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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片《红河》藉着阿桃与阿夏的情感纠葛展示给观众一个无解的难题，即某种没有出路的伦理冲突，或日某种无处安放的不伦爱、情。《红河》的故事揭示给观者：与其说爱可以超越许多障碍，不如说爱总要屈从于某道樊篱。
关键词：阿桃 阿夏 恋父 伦理
作为章家瑞“云南三部曲”(一说“红河三部曲”)之一的《红河》，与另外两部即《婼玛的十七岁》和《花腰新娘》相比，堪称是三部好戏当中的重头戏，同时。由于其比较强大的宣传力度与意欲问鼎奥斯卡外语片奖项的勃勃雄心。也更广为人知。
依一己之见，《红河》在艺术性上并不见得好过《婼玛的十七岁》——尽管后者在制作上稍嫌“粗糙”，但另一方面这种内含朴拙的“粗糙”却又增强了影片的艺术观感：在“可读性”上也不见得好过《花腰新娘》——影片的民族风情、绚烂色调，外加点点幽默，让观者很是受用。然若论及影片所触主题的深度与难度，则应非《红河》莫属——《红河》试图处理或者说展现给我们的，乃是一个亘久、艰难。且没有出路的题目：恋父。
影片一开头就交代给我们“1973越南”，年幼的女主人公阿桃目睹了父亲为给自己拣风筝和不让自己受伤害而踩雷身亡的一幕：继而就是“1997中越边境”，长大后的阿桃在姑妈阿水开设的洗头按摩房里抹地板、干粗活儿：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二十好几岁的阿桃在眼神、情态、动作上还像二十四年前的那个小姑娘一样天真、幼稚，于是我们不难判断：由于幼年时期的创伤记忆，阿桃的心理“固著”(弗洛伊德语)在成长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而没能像一般人那样“正常”发展——特别是在智力上。
除父亲之外(除了在影片后半部分阿桃的姑妈阿水在阿夏向她追问“阿桃的爸爸是干什么的?”时候提到一句“妈妈也死了”，阿桃的母亲在整部影片当中都是缺席的)，和阿桃的生命发生重要关系的男性角色有两个——沙巴与阿夏。不难看出，这两个与阿桃命运休戚相关的男人都与阿桃的“爸爸”有着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在沙巴，是都和美国人打过仗，相对较隐：在阿夏，是都长着一颗眉额痣，非常明显。因而不可避免地，影片就围绕着阿桃与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两个男人对阿桃的争夺展开。
一、阿桃与沙巴
在影片中，沙巴的出场是从一双擦得锃亮的黑皮鞋开始的，而且自始至终。沙巴的形象都是刚硬威严的——一个当过兵、打过仗、杀过人、浑身伤疤、有着一条金属假肢的“铁人”。作为一个与美国有着历史仇恨的黑社会老板，他靠走私美国香烟发了大财。
如果说阿桃第一次与沙巴相遇并给沙巴“按摩”。还有被胁迫的成分在内的话。两个人接下来的关系发展则几乎堪称“温情”——当然这种关系的主动权基本上掌握在沙巴手里。
信得一提的是，影片的镜头语言告诉我们，从一开始，沙巴对阿桃的感情就是一份让人比较放心的感情，也就是说在沙巴凝视阿桃的眼神里没有丝毫色情与猥亵，而只有一种近乎奇异的“触动”与温情。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沙巴假装嚼槟榔”一幕里非常清晰地捕捉到。所以即便是影片最后阿水不用跟阿夏说“你太冲动了，沙巴无儿无女，其实是想收养阿桃为女儿的”，我们也能够判断出沙巴为什么一定要得到阿桃的原因：阿桃“智障”背后的明亮、无辜与无邪唤起了沙巴心中久违不见的父爱式纯情，这是一种可以让他感觉到生命与美好，因而可以鼓舞他更“有趣”地存活下去的力量。
至于阿桃，她对沙巴的感情——或者她对沙巴根本谈不上有多少感情。而只能说她与沙巴的“关系”——则可以说始于沙巴的“伤疤”、“假腿”，以及“和美国人打过仗”，而终于她对沙巴的“弑父”式射杀。沙巴一厢情愿的强硬“父爱”本来就不是阿桃所需要的：沙巴对她所深爱的阿夏开枪则更是阿桃所无法忍受的血腥侵犯。
所以，在阿桃与沙巴之间，除了略带弑父嫌疑的理论猜想。基本上不存在什么伦理悬疑。
二、阿桃与阿夏
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整部影片的重点所在。
影片伊始，阿夏基本上是一市井混混形象：经营一卡拉OK路摊儿，没多大能耐，从赖妓债到偷汽油无所不干。但与许多小人物一样，阿夏有自己的盘算，也有自己的底限。比如阿夏跟阿水表示他想“雇”阿桃为自己唱歌招徕顾客，阿水与他以每月两百元、管吃管住、外加办理一个暂住证达成协议后警告他说：阿桃还是个“处儿”，你“不要乱来”时，阿夏就非常不屑与气愤地甩了她一句：“你说什么呀你!”
有人说：金子不是在“天堂般的地方”找到的，而是在粪堆中找到的。如果有些人会把阿夏看成是“粪堆”般人物的话(比如阿水就老说他不像个“人样”)，那么恰恰是阿桃的出现。让这个“粪堆”般的人物慢慢焕发出金子的光彩——尽管这光彩背后包藏了许多复杂难言的情感。
阿桃与阿夏，一个是即便没有暂住证也单纯得连查暂住证的警察都不会怀疑而且还要报以微笑的“小孩儿”，一个则是任谁看了都想指责几句的太不争气的“爷们儿”。因而他们俩的相遇本身，就像极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对比。逃避警察查证的阿桃误打误撞跑到了阿夏家里，却因为阿夏那顶“爸爸式”帽子以及跟爸爸一样的眉额痣再也无法与这个男人脱尽干系。可以说，一开始，观众知道阿桃为什么喜欢阿夏，但阿夏并不知道，而及至阿夏知道阿桃为什么对自己“情有独衷”的时候。观众却已经无法定位阿桃对阿夏的感情。
影片对两个人父女式“老板一雇员”关系的第一次明显松动发生在那个雷雨之夜：因着雷声这一外在诱因阿桃梦到了爸爸踩雷身亡的一幕，并惊吓而醒，从自己睡觉的沙发上跳到了阿夏的床上：阿夏面对半夜跳到自己床上来的阿桃突然产生了冲动，试图把阿桃压在身下拥吻，但却因为阿桃的一声惊叫“啊，爸爸!”而熄灭或抑制了欲望。如果说。这算作两人关系发展的第一次重大波折的话，影片紧接着就把一种开始变得更加暧味的关系赋予了这一波折：第二天，“小红”的出现与阿桃的“爆发”进一步暗示了阿夏混乱不明的情欲和明确了阿桃对阿夏与其他女人“亲近”所产生的嫉妒与怨恨。也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影片安排了阿桃被沙巴手下抢走。阿夏拣起并打开阿桃挣落在地上的项链盒坠——知道自己跟阿桃的爸爸长得很像。
稍后，当准备回瑶家山寨参加婚礼的阿夏站在油条摊儿前给刚从沙巴那里逃回来的阿桃买吃的，阿桃从背后冲上来抱住阿夏时，两个人的感情始变得愈加模糊。
“瑶家似仙境，新娘飘过来。掀起红盖头，咬指永相守。”在阿夏的寨子，阿桃与阿夏一起参加了一个快乐、美丽的瑶家婚礼。然而“走得最快的，总是最美的时光”(席慕蓉诗句)，为了躲避沙巴的追袭和能够与自己喜欢的人守在一起。两个人不得不还没等村寨的婚礼结束就要开始“逃亡”。也正是在这个“逃亡”过程中，原本“粪堆”般的阿夏，开始焕发出金子般的光彩：他拼死保护阿桃：在被沙巴手下毒打的时候还不失幽默——满脸 是血的他看到那人开敞的裤门儿忍不住哑然失笑：而且还偶或闪现出某种知足常乐者特有的安闲浪漫——在遭遇沙巴一拨儿之前，他光脚穿着阿桃买给他的新“船”(鞋子)，娴静、优雅地喝着啤酒。
而及至阿夏因防卫过当被判处徒刑，阿桃因枪杀沙巴被边防警察捉拿，两个人就要被迫相隔，阿桃拼命追赶着囚车，并透过车窗挡栏狠咬阿夏手指的时候。阿桃对阿夏的情感终于被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瑶家似仙境，新娘飘过来。掀起红盖头，咬指永相守。”
至此，阿桃与阿夏只能分离。而且，除了让身为囚徒的43岁瑶族男人莫忠夏在狱外劳动时听到阿桃最爱唱的越南歌谣《红河鱼》再度响起，不顾一切地奔向那个声音，并撕心裂肺地喊叫道“阿桃……阿桃……”，影片也不可能再安排给我们其他更为相宜的结尾——设若不让他们或被死亡或被其他力量永久分离，他们之间的感情又该当如何处理?
三、阿夏与沙巴
故事分析到这里，似乎已经不需要再画蛇添足了，然而沙巴与阿夏的关系，也是影片当中不可忽略的一笔。诚然，除了影片临近结尾部分沙巴用手枪顶着阿夏的脑袋骂他是“一个只会玩女人，只会用女人钱的无赖”外，两个人并未有过交锋，但这两个“父亲”角色之间的对照，特别是最后这一刹那的对峙，却加重了影片的悲剧色彩。
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悲剧的根源和基础是两种伦理力量的冲突，冲突双方所代表的伦理力量都是合理的。但同时又因每一方都坚持自己的片面性而损害对方的合理性，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悲剧性冲突。而影片之中存在于阿夏与沙巴之间的冲突，应该就是这样一种悲剧性冲突。在阿夏看来，沙巴是一个邪恶的黑社会老板：在沙巴看来，阿夏是一个卑微的市井无赖。尽管阿桃对他们两个人的重要性并不相同，但他们都视阿桃为珍宝，且都不希望阿桃“落”到对方手里。于是。沟通不可能实现。悲剧也就在所难免。
观看《红河》之前，在关于《红河》的影评中，曾读到过许多关于阿夏阿桃的爱能够跨越这个跨越那个的感慨，似乎爱情的力量真有那么所向披靡，无所畏惧。然而在同样的话题下，电影《红河》给我感受最深的，却恰恰是那爱所不能跨越的东西。
碟片看完了。从客厅的窗子望出去，附近山冈上的树冠随着不知道从哪里吹来的风在空中高蹈。所有的人物与情节似乎都开始渐渐往外飘散、变淡，却惟有那一抹由伦理而起的苍凉感，却越聚越拢，越缠越乱，让人觉得无处安放、无从化解——像张爱玲的《心经》，像杜拉斯的“情人”，像朱迪斯·巴特勒所坚决追问的“原初禁忌”。
忽然想起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在其《电影的本性》自序中曾经说过：“电影……迎合了我们内心最深藏的需要……是因为它……为我们揭示了外在的现实”，于是推测，就《红河》而言。这个“外在的现实”。或可就是“恋父”比“弑父”更难见容于伦理的公共界阈吧。
关键词：阿桃 阿夏 恋父 伦理
作为章家瑞“云南三部曲”(一说“红河三部曲”)之一的《红河》，与另外两部即《婼玛的十七岁》和《花腰新娘》相比，堪称是三部好戏当中的重头戏，同时。由于其比较强大的宣传力度与意欲问鼎奥斯卡外语片奖项的勃勃雄心。也更广为人知。
依一己之见，《红河》在艺术性上并不见得好过《婼玛的十七岁》——尽管后者在制作上稍嫌“粗糙”，但另一方面这种内含朴拙的“粗糙”却又增强了影片的艺术观感：在“可读性”上也不见得好过《花腰新娘》——影片的民族风情、绚烂色调，外加点点幽默，让观者很是受用。然若论及影片所触主题的深度与难度，则应非《红河》莫属——《红河》试图处理或者说展现给我们的，乃是一个亘久、艰难。且没有出路的题目：恋父。
影片一开头就交代给我们“1973越南”，年幼的女主人公阿桃目睹了父亲为给自己拣风筝和不让自己受伤害而踩雷身亡的一幕：继而就是“1997中越边境”，长大后的阿桃在姑妈阿水开设的洗头按摩房里抹地板、干粗活儿：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二十好几岁的阿桃在眼神、情态、动作上还像二十四年前的那个小姑娘一样天真、幼稚，于是我们不难判断：由于幼年时期的创伤记忆，阿桃的心理“固著”(弗洛伊德语)在成长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而没能像一般人那样“正常”发展——特别是在智力上。
除父亲之外(除了在影片后半部分阿桃的姑妈阿水在阿夏向她追问“阿桃的爸爸是干什么的?”时候提到一句“妈妈也死了”，阿桃的母亲在整部影片当中都是缺席的)，和阿桃的生命发生重要关系的男性角色有两个——沙巴与阿夏。不难看出，这两个与阿桃命运休戚相关的男人都与阿桃的“爸爸”有着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在沙巴，是都和美国人打过仗，相对较隐：在阿夏，是都长着一颗眉额痣，非常明显。因而不可避免地，影片就围绕着阿桃与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两个男人对阿桃的争夺展开。
一、阿桃与沙巴
在影片中，沙巴的出场是从一双擦得锃亮的黑皮鞋开始的，而且自始至终。沙巴的形象都是刚硬威严的——一个当过兵、打过仗、杀过人、浑身伤疤、有着一条金属假肢的“铁人”。作为一个与美国有着历史仇恨的黑社会老板，他靠走私美国香烟发了大财。
如果说阿桃第一次与沙巴相遇并给沙巴“按摩”。还有被胁迫的成分在内的话。两个人接下来的关系发展则几乎堪称“温情”——当然这种关系的主动权基本上掌握在沙巴手里。
信得一提的是，影片的镜头语言告诉我们，从一开始，沙巴对阿桃的感情就是一份让人比较放心的感情，也就是说在沙巴凝视阿桃的眼神里没有丝毫色情与猥亵，而只有一种近乎奇异的“触动”与温情。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沙巴假装嚼槟榔”一幕里非常清晰地捕捉到。所以即便是影片最后阿水不用跟阿夏说“你太冲动了，沙巴无儿无女，其实是想收养阿桃为女儿的”，我们也能够判断出沙巴为什么一定要得到阿桃的原因：阿桃“智障”背后的明亮、无辜与无邪唤起了沙巴心中久违不见的父爱式纯情，这是一种可以让他感觉到生命与美好，因而可以鼓舞他更“有趣”地存活下去的力量。
至于阿桃，她对沙巴的感情——或者她对沙巴根本谈不上有多少感情。而只能说她与沙巴的“关系”——则可以说始于沙巴的“伤疤”、“假腿”，以及“和美国人打过仗”，而终于她对沙巴的“弑父”式射杀。沙巴一厢情愿的强硬“父爱”本来就不是阿桃所需要的：沙巴对她所深爱的阿夏开枪则更是阿桃所无法忍受的血腥侵犯。
所以，在阿桃与沙巴之间，除了略带弑父嫌疑的理论猜想。基本上不存在什么伦理悬疑。
二、阿桃与阿夏
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整部影片的重点所在。
影片伊始，阿夏基本上是一市井混混形象：经营一卡拉OK路摊儿，没多大能耐，从赖妓债到偷汽油无所不干。但与许多小人物一样，阿夏有自己的盘算，也有自己的底限。比如阿夏跟阿水表示他想“雇”阿桃为自己唱歌招徕顾客，阿水与他以每月两百元、管吃管住、外加办理一个暂住证达成协议后警告他说：阿桃还是个“处儿”，你“不要乱来”时，阿夏就非常不屑与气愤地甩了她一句：“你说什么呀你!”
有人说：金子不是在“天堂般的地方”找到的，而是在粪堆中找到的。如果有些人会把阿夏看成是“粪堆”般人物的话(比如阿水就老说他不像个“人样”)，那么恰恰是阿桃的出现。让这个“粪堆”般的人物慢慢焕发出金子的光彩——尽管这光彩背后包藏了许多复杂难言的情感。
阿桃与阿夏，一个是即便没有暂住证也单纯得连查暂住证的警察都不会怀疑而且还要报以微笑的“小孩儿”，一个则是任谁看了都想指责几句的太不争气的“爷们儿”。因而他们俩的相遇本身，就像极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对比。逃避警察查证的阿桃误打误撞跑到了阿夏家里，却因为阿夏那顶“爸爸式”帽子以及跟爸爸一样的眉额痣再也无法与这个男人脱尽干系。可以说，一开始，观众知道阿桃为什么喜欢阿夏，但阿夏并不知道，而及至阿夏知道阿桃为什么对自己“情有独衷”的时候。观众却已经无法定位阿桃对阿夏的感情。
影片对两个人父女式“老板一雇员”关系的第一次明显松动发生在那个雷雨之夜：因着雷声这一外在诱因阿桃梦到了爸爸踩雷身亡的一幕，并惊吓而醒，从自己睡觉的沙发上跳到了阿夏的床上：阿夏面对半夜跳到自己床上来的阿桃突然产生了冲动，试图把阿桃压在身下拥吻，但却因为阿桃的一声惊叫“啊，爸爸!”而熄灭或抑制了欲望。如果说。这算作两人关系发展的第一次重大波折的话，影片紧接着就把一种开始变得更加暧味的关系赋予了这一波折：第二天，“小红”的出现与阿桃的“爆发”进一步暗示了阿夏混乱不明的情欲和明确了阿桃对阿夏与其他女人“亲近”所产生的嫉妒与怨恨。也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影片安排了阿桃被沙巴手下抢走。阿夏拣起并打开阿桃挣落在地上的项链盒坠——知道自己跟阿桃的爸爸长得很像。
稍后，当准备回瑶家山寨参加婚礼的阿夏站在油条摊儿前给刚从沙巴那里逃回来的阿桃买吃的，阿桃从背后冲上来抱住阿夏时，两个人的感情始变得愈加模糊。
“瑶家似仙境，新娘飘过来。掀起红盖头，咬指永相守。”在阿夏的寨子，阿桃与阿夏一起参加了一个快乐、美丽的瑶家婚礼。然而“走得最快的，总是最美的时光”(席慕蓉诗句)，为了躲避沙巴的追袭和能够与自己喜欢的人守在一起。两个人不得不还没等村寨的婚礼结束就要开始“逃亡”。也正是在这个“逃亡”过程中，原本“粪堆”般的阿夏，开始焕发出金子般的光彩：他拼死保护阿桃：在被沙巴手下毒打的时候还不失幽默——满脸 是血的他看到那人开敞的裤门儿忍不住哑然失笑：而且还偶或闪现出某种知足常乐者特有的安闲浪漫——在遭遇沙巴一拨儿之前，他光脚穿着阿桃买给他的新“船”(鞋子)，娴静、优雅地喝着啤酒。
而及至阿夏因防卫过当被判处徒刑，阿桃因枪杀沙巴被边防警察捉拿，两个人就要被迫相隔，阿桃拼命追赶着囚车，并透过车窗挡栏狠咬阿夏手指的时候。阿桃对阿夏的情感终于被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瑶家似仙境，新娘飘过来。掀起红盖头，咬指永相守。”
至此，阿桃与阿夏只能分离。而且，除了让身为囚徒的43岁瑶族男人莫忠夏在狱外劳动时听到阿桃最爱唱的越南歌谣《红河鱼》再度响起，不顾一切地奔向那个声音，并撕心裂肺地喊叫道“阿桃……阿桃……”，影片也不可能再安排给我们其他更为相宜的结尾——设若不让他们或被死亡或被其他力量永久分离，他们之间的感情又该当如何处理?
三、阿夏与沙巴
故事分析到这里，似乎已经不需要再画蛇添足了，然而沙巴与阿夏的关系，也是影片当中不可忽略的一笔。诚然，除了影片临近结尾部分沙巴用手枪顶着阿夏的脑袋骂他是“一个只会玩女人，只会用女人钱的无赖”外，两个人并未有过交锋，但这两个“父亲”角色之间的对照，特别是最后这一刹那的对峙，却加重了影片的悲剧色彩。
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悲剧的根源和基础是两种伦理力量的冲突，冲突双方所代表的伦理力量都是合理的。但同时又因每一方都坚持自己的片面性而损害对方的合理性，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悲剧性冲突。而影片之中存在于阿夏与沙巴之间的冲突，应该就是这样一种悲剧性冲突。在阿夏看来，沙巴是一个邪恶的黑社会老板：在沙巴看来，阿夏是一个卑微的市井无赖。尽管阿桃对他们两个人的重要性并不相同，但他们都视阿桃为珍宝，且都不希望阿桃“落”到对方手里。于是。沟通不可能实现。悲剧也就在所难免。
观看《红河》之前，在关于《红河》的影评中，曾读到过许多关于阿夏阿桃的爱能够跨越这个跨越那个的感慨，似乎爱情的力量真有那么所向披靡，无所畏惧。然而在同样的话题下，电影《红河》给我感受最深的，却恰恰是那爱所不能跨越的东西。
碟片看完了。从客厅的窗子望出去，附近山冈上的树冠随着不知道从哪里吹来的风在空中高蹈。所有的人物与情节似乎都开始渐渐往外飘散、变淡，却惟有那一抹由伦理而起的苍凉感，却越聚越拢，越缠越乱，让人觉得无处安放、无从化解——像张爱玲的《心经》，像杜拉斯的“情人”，像朱迪斯·巴特勒所坚决追问的“原初禁忌”。
忽然想起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在其《电影的本性》自序中曾经说过：“电影……迎合了我们内心最深藏的需要……是因为它……为我们揭示了外在的现实”，于是推测，就《红河》而言。这个“外在的现实”。或可就是“恋父”比“弑父”更难见容于伦理的公共界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