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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曾经先后出任过九次外长的他，对“弱国无外交”有着切肤之痛。作为一名弱国外交官，在外不能为国家争得平等权利，在内又不为国人所谅解。那种滋味，无时无刻不在噬咬着陆征祥。
主句：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有中国记者到达比利时采访陆征祥，他再次表达了“在有生之年得见祖国一雪前耻”的由衷喜悦，并对当年签署“二十一条”向国人表示忏悔。弥留之际，当隐修院院长南文主教到医院看望他时，陆征祥用力说出了“中国”二字。院长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陆无力说话，但伸出三根手指，院长明白了：“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安详地阖上了双眼。
圣安特勒修道院旁挺拔的榆树林已经很有些年头了，布鲁日的冬阳透过疏离的树冠倾泻下来，将厚厚的落叶染成一片金黄，美得让人窒息。
2011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团赴比利时布鲁日市圣安特勒修道院访问，促成此行的是比利时外交部官员魏崇明及夫人阮丽明女士。魏崇明的祖父是五四运动时期中国驻比利时公使、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魏宸组，他的团长陆征祥个人档案就保留在圣安特勒修道院的陆征祥图书资料馆里。
没有鲜花，没有纸钱。代表团全体成员伫立在镌刻有“Petrus coelestinus”（天士比德）字样的陆征祥卧碑前，默默无语。天地间一片静穆。陆先生的那句警世名言——“弱国无外交”，在脑际闪现。短暂的静默后，耳边传来阮丽明女士的一句话：“你们是60多年来，来此访问的第一个大陆官方代表团。”
慕庐
“陆档”的征集无疑对研究五四运动史和北洋政府外交史极有价值，但笔者更对陆征祥这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产生了浓厚兴趣。
打开历史教科书，陆征祥的负面形象跃然纸上。这位曾担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的政要，堪称清末民初的一位外交奇才。但陆征祥最为人所熟知的，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就是于1915年5月25日受袁世凯的派遣，和日本签署了“二十一条”，成为五四运动时期那句著名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里所唾骂的大反派，由此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不仅如此，袁世凯称帝后，陆征祥继续出任外交总长，在这个短命皇朝里俯首称臣，与历史车轮背道而驰。
按说早已官居高位的陆征祥本可左右逢源、一路畅达、锦衣玉食地享尽一生荣华富贵。却为何在后半生选择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过着清苦的、长达22年的隐修生活并埋骨于此？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和同事泡在修道院里搜集档案，爬梳剔抉，试图还原这位千夫所指之徒、原北洋高官的前世今生。
陆征祥图书资料馆里除了堆至天花板的档案，还有一间十来平方、别称“慕庐”的纪念堂。古人为守父母、师长之丧，筑室墓旁，居其中以守墓，称为“墓庐”。而1920年，陆征祥任外交总长时，在北京百万庄天主教教会墓园置了一块地做陆氏家族墓地，却号称“慕庐”，为康有为所题。一字之差，对至亲的爱慕尽在不言中。该墓立面仿古希腊神庙，墓室四壁镶嵌着北洋政府首要、各界名流如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溥仪、康有为等50余人的题词石刻。如此高调，实乃陆征祥希望通过此举来补偿自己未尽的孝心。如今，风流皆被雨打风吹去。“先墓旁之慕庐一变而为修院中之慕庐也”，低调素朴，真的是洗尽了铅华。
慕庐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陆征祥半身雕塑，宽松的修士青袍里，裹着一位历尽世变、饱经沧桑的老人，后上方供奉着的五棵“参天大树”，已是他心中永远的图腾，也为笔者的疑问提供了注解。
原来，早在陆征祥任驻荷兰公使时，就曾在瑞士马奇尔湖畔的卢加诺城置办了一座别墅，为了纪念他最爱慕的亲人，他在那里栽种了五棵松树，分别命名为“慕亲树”“父母树”“许师树”“培德树”和“中华树”。如今，这些树名被制成小木牌钉在墙上，恰好组成了一个十字架的图案。
许师
“慕亲”“父母”不难理解，按下不表。其余三棵树则该如何理解呢？
陆征祥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新教徒，每天早起读圣经，生活简单规律。在琅琅的祷告声中，陆征祥接受了洗礼。在传教士父亲的安排下，13岁的陆征祥在中国的第一所外语学校——上海广方言馆开始了求学生涯，学的还是时髦的法文专业，当时的欧洲上流交际场合，以讲法语为荣。
1892年，在北京同文馆法国语言文学专业深造毕业后，陆征祥奉派俄罗斯圣彼得堡，担任中国大使馆翻译。据陆氏在回忆录里记述：“一八九二年十二月，我以四年级的译员身份（四等秘书加翻译——本文作者注）被派至中国驻圣彼得堡的公使馆。在那里，我遇到一位老师，通过他的方法和榜样，使我由个人生活转为公开生活。”（陆征祥：《回忆及浮想》）
这个老师，指的就是时任驻俄公使，被陆征祥恩同再造的许景澄（1845-1900），这也是“许师树”树名的由来。当时陆征祥的勤奋好学，引起了许公使的注意，有心要训练这个虽是平民出身，但有思进取的年轻人做外交官。在当时那个年代，由于受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束缚，遣使被视为服侍外人，外交官并不像现在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业。但在许景澄的言传身教下，陆征祥决意外交报国，“学习外交礼仪，联络外交团员，讲求公法，研究条约”，从此走上一条职业外交官的道路。
从1892年起，陆征祥在清廷驻俄公使馆一步一个脚印地干了14年。在许师的严格训练下，他的外交才能逐渐显露。由于他刻苦钻研业务，不几年后就擢升为三品知府衔二等参赞。
尽管陆征祥的外交职业生涯顺风顺水，但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令他刻骨铭心的事。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已升任总理衙门行走的许景澄力主镇压。八国联军进攻大沽，朝议和战，他反对义和团围攻使馆，认为此举违反国际法，以“主和”而被视为“通洋罪犯”“卖国贼”，其实慈禧太后认定他是“帝党”，必欲去之而后快。是年7月，许景澄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年仅55岁。许景澄案直到宣统元年才被彻底平反，被赐谥号“许文肃公”。作为清末驻外重要外交官，许景澄积极支持“外交强国”的主张，在外交方面颇多建树，他和属员绘制的附有文字说明的帕米尔地区详图，至今仍是中国与塔吉克共和国边界谈判的珍贵依据之一。惜乎近代史著作或简单将其定性为“私通洋人”，或避而不谈，使这位外交前辈的知名度远不及弟子陆征祥。 一个鲜活的生命转瞬即逝，给陆征祥带来了深刻的刺激。殊不知，15年后，老长官的命运在陆征祥身上重演，“我国近代外交上的一页痛史”，正是出自他的笔下。
1906年陆征祥升任驻荷兰公使后，将第一个月薪俸全部用来铸印有许景澄头像的银质纪念章，并将其分送国内友人和欧洲一些国家元首，以示对许景澄栽培之恩的感激和怀念。1931年，为纪念恩师遇难三十周年，已身在比利时圣安特勒修道院的陆征祥撰文纪念许景澄，译成英、法二种文字后自费刊印成册，在欧洲广为散发。他还亲笔将先师的教诲和升入天堂的美好愿景绘制成卡片，画面上“罪臣”许氏反绑跪地，身首异处。天使翩翩降临，灵魂得以救赎。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对前清驻外使团大换血，但陆征祥却成为民国首任外交总长的不二人选。原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理唐绍仪组阁时对他青眼相加，不仅仅看中他是“大吏中首先剪发之一人”，而且认为他常年出任驻外使团的工作，谙熟西方外交。仰仗他来建立民国外交部，或可带来中国推翻帝制后的外交新气象。1912年3月30日，陆征祥启程返国，赴任外交总长。他清楚地记得进入外交界不久，正逢清政府签订耻辱的《马关条约》。他的恩师许景澄痛心地对他说：“你总不可忘记马关，你日后要恢复失地，洗尽国耻。”走马上任后，陆征祥请大翻译家林纾写下“不可忘记马关”六字条幅，悬挂于总长办公室内，以志不忘《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
陆征祥踌躇满志，意在改变外行官僚办外交的陈规，设法修改清末累积的不平等条约，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他凭借多年在欧洲工作时积累的经验，着手革除清朝官场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引进较富科学性的管理制度，一方面努力吸取欧洲诸国之长，改良中国的外交；另一方面在造就外交人才方面强调德才并重，顾维钧就是被他看中而网罗麾下的。
培德
如果说陆征祥的修行之路前有明灯指引，那么后面的推手或许更加重要。这就不能不提到另一棵树——“培德树”。所谓“培德”就是其比利时夫人的芳名——培德·博斐（Berthe Bovy）。
这桩婚姻在当时并不被外人看好，甚至遭到许景澄的激烈反对。他的理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并引经据典说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不主张外交官娶外国太太，认为将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的确，涉外婚姻在当时本就十分稀罕，且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洋媳妇及混血后代是既不能进宗庙，也不能入祖坟的。不过，当陆征祥遇见培德，该发生的还是都发生了。
培德小姐是比利时名媛，与陆在彼得堡的交际场合相识，随即擦出了火花。培德才貌出众，具有皇室血统，见识高远，气质不凡。只是她不仅比陆征祥年龄大了10多岁，而且健壮丰满，与清瘦、中等个头的陆征祥站一块儿，似乎并不般配。但培德“一见面就看中了陆征祥，因此他们在认识不久，她就向他索求照片，陆征祥很大方，培德小姐在接到照片后，这样写信道：‘（您的照片）已挂在我的房间进门处，这样我可在经过时向它作一个十分友情的敬意。’”（《陆档》）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许景澄对自己这个得意高足也只能说：“汝醉心欧化，致娶西室主中馈，异日不幸而无子女，盖寄身修院，完成一到家之欧化乎？”翻译成白话就是：“你沉醉于学习西方，连太太都娶了外国的。将来假若你太太过世又没有儿女，希望你能进修道院去，这样学外国学得更彻底。”没想到一语成谶！
陆征祥与培德是按天主教的礼仪结婚的。婚后，受培德的影响，原本信基督教的陆征祥改信天主教，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不久，陆征祥正式受洗加入天主教。在陆征祥任驻外公使时，培德帮他与各国外交官员联络周旋；他回国后，培德也恪守中国习俗足不出户，疏于社交。
“二十一条”签字后，陆征祥内心备受折磨。每年的“签约日”这一天，都成为这个家庭的“受难日”。另一不幸是他们婚后一直无子女，这也是陆征祥心中永远的痛，在自传中发出这样的感叹：“我无法理解上天的旨意为什么夺去了我的生儿育女的喜乐。”不过这反而使夫妇俩更加相依为命。
培德夫人在1922年因患高血压、脑溢血症而长期卧床。1926年4月16日，培德夫人还是永远离开了他。培德逝世当天，陆征祥便立刻辞去公职为夫人守丧。次年，护送夫人灵柩回到她的故乡布鲁塞尔，葬于皇族墓园。
多年以后，陆征祥在自传里袒露了当时的心路历程，“当我妻子去世后，我立刻感到孤独，我一生只在此时寻求一件东西，我求一退省时机。在退省中，我有意寻路走入仁慈天主的家中。”（陆征祥：《回忆及浮想》）1927年7月5日，陆征祥正式加入比利时布鲁日圣安特勒修道院为修士，取名天士比德。他埋葬了尘世生活，也实践了许师的教诲与夫妇的约定。从此，宽松的修士青袍一直陪伴他到生命的终点。
中华
与前两棵树相比，“中华树”实乃陆征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曾经先后出任过九次外长的他，对“弱国无外交”有着切肤之痛。1915年，在袁世凯的指令下，陆征祥代表北洋政府签署备受指责的中日“二十一条”密约，接受这一注定失败的谈判任务，实非所愿。当时陆征祥尝言：“三四年后，一辈青年不明如今的苦衷，只说陆征祥签了丧权失地的条约，我们要吃他的肉。”
果然，“二十一条”披露后，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游行示威。陆征祥成为愤怒民意的替罪羊，被钉上了十字架。良知的折磨使陆征祥感到身心俱悴，终身为此痛悔不已。后来，他在给天主教史学家方豪写的信中说明了“二十一条”的签署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无奈，悔不该遂袁之意。
一战结束后，陆征祥率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和会。陆提出“参战”及“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的针对签下“二十一条”的补救建议。作为一名弱国外交官，在外不能为国家争得平等权利，在内又不为国人所谅解。那种滋味，无时无刻不在噬咬着陆征祥。巴黎和会后，陆感到“世界正义终无伸张之日”“国事也没有可以乐观的日子”，入世一条路既然走不通，便只有出世了。从此陆的人生轨迹开始发生逆转，他退出外交舞台，归隐于“慕庐”。 陆征祥“放下了一段长久的、显贵的政治生涯，潜身本笃会隐修院的幽静中，全心追求天主”。在悠扬的钟声与虔诚的祷告声中，过起了极其清苦的隐修生活。“所衣者黑色衣服，所食者足充饥止渴耳。两餐之外，不得进食。室内一桌一椅一榻，除经典书籍外，一无所有。”（《陆档》）
陆征祥“严守院规，以老迈病弱之躯，祈祷学习苦修行祭”，1935年6月，陆征祥苦修8年后，晋升为本笃会司铎，抵达宗教职业生涯的顶峰。
抗战全面爆发后，陆征祥虽然脱离俗世，地处异域，却无日不心系祖国。正如他自己所言，“这副国耻的重担，在我退居隐院之后，仍没有放弃。”他主编了《益世报海外通讯》，登载中国的抗战进程。在给友人的信函中，陆征祥有感而发，对中国及世界局势评论道：“蒋委员长及野声主教两人，异其地位职责，而同其怀抱，环顾国内，未见他人。故能同心同德，犹比之亚尔倍前王，与梅西爱主教，携手同行，共同维持危局，卒到凯旋旧都，举行感谢胜利大弥撒，以报答全国士民，不愧保国保民保土之领袖。此二人者，殆将复见于东亚五千余年之古国耶！”（《陆档》）
1940年5月的一个清晨，希特勒军队的皮靴马刺打破了圣安特勒修道院的宁静，包括陆征祥在内的修道士全部被赶出了修道院。他不顾纳粹的威胁，毅然到比利时各地发表演说，发起抵制日货的运动，为中国和盟国的胜利进行公开祈祷。为此，陆征祥被盖世太保列入了黑名单，幸而曾担任过蒋介石军事顾问的比利时军事管制政府首脑极力阻止，他才没被押往设在波兰的死亡集中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马关条约》过去了50年！“二十一条”过去了30年！已经修行18载的陆征祥，在这天失去了往日的沉静。狂喜之余，他无限感慨：“我初涉外交之时正值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今天我看到被日本践踏的祖国领土主权一一收回。”有中国记者到达比利时采访陆征祥，他再次表达了“在有生之年得见祖国一雪前耻”的由衷喜悦，并对当年签署“二十一条”向国人表示忏悔。
此时，已是风烛残年的陆征祥仍然希望能以一己的精神力量为中国做贡献。1949年1月15日，陆征祥在比利时布鲁日的圣芳济医院溘然长逝。弥留之际，当隐修院院长南文主教到医院看望他时，陆征祥用力说出了“中国”二字。院长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陆无力说话，但伸出三根手指，院长明白了：“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安详地阖上了双眼。
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自我救赎，陆征祥带着微笑到达终点。
责编 李菡丹
主句：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有中国记者到达比利时采访陆征祥，他再次表达了“在有生之年得见祖国一雪前耻”的由衷喜悦，并对当年签署“二十一条”向国人表示忏悔。弥留之际，当隐修院院长南文主教到医院看望他时，陆征祥用力说出了“中国”二字。院长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陆无力说话，但伸出三根手指，院长明白了：“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安详地阖上了双眼。
圣安特勒修道院旁挺拔的榆树林已经很有些年头了，布鲁日的冬阳透过疏离的树冠倾泻下来，将厚厚的落叶染成一片金黄，美得让人窒息。
2011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团赴比利时布鲁日市圣安特勒修道院访问，促成此行的是比利时外交部官员魏崇明及夫人阮丽明女士。魏崇明的祖父是五四运动时期中国驻比利时公使、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魏宸组，他的团长陆征祥个人档案就保留在圣安特勒修道院的陆征祥图书资料馆里。
没有鲜花，没有纸钱。代表团全体成员伫立在镌刻有“Petrus coelestinus”（天士比德）字样的陆征祥卧碑前，默默无语。天地间一片静穆。陆先生的那句警世名言——“弱国无外交”，在脑际闪现。短暂的静默后，耳边传来阮丽明女士的一句话：“你们是60多年来，来此访问的第一个大陆官方代表团。”
慕庐
“陆档”的征集无疑对研究五四运动史和北洋政府外交史极有价值，但笔者更对陆征祥这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产生了浓厚兴趣。
打开历史教科书，陆征祥的负面形象跃然纸上。这位曾担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的政要，堪称清末民初的一位外交奇才。但陆征祥最为人所熟知的，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就是于1915年5月25日受袁世凯的派遣，和日本签署了“二十一条”，成为五四运动时期那句著名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里所唾骂的大反派，由此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不仅如此，袁世凯称帝后，陆征祥继续出任外交总长，在这个短命皇朝里俯首称臣，与历史车轮背道而驰。
按说早已官居高位的陆征祥本可左右逢源、一路畅达、锦衣玉食地享尽一生荣华富贵。却为何在后半生选择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过着清苦的、长达22年的隐修生活并埋骨于此？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和同事泡在修道院里搜集档案，爬梳剔抉，试图还原这位千夫所指之徒、原北洋高官的前世今生。
陆征祥图书资料馆里除了堆至天花板的档案，还有一间十来平方、别称“慕庐”的纪念堂。古人为守父母、师长之丧，筑室墓旁，居其中以守墓，称为“墓庐”。而1920年，陆征祥任外交总长时，在北京百万庄天主教教会墓园置了一块地做陆氏家族墓地，却号称“慕庐”，为康有为所题。一字之差，对至亲的爱慕尽在不言中。该墓立面仿古希腊神庙，墓室四壁镶嵌着北洋政府首要、各界名流如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溥仪、康有为等50余人的题词石刻。如此高调，实乃陆征祥希望通过此举来补偿自己未尽的孝心。如今，风流皆被雨打风吹去。“先墓旁之慕庐一变而为修院中之慕庐也”，低调素朴，真的是洗尽了铅华。
慕庐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陆征祥半身雕塑，宽松的修士青袍里，裹着一位历尽世变、饱经沧桑的老人，后上方供奉着的五棵“参天大树”，已是他心中永远的图腾，也为笔者的疑问提供了注解。
原来，早在陆征祥任驻荷兰公使时，就曾在瑞士马奇尔湖畔的卢加诺城置办了一座别墅，为了纪念他最爱慕的亲人，他在那里栽种了五棵松树，分别命名为“慕亲树”“父母树”“许师树”“培德树”和“中华树”。如今，这些树名被制成小木牌钉在墙上，恰好组成了一个十字架的图案。
许师
“慕亲”“父母”不难理解，按下不表。其余三棵树则该如何理解呢？
陆征祥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新教徒，每天早起读圣经，生活简单规律。在琅琅的祷告声中，陆征祥接受了洗礼。在传教士父亲的安排下，13岁的陆征祥在中国的第一所外语学校——上海广方言馆开始了求学生涯，学的还是时髦的法文专业，当时的欧洲上流交际场合，以讲法语为荣。
1892年，在北京同文馆法国语言文学专业深造毕业后，陆征祥奉派俄罗斯圣彼得堡，担任中国大使馆翻译。据陆氏在回忆录里记述：“一八九二年十二月，我以四年级的译员身份（四等秘书加翻译——本文作者注）被派至中国驻圣彼得堡的公使馆。在那里，我遇到一位老师，通过他的方法和榜样，使我由个人生活转为公开生活。”（陆征祥：《回忆及浮想》）
这个老师，指的就是时任驻俄公使，被陆征祥恩同再造的许景澄（1845-1900），这也是“许师树”树名的由来。当时陆征祥的勤奋好学，引起了许公使的注意，有心要训练这个虽是平民出身，但有思进取的年轻人做外交官。在当时那个年代，由于受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束缚，遣使被视为服侍外人，外交官并不像现在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业。但在许景澄的言传身教下，陆征祥决意外交报国，“学习外交礼仪，联络外交团员，讲求公法，研究条约”，从此走上一条职业外交官的道路。
从1892年起，陆征祥在清廷驻俄公使馆一步一个脚印地干了14年。在许师的严格训练下，他的外交才能逐渐显露。由于他刻苦钻研业务，不几年后就擢升为三品知府衔二等参赞。
尽管陆征祥的外交职业生涯顺风顺水，但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令他刻骨铭心的事。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已升任总理衙门行走的许景澄力主镇压。八国联军进攻大沽，朝议和战，他反对义和团围攻使馆，认为此举违反国际法，以“主和”而被视为“通洋罪犯”“卖国贼”，其实慈禧太后认定他是“帝党”，必欲去之而后快。是年7月，许景澄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年仅55岁。许景澄案直到宣统元年才被彻底平反，被赐谥号“许文肃公”。作为清末驻外重要外交官，许景澄积极支持“外交强国”的主张，在外交方面颇多建树，他和属员绘制的附有文字说明的帕米尔地区详图，至今仍是中国与塔吉克共和国边界谈判的珍贵依据之一。惜乎近代史著作或简单将其定性为“私通洋人”，或避而不谈，使这位外交前辈的知名度远不及弟子陆征祥。 一个鲜活的生命转瞬即逝，给陆征祥带来了深刻的刺激。殊不知，15年后，老长官的命运在陆征祥身上重演，“我国近代外交上的一页痛史”，正是出自他的笔下。
1906年陆征祥升任驻荷兰公使后，将第一个月薪俸全部用来铸印有许景澄头像的银质纪念章，并将其分送国内友人和欧洲一些国家元首，以示对许景澄栽培之恩的感激和怀念。1931年，为纪念恩师遇难三十周年，已身在比利时圣安特勒修道院的陆征祥撰文纪念许景澄，译成英、法二种文字后自费刊印成册，在欧洲广为散发。他还亲笔将先师的教诲和升入天堂的美好愿景绘制成卡片，画面上“罪臣”许氏反绑跪地，身首异处。天使翩翩降临，灵魂得以救赎。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对前清驻外使团大换血，但陆征祥却成为民国首任外交总长的不二人选。原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理唐绍仪组阁时对他青眼相加，不仅仅看中他是“大吏中首先剪发之一人”，而且认为他常年出任驻外使团的工作，谙熟西方外交。仰仗他来建立民国外交部，或可带来中国推翻帝制后的外交新气象。1912年3月30日，陆征祥启程返国，赴任外交总长。他清楚地记得进入外交界不久，正逢清政府签订耻辱的《马关条约》。他的恩师许景澄痛心地对他说：“你总不可忘记马关，你日后要恢复失地，洗尽国耻。”走马上任后，陆征祥请大翻译家林纾写下“不可忘记马关”六字条幅，悬挂于总长办公室内，以志不忘《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
陆征祥踌躇满志，意在改变外行官僚办外交的陈规，设法修改清末累积的不平等条约，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他凭借多年在欧洲工作时积累的经验，着手革除清朝官场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引进较富科学性的管理制度，一方面努力吸取欧洲诸国之长，改良中国的外交；另一方面在造就外交人才方面强调德才并重，顾维钧就是被他看中而网罗麾下的。
培德
如果说陆征祥的修行之路前有明灯指引，那么后面的推手或许更加重要。这就不能不提到另一棵树——“培德树”。所谓“培德”就是其比利时夫人的芳名——培德·博斐（Berthe Bovy）。
这桩婚姻在当时并不被外人看好，甚至遭到许景澄的激烈反对。他的理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并引经据典说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不主张外交官娶外国太太，认为将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的确，涉外婚姻在当时本就十分稀罕，且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洋媳妇及混血后代是既不能进宗庙，也不能入祖坟的。不过，当陆征祥遇见培德，该发生的还是都发生了。
培德小姐是比利时名媛，与陆在彼得堡的交际场合相识，随即擦出了火花。培德才貌出众，具有皇室血统，见识高远，气质不凡。只是她不仅比陆征祥年龄大了10多岁，而且健壮丰满，与清瘦、中等个头的陆征祥站一块儿，似乎并不般配。但培德“一见面就看中了陆征祥，因此他们在认识不久，她就向他索求照片，陆征祥很大方，培德小姐在接到照片后，这样写信道：‘（您的照片）已挂在我的房间进门处，这样我可在经过时向它作一个十分友情的敬意。’”（《陆档》）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许景澄对自己这个得意高足也只能说：“汝醉心欧化，致娶西室主中馈，异日不幸而无子女，盖寄身修院，完成一到家之欧化乎？”翻译成白话就是：“你沉醉于学习西方，连太太都娶了外国的。将来假若你太太过世又没有儿女，希望你能进修道院去，这样学外国学得更彻底。”没想到一语成谶！
陆征祥与培德是按天主教的礼仪结婚的。婚后，受培德的影响，原本信基督教的陆征祥改信天主教，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不久，陆征祥正式受洗加入天主教。在陆征祥任驻外公使时，培德帮他与各国外交官员联络周旋；他回国后，培德也恪守中国习俗足不出户，疏于社交。
“二十一条”签字后，陆征祥内心备受折磨。每年的“签约日”这一天，都成为这个家庭的“受难日”。另一不幸是他们婚后一直无子女，这也是陆征祥心中永远的痛，在自传中发出这样的感叹：“我无法理解上天的旨意为什么夺去了我的生儿育女的喜乐。”不过这反而使夫妇俩更加相依为命。
培德夫人在1922年因患高血压、脑溢血症而长期卧床。1926年4月16日，培德夫人还是永远离开了他。培德逝世当天，陆征祥便立刻辞去公职为夫人守丧。次年，护送夫人灵柩回到她的故乡布鲁塞尔，葬于皇族墓园。
多年以后，陆征祥在自传里袒露了当时的心路历程，“当我妻子去世后，我立刻感到孤独，我一生只在此时寻求一件东西，我求一退省时机。在退省中，我有意寻路走入仁慈天主的家中。”（陆征祥：《回忆及浮想》）1927年7月5日，陆征祥正式加入比利时布鲁日圣安特勒修道院为修士，取名天士比德。他埋葬了尘世生活，也实践了许师的教诲与夫妇的约定。从此，宽松的修士青袍一直陪伴他到生命的终点。
中华
与前两棵树相比，“中华树”实乃陆征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曾经先后出任过九次外长的他，对“弱国无外交”有着切肤之痛。1915年，在袁世凯的指令下，陆征祥代表北洋政府签署备受指责的中日“二十一条”密约，接受这一注定失败的谈判任务，实非所愿。当时陆征祥尝言：“三四年后，一辈青年不明如今的苦衷，只说陆征祥签了丧权失地的条约，我们要吃他的肉。”
果然，“二十一条”披露后，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游行示威。陆征祥成为愤怒民意的替罪羊，被钉上了十字架。良知的折磨使陆征祥感到身心俱悴，终身为此痛悔不已。后来，他在给天主教史学家方豪写的信中说明了“二十一条”的签署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无奈，悔不该遂袁之意。
一战结束后，陆征祥率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和会。陆提出“参战”及“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的针对签下“二十一条”的补救建议。作为一名弱国外交官，在外不能为国家争得平等权利，在内又不为国人所谅解。那种滋味，无时无刻不在噬咬着陆征祥。巴黎和会后，陆感到“世界正义终无伸张之日”“国事也没有可以乐观的日子”，入世一条路既然走不通，便只有出世了。从此陆的人生轨迹开始发生逆转，他退出外交舞台，归隐于“慕庐”。 陆征祥“放下了一段长久的、显贵的政治生涯，潜身本笃会隐修院的幽静中，全心追求天主”。在悠扬的钟声与虔诚的祷告声中，过起了极其清苦的隐修生活。“所衣者黑色衣服，所食者足充饥止渴耳。两餐之外，不得进食。室内一桌一椅一榻，除经典书籍外，一无所有。”（《陆档》）
陆征祥“严守院规，以老迈病弱之躯，祈祷学习苦修行祭”，1935年6月，陆征祥苦修8年后，晋升为本笃会司铎，抵达宗教职业生涯的顶峰。
抗战全面爆发后，陆征祥虽然脱离俗世，地处异域，却无日不心系祖国。正如他自己所言，“这副国耻的重担，在我退居隐院之后，仍没有放弃。”他主编了《益世报海外通讯》，登载中国的抗战进程。在给友人的信函中，陆征祥有感而发，对中国及世界局势评论道：“蒋委员长及野声主教两人，异其地位职责，而同其怀抱，环顾国内，未见他人。故能同心同德，犹比之亚尔倍前王，与梅西爱主教，携手同行，共同维持危局，卒到凯旋旧都，举行感谢胜利大弥撒，以报答全国士民，不愧保国保民保土之领袖。此二人者，殆将复见于东亚五千余年之古国耶！”（《陆档》）
1940年5月的一个清晨，希特勒军队的皮靴马刺打破了圣安特勒修道院的宁静，包括陆征祥在内的修道士全部被赶出了修道院。他不顾纳粹的威胁，毅然到比利时各地发表演说，发起抵制日货的运动，为中国和盟国的胜利进行公开祈祷。为此，陆征祥被盖世太保列入了黑名单，幸而曾担任过蒋介石军事顾问的比利时军事管制政府首脑极力阻止，他才没被押往设在波兰的死亡集中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马关条约》过去了50年！“二十一条”过去了30年！已经修行18载的陆征祥，在这天失去了往日的沉静。狂喜之余，他无限感慨：“我初涉外交之时正值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今天我看到被日本践踏的祖国领土主权一一收回。”有中国记者到达比利时采访陆征祥，他再次表达了“在有生之年得见祖国一雪前耻”的由衷喜悦，并对当年签署“二十一条”向国人表示忏悔。
此时，已是风烛残年的陆征祥仍然希望能以一己的精神力量为中国做贡献。1949年1月15日，陆征祥在比利时布鲁日的圣芳济医院溘然长逝。弥留之际，当隐修院院长南文主教到医院看望他时，陆征祥用力说出了“中国”二字。院长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陆无力说话，但伸出三根手指，院长明白了：“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安详地阖上了双眼。
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自我救赎，陆征祥带着微笑到达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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