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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24年泰戈尔来华，“诗哲”形象家喻户晓，但是泰戈尔还有另一层形象：“社会活动家”，这一形象是在1924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1924年泰戈尔的在华社会活动是这一形象的具体内容的来源，泰戈尔的在华社会活动具体分为教育活动、宗教活动以及政治活动，相应的也就形成了以教育活动家、宗教活动家、政治活动家为主的社会活动家形象。
关键词：泰戈尔；社会活动家；形象
泰戈尔在华期间，各种社会团体（包括教育团体、宗教团体、政界、外交界、新闻界、文学界等）邀请泰戈尔演说，泰戈尔还会见印侨、日本人、英文教员、苏联公使、英美协会、满清贵族溥仪等，所到之处有学校、议会、寺庙、御花园、山西宗祠，可以说他的行程让他像一个十足的社会活动家，广泛的与社会各界接触，知识界、教育界、宗教界、外交界、政界等不一而足。
一、教育活动家
泰戈尔访华期间，他与教育有不解之缘，无论是从行程安排还是从泰戈尔具体的言行来看，他在1924年的中国舞台上留下了一个热心于教育事业的教育活动家形象。
泰戈尔在华时频频参加教育界的活动，4月16日下午泰戈尔在浙江省教育会演说，4月18日又在商务印书馆开欢迎会，申报的报道中出现江苏省教育会，泰戈尔20日在东南大学演讲，申报载述校长的引介，说泰戈尔是“印度教育大家”，4月22日泰戈尔抵达济南，大公报在4月25日刊文《泰戈尔过济盛况补志》，载述了泰戈尔抵达济南后，当地的校长、教育厅长等赶赴欢迎，5月23日在山西教育机关开会。而且泰戈尔来华演讲的对象很大成分是学生，所以泰戈尔在华“形象”也以教育家显现。
泰戈尔的教育活动家形象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从欢迎者的组成上看，教育团体是最主要的团体，泰戈尔从上海登陆，在杭州、南京、济南等地旅行、游玩，到在北京演讲、活动，教育团体一直是最忠诚的追随者；从泰戈尔的演讲对象上看，学生是最主要的群体，泰戈尔在各大学校进行演讲，其中包括江苏、武汉等地的中学和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等知名高校，这些学校的学生是其宣讲的对象；从泰戈尔的演讲内容看，泰戈尔多次提及他在印度办的国际学校，还希望中国方面派遣学者去交流学习。
二、宗教活动家
泰戈尔来自于印度，印度充满各种宗教，古印度的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最大，中国人对泰戈尔这位印度來的客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倾向于将泰戈尔与佛教等宗教联系起来。
泰戈尔的宗教活动家形象，泰戈尔与宗教的关系在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很容易看到，但是这种宗教不是具体指某一特定宗教，基督教、佛教等都对泰戈尔给予关注，4月18日商务印书馆的欢迎会就有基督教会成员参加，到了北京以后泰戈尔参观了法源寺，还参加了佛教欢迎会，5月19日还参加了中外各教联合会的欢迎会。例如，4月28日晨报《丁香花下泰戈尔之佛音》：“一种真诚优雅之流露，颇给听众以不可思议之印象”，泰戈尔的宗教活动家形象不是那种牧师类的形象，而是一种热心宗教事业发展，而且泰戈尔的外在形象和诗意的言谈都有一股宗教的意味，这种意味集中体现在泰戈尔的宗教般的哲学思考上。同样，5月20日申报《泰戈尔关于佛教之谈话》不是泰戈尔参加佛教的法事或者與佛教有直接的从属关系，而是指泰戈尔对佛教的意义的思考，佛教是精神的，不是物质主义所推崇的征服，而是强调一种和谐关系。
由上可以看出，泰戈尔的宗教活动家形象主要是指佛教活动家的形象，这和中国人泰戈尔的理解有关，中国人对印度的最大印象就是佛教，泰戈尔的宗教活动家身份自然和佛教有关。
三、政治活动家
如果说泰戈尔从事教育活动和宗教活动与文学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泰戈尔的政治活动则让人费解，但是泰戈尔不同于一般人，他的文学的创作面临的是一个现代化的议题，泰戈尔的文学引领印度文学走向现代，在现代化这个议题上，文学和政治相互通联。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比如中国的文学研究会，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后，崇奉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为中国第一个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有“人生派”之称。文学研究会的现实主义倾向就是在社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一项选择，无论是泰戈尔的文学还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它们都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政治作为社会的一个有机元素，自然也和文学有了一定的勾连。
既然泰戈尔参与政治活动可以理解的通，那么他的政治活动家的形象是如何在报刊中体现的呢？我选取了1924年泰戈尔来华后申报从4月12日到5月20日这一时段的报道，通过报道主题及相关内容的分析来探析泰戈尔的政治活动家形象是如何呈现的。
412印度诗人太戈尔即将抵沪；414太戈尔与中国新闻社记者谈话；4月18、19、20印诗人太戈尔在杭讲演记（文中没有一句是称泰格为诗人的，大抵“太氏”称之使用的代词是“他”报道中的太戈尔以印度人自称，“我们印度人”，在这里印度人是一种具有政治区分的国别意识）；4月19日泰戈尔欢迎会记；419各团体昨晚欢宴太戈尔；419孙中山电邀太戈尔游粤，“发表对于东方文学及文化上种种意见”；420俞长源泰戈尔的小说；420泰戈尔参观有正书局——购买中国画册十余种；422太戈尔在宁讲演纪；426耿光太戈尔之略史与其思想一斑；426英美歇会招待泰戈尔时之演说；426太戈尔抵京；428北京英美协会欢迎太戈尔；428讲学社招待太戈尔游北海；429太戈尔抵京后之概况；430泰戈尔在法源寺之讲演；430501梁任公之迎太讲演；501太戈尔在先农坛之演讲；520泰戈尔关于佛教之谈话。
从上可以看出，泰戈尔与孙中山、梁启超等人的联系很容易让他具有政治活动家的形象，而且他在申报中同新闻记者的谈话内容也和社会政治有关系，不仅如此泰戈尔在山西会见了阎锡山，和阎锡山讨论了农村改革方面的事情，所有总总都让泰戈尔在中国人心中刻下了政治活动家的形象。
参考文献：
[1]晨报记者.丁香花下泰戈尔之佛音，<晨报>，1924年4月28日.
[2]申报记者.泰戈尔关于佛教之谈话，<申报>，1924年5月20日.
[3]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7月，第30页.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泰戈尔；社会活动家；形象
泰戈尔在华期间，各种社会团体（包括教育团体、宗教团体、政界、外交界、新闻界、文学界等）邀请泰戈尔演说，泰戈尔还会见印侨、日本人、英文教员、苏联公使、英美协会、满清贵族溥仪等，所到之处有学校、议会、寺庙、御花园、山西宗祠，可以说他的行程让他像一个十足的社会活动家，广泛的与社会各界接触，知识界、教育界、宗教界、外交界、政界等不一而足。
一、教育活动家
泰戈尔访华期间，他与教育有不解之缘，无论是从行程安排还是从泰戈尔具体的言行来看，他在1924年的中国舞台上留下了一个热心于教育事业的教育活动家形象。
泰戈尔在华时频频参加教育界的活动，4月16日下午泰戈尔在浙江省教育会演说，4月18日又在商务印书馆开欢迎会，申报的报道中出现江苏省教育会，泰戈尔20日在东南大学演讲，申报载述校长的引介，说泰戈尔是“印度教育大家”，4月22日泰戈尔抵达济南，大公报在4月25日刊文《泰戈尔过济盛况补志》，载述了泰戈尔抵达济南后，当地的校长、教育厅长等赶赴欢迎，5月23日在山西教育机关开会。而且泰戈尔来华演讲的对象很大成分是学生，所以泰戈尔在华“形象”也以教育家显现。
泰戈尔的教育活动家形象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从欢迎者的组成上看，教育团体是最主要的团体，泰戈尔从上海登陆，在杭州、南京、济南等地旅行、游玩，到在北京演讲、活动，教育团体一直是最忠诚的追随者；从泰戈尔的演讲对象上看，学生是最主要的群体，泰戈尔在各大学校进行演讲，其中包括江苏、武汉等地的中学和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等知名高校，这些学校的学生是其宣讲的对象；从泰戈尔的演讲内容看，泰戈尔多次提及他在印度办的国际学校，还希望中国方面派遣学者去交流学习。
二、宗教活动家
泰戈尔来自于印度，印度充满各种宗教，古印度的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最大，中国人对泰戈尔这位印度來的客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倾向于将泰戈尔与佛教等宗教联系起来。
泰戈尔的宗教活动家形象，泰戈尔与宗教的关系在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很容易看到，但是这种宗教不是具体指某一特定宗教，基督教、佛教等都对泰戈尔给予关注，4月18日商务印书馆的欢迎会就有基督教会成员参加，到了北京以后泰戈尔参观了法源寺，还参加了佛教欢迎会，5月19日还参加了中外各教联合会的欢迎会。例如，4月28日晨报《丁香花下泰戈尔之佛音》：“一种真诚优雅之流露，颇给听众以不可思议之印象”，泰戈尔的宗教活动家形象不是那种牧师类的形象，而是一种热心宗教事业发展，而且泰戈尔的外在形象和诗意的言谈都有一股宗教的意味，这种意味集中体现在泰戈尔的宗教般的哲学思考上。同样，5月20日申报《泰戈尔关于佛教之谈话》不是泰戈尔参加佛教的法事或者與佛教有直接的从属关系，而是指泰戈尔对佛教的意义的思考，佛教是精神的，不是物质主义所推崇的征服，而是强调一种和谐关系。
由上可以看出，泰戈尔的宗教活动家形象主要是指佛教活动家的形象，这和中国人泰戈尔的理解有关，中国人对印度的最大印象就是佛教，泰戈尔的宗教活动家身份自然和佛教有关。
三、政治活动家
如果说泰戈尔从事教育活动和宗教活动与文学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泰戈尔的政治活动则让人费解，但是泰戈尔不同于一般人，他的文学的创作面临的是一个现代化的议题，泰戈尔的文学引领印度文学走向现代，在现代化这个议题上，文学和政治相互通联。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比如中国的文学研究会，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后，崇奉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为中国第一个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有“人生派”之称。文学研究会的现实主义倾向就是在社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一项选择，无论是泰戈尔的文学还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它们都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政治作为社会的一个有机元素，自然也和文学有了一定的勾连。
既然泰戈尔参与政治活动可以理解的通，那么他的政治活动家的形象是如何在报刊中体现的呢？我选取了1924年泰戈尔来华后申报从4月12日到5月20日这一时段的报道，通过报道主题及相关内容的分析来探析泰戈尔的政治活动家形象是如何呈现的。
412印度诗人太戈尔即将抵沪；414太戈尔与中国新闻社记者谈话；4月18、19、20印诗人太戈尔在杭讲演记（文中没有一句是称泰格为诗人的，大抵“太氏”称之使用的代词是“他”报道中的太戈尔以印度人自称，“我们印度人”，在这里印度人是一种具有政治区分的国别意识）；4月19日泰戈尔欢迎会记；419各团体昨晚欢宴太戈尔；419孙中山电邀太戈尔游粤，“发表对于东方文学及文化上种种意见”；420俞长源泰戈尔的小说；420泰戈尔参观有正书局——购买中国画册十余种；422太戈尔在宁讲演纪；426耿光太戈尔之略史与其思想一斑；426英美歇会招待泰戈尔时之演说；426太戈尔抵京；428北京英美协会欢迎太戈尔；428讲学社招待太戈尔游北海；429太戈尔抵京后之概况；430泰戈尔在法源寺之讲演；430501梁任公之迎太讲演；501太戈尔在先农坛之演讲；520泰戈尔关于佛教之谈话。
从上可以看出，泰戈尔与孙中山、梁启超等人的联系很容易让他具有政治活动家的形象，而且他在申报中同新闻记者的谈话内容也和社会政治有关系，不仅如此泰戈尔在山西会见了阎锡山，和阎锡山讨论了农村改革方面的事情，所有总总都让泰戈尔在中国人心中刻下了政治活动家的形象。
参考文献：
[1]晨报记者.丁香花下泰戈尔之佛音，<晨报>，1924年4月28日.
[2]申报记者.泰戈尔关于佛教之谈话，<申报>，1924年5月20日.
[3]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7月，第30页.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