社会秩序挑战的重武器；而贵族乡绅们也早已从法国大革命中吸取了宗教能维持社会稳定的宝贵教训，深知宗教可以培养下层民众的道德和顺从，对于权力集团为他们所创造的社会结构心悦诚服。教士科学家们纷纷重装上阵，不仅灾变论者奋起捍卫上帝直接创造了物种的教条，而且连均一论的提出者地质学家赖尔也走上前台，反驳拉马克的理论，指出从现存的物种中观察不到进化的现象，故此更不能设想过去曾发生过物种的演化，从而坚持上帝创造物种的学说，为自己赢得了广泛的科学声誉。
1836年10月，达尔文随贝格尔号航行归来，随后的几年里，他定居伦敦，着手出版自己的游记，整理收集的动植物标本。出身于中产阶级上层，在剑桥受了大学教育，险些成为国教牧师的达尔文，在当时的科学界有着广泛的人脉，轻易就获得了名额稀缺的政府科学资助。他频繁出入于当时的科学活动场所，并担任了地质学会的秘书。可以说，此时达尔文在科学界正是一帆风顺。然而，也就是在这段时期达尔文的思想有了重大的转变，他认识到物种不是固定不变的，并发现了用于解释物种转变的理论——自然选择，变成了一名无神论者。他的思想把他自己吓坏了！他清楚地知道，假如不是上帝通过不断的直接干预统治着自然，而是自然本身依照着固有的法则运行，那么对自然而言，上帝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知道如果他公布了自己的理论，即使那些曾经一直大力扶植他的人们，像昔日剑桥的老师植物学家亨斯罗、地质学家塞治威克，抑或是好友赖尔都不会站到他这一边，只会对他严厉批驳，毫不留情。
达尔文的家庭经过他父祖两辈的努力已经集聚了大量的财富，不仅和工商业中产阶级的上层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开始向乡绅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积极靠拢。达尔文并不是一名像马克思那样的斗士，勇于放弃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舒适的个人生活，用自己的科学思想公然挑战宗教的权威，卷入到为下层民众而战斗的社会运动中去。于是，他选择了逃避。
早在随贝格尔号航行期间，达尔文在南美洲观察到美洲鸵随着生活区域的不同，表现为新的物种类型，同时他也发现了大量的脊椎动物化石，见证了物种灭绝的现象。当时，地质学家赖尔已经提出，物种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必然会导致战争，其中更加适应环境的物种将会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使得处于劣势的物种灭绝。达尔文本知道赖尔的说法，而他在南美洲的所见所闻，急于开拓殖民地的欧洲人对土著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使他更加相信为了争夺尽可能多的土地，物种之间的斗争和灭绝将不可避免。达尔文回到英国以后，大致从1837年3月起，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雀鸟、美洲鸵等生物地理分布上的研究工作，使他逐步相信了物种发生着转变，他开始寻找一种可以解释物种转变过程的自然机制。同时，他也意识到物种的转变理论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人类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他的研究范围。他开始着手收集和阅读社会学、统计学和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文献。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出于偶然，为了消遣，而是他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
此时的英国工业社会正处于它最冷酷无情、悲惨阴暗的时期。自由放任的经济活动缺乏政府的干预和社会的监督，下层民众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和野蛮的待遇，处境日渐恶化，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然而，在绝大多数工商业的中产阶级看来，自由放任的经济竞争模式对所有人都是自由开放的，个人之间的竞争必将推动经济的发展，并给所有人带来好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更是指出，贫穷和生存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仅以算术级数增长。必须将穷人的工资维持在最低的生活水准，因为如果不让穷人一直处在饥饿的边缘，他们就不愿工作。更不能对他们实施院外救济，因为这样只会助长他们游手好闲，沉溺于酗酒和滥交的恶习。如果一定要救济，也必须实施院内救济，将穷人送入救济院，提供粗劣的饮食，并强迫他们劳动。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道出了中产阶级的心声。1832年的议会改革之后，中产阶级刚刚获得少许政治权力，他们就首先听从马尔萨斯的教诲，修改了原有的《济贫法》，于1834年颁布《济贫法修正案》，实行院内救济。
达尔文早已熟悉工商业中产阶级的态度。他的祖父和伯明翰这个新兴工业城市的工商业界上层过往密切，并且是伯明翰月亮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他的母亲是伯明翰陶瓷业巨头约瑟·韦奇伍德的女儿，他后来的妻子也是韦奇伍德家族的成员，他的表妹。他在伦敦生活期间的私人社交小圈子和马尔萨斯有密切的联系，是马尔萨斯衷心的信奉者和热情的宣传家。他的心底早已打下了工业中产阶级那种残酷态度的烙印，接受了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把当时英国工业社会中的自由放任、生存竞争的现状看作理所当然。在什么是物种的问题上，他采取了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认为物种是由具有独特性的个体共同构成的群体，而当时的其他博物学家对物种大都还持本质论的看法，认为是像柏拉图的理念一样，由上帝创造出来的一种固定的类型。他把马尔萨斯对英国工业社会的贫穷和生存竞争的辩护运用于自然，类比推演出他的生存斗争、自然选择的机制。在物种内部就像在社会之中，由于资源稀少而个体数量过多，个体之间必然存在着生存斗争，那些拥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将在生存斗争中占有优势，保存下来，并进而形成新物种。
早期英国工业社会的现实状况和个人主义、自由放任等工业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引导了达尔文对自然的想象和建立在这种想象之上的科学研究工作。自然像社会一样，变得“残酷得令人恐惧”，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则成为了自然的法则。不过，此时英国的工业中产阶级还没有在政治上真正掌权，1832年的议会改革只是给予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选举权。从社会整体来看，教士、乡绅和贵族依然掌握着政权，并千方百计地维护土地阶层的利益和国教的文化霸权。1844年10月，钱伯斯匿名发表《创世的自然史之遗迹》一书，倡导一种发育进化论，遭到了宗教界和科学界的严厉批驳。塞治威克迅即写出长达85页的批评文章，文句之间充斥着“十足的轻蔑、鄙视和嘲笑”，那愤怒辛辣的批评让达尔文在阅读时“恐惧战栗”不已，所造成的心理阴影在十多年后依旧挥之不去。这使达尔文再次意识到提出物种的转变理论的时机尚未成熟，需要耐心等待，谨慎从事。达尔文也就只好隐居在达温宅悄悄地继续他的科学研究。
达尔文大量收集和进化论相关的事实材料，从事对蔓足类甲壳动物的研究，探讨自然选择理论的细节，以加强它的解释力。他用功利主义的方式对生物适应环境的现象做出解释，替代适应现象的自然神学设计论的论证，表明适应现象是自然对个体偶然变异选择的最终结果。自然从此丧失了它的目的性，进化是偶然的，毫无目的，只有适者能够生存。他用工业生产中劳动分工的类比解释了化石记录中趋异程度增加的现象，就像经济活动中劳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越来越强，动植物界的自然选择也将导致一种生物功能上的特化，从而占据不同的生态位，将进化描述为一个不断歧化的分支过程。最终，他的自然选择理论不仅彻底排斥了自然神学的目的论解释模式，并且可以和当时的古生物学、形态学和胚胎学相吻合。他着手建立一个能支持他的思想的科学家小圈子，在新一代的年轻科学家中寻求帮助，希望借助他们来对抗昔日的教士科学家们。其中，争取到这些年轻科学家中的核心人物赫胥黎的支持至关重要。他明白，他的胜利只能是在“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代替老年人的时候！”
1856年，在赖尔的劝告下，达尔文开始写作关于自然选择理论的巨著。然而，华莱士事件打断了达尔文的计划。他只好终止了自己的写作，尽快写出一本概要来。1859年11月24日《物种起源》出版，印数1250册，当日售罄。《物种起源》的巨大成功标识出了当时的时代氛围。此时，经过二十余年工业中产阶级的斗争，《谷物法》、《航海法》相继废除，自由贸易的原则已经成为英国的国策，工业资本主义大获全胜，英国刚刚迈入自由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宗教信仰的气氛日趋自由，国教的文化霸权已经岌岌可危，工业中产阶级在文化中发出了更多的声音。对于一本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合法化，并将其变为自然法则的科学著作，他们表现出了强大的购买力。截至1876年，《物种起源》一书共出六版，仅在英国就已经售出16000多本，并被翻译为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对比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德文第一版（1867年）的销售状况，印数1000册，五年卖完。我们可以想象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在当时的销售记录是多么的惊人！
《物种起源》一书的出版距今即将一个半世纪，在这期间人类历史和社会发生了许多血腥恐怖的事件，其中绝大部分都和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理论有关。从来没有一个社会建构的科学理论具有如此完美的自反性，它来自于社会，又被运用到社会之中。几乎在《物种起源》出版的同时，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就兴起了。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被正式运用到了人类社会之中，科学地证明社会的不平等，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和国家与国家之间弱肉强食的合理性，符合自然的法则和进化的过程。对于自两次鸦片战争以来就被带入了这种世界秩序之中的中国人来说，亡国灭种的痛楚依旧挥之不去，体会深刻。对此我们无需赘述，这里想说的只是，当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崛起，并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维护世界和平的时候，也许我们有必要带着历史的眼光重读《物种起源》一书，反思达尔文主义对我们的影响，尝试着去摆脱达尔文主义的思维和话语，并试着去想象、诉说和建设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因为，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无论是社会抑或是自然都由我们建构而来，世界的未来就掌握在当下我们的手中，要关怀人，勇于大胆地梦想更好的生活，并付诸于行动。只有那些心底阴暗、怯懦消极的人才会在反乌托邦的幻想中黯然神伤，他们放弃梦想的同时也就在现实面前悄然止步。
众所周知，是一桩意外的巧合事件激发了达尔文尽快写作和出版《物种起源》一书。1858年6月18日，他收到远在印度尼西亚的华莱士的一封来信，其中附有一篇题为《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模式的倾向》的论文。华莱士请求他审阅这篇论文，如果赞同的话，还请他将其转呈给地质学家赖尔。这篇论文让达尔文陷入极度的焦虑之中，他痛心于自己理论的原创性已经被粉碎了。他没有能够看到华莱士的学说和自己的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在华莱士的这篇论文中所关注的并不是个体之间的竞争，而是强调群体性的变种或亚种之间的竞争。出生于中下阶层的华莱士有着社会主义的倾向，他痛恨英国国教对社会的控制，不满财富两极分化带来的种种不公正，同情在冷酷的工业社会中苦苦挣扎的下层民众。他相信道德不过是文化的产物，人类是由动物进化而来。对于他而言，是环境而非生存竞争将消除不健全的人，进化终将实现完善的人的理想。
然而，当时的达尔文是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的。此刻，他正在绅士风度和个人优先权的冲突之间苦苦挣扎，饱受煎熬。时而觉得自己要求优先权显得卑鄙浅薄，时而觉得放弃优先权将是难以忍受的。最终，在好友赖尔和胡克的帮助下，达尔文摆脱了这个两难的困境。1858年7月1日晚在林奈学会，由赖尔和胡克宣读了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两位当事人均未在场。达尔文的论文包括：（1）1844年原稿选萃，（2）1857年9月5日至阿沙·葛雷博士信的一部分。由此，达尔文的优先权得到了保护。在华莱士事件上，不论达尔文曾经经历过怎样的痛苦挣扎，但他最终表现出了诚实的一面。
华莱士事件之后，达尔文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迟疑了，必须尽快写出一本包含自己理论的实质内容的书。他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之中，1859年11月24日《物种起源》首版。然而，透过事件的背后，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在华莱士事件之前，达尔文为何一直对公众保持着缄默，长达二十年之久？他为何把自己的思想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即使对最亲近的朋友也小心谨慎，很多年不敢吐露半分？当他最终鼓起勇气和朋友们谈起时，为何也是闪烁其辞，一再试探他们的态度和立场？
他怕呀！他怕那个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他担心为自己的思想而受到社会的谴责和迫害。他的生活阅历让他明白如果他贸然站出来，将会有残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19世纪初的英国，虽然已经在法律上保证了宗教信仰的自由，然而它依然是一个政教合一的认信国家。英国国教圣公会在国家生活上具有独占的地位，非国教徒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他们不能在政府中担任公职，也不被允许上牛津和剑桥接受大学教育，只好投身于工业革命以来蓬勃发展的经济活动之中。圣公会对社会的控制无孔不入，洗礼、教育、婚丧嫁娶、从生到死无一处不见他们的身影。圣公会的教士们和贵族、乡绅们联合起来，维护固有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自然神学则为这种社会秩序的合理性提供辩护，赋予他们的联合统治以正当理由，要求新兴中产阶级和广大下层民众的顺从。而科学则早已投入了自然神学温暖的怀抱，在自然神学的框架中展开研究探讨，职业化的科学家群体还没有出现，科学研究活动往往只是国教教士们的业余爱好。也许对此时的科学套用“神学的婢女”那句老话，有些贬低了科学，但说它是神学的宠姬，却多少是合适的。
在此时的英国自然神学之中，关于物种的演变和起源问题，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中各方兵戈交接的主战场。从法国传入的拉马克主义，带着法国大革命的余威，已经成为广大下层民众向上帝的创世纪、进而向整个社会秩序挑战的重武器；而贵族乡绅们也早已从法国大革命中吸取了宗教能维持社会稳定的宝贵教训，深知宗教可以培养下层民众的道德和顺从，对于权力集团为他们所创造的社会结构心悦诚服。教士科学家们纷纷重装上阵，不仅灾变论者奋起捍卫上帝直接创造了物种的教条，而且连均一论的提出者地质学家赖尔也走上前台，反驳拉马克的理论，指出从现存的物种中观察不到进化的现象，故此更不能设想过去曾发生过物种的演化，从而坚持上帝创造物种的学说，为自己赢得了广泛的科学声誉。
1836年10月，达尔文随贝格尔号航行归来，随后的几年里，他定居伦敦，着手出版自己的游记，整理收集的动植物标本。出身于中产阶级上层，在剑桥受了大学教育，险些成为国教牧师的达尔文，在当时的科学界有着广泛的人脉，轻易就获得了名额稀缺的政府科学资助。他频繁出入于当时的科学活动场所，并担任了地质学会的秘书。可以说，此时达尔文在科学界正是一帆风顺。然而，也就是在这段时期达尔文的思想有了重大的转变，他认识到物种不是固定不变的，并发现了用于解释物种转变的理论——自然选择，变成了一名无神论者。他的思想把他自己吓坏了！他清楚地知道，假如不是上帝通过不断的直接干预统治着自然，而是自然本身依照着固有的法则运行，那么对自然而言，上帝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知道如果他公布了自己的理论，即使那些曾经一直大力扶植他的人们，像昔日剑桥的老师植物学家亨斯罗、地质学家塞治威克，抑或是好友赖尔都不会站到他这一边，只会对他严厉批驳，毫不留情。
达尔文的家庭经过他父祖两辈的努力已经集聚了大量的财富，不仅和工商业中产阶级的上层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开始向乡绅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积极靠拢。达尔文并不是一名像马克思那样的斗士，勇于放弃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舒适的个人生活，用自己的科学思想公然挑战宗教的权威，卷入到为下层民众而战斗的社会运动中去。于是，他选择了逃避。
早在随贝格尔号航行期间，达尔文在南美洲观察到美洲鸵随着生活区域的不同，表现为新的物种类型，同时他也发现了大量的脊椎动物化石，见证了物种灭绝的现象。当时，地质学家赖尔已经提出，物种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必然会导致战争，其中更加适应环境的物种将会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使得处于劣势的物种灭绝。达尔文本知道赖尔的说法，而他在南美洲的所见所闻，急于开拓殖民地的欧洲人对土著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使他更加相信为了争夺尽可能多的土地，物种之间的斗争和灭绝将不可避免。达尔文回到英国以后，大致从1837年3月起，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雀鸟、美洲鸵等生物地理分布上的研究工作，使他逐步相信了物种发生着转变，他开始寻找一种可以解释物种转变过程的自然机制。同时，他也意识到物种的转变理论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人类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他的研究范围。他开始着手收集和阅读社会学、统计学和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文献。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出于偶然，为了消遣，而是他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
此时的英国工业社会正处于它最冷酷无情、悲惨阴暗的时期。自由放任的经济活动缺乏政府的干预和社会的监督，下层民众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和野蛮的待遇，处境日渐恶化，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然而，在绝大多数工商业的中产阶级看来，自由放任的经济竞争模式对所有人都是自由开放的，个人之间的竞争必将推动经济的发展，并给所有人带来好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更是指出，贫穷和生存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仅以算术级数增长。必须将穷人的工资维持在最低的生活水准，因为如果不让穷人一直处在饥饿的边缘，他们就不愿工作。更不能对他们实施院外救济，因为这样只会助长他们游手好闲，沉溺于酗酒和滥交的恶习。如果一定要救济，也必须实施院内救济，将穷人送入救济院，提供粗劣的饮食，并强迫他们劳动。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道出了中产阶级的心声。1832年的议会改革之后，中产阶级刚刚获得少许政治权力，他们就首先听从马尔萨斯的教诲，修改了原有的《济贫法》，于1834年颁布《济贫法修正案》，实行院内救济。
达尔文早已熟悉工商业中产阶级的态度。他的祖父和伯明翰这个新兴工业城市的工商业界上层过往密切，并且是伯明翰月亮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他的母亲是伯明翰陶瓷业巨头约瑟·韦奇伍德的女儿，他后来的妻子也是韦奇伍德家族的成员，他的表妹。他在伦敦生活期间的私人社交小圈子和马尔萨斯有密切的联系，是马尔萨斯衷心的信奉者和热情的宣传家。他的心底早已打下了工业中产阶级那种残酷态度的烙印，接受了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把当时英国工业社会中的自由放任、生存竞争的现状看作理所当然。在什么是物种的问题上，他采取了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认为物种是由具有独特性的个体共同构成的群体，而当时的其他博物学家对物种大都还持本质论的看法，认为是像柏拉图的理念一样，由上帝创造出来的一种固定的类型。他把马尔萨斯对英国工业社会的贫穷和生存竞争的辩护运用于自然，类比推演出他的生存斗争、自然选择的机制。在物种内部就像在社会之中，由于资源稀少而个体数量过多，个体之间必然存在着生存斗争，那些拥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将在生存斗争中占有优势，保存下来，并进而形成新物种。
早期英国工业社会的现实状况和个人主义、自由放任等工业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引导了达尔文对自然的想象和建立在这种想象之上的科学研究工作。自然像社会一样，变得“残酷得令人恐惧”，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则成为了自然的法则。不过，此时英国的工业中产阶级还没有在政治上真正掌权，1832年的议会改革只是给予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选举权。从社会整体来看，教士、乡绅和贵族依然掌握着政权，并千方百计地维护土地阶层的利益和国教的文化霸权。1844年10月，钱伯斯匿名发表《创世的自然史之遗迹》一书，倡导一种发育进化论，遭到了宗教界和科学界的严厉批驳。塞治威克迅即写出长达85页的批评文章，文句之间充斥着“十足的轻蔑、鄙视和嘲笑”，那愤怒辛辣的批评让达尔文在阅读时“恐惧战栗”不已，所造成的心理阴影在十多年后依旧挥之不去。这使达尔文再次意识到提出物种的转变理论的时机尚未成熟，需要耐心等待，谨慎从事。达尔文也就只好隐居在达温宅悄悄地继续他的科学研究。
达尔文大量收集和进化论相关的事实材料，从事对蔓足类甲壳动物的研究，探讨自然选择理论的细节，以加强它的解释力。他用功利主义的方式对生物适应环境的现象做出解释，替代适应现象的自然神学设计论的论证，表明适应现象是自然对个体偶然变异选择的最终结果。自然从此丧失了它的目的性，进化是偶然的，毫无目的，只有适者能够生存。他用工业生产中劳动分工的类比解释了化石记录中趋异程度增加的现象，就像经济活动中劳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越来越强，动植物界的自然选择也将导致一种生物功能上的特化，从而占据不同的生态位，将进化描述为一个不断歧化的分支过程。最终，他的自然选择理论不仅彻底排斥了自然神学的目的论解释模式，并且可以和当时的古生物学、形态学和胚胎学相吻合。他着手建立一个能支持他的思想的科学家小圈子，在新一代的年轻科学家中寻求帮助，希望借助他们来对抗昔日的教士科学家们。其中，争取到这些年轻科学家中的核心人物赫胥黎的支持至关重要。他明白，他的胜利只能是在“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代替老年人的时候！”
1856年，在赖尔的劝告下，达尔文开始写作关于自然选择理论的巨著。然而，华莱士事件打断了达尔文的计划。他只好终止了自己的写作，尽快写出一本概要来。1859年11月24日《物种起源》出版，印数1250册，当日售罄。《物种起源》的巨大成功标识出了当时的时代氛围。此时，经过二十余年工业中产阶级的斗争，《谷物法》、《航海法》相继废除，自由贸易的原则已经成为英国的国策，工业资本主义大获全胜，英国刚刚迈入自由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宗教信仰的气氛日趋自由，国教的文化霸权已经岌岌可危，工业中产阶级在文化中发出了更多的声音。对于一本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合法化，并将其变为自然法则的科学著作，他们表现出了强大的购买力。截至1876年，《物种起源》一书共出六版，仅在英国就已经售出16000多本，并被翻译为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对比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德文第一版（1867年）的销售状况，印数1000册，五年卖完。我们可以想象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在当时的销售记录是多么的惊人！
《物种起源》一书的出版距今即将一个半世纪，在这期间人类历史和社会发生了许多血腥恐怖的事件，其中绝大部分都和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理论有关。从来没有一个社会建构的科学理论具有如此完美的自反性，它来自于社会，又被运用到社会之中。几乎在《物种起源》出版的同时，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就兴起了。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被正式运用到了人类社会之中，科学地证明社会的不平等，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和国家与国家之间弱肉强食的合理性，符合自然的法则和进化的过程。对于自两次鸦片战争以来就被带入了这种世界秩序之中的中国人来说，亡国灭种的痛楚依旧挥之不去，体会深刻。对此我们无需赘述，这里想说的只是，当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崛起，并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维护世界和平的时候，也许我们有必要带着历史的眼光重读《物种起源》一书，反思达尔文主义对我们的影响，尝试着去摆脱达尔文主义的思维和话语，并试着去想象、诉说和建设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因为，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无论是社会抑或是自然都由我们建构而来，世界的未来就掌握在当下我们的手中，要关怀人，勇于大胆地梦想更好的生活，并付诸于行动。只有那些心底阴暗、怯懦消极的人才会在反乌托邦的幻想中黯然神伤，他们放弃梦想的同时也就在现实面前悄然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