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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结合的重要方式。由于学术立场的差异，海内外研究者在“群众”概念内涵的认知、“群众路线”的功能定位，以及群众路线的实践演进等问题上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图景。从学理层面反思，必须认识到“群众路线”的民主价值奠基在“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经典论断之中。因此，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术立场出发，结合政治学基本原理，在“政党—国家—社会”的逻辑框架下阐述“群众路线”的价值内涵和时代意义，并对“群众路线”进行理念创新和话语创新，在政治参与、协同治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维度上拓展“群众路线”的实践面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路径的题中之义。
关键词：群众路线；国家治理；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
中图分类号： D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18）06-072-008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结合的重要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在这个意义上，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路径的实践指向之一。正因如此，需要从理论层面厘清三个问题：一是在内涵意蕴上，“群众”是“臣民”和“公民”的融合还是对“臣民”“公民”的扬弃？二是在功能定位上，群众路线是与民主“耦合”还是与民主“相悖”？三是在实践演进上，群众路线是要制度化、常态化还是要向“公民权利”归位？对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海内外学术界呈现了不同的学术图景。纵观海内外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由于立场不同对问题的解答呈现了不同的理论逻辑。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集中讨论海内外“群众路线”研究的主题和争议焦点，以及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出发如何对这些研究进行学理反思。
一、国内学术界对“群众路线”的理论认知
国内学术界关于群众路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群众路线内涵及构成要素的学理考察；二是群众路线是否是一种民主的实践形式；三是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群众路线如何重新定位。对于上述内容的研究，出于不同的学术立场，国内学术界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认知也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学术态度，一种认为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践形式，契合了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群众路线要从一种工作方法、工作作风转变成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下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地位的有机统一；另一种观点认为群众路线缘起于支配型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性控制”，支配型政党通过群众路线全方位地进行政治动员，成功地将碎片化的社会重新组织化，为革命成功和国家建设提供了保障，但在市场化启动的政党—国家—社会关系变革中，“群众”这一概念必须褪去“被动型”政治角色的外衣，真正还原成一个具有自主性的治理主体，“群众路线”在价值禀赋上要实现从党对群众的利益代表、利益整合到国家宪法、法律对公民的权利保障的转变。
对于群众路线内涵及结构要素的考察源于群众这一概念的分析，在“群众”概念的理解上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它是中西结合的产物，在性质上，有的学者强调群众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有的则认为群众是“臣民”向“公民”过渡的一种政治话语。丛日云的研究认为群众一词脱胎于中国传统政治话语“民”与西方政治理论中“群众”（Crowd）的嫁接结合，它承袭并超越了中国传统政治“臣民”的政治内涵，同时也只是蕴含了西方“公民”理论的某些要素。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臣民的现代化，公民的返古版”[2]（P16）。也有研究指出，不同于西方群众理论的贬义色彩，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群众”一词具有“本体”意义，它与“人民”结合后所形成的“人民群众”，在政治意义上更具积极色彩。对此，有学者强调：“‘人民’一词具有抽象性，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群众’可以看作是‘人民’概念的具体化，‘人民’则一般不具有‘群众’所包含的负面涵义”[3]（P38）。在分析共产党的“群众观”时，一般把群众路线隐含的结构性（精英—民众的二分法）作为理解共产党“群众观”内在逻辑的前提。景跃进的研究认为，一方面“先锋队（领导）—群众”的二分法是群众路线的内在结构。在这一结构预设下，掌握先进理论的革命家通过组建工人阶级先锋队政党，将群众组织动员起来，并通过意识形态宣传，以外部灌输的方式将社会主义意识输入到群众头脑中，以打开劳动人民的心智。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政党作为先锋队能够认识更长远的利益，指明斗争方向，使群众摆脱眼前利益的束缚，帮助群众争取和创造幸福生活，而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自觉成为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4]换言之，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尽管群众有“盲目性”“散漫性”“被动性”，但是通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引导，群众可以被激发出无穷的力量，成为历史进步的推动者，即“群众在被领导的同时又是党智慧的来源与服务的对象，党领导群众的目的是为了群众的根本利益，从理论上说，二者具有归属的一体性、利益的一致性与目的的同一性”[5]（P31）。
群众路线是否是一种民主的实践形式，有三种典型的学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群众路线”作为民主实践形式有效回答了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如何有机结合这一理论命题。孟广天等人认为通过群众路线这一制度性沟通渠道，创造性地将政党（干部）的代表角色同人民群众的具体的现实的利益结合起来，在两者的政治沟通中制度性地将群众意见吸纳到政策过程中，实现了政治代表和人民利益的有效聚合。在这个意义上，群众路线是政府与公民互动机制的本土资源。[6]刘红凛认为，不能仅强调民主政治的某个环节（如选举），要注重民主环节的系统性，群众路线作为民主政治“中国式话语”的表达，从民主制度看，它体现了民主原则和执行原则的有机结合，彰显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在理念、制度、形式三者的有机统一。[7]也有学者强调，从逻辑重心的侧重面来看，民本与民主并不存在矛盾性。基于此，如果从“民本”与“民主”的比较视角出发，可以清晰看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共产党的领导”这三个“群众路线”的构成要素，与传统儒家民本主义的三个本质特征，即“民为本”、“‘民’具根本力量”以及“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具有内在契合性。“党的领导”和“人民监督”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大基本特征在“群众路线”中的得充分体现。[3]与之相反，另一种学术观点认为，现代政治正當性必须有效回应统治权力的正当性问题，而群众路线所隐匿的“先锋队—群众”二分法这一演绎性前提，造成了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和政治客体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给社会主义民主的持续性构建带来挑战。有研究强调：“一个是历史主体与组织主体良性互动，通过先进政党，人民群众真正管理自己的事务；一个是组织主体僭越历史主体，官僚化发展为‘专家治国’，代表群众演变为‘操纵群众’。这两种可能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张力冲突恰恰就是当下群众路线实践中所必须要正视的关键性问题。”[8]也有研究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认为群众路线建构在“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关系模式中，党始终是主导者，群众始终是行为客体，政治角色的被动性使群众的政治参与和现代政治中公民的政治参与有着本质性的区别。[9]此外，还有一种学术观点介于上述两种观点中间，认为“群众路线与民主政治不是同一层面的东西，但两者又不矛盾”[10]。之所以不在同一个层面，是因为二者体现了不同的民主观念和民主运行方式；之所以不矛盾，是因为群众路线和民主政治在价值取向以及基本方法上具有一致性。 群众路线理论内核的时代鼎新及群众路线制度化是中国学术界普遍流行的学术主张。如许耀桐的观点认为“群众路线要把民主作为工作的重点”，他指出群众路线的核心观念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二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三是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基于此要注重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结合起来，在民主的维度上实现群众路线的法律化、制度化和常态化，避免群众路线变成某种个人意志的“操手”和“工具”[11]。修远基金会“群众路线”课题组的研究认为，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执政党要重塑自身的社会基础，这是群众路线时代鼎新的现实基点，在精英和大众之间保持一种具有正面的、创造性的紧张关系是群众路线时代鼎新的逻辑前提，把握“群众和政党相互塑造”这一精神，把群众路线理解成为一种双向的“政治过程”是群众路线时代鼎新的努力方向，基于此，在群众路线的视野下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结合。[12]殷冬水则是从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两种群众路线观出发，认为尽管“在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民粹主义群众路线观和精英主义群众路线观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两种群众路线观由于对群众理解方式的不同，使国家治理面临了诸如精英与大众非制度化政治沟通和沟通方式的“运动化”等实践困境。因此，他认为必须通过民主的制度和程序来提升政治精英与大众之间政治溝通的制度化水平，减少群众路线实践中政治沟通的“运动”性质。[13]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有学者认为要认识到在当代中国由于受到民主政治的制度文化的影响，历史中以群众路线为特质的“非常态化”民主政治开始向日常化和生活化回归，这种回归彻底改变了过去只强调“集体”、“大我”这种群众性集体行动的逻辑，背后隐藏的是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正常化的实践线索，社会抗争等行为彰显的也是以“公民身份”为逻辑的集体行动，“公民在日常生活政治中寻求自身权益，国家的治理和发展也更加民主、科学、可持续，从而实现着良性互动的双赢局面。”[14]与之相近，也有研究认为，要彰显群众路线的“权利”维度，凸显群众路线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和制约作用，“在权力体系上实现党权、国权和社会自治权利的各归其位，以实现执政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9]。丛日云的观点则进一步强调，要从公民文化的培育过程看待群众路线的时代鼎新，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首要的是将群众的概念进行“淡化”，并将其具体化为充分行使“政治权利”的公民。[2]
二、海外学术界对“群众路线”的学术观点
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很多国外学者开始关注并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路线”，典型代表有H. Arthur Steiner、Graham Young、Edward Hammond、Marc Blecher、Michael Dutton、Lowell Dittmer等人，他们的研究集中在群众路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群众路线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群众路线与共产党的决策模式等问题。综合来看，他们的观点主要是群众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唯物史观将人民群众视为“历史的创造者”，这成为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以群众路线的方式创造性地将政党同群众结合起来，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进行了中国化。作为一种领导模式，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对中国社会进行了组织化，为其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做了重要保障。
首先，一些海外研究者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及群众观点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哲学基础。阿瑟·施泰纳（H. Arthur Steiner）的研究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审视社会主义中国的“群众路线”，这样可以避免自由民主理论对群众路线认知上的矛盾性。[15]与之相似，米奇·梅斯纳（Mitch Meisner）的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如何认识群众的作用提出了很多观点，这为中国共产党创造“群众路线”这一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16]另外，爱德华·哈蒙德（Edward Hammond）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强调群众是认识的来源，“真理”存在于群众的社会实践之中，群众可以在整体上改造世界，群众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上学者的分析都指向一个问题，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认为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或者历史前进的动力）”，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群众路线”的哲学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相信通过“群众路线”能够将分散的意见集合起来，为更好地分析中国社会提供了方法论基础。[17]
其次，一些海外研究者强调领导方法与政治合法性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本质意涵。他们的观点认为，群众路线体现的是民主集中制这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与组织原则的民主的一面，共产党的干部通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群众的意见建议，做出更具权威性的决策，也使政策在推行过程中能够获得群众的积极支持，而这样的做法也能够帮助共产党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获得政治合法性。如格雷厄姆·杨（Graham Young）认为，在毛泽东的理论体系中，群众路线究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领导方式。由于群众能够提供客观的实践，以及政策推行也离不开群众的热情支持，因此在政治管理中党的干部（官员）必须密切同群众的关系，充分了解他们的利益诉求，这既是对党的干部工作作风的要求，也是对其工作方法的要求。[18]约翰·布莱恩·斯塔尔认为，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的实践运用，“群众路线确实一种民主集中制”，它超脱了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的运行，将民主集中制的运行范围扩大到党的“追随者”[19]（P118）。L. Ch. Schenk-Sandbergen则是从政治动员的角度看待群众路线的实践意义，他认为“群众路线”依托于“政治动员”这一载体来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动员与群众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进而推动政策的执行和实施。[20]李侃如指出，“在延安时期，中共制定了群众路线的领导原则， 它把党的先锋作用和群众的积极参与结合在一起。其基本理念是与群众有直接接触的干部应始终保持与民众的密切联系，了解他们的基本愿望和关系。”[21]（P72） 最后，海外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是一种特殊的民主决策模式，这是群众路线的实践意义。邹谠（T Tsou）的观点认为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的一种方式，可以保证党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对群众意见的充分吸纳，从而使共产党的政策更具合法性。[22]马克·布莱奇（Marc J. Blecher）进一步从民主决策的維度分析了群众路线的实践意义，他的研究认为群众路线是民主决策过程模式（a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process）的一种，在这种模式下决策是领导者与民众商议互动的结果，但要注意的是群众路线视野下的民主决策与公共决策过程的一般程序模式并不一样，这是因为它强调共产党的干部与群众的紧密互动，突出群众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另外，共产党的干部也要在随后的政策执行环节，继续开展与群众的互动，及时修正不适宜的地方，这足以显示出群众对决策的影响力。[23]詹姆斯·R.汤森认为，群众路线是政治过程中群众表达与党的综合的抽象概括。一方面，作为一种政策过程，党的干部与群众之间连续不断地动态开展交流；另一方面，也为干部的自我表现和政策效果的反馈提供了途径。[24]（P168-169，215）
三、反思：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立场出发
“群众路线”脱胎于中国共产党在早起革命实践中的群众工作，毛泽东作为“群众路线”思想的创立者，他把“群众路线”视为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撰写《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哲学高度提出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25]（P899） 尽管毛泽东没有明确使用“群众路线”一词，但刘少奇在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用“群众路线”概括了毛泽东关于党的群众工作的全部理论和思想。具体来说，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实践意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民意志论”。毛泽东把“被动员起来的群众实际上可以战胜任何物质困难”作为毕生革命事业的信念，他认为人民的意志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而这种信念是“群众路线”思想的前提条件。二是群众路线的基本理念体现为把党的先锋作用和群众的积极参与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党组织的各级干部要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并及时向上级报告了解到的情况，便于党的高层领导者对群众有充分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符合历史规律和中国总体状况的适当决策，从而“以一种强有力的但能被群众接受的务实方式推进革命”；另一方面，在决策执行过程中，党的干部要动员群众一起贯彻，从而达到群策群力的效果。三是倡导群众的政治能动性。群众路线既可以消除官僚主义在不了解民情疾苦方面的弊端，也可以使群众看到他们对领导者的真实影响力。邓小平在中共八大的报告中指出，党的“群众路线”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涵义，一个层面是要坚信群众能够自我解放，党就是为群众的自我解放指明斗争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党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这是“群众路线”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我们各级党组织能不能领导好群众开展各种斗争、会不会领导好群众开展各种斗争，关键在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26]（P217）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日益觉醒，在利益多元化的影响下，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利益诉求呈现出“具体化”、“差异化”、“复杂化”的特征。执政党如何吸纳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价值观，并对其进行超越，从而引导社会的发展，成为改革时期党的“群众路线”主题意蕴。从社会发展的现实角度看，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推动下，中国社会阶层已经高度复杂化，这意味着执政党必须重新定位并考量自己的社会基础问题。对此，郑永年指出，“如果共产党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或者他们被排除在党的政治过程之外，他们就会不可避免地去行使自己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来参与政治。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最终会站在党的对立面。”[27]（P99）正因如此，党的群众路线从五个层面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一是从政治层面和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提升群众路线重要性的认识；二是把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体概括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的实践活动；三是从历史主体地位的政治哲学高度肯定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四是树立正确权力观与统筹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现实要求；五是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与群众路线的逻辑关联，把作风建设作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指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初心论”和“以人民为中心”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观具体化形象化。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把群众作为发展的主体、发展的目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话语创新。从目的论的视角，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全部执政活动的性质，也清晰表达了新时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性。从实践创新的角度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剖析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四风”不正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消极影响，消除“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恶劣影响需要依靠“群众路线”。习近平认为党和人民之间的有机联系离不开群众路线的支撑，只要用好“群众路线”这一利器就可以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此，他将这个过程比喻成“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过程。[28]（P368）在实践维度上，通过群众路线巩固党执政的基层基础，提升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通过群众路线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过程，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从群众路线的实践逻辑，反观国内学术界的对群众路线政治内涵、民主气质和时代鼎新等问题的认识，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学术图景：一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是对“臣民”、“公民”的扬弃，群众路线将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有机结合起来是，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形式，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要注重对群众路线进行“理念创新”，更加凸显人民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并通过民主的制度和程序实现群众路线的常态化；另一方则认为，“群众”这个概念是介于“臣民”和“公民”二者之间，是“臣民”向“公民”的过渡，在政治实践中“群众路线”是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展现出来的，与现代民主政治的运行方式有所区别，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要从“政党—国家—社会”关系正常化的角度出发，将“群众”向“公民”归位，在现代政治框架内实现政党、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上述两种观点表达了两种不同的学术立场，一种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政治话语的学术立场，一种是西方政治理论（自由民主）的学术立场。本文认为，对群众路线的考察不能囿于西方政治理论的学术话语，忽视群众路线的“民主气质”，同时也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术立场上，结合政治学一般性基础理论，对群众路线进行话语创新。唯有如此，才能彰显“群众路线”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路径的实践吸引力。 海外学者对群众路线的学术考察是全方位的，关注的内容也是多维的，他们对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的具有代表性的、有影响力的观点，如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审视群众路线的逻辑基础，将群众路线视为共产党的领导方法，并注意到群众路线在构建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方面的作用，突出群众路线在共产党决策过程中的价值和功能等方面，这些观点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当然，也必须注意到，由于西方学者本身的学术价值倾向，其对群众路线的评价也存在偏颇之处，有的将群众路线同“民粹主义”等同起来，有的用西方自由民主来裁量“群众路线”，对此类观点要做好甄别。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反思，本文认为应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术立场出发，结合政治学基本原理，在“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逻辑框架阐述“群众路线”的价值内涵和时代意义，并对“群众路线”进行理念创新和话语创新，在政治参与、协同治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维度上拓展“群众路线”的实践面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路径的题中之义。从政治哲学基础来看，“群众路线”奠基在“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经典论断中。“群众”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话语，表达了“人民主体地位”的理念，尽管“群众”本身具有一些消极性的特质，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仍然在价值层面对“群众”进行了积极肯定。从这个意义而言，“群众”不是“臣民”到“公民”的过渡状态，要肯定“群众”这一概念的民主意义。正如林尚立所言：“群众路线是基于对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智慧以及人民力量的充分肯定而形成的，与人民民主具有内在的契合性。”[29]
首先，“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前提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群众”具有本体论和工具论的双重意义。一方面，群众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开展伟大斗争所依赖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群众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的目标归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一切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社会制度的更替，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斗争来推动的，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而真理就蕴含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
其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体现的是党性和人民性在实践维度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强调，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方法，而这种领导方法是基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认识论基础产生的。“从群众中来”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要能够集中并研究分散在群众中的无系统的意见，即收集、提炼和总结群众意见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就是在群眾中宣传解释好这种集中起来的意见，将其转化为群众意见，并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将反馈回来的错误意见进行修正，再重新指导新的实践，如此循环反复。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决策过程，其实质是在实践维度上使“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需要强调的是，群众路线在实践中具有两面性，一面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要重视群众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允许群众民主参与决策制定和政策实施，这是民主的一面；另一面则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必要性，这是集中的一面。
最后，“密切联系群众”则是要求正确处理好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张力。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与群众的关系上，既是群众的领导者，也是群众根本利益实现的历史工具。这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群众观上的两个基本假定：其一，群众自己并不能自觉发现他们的长远利益，这需要无产阶级先锋队对其引导，使他们能够摆脱眼前的局部利益，从而发现更为长远的利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25]（P1094-1095）。无产阶级政党在引导人民群众发现长远的根本性的利益时，还要注意防范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其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 [25]（P1096）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人民群众开展伟大社会实践和完成历史任务的工具，它本身无利可图，其存在的历史价值就在于为人民群众争取和创造幸福生活指明斗争方向，并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领导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总结来说，群众路线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自我优化和巩固的路径依赖。一方面，从“宗旨”到“初心”的理论论述使群众路线变成共产党的一种理论自觉，从而在思想观念上牢固树立“群众路线”。另一方面，统筹协调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具体现实利益是群众路线的实践指向，把人民群众作为改革发展的评价主体，这是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和具体体现。与此同时，在制度上构建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机制，更加重视群众路线在党的作风建设上的约束和导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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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群众路线；国家治理；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
中图分类号： D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18）06-072-008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结合的重要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在这个意义上，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路径的实践指向之一。正因如此，需要从理论层面厘清三个问题：一是在内涵意蕴上，“群众”是“臣民”和“公民”的融合还是对“臣民”“公民”的扬弃？二是在功能定位上，群众路线是与民主“耦合”还是与民主“相悖”？三是在实践演进上，群众路线是要制度化、常态化还是要向“公民权利”归位？对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海内外学术界呈现了不同的学术图景。纵观海内外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由于立场不同对问题的解答呈现了不同的理论逻辑。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集中讨论海内外“群众路线”研究的主题和争议焦点，以及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出发如何对这些研究进行学理反思。
一、国内学术界对“群众路线”的理论认知
国内学术界关于群众路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群众路线内涵及构成要素的学理考察；二是群众路线是否是一种民主的实践形式；三是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群众路线如何重新定位。对于上述内容的研究，出于不同的学术立场，国内学术界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认知也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学术态度，一种认为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践形式，契合了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群众路线要从一种工作方法、工作作风转变成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下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地位的有机统一；另一种观点认为群众路线缘起于支配型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性控制”，支配型政党通过群众路线全方位地进行政治动员，成功地将碎片化的社会重新组织化，为革命成功和国家建设提供了保障，但在市场化启动的政党—国家—社会关系变革中，“群众”这一概念必须褪去“被动型”政治角色的外衣，真正还原成一个具有自主性的治理主体，“群众路线”在价值禀赋上要实现从党对群众的利益代表、利益整合到国家宪法、法律对公民的权利保障的转变。
对于群众路线内涵及结构要素的考察源于群众这一概念的分析，在“群众”概念的理解上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它是中西结合的产物，在性质上，有的学者强调群众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有的则认为群众是“臣民”向“公民”过渡的一种政治话语。丛日云的研究认为群众一词脱胎于中国传统政治话语“民”与西方政治理论中“群众”（Crowd）的嫁接结合，它承袭并超越了中国传统政治“臣民”的政治内涵，同时也只是蕴含了西方“公民”理论的某些要素。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臣民的现代化，公民的返古版”[2]（P16）。也有研究指出，不同于西方群众理论的贬义色彩，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群众”一词具有“本体”意义，它与“人民”结合后所形成的“人民群众”，在政治意义上更具积极色彩。对此，有学者强调：“‘人民’一词具有抽象性，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群众’可以看作是‘人民’概念的具体化，‘人民’则一般不具有‘群众’所包含的负面涵义”[3]（P38）。在分析共产党的“群众观”时，一般把群众路线隐含的结构性（精英—民众的二分法）作为理解共产党“群众观”内在逻辑的前提。景跃进的研究认为，一方面“先锋队（领导）—群众”的二分法是群众路线的内在结构。在这一结构预设下，掌握先进理论的革命家通过组建工人阶级先锋队政党，将群众组织动员起来，并通过意识形态宣传，以外部灌输的方式将社会主义意识输入到群众头脑中，以打开劳动人民的心智。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政党作为先锋队能够认识更长远的利益，指明斗争方向，使群众摆脱眼前利益的束缚，帮助群众争取和创造幸福生活，而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自觉成为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4]换言之，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尽管群众有“盲目性”“散漫性”“被动性”，但是通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引导，群众可以被激发出无穷的力量，成为历史进步的推动者，即“群众在被领导的同时又是党智慧的来源与服务的对象，党领导群众的目的是为了群众的根本利益，从理论上说，二者具有归属的一体性、利益的一致性与目的的同一性”[5]（P31）。
群众路线是否是一种民主的实践形式，有三种典型的学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群众路线”作为民主实践形式有效回答了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如何有机结合这一理论命题。孟广天等人认为通过群众路线这一制度性沟通渠道，创造性地将政党（干部）的代表角色同人民群众的具体的现实的利益结合起来，在两者的政治沟通中制度性地将群众意见吸纳到政策过程中，实现了政治代表和人民利益的有效聚合。在这个意义上，群众路线是政府与公民互动机制的本土资源。[6]刘红凛认为，不能仅强调民主政治的某个环节（如选举），要注重民主环节的系统性，群众路线作为民主政治“中国式话语”的表达，从民主制度看，它体现了民主原则和执行原则的有机结合，彰显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在理念、制度、形式三者的有机统一。[7]也有学者强调，从逻辑重心的侧重面来看，民本与民主并不存在矛盾性。基于此，如果从“民本”与“民主”的比较视角出发，可以清晰看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共产党的领导”这三个“群众路线”的构成要素，与传统儒家民本主义的三个本质特征，即“民为本”、“‘民’具根本力量”以及“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具有内在契合性。“党的领导”和“人民监督”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大基本特征在“群众路线”中的得充分体现。[3]与之相反，另一种学术观点认为，现代政治正當性必须有效回应统治权力的正当性问题，而群众路线所隐匿的“先锋队—群众”二分法这一演绎性前提，造成了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和政治客体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给社会主义民主的持续性构建带来挑战。有研究强调：“一个是历史主体与组织主体良性互动，通过先进政党，人民群众真正管理自己的事务；一个是组织主体僭越历史主体，官僚化发展为‘专家治国’，代表群众演变为‘操纵群众’。这两种可能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张力冲突恰恰就是当下群众路线实践中所必须要正视的关键性问题。”[8]也有研究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认为群众路线建构在“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关系模式中，党始终是主导者，群众始终是行为客体，政治角色的被动性使群众的政治参与和现代政治中公民的政治参与有着本质性的区别。[9]此外，还有一种学术观点介于上述两种观点中间，认为“群众路线与民主政治不是同一层面的东西，但两者又不矛盾”[10]。之所以不在同一个层面，是因为二者体现了不同的民主观念和民主运行方式；之所以不矛盾，是因为群众路线和民主政治在价值取向以及基本方法上具有一致性。 群众路线理论内核的时代鼎新及群众路线制度化是中国学术界普遍流行的学术主张。如许耀桐的观点认为“群众路线要把民主作为工作的重点”，他指出群众路线的核心观念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二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三是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基于此要注重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结合起来，在民主的维度上实现群众路线的法律化、制度化和常态化，避免群众路线变成某种个人意志的“操手”和“工具”[11]。修远基金会“群众路线”课题组的研究认为，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执政党要重塑自身的社会基础，这是群众路线时代鼎新的现实基点，在精英和大众之间保持一种具有正面的、创造性的紧张关系是群众路线时代鼎新的逻辑前提，把握“群众和政党相互塑造”这一精神，把群众路线理解成为一种双向的“政治过程”是群众路线时代鼎新的努力方向，基于此，在群众路线的视野下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结合。[12]殷冬水则是从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两种群众路线观出发，认为尽管“在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民粹主义群众路线观和精英主义群众路线观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两种群众路线观由于对群众理解方式的不同，使国家治理面临了诸如精英与大众非制度化政治沟通和沟通方式的“运动化”等实践困境。因此，他认为必须通过民主的制度和程序来提升政治精英与大众之间政治溝通的制度化水平，减少群众路线实践中政治沟通的“运动”性质。[13]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有学者认为要认识到在当代中国由于受到民主政治的制度文化的影响，历史中以群众路线为特质的“非常态化”民主政治开始向日常化和生活化回归，这种回归彻底改变了过去只强调“集体”、“大我”这种群众性集体行动的逻辑，背后隐藏的是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正常化的实践线索，社会抗争等行为彰显的也是以“公民身份”为逻辑的集体行动，“公民在日常生活政治中寻求自身权益，国家的治理和发展也更加民主、科学、可持续，从而实现着良性互动的双赢局面。”[14]与之相近，也有研究认为，要彰显群众路线的“权利”维度，凸显群众路线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和制约作用，“在权力体系上实现党权、国权和社会自治权利的各归其位，以实现执政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9]。丛日云的观点则进一步强调，要从公民文化的培育过程看待群众路线的时代鼎新，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首要的是将群众的概念进行“淡化”，并将其具体化为充分行使“政治权利”的公民。[2]
二、海外学术界对“群众路线”的学术观点
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很多国外学者开始关注并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路线”，典型代表有H. Arthur Steiner、Graham Young、Edward Hammond、Marc Blecher、Michael Dutton、Lowell Dittmer等人，他们的研究集中在群众路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群众路线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群众路线与共产党的决策模式等问题。综合来看，他们的观点主要是群众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唯物史观将人民群众视为“历史的创造者”，这成为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以群众路线的方式创造性地将政党同群众结合起来，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进行了中国化。作为一种领导模式，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对中国社会进行了组织化，为其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做了重要保障。
首先，一些海外研究者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及群众观点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哲学基础。阿瑟·施泰纳（H. Arthur Steiner）的研究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审视社会主义中国的“群众路线”，这样可以避免自由民主理论对群众路线认知上的矛盾性。[15]与之相似，米奇·梅斯纳（Mitch Meisner）的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如何认识群众的作用提出了很多观点，这为中国共产党创造“群众路线”这一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16]另外，爱德华·哈蒙德（Edward Hammond）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强调群众是认识的来源，“真理”存在于群众的社会实践之中，群众可以在整体上改造世界，群众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上学者的分析都指向一个问题，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认为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或者历史前进的动力）”，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群众路线”的哲学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相信通过“群众路线”能够将分散的意见集合起来，为更好地分析中国社会提供了方法论基础。[17]
其次，一些海外研究者强调领导方法与政治合法性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本质意涵。他们的观点认为，群众路线体现的是民主集中制这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与组织原则的民主的一面，共产党的干部通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群众的意见建议，做出更具权威性的决策，也使政策在推行过程中能够获得群众的积极支持，而这样的做法也能够帮助共产党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获得政治合法性。如格雷厄姆·杨（Graham Young）认为，在毛泽东的理论体系中，群众路线究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领导方式。由于群众能够提供客观的实践，以及政策推行也离不开群众的热情支持，因此在政治管理中党的干部（官员）必须密切同群众的关系，充分了解他们的利益诉求，这既是对党的干部工作作风的要求，也是对其工作方法的要求。[18]约翰·布莱恩·斯塔尔认为，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的实践运用，“群众路线确实一种民主集中制”，它超脱了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的运行，将民主集中制的运行范围扩大到党的“追随者”[19]（P118）。L. Ch. Schenk-Sandbergen则是从政治动员的角度看待群众路线的实践意义，他认为“群众路线”依托于“政治动员”这一载体来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动员与群众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进而推动政策的执行和实施。[20]李侃如指出，“在延安时期，中共制定了群众路线的领导原则， 它把党的先锋作用和群众的积极参与结合在一起。其基本理念是与群众有直接接触的干部应始终保持与民众的密切联系，了解他们的基本愿望和关系。”[21]（P72） 最后，海外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是一种特殊的民主决策模式，这是群众路线的实践意义。邹谠（T Tsou）的观点认为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的一种方式，可以保证党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对群众意见的充分吸纳，从而使共产党的政策更具合法性。[22]马克·布莱奇（Marc J. Blecher）进一步从民主决策的維度分析了群众路线的实践意义，他的研究认为群众路线是民主决策过程模式（a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process）的一种，在这种模式下决策是领导者与民众商议互动的结果，但要注意的是群众路线视野下的民主决策与公共决策过程的一般程序模式并不一样，这是因为它强调共产党的干部与群众的紧密互动，突出群众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另外，共产党的干部也要在随后的政策执行环节，继续开展与群众的互动，及时修正不适宜的地方，这足以显示出群众对决策的影响力。[23]詹姆斯·R.汤森认为，群众路线是政治过程中群众表达与党的综合的抽象概括。一方面，作为一种政策过程，党的干部与群众之间连续不断地动态开展交流；另一方面，也为干部的自我表现和政策效果的反馈提供了途径。[24]（P168-169，215）
三、反思：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立场出发
“群众路线”脱胎于中国共产党在早起革命实践中的群众工作，毛泽东作为“群众路线”思想的创立者，他把“群众路线”视为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撰写《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哲学高度提出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25]（P899） 尽管毛泽东没有明确使用“群众路线”一词，但刘少奇在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用“群众路线”概括了毛泽东关于党的群众工作的全部理论和思想。具体来说，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实践意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民意志论”。毛泽东把“被动员起来的群众实际上可以战胜任何物质困难”作为毕生革命事业的信念，他认为人民的意志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而这种信念是“群众路线”思想的前提条件。二是群众路线的基本理念体现为把党的先锋作用和群众的积极参与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党组织的各级干部要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并及时向上级报告了解到的情况，便于党的高层领导者对群众有充分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符合历史规律和中国总体状况的适当决策，从而“以一种强有力的但能被群众接受的务实方式推进革命”；另一方面，在决策执行过程中，党的干部要动员群众一起贯彻，从而达到群策群力的效果。三是倡导群众的政治能动性。群众路线既可以消除官僚主义在不了解民情疾苦方面的弊端，也可以使群众看到他们对领导者的真实影响力。邓小平在中共八大的报告中指出，党的“群众路线”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涵义，一个层面是要坚信群众能够自我解放，党就是为群众的自我解放指明斗争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党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这是“群众路线”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我们各级党组织能不能领导好群众开展各种斗争、会不会领导好群众开展各种斗争，关键在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26]（P217）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日益觉醒，在利益多元化的影响下，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利益诉求呈现出“具体化”、“差异化”、“复杂化”的特征。执政党如何吸纳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价值观，并对其进行超越，从而引导社会的发展，成为改革时期党的“群众路线”主题意蕴。从社会发展的现实角度看，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推动下，中国社会阶层已经高度复杂化，这意味着执政党必须重新定位并考量自己的社会基础问题。对此，郑永年指出，“如果共产党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或者他们被排除在党的政治过程之外，他们就会不可避免地去行使自己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来参与政治。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最终会站在党的对立面。”[27]（P99）正因如此，党的群众路线从五个层面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一是从政治层面和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提升群众路线重要性的认识；二是把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体概括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的实践活动；三是从历史主体地位的政治哲学高度肯定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四是树立正确权力观与统筹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现实要求；五是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与群众路线的逻辑关联，把作风建设作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指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初心论”和“以人民为中心”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观具体化形象化。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把群众作为发展的主体、发展的目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话语创新。从目的论的视角，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全部执政活动的性质，也清晰表达了新时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性。从实践创新的角度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剖析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四风”不正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消极影响，消除“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恶劣影响需要依靠“群众路线”。习近平认为党和人民之间的有机联系离不开群众路线的支撑，只要用好“群众路线”这一利器就可以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此，他将这个过程比喻成“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过程。[28]（P368）在实践维度上，通过群众路线巩固党执政的基层基础，提升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通过群众路线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过程，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从群众路线的实践逻辑，反观国内学术界的对群众路线政治内涵、民主气质和时代鼎新等问题的认识，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学术图景：一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是对“臣民”、“公民”的扬弃，群众路线将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有机结合起来是，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形式，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要注重对群众路线进行“理念创新”，更加凸显人民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并通过民主的制度和程序实现群众路线的常态化；另一方则认为，“群众”这个概念是介于“臣民”和“公民”二者之间，是“臣民”向“公民”的过渡，在政治实践中“群众路线”是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展现出来的，与现代民主政治的运行方式有所区别，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要从“政党—国家—社会”关系正常化的角度出发，将“群众”向“公民”归位，在现代政治框架内实现政党、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上述两种观点表达了两种不同的学术立场，一种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政治话语的学术立场，一种是西方政治理论（自由民主）的学术立场。本文认为，对群众路线的考察不能囿于西方政治理论的学术话语，忽视群众路线的“民主气质”，同时也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术立场上，结合政治学一般性基础理论，对群众路线进行话语创新。唯有如此，才能彰显“群众路线”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路径的实践吸引力。 海外学者对群众路线的学术考察是全方位的，关注的内容也是多维的，他们对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的具有代表性的、有影响力的观点，如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审视群众路线的逻辑基础，将群众路线视为共产党的领导方法，并注意到群众路线在构建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方面的作用，突出群众路线在共产党决策过程中的价值和功能等方面，这些观点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当然，也必须注意到，由于西方学者本身的学术价值倾向，其对群众路线的评价也存在偏颇之处，有的将群众路线同“民粹主义”等同起来，有的用西方自由民主来裁量“群众路线”，对此类观点要做好甄别。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反思，本文认为应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术立场出发，结合政治学基本原理，在“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逻辑框架阐述“群众路线”的价值内涵和时代意义，并对“群众路线”进行理念创新和话语创新，在政治参与、协同治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维度上拓展“群众路线”的实践面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路径的题中之义。从政治哲学基础来看，“群众路线”奠基在“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经典论断中。“群众”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话语，表达了“人民主体地位”的理念，尽管“群众”本身具有一些消极性的特质，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仍然在价值层面对“群众”进行了积极肯定。从这个意义而言，“群众”不是“臣民”到“公民”的过渡状态，要肯定“群众”这一概念的民主意义。正如林尚立所言：“群众路线是基于对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智慧以及人民力量的充分肯定而形成的，与人民民主具有内在的契合性。”[29]
首先，“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前提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群众”具有本体论和工具论的双重意义。一方面，群众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开展伟大斗争所依赖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群众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的目标归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一切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社会制度的更替，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斗争来推动的，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而真理就蕴含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
其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体现的是党性和人民性在实践维度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强调，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方法，而这种领导方法是基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认识论基础产生的。“从群众中来”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要能够集中并研究分散在群众中的无系统的意见，即收集、提炼和总结群众意见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就是在群眾中宣传解释好这种集中起来的意见，将其转化为群众意见，并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将反馈回来的错误意见进行修正，再重新指导新的实践，如此循环反复。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决策过程，其实质是在实践维度上使“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需要强调的是，群众路线在实践中具有两面性，一面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要重视群众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允许群众民主参与决策制定和政策实施，这是民主的一面；另一面则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必要性，这是集中的一面。
最后，“密切联系群众”则是要求正确处理好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张力。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与群众的关系上，既是群众的领导者，也是群众根本利益实现的历史工具。这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群众观上的两个基本假定：其一，群众自己并不能自觉发现他们的长远利益，这需要无产阶级先锋队对其引导，使他们能够摆脱眼前的局部利益，从而发现更为长远的利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25]（P1094-1095）。无产阶级政党在引导人民群众发现长远的根本性的利益时，还要注意防范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其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 [25]（P1096）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人民群众开展伟大社会实践和完成历史任务的工具，它本身无利可图，其存在的历史价值就在于为人民群众争取和创造幸福生活指明斗争方向，并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领导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总结来说，群众路线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自我优化和巩固的路径依赖。一方面，从“宗旨”到“初心”的理论论述使群众路线变成共产党的一种理论自觉，从而在思想观念上牢固树立“群众路线”。另一方面，统筹协调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具体现实利益是群众路线的实践指向，把人民群众作为改革发展的评价主体，这是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和具体体现。与此同时，在制度上构建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机制，更加重视群众路线在党的作风建设上的约束和导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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