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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宏观经济政策一次大的转向，中国并没有完全放弃需求侧管理，而是双管齐下。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同一个指向：调整经济结构。
说起2015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始自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首次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紧接着在11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也提出“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
这是中国对经济改革思路的一次重大调整。在此之前的很多年，中国奉行的一直是需求侧管理，投资、出口和消费三架马车大众耳熟能详，每次经济不振，都会看到媒体报道政府加大基础投资力度、鼓励出口、提高出口退税额度等等之类的政策出台。
众所周知，受全球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近年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各种刺激政策都效果不彰。于是，从根本上改变调控思路成为一种选择。
但这次调整思路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次大的转向，中国并没有完全放弃需求侧管理，而是双管齐下。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同一个指向：调整经济结构。这是全世界的难题。安倍经济学旧三支箭前两支支支见效，唯到结构性改革就折戟沉沙。新三支箭再次发力，却是饱受诟病。
供给侧改革甫一出来，各种解读便开始乱花渐欲迷人眼，有说供给学派登堂入室的，有说撒切尔主义卷土重来的，还有说这是中国独创的新供给学派，更有说这不是什么经济学流派支撑的思路，这不过是实用主义。
30多年来，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很难被按旧模式分类，中国任何一次经济改革思路的调整，都不要轻易地下论断，拿一顶旧帽子随意扣上，肯定不准确，若再拿旧帽子的内容去匡正以后的具体改革，必然会失败，这是30多年的改革经验。
在这个意义上，这次经济改革思路的调整，肯定不是简单地转向供给学派或重拾撒切尔主义。别忘了，金融危机正是由于缺乏管制。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中居于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普遍依据凯恩斯理论制定经济政策，这些政策都是需求侧管理。但凯恩斯经济学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会出现菲利普斯曲线恶化，也就是导致滞涨。
上世纪70年代，英美就陷入滞涨，生产停滞，物价上涨，失业严重，于是供给学派兴起。供给学派主张萨伊的“供给自创需求”，所以当时美国和英国依据供给学派制定的政策是进行供给侧管理。这也就是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兴起的开始。
但事实证明，供给学派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短暂的繁荣之后，美国就陷入了二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这样的政策制定当然不是中国的楷模。
至于所谓中国首创的新供给学派，到底是否可自成一流派，能对经济起到多大的作用，恐怕还很难说。不过能影响到国家制度政策的思路调整，也是大功一件。目前国内已有不少经济学家自认新供给学派。
新供给学派的说法起自2012年，那年11月，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组建了“70后经济人改革论坛 ”，讨论新供给主义。
同时，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领衔的“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七人发表《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以50后和60后经济学家为主。
2013年，因为相似的主张，论坛和研究小组合二为一，组建了华夏新供给研究院。新供给主义和供给学派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并不那么反对政府干预。
但主张中国应该进行供给侧管理并不是什么新观点，也不是“70后经济人改革论坛”和“研究小组”最先提出来的。早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张五常就撰文指出：鼓励内供远胜鼓励内需。
要想真正重振中国经济，新供给主义大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次的宏观经济政策思路调整，当然更不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拆东墙补西墙”的实用主义。这次调整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调整经济结构，这是一个完整的设计。因为之前需求侧管理的成效不彰，所以才开始并重供给侧管理。
之前需求侧管理成效不彰，最明显的就是国内消费不振。三架马车驰骋了很多年，但消费这匹马一直是跛足的。
很多年，经济增速一放缓，政府就会加大投资力度，这一度也非常有效，但也带来了一些明显的不良后果，政府赤字变大，地方债存在隐忧等等。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四万亿刺激，虽然让中国经济在危机后最快走出来，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存在的问题，像饮鸩止渴。
当美国经济在创新中真正有起色，人们才发现，投资真的已经不再是中国经济的良药，它也许能带来好看的统计数字，但带不来可持续发展。投资拉动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出口更是早已疲软，国家大力补贴，给予出口退税等诸多优惠政策，以致同样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在经过长途跨国运输之后，在国外买竟然比在国内买还便宜。
在外汇储备早已很高，甚至有人开始呼吁国家拿出一部分外汇储备发给百姓以降低储备风险和有利于启动消费。在这种状况下，再鼓励出口以利经济增长，已经意义不大。
也正因此，近年国家一直在想办法启动消费，不断降低存款利率，奖励家电下乡以期打开农村市场等等。但出台那么多政策，消费却一直启动不起来。
消费为什么启动不了？这些年出现了各种说法，最早是说国人就是喜欢存钱，所谓储蓄偏好，观念问题。后来又有说法是，住房、教育和医疗新三座大山压力巨大，造成百姓不敢消费。更有甚者，说因为中国买方市场太多年了，确实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消费需求。
所有的解释都指向了国人消费不足。但真的是消费不足吗？ 这些年，中国人已经成了海外购买的大客户，美国、欧洲、日本等等，都觉得中国人现在很有钱，很多购物场所都配了会说汉语的服务人员，或者中文对照的产品说明。甚至有地方整理出国人购物时的常问问题，做成一本和当地语言对照的小册子，以便国人查询。国外在惊呼，中国人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人，感觉能买下全世界。
国人真的那么富裕了吗？是富裕了，但肯定没到国外以为的程度。为什么如此大手笔的海外购物？因为国外很多物品价廉物美。大手笔，不过是可能把一年的购物支出集中购买了而已。
同样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外买不仅便宜，质量还好。十几二十年前，如果有国人出国买到了中国制造回来，会被嘲笑。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大包小包地从海外背中国制造回来。中国消费者不是需求不足，而是国内的供给满足不了消费需求。
国内消费一直不振，海外消费却愈演愈烈。显然，有些经济政策没有找准消费的痒点。当需求侧管理局部失灵的时候，适时地推出供给侧管理是必然的。但另一方面，供给侧管理的推出不过是为了解决需求侧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这只是经济思路的调整，绝不是转向。
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虽然很大程度上单兵突进，快于其他一些领域的改革，但经济改革和中国整体改革是一体的。供给侧改革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但供给侧管理的成效，实际取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未来5年也是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5年，所有的政策指向，都是2020年的最终目标。这是中国改革真正攻坚的5年。五中全会之后，习近平在11月的中央深改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两次提到抓好和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
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中肯定包括减税和简政。财税体制改革已经提了很多年，财税领域的专家认为，财税体制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很好的抓手，因为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必定要规范很多政府行为，比如政府预算。
财税体制改革推行缓慢，恰恰是因为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这些年的经验证明，改革到深处，经济领域的改革完全靠经济改革是推不动的，经济改革并不能倒逼其他领域的改革。
对供给侧改革来说，减税和简政，一个很大的意义是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繁荣了，供给体系才会更理想。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撰文称，过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过去供给体系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
杨伟民认为，有些产业已经达到物理性和资源环境约束的承载能力峰值，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得出去。而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是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
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降不下去，有自身原因，也有环境原因。
民营经济的转型，需要政府提供政策环境。民营经济若跟不上，供给侧改革便很难落到实处。民营经济有其自身对市场的敏感，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政府在经营上的指导，而是在宏观上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更平等的待遇，更顺畅的服务。
政府职能转变也提了很多年了，但服务意识依然不到位。在国家部委和省一级政府，观念已经改变很多，但越到基层，政府部门的观念问题越严重。政府一些职能部门，提供的是服务，审核同样是一种服务，是政府公共职能的体现，不是一种特权。
当国家治理能力更完善，所有经济改革的攻坚战也就好打了。
说起2015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始自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首次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紧接着在11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也提出“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
这是中国对经济改革思路的一次重大调整。在此之前的很多年，中国奉行的一直是需求侧管理，投资、出口和消费三架马车大众耳熟能详，每次经济不振，都会看到媒体报道政府加大基础投资力度、鼓励出口、提高出口退税额度等等之类的政策出台。
众所周知，受全球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近年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各种刺激政策都效果不彰。于是，从根本上改变调控思路成为一种选择。
但这次调整思路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次大的转向，中国并没有完全放弃需求侧管理，而是双管齐下。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同一个指向：调整经济结构。这是全世界的难题。安倍经济学旧三支箭前两支支支见效，唯到结构性改革就折戟沉沙。新三支箭再次发力，却是饱受诟病。
不要扣帽子
供给侧改革甫一出来，各种解读便开始乱花渐欲迷人眼，有说供给学派登堂入室的，有说撒切尔主义卷土重来的，还有说这是中国独创的新供给学派，更有说这不是什么经济学流派支撑的思路，这不过是实用主义。
30多年来，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很难被按旧模式分类，中国任何一次经济改革思路的调整，都不要轻易地下论断，拿一顶旧帽子随意扣上，肯定不准确，若再拿旧帽子的内容去匡正以后的具体改革，必然会失败，这是30多年的改革经验。
在这个意义上，这次经济改革思路的调整，肯定不是简单地转向供给学派或重拾撒切尔主义。别忘了，金融危机正是由于缺乏管制。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中居于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普遍依据凯恩斯理论制定经济政策，这些政策都是需求侧管理。但凯恩斯经济学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会出现菲利普斯曲线恶化，也就是导致滞涨。
上世纪70年代，英美就陷入滞涨，生产停滞，物价上涨，失业严重，于是供给学派兴起。供给学派主张萨伊的“供给自创需求”，所以当时美国和英国依据供给学派制定的政策是进行供给侧管理。这也就是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兴起的开始。
但事实证明，供给学派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短暂的繁荣之后，美国就陷入了二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这样的政策制定当然不是中国的楷模。
至于所谓中国首创的新供给学派，到底是否可自成一流派，能对经济起到多大的作用，恐怕还很难说。不过能影响到国家制度政策的思路调整，也是大功一件。目前国内已有不少经济学家自认新供给学派。
新供给学派的说法起自2012年，那年11月，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组建了“70后经济人改革论坛 ”，讨论新供给主义。
同时，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领衔的“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七人发表《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以50后和60后经济学家为主。
2013年，因为相似的主张，论坛和研究小组合二为一，组建了华夏新供给研究院。新供给主义和供给学派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并不那么反对政府干预。
但主张中国应该进行供给侧管理并不是什么新观点，也不是“70后经济人改革论坛”和“研究小组”最先提出来的。早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张五常就撰文指出：鼓励内供远胜鼓励内需。
要想真正重振中国经济，新供给主义大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次的宏观经济政策思路调整，当然更不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拆东墙补西墙”的实用主义。这次调整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调整经济结构，这是一个完整的设计。因为之前需求侧管理的成效不彰，所以才开始并重供给侧管理。
真的消费不足吗？
之前需求侧管理成效不彰，最明显的就是国内消费不振。三架马车驰骋了很多年，但消费这匹马一直是跛足的。
很多年，经济增速一放缓，政府就会加大投资力度，这一度也非常有效，但也带来了一些明显的不良后果，政府赤字变大，地方债存在隐忧等等。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四万亿刺激，虽然让中国经济在危机后最快走出来，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存在的问题，像饮鸩止渴。
当美国经济在创新中真正有起色，人们才发现，投资真的已经不再是中国经济的良药，它也许能带来好看的统计数字，但带不来可持续发展。投资拉动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出口更是早已疲软，国家大力补贴，给予出口退税等诸多优惠政策，以致同样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在经过长途跨国运输之后，在国外买竟然比在国内买还便宜。
在外汇储备早已很高，甚至有人开始呼吁国家拿出一部分外汇储备发给百姓以降低储备风险和有利于启动消费。在这种状况下，再鼓励出口以利经济增长，已经意义不大。
也正因此，近年国家一直在想办法启动消费，不断降低存款利率，奖励家电下乡以期打开农村市场等等。但出台那么多政策，消费却一直启动不起来。
消费为什么启动不了？这些年出现了各种说法，最早是说国人就是喜欢存钱，所谓储蓄偏好，观念问题。后来又有说法是，住房、教育和医疗新三座大山压力巨大，造成百姓不敢消费。更有甚者，说因为中国买方市场太多年了，确实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消费需求。
所有的解释都指向了国人消费不足。但真的是消费不足吗？ 这些年，中国人已经成了海外购买的大客户，美国、欧洲、日本等等，都觉得中国人现在很有钱，很多购物场所都配了会说汉语的服务人员，或者中文对照的产品说明。甚至有地方整理出国人购物时的常问问题，做成一本和当地语言对照的小册子，以便国人查询。国外在惊呼，中国人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人，感觉能买下全世界。
国人真的那么富裕了吗？是富裕了，但肯定没到国外以为的程度。为什么如此大手笔的海外购物？因为国外很多物品价廉物美。大手笔，不过是可能把一年的购物支出集中购买了而已。
同样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外买不仅便宜，质量还好。十几二十年前，如果有国人出国买到了中国制造回来，会被嘲笑。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大包小包地从海外背中国制造回来。中国消费者不是需求不足，而是国内的供给满足不了消费需求。
国内消费一直不振，海外消费却愈演愈烈。显然，有些经济政策没有找准消费的痒点。当需求侧管理局部失灵的时候，适时地推出供给侧管理是必然的。但另一方面，供给侧管理的推出不过是为了解决需求侧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这只是经济思路的调整，绝不是转向。
改革一盘棋
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虽然很大程度上单兵突进，快于其他一些领域的改革，但经济改革和中国整体改革是一体的。供给侧改革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但供给侧管理的成效，实际取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未来5年也是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5年，所有的政策指向，都是2020年的最终目标。这是中国改革真正攻坚的5年。五中全会之后，习近平在11月的中央深改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两次提到抓好和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
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中肯定包括减税和简政。财税体制改革已经提了很多年，财税领域的专家认为，财税体制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很好的抓手，因为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必定要规范很多政府行为，比如政府预算。
财税体制改革推行缓慢，恰恰是因为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这些年的经验证明，改革到深处，经济领域的改革完全靠经济改革是推不动的，经济改革并不能倒逼其他领域的改革。
对供给侧改革来说，减税和简政，一个很大的意义是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繁荣了，供给体系才会更理想。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撰文称，过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过去供给体系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
杨伟民认为，有些产业已经达到物理性和资源环境约束的承载能力峰值，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得出去。而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是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
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降不下去，有自身原因，也有环境原因。
民营经济的转型，需要政府提供政策环境。民营经济若跟不上，供给侧改革便很难落到实处。民营经济有其自身对市场的敏感，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政府在经营上的指导，而是在宏观上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更平等的待遇，更顺畅的服务。
政府职能转变也提了很多年了，但服务意识依然不到位。在国家部委和省一级政府，观念已经改变很多，但越到基层，政府部门的观念问题越严重。政府一些职能部门，提供的是服务，审核同样是一种服务，是政府公共职能的体现，不是一种特权。
当国家治理能力更完善，所有经济改革的攻坚战也就好打了。